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展示～～～～～～～～

白鹤 · 发表于 2005-7-22 17:50:41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作者：时殷弘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一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是个分支，属于更大的主题即"历史与理论"，或"历史考察与理论研究"。不过，也许这个分支本身仍有疑问，亦即所谓大战略理论是不是真正的理论。当然，按照狭隘的科学主义信仰，被一些著名的大战略学者强调为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或广而言之战略）（例如，见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Syllab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Fall 2000；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参见Peter Paret, "Clausewitz," in Peter Paret ed., Th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1986), chapter 7.）似乎并无真正的理论可言，因为用一位反复呼吁警惕这种信仰的杰出战略史兼战略思想家的话来说，"政治科学家……倾向于假定简约主义的、系统的和量化的方法才构成好的科学"，或者真正的理论，"尽管事实上物理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对此越来越少有把握"。（"他们试图在政治领域内应用从牛顿时期直到19世纪末在所谓’硬’科学领域造就了种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的方法。然而，政治科学缓于承认自己模仿的那些科学自那时以来一直并非静止不变。"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gaire Woods, ed.,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 . Oxford, 1996, p. 33；又见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expande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1994, pp.382~388.）然而，如果按照其本来性质恰当地拓宽"理论"的定义，同时又不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与一般更宽泛的宏观思考混同起来，便能够认为理论就是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事态内在机理之足够简洁和抽象的表述即命题(proposition) 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据此，大战略理论当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理论，而且就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领域而言，它与理论资格被广泛公认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即使仅仅大战略概念本身，就在本质上包含理论以及理论与政策的关系，这至少是因为在缔造战略时，决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明示或隐含地依据"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假设，即他们的（哪怕只是隐含的）国际政治模式"[Christopher Layne, "China’s Rol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Partner, Regional Power, or Great Power Rival?" in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Honolulu, Hawaii),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2004).]。 　　二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的关系隶属于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近2500年前，修昔底德就非常自觉地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考察中提炼他的理论性思考论断，即他所谓人性使然而经久地适用于未来的往昔道理，（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ex Warner ，Harmondsworth, UK, 1976, p. 48.）同时非常自觉和辉煌地用这些论断实际引导或便利他的战争史考察，而从19世纪初期兰克创始现代历史学直至今天，历史与理论的联系更是始终不息地得到思考和讨论。在这些联系当中，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功能，连同反过来历史研究和理解对于理论的合理构建和有效应用的功能，列于最重要的位置。 　　关于前一类功能，我曾在三年多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将它们概括为启示、"定焦"、梳理、总结和升华功能，连同对于被认识到的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有力推广功能。（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所谓启示和"定焦"，首先在于理论能够提示和突出那些按照理论逻辑必定存在的重要方面。它们的存在所以往往需要理论的提示和凸显，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多半集中关注具体的局部事态、从而不免视野较窄的历史考察者忽视，后者往往因此完全缺乏对于这些重要方面的起码意识。也就是说，用理论来对照，可以判断相关的史事叙述、阐释和理解是否足够周全。理论的启示和"定焦"功能还在于，它们可以提醒历史考察者去洞察和把握无数历史表象和局部机理下面的深层逻辑，而且使他们在这么做时一般便利得多。没有这种提醒和帮助，历史考察往往就将是过于经验式的和纯然"朴素"的，就很不容易、甚至极少可能拨开所有较大规模历史现象系统必有的高度繁杂的表象来洞察内在关键，而这样的"朴素"考察者当中那些具有较精细的智识本能和较多智慧的，则难免会由于大千世界的流动不息和自相矛盾而困惑。反过来看，例如，国际体系理论的启示和"定焦"曾帮助历史学家抓住近四个世纪里现代国际政治的若干基本要素，从而以不足150页篇幅，展示出一幅深刻但不失生动、简练但不失丰富的整个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图景。（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rd edition ，New York, 1995, Part I.）理论的甚至更重大的启示作用还在于，它们有时可以提示人们从一整个全新的视角去考察历史，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全新理解。这里的道理同其他学问领域的一样：视角的创新一般是最大的创新，提供了近乎全系统创新(systemic innovation)的很大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学启示作用就是这方面特别重大的典范。 　　理论的梳理功能在于，理论本身出自对大量具体事实的梳理，反过来又通过其概念、范式、命题和模式等，依照事物的共性和深层联系将纷繁的现象世界理出一个"智识秩序"，使之能够或容易被人理解和把握。每个有过在现代中高等教育体系中就学或教学经历的人都会懂得，这甚至对任何系统的知识记忆来说都是必要或近乎必要的。至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功能，则在于使历史考察能够或便于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下面提炼出深层的机理，或者说"读出"其内在秘密。由此，历史的本质涵义从隐含的变成明显的，从自在的变成自为的。最后，理论还有其推广功能：理论性的模式、概念甚而术语大有助于历史经验和教益的推广，使它们得以广泛传播和经久延续，从而产生重大的实践影响，虽然理论在此过程中往往会"牺牲"掉它原有的一部分（甚而大部分）精细、灵活和非教条性质。因为，倘若没有理论性的模式、概念乃至术语的简化和凝固作用，那么许多史家（特别是现当代的史家）单纯通过"专业性"史述展示的历史经验和教益，是不仅普通老百姓、而且国务家和社会"精英"都不容易真正领会和牢记的，甚至往往干脆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休谟《论均势》一文（David Hum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 N.J., 1986）而得到非常广泛信奉的"均势"概念和模式，也许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又如，修昔底德在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述中，非常明确地用利益、恐惧和名誉来理论性地概括国家间争斗的根本缘由，这经17世纪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强调和演绎，（见《利维坦》第13章。霍布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位英译者）几百年来不知影响或塑造了多少国务家、政论家的国际政治观和对外政策思想！ 　　三 　　谈过了理论对历史研究和理解的一般功能，就可以方便得多地展示大战略理论对战略史考察的作用，因为现在仅靠个案的例解就基本上足够了。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爱德华防仗匚た嗽诖笳铰岳砺鄣姆⒄估讨杏衅渲匾匚唬谡夥矫娴氖滓毕资撬

白鹤 · 发表于 2005-7-22 17:51:33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3" width="90%" align="center" border="0"><tr><td>在此要拿来其例解作用的第二个范例，是迄今为止应当说最优秀的一部大战略史论著--1998年出版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Geoffrey Parker,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New Haven, 1998. 参见Geoffrey Parker, "The Making of Strategy in Habsburg Spain: Philip II’s ’Bid for Mastery’," i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该书作者杰弗里放量瞬⒎抢仗匚た四茄且哉铰岳砺垩芯课饕档睦费"涉猎者"（尽管是杰出的"涉猎者"），而是研究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的最权威史学家之一。他的《腓力二世的大战略》主要依据多国档案文件、包括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政府在其鼎盛时期的绝大多数档案文件写成，而不像《罗马帝国的大战略》那样主要依靠古今往来史家的第二手著作。该书在其论述中，并无《罗马帝国的大战略》导言那样的、非常分明和集中地显示大战略理论与其罗马帝国根本表现的简要概说，虽然尤其在篇幅较长的导论和结论部分，他较多地铺陈了寓于西班牙帝国结构、体制、机制和腓力二世本人特质之中的复杂多面的大战略道理。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在此要特别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帕克以其著作标题，加上该书的论述结构和全部内容，再清楚不过地宣告他发掘和展示的是大战略：欧洲现代史上最显赫的一个霸国的大战略，连同其失败机理和教训。同勒特韦克一样，他写作之前肯定已经有明确、系统和（也许是那些富有国家大战略意识的历史学家特有的）异常精细灵活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否则他不可能独一无二地写出一部腓力二世帝国大战略史，[就此可比较该书与英语国家内头号西班牙帝国史学家埃利奥特(J. H. Elliott)的名著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63) 的第四至第七章。不过，埃利奥特也撰写过体现大战略原理及其实践复杂性的专门的大战略史论著，涉及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在腓力二世之后的严重衰落以至基本败亡，那就是"Managing Decline: Olivares and Grand Strategy of the Spanish Empire," in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不可能在如此的巨篇中始终像大军事史家迈克尔坊艋潞粲醯哪茄盐誠"国际关系的战略维度"（Michael Howard,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dem, Causes of War and other Essays，London, 1983.）。 　　在帕克笔下，腓力二世治下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被明确界定为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日不落帝国"），这不单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地理规模或地理分布，也是因为它始终怀抱世界统治（"普遍帝国"）幻想。（例如，"……王朝的臣民和支持者写的许多著作公开号召哈布斯堡建立一个’普遍帝国’。1548年腓力从西班牙至尼德兰的巡游，1571年勒班陀海战的胜利，1580年之兼并葡萄牙，无不激起了类似的文潮，极力主张哈布斯堡获取一个’普遍帝国’。90年代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地都出现了又一场普遍主义文潮，直至其巅峰--托马索房蹬聊诶

白鹤 · 发表于 2005-7-22 17:52:27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石斌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一 　　这里所说的思想史，主要指"国际关系思想史"。但这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如果说思想是人对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既然存在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就会产生相应的理性思考，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自然也可以说有一部国际关系的思想史。但思想家们过去大多并未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严格区分开来，20世纪以前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虽然国际法也是国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近代国际法与政治哲学也是相互交织的，法哲学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法律与政治的交汇处。政治思想与国际思想、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脱节，主要是一战以后的事情。马丁坊程赜懈鲋鄣悖赫卫砺塾牍世砺凼粲诓煌难芯苛煊颍罢吖睾趺篮蒙睿笳吖睾跎妗Ｓ腥さ氖牵程厮淙欢允欠翊嬖诠世砺鄢只骋商龋词堑贝钪墓仕枷胧芳遥坏衔使叵稻哂兴枷氪常渤腥纤怯胝嗡枷搿⒄握苎芮邢喙亍

白鹤 · 发表于 2005-7-22 17:53:11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3" width="90%" align="center" border="0"><tr><td>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有关国际政治的各种思想、情绪也处于不同的地位。人们对国际秩序或满怀希望或心存恐惧，总是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关，反映了最近的历史记忆、当前的体验与迫切需要。对思想影响最为直接的事件莫过于战争，但战争既导致恐惧与绝望，也刺激想象与期望。以康德式乐观主义与卢梭式悲观主义在20世纪的消长为例，192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盛行的心理根源显然是对一战心有余悸，渴望避免战争重演，而威尔逊主义、国际联盟及其所营造的新秩序幻景则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助长了乐观主义与和平主义；30年代后期的悲观主义正是国联逐步走向失败、权力政治卷土重来的结果，现实主义在40年代上半期居于上风显然是历史的反弹。但理想主义的改革方案在战后初期再度抬头，其中的逻辑是核时代的到来使战争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因此建立世界政府是极其必要的并因而是可能的，这种由绝望导致希望的情形与一战后时期颇为相似。在50年代冷战高潮的背景下，核武器等军事技术的发展又使国际社会弥漫着悲凉的气氛，人类"集体自杀"的可能成为常见话题。这与1962年以后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经过危险博弈美苏似乎已开始理解共处规则。但人们一度松弛的神经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又开始绷紧，这显然与美苏关系恶化，核战略的"实战"态势被再度强化有关。到了20世纪末，自由国际主义又以新的面目第三次抬头，其背景是冷战格局的瓦解和"全球性问题"的凸现。显然，绝望是希望的种子，希望是绝望的根源，这两种理论思潮、两种精神状态既互有消长，又始终并存。 　　总之，思想与行动相互依赖，思想有赖于思想者在行动中的经验，行动有赖于行动者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国际关系的思想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也是相互影响的。思想或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三 　　思想史对于一般理论建构的价值，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思想本身经常被纳入广义的理论范围。人们有时并不区分"思想"与"理论"，政治思想史与政治理论史、政治哲学史甚至哲学史也经常混用。斯特劳斯的书叫《政治哲学史》，萨拜因则称《政治理论史》（中译却是《政治学说史》），希尔贝克的《西方思想史》被译成《西方哲学史》。T.克鲁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史》、H.威廉斯的《政治理论中的国际关系》、K.汤普森的《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等，实际上都将思想与理论等同并强调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但思想与理论还是有区别的。20世纪以前的所谓国际"理论"，严格地说都不过是较为系统的思想。一些观念的吉光片羽，即使用更宽松的标准去衡量，也不属于理论形态的东西。所谓"国际"思想，其思考对象还包括主权国家诞生前的其他政治实体间的关系。无论从哪方面看，思想的历史都长于理论的历史。这就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并不能代替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至少不等于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思想与理论的混同恰恰说明了它们的血肉联系。思想不一定就是理论，但理论一定有思想，理论的核心是思想，"没有思想的理论"是空洞的、多余的。思想也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介于事实与理论之间，因此不但是历史和理论本身的核心，也是历史与理论的中介。 　　思想史是理论的概念和命题的一个重要来源。主权、权力、利益、安全、秩序、均势、外交乃至自由、平等、正义等等，都是相当古老的概念，并非今人的发明。这些概念背后的思想是后人可以借鉴的思考路径，完全另起炉灶既不明智，也不可能。一切现实思想都是历史的，理论本身也有历史，人们无法凭空出新，只能推陈出新，理论创新的能力与了解过去思想、利用历代"集体智慧"的能力成正比。按照伯克的观点，当代人必须同历史对话，因为我们不过是传统所塑造的国际社会的临时管理者。不了解思想历史渊源，要真正理解当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理论恐怕相当困难，剔除修昔底德、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成果，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肯定面目全非。因此，卡尔、摩根索、布尔、沃尔兹等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非常重视对国际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解，而葛兰西、阿伦特、沃尔泽、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同时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思想家。卡尔的思想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媒介而得益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尼布尔和巴特菲尔德的思想带着基督教悲观主义的基因，斯派克曼的思想基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摩根索的思想得益于韦伯的社会学。沃尔兹固然以《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名世，但他本人却非常重视从前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人、国家与战争》、"康德、自由主义与战争"等论著便是精研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结晶，也是其理论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作用还在于，有助于防止理论家过分强调当代问题的独特性或自身理论的优越性。思想史通过将政治定位于更大的历史时空，可以使当代人意识到某些看似新颖独特的问题有时不过是一些由来已久的核心主题的变种，当代人对它们的思考也不见得就比前人高明。思想史通过展示各种不同的思想、思潮、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有助于培育谦虚、宽容和必要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精神，避免理论上的片面化与独断论。 　　国际思想或者更一般地说政治思想的经典文本不仅论及与"实体理论"有关的大量现象领域从而有助于拓展理论的视阈，还就理论本身的性质、目的以及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根本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因此有助于丰富国际关系的"元理论"研究，推动学科本身的自我反省。康德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探讨就是突出的例子。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分歧不仅关乎世界政治的经验本质，也涉及国际理论的本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些据称反对传统主义的当代理论家也从中受到启发。例如批判理论家林克赖特就在怀特的基础上提出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的三分法，而这正好对应哈贝马斯在"知识与兴趣"问题上所区分的三种理论。（A. Linklater, 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1990, pp. 8~10） 　　思想史的参照，还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传统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歧。我们知道，17世纪以来就有笛卡尔式与帕斯卡式的思想方法之间的分歧，19世纪中叶以后更有事实与价值之关系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它们其实并无优劣之分（例如韦伯早就指出两者各有其作用范围与合理性），科学的认识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并不具有永恒的中立性，而总是蕴含着人类既有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去理解科学，进而消弭双方的对峙。最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最终的问题在于国际关系学的"目的"是什么。（A.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74~475页）国际思想史本身属于人文学，"思想传统"具有政治哲学的意蕴。我们既需要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来解释现象，也需要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来为实证科学提供思想和价值基础。国际思想史的根本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四 　　不过，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实际价值取还决于人们的利用方式，对于思想史的不同理解、分类、选择和利用，直接影响到有关理论的内容和风格。思想史上有无数"对子"，如主体/客体、秩序/无政府、国际/国内、中心/边缘、自由/必然，人们经常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等级，两端之间往往还有个中间派。与此种思维方式有关，对国际思想传统的分类也以二分法与三分法最常见。二分法的内涵大多相似，如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辉格传统对托利传统，其中卡尔的论述堪称经典。三分法更是五花八门，怀特的模式最为著名。此外还有五分法。T. 纳丁等人甚至概括出12种不同的国际关系伦理传统。显然，这与分类标准和着眼点有关，眼界越窄，"传统"自然也就越多。 　　然而，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理论标签的局限性。任何分类都难免有简单化之嫌。在实践中各种"传统"既非泾渭分明，也非完全相互排斥。具体思想家的思想成分也比一般的理解更为复杂。维多利亚的思想兼具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因素，但他对人类理性与平等的推崇又使他成为"第一个革命主义者"；马基雅维里本人未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卢梭通常被划入现实主义阵营，这在一些人看来也近乎武断，因为他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绝不亚于对现实主义，康德的和平哲学就直接受惠于他，而康德本人也被一些人认为需要从"康德派"中"营救"出来；黑格尔恢宏的思想体系更可以说兼容了怀特三大传统的成分；格老秀斯的主权概念和国际法主体观念本来含糊不清，他将自然法和国际法笼统适用于主权和非主权实体。怀特和布尔等有意忽略这一特点，目的是为其最初具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国际社会理论服务；（详见石斌：《权力、秩序、正义》，《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西方思想的三大根源也经常被后人用来解释相互对立的东西，人们同时援引新约与旧约来说明奴役与自由、屈从与革命、民主制与君主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合理性，希腊理性主义也被同时用来支持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舆论审查与思想自由等相互矛盾的体制。（William Ebenstein, Great Political Thinkers, New York, 2000, p.5）这说明了思想史的当代性和认识的主观性，"六经注我"是思想史研究的常见现象。世界日新，思想史也常"读"常新。思想史的人文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统一的规定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不可能全靠过去的知识与经验，人们总是从当下的主客观条件与需要出发去理解甚至"建构"思想史。 　　因此，理论对思想史的利用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是：绝不能把各种思想传统看成是僵硬不变、彼此孤立的东西，把各种分类视为可以对号入座的标签，从而造成思维定势，使理论脱离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国际政治的真谛不是来自任何一种思想模式，而是来自它们之间的辩论。其次，必须避免过分强调某些议题而忽视其他议题，或者仅仅关注某种"传统"的立场或结论而忽视问题本身的价值，或者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与层次视为恒久不变的概念或唯一合理的分析层次，将思维局限于它们所预设的研究路径。这不但会使研究议题趋于固化，理论视域逐渐封闭，选择的自由变成几种思想模式所强调的主题之内的自由，还可能造成理论思维的僵化和对理论现状的满足。第三，必须避免作简单的历史类比，忽略某种思想在特定时期成为主流或发生效用的具体条件，或者为了迎合眼前的潮流与需要任意裁剪、扭曲思想传统的历史图景，从而使其他可能的思想选择被人为遮蔽。最后，还应该注意到，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生成与扩展的历史进程有关，西方、尤其是近现代欧洲思想家在国际思想史上通常占据突出位置。但在成员结构与文化价值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代全球体系中，继续忽视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显然已不合时宜。 </td></tr><tr><td align="center">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 </td></tr></table>

白鹤 · 发表于 2005-7-22 17:53:52

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主要流派述评作者：刘　胜　湘 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二○○五年第三期 　　提　要　20 世纪90 年代,从批判理论分离出来的建构主义安全理论脱颖而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称为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三大主流学派。三大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对国际安全问题进行了诠释,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各自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趋势,但国家安全始终是西方国际安全理论分析国际安全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与此同时,西方国际安全研究所涉及的安全内涵及安全主体等等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综合安全研究的新趋势。 　　关键词　国际问题　安全　流派　西方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国际安全研究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形成了一道漩涡,并开始风行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大有被国际安全研究取代之势。笔者力图对西方国际安全理论的三大主流学派,即自由主义安全论、现实主义安全论和建构主义安全论作初步的介绍、分析和评价,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希望借此对国内的国际安全研究有所裨益。 一、国际安全研究的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者追求一种永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该理论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愿意看到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以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的方法,倡导世界民主和庆祝国际相互依赖。[1]反映自由贸易思想的经济依存安全论源于亚当?斯密,他发现了存在于利己的竞争性经济行为背后的一种根本的利益和谐。 当代经济依存安全论产生于19 世纪50 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柯布登(Richard Cobden) 认为,自由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将会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建立国家间永久和谐的惟一条件是消除贸易障碍。美国学者诺尔曼?安吉尔通过战争成本的分析方法论证了贸易与战争的关系。他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被视为非理性的,战争过时的那一天终将会到来, [2]因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3]20 世纪70 年代初,基欧汉和奈在《国际组织》杂志刊登专辑文章,指出了多国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和恐怖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意义。[4]他们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70 年代之后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处于一种复合性的相互依赖状态,因而影响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因素不仅仅是政治,还有经济等因素。国际行为体不仅仅有国家,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际联系是多渠道的,有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这类联系的紧密化和多层次化使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成为不相干的或无足轻重的政策工具。[5]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其象征性作用也在减弱。[6] 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武力的作用将无足轻重。[7]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依存安全论”也得到相应发展。有些学者认为,贸易是实现全球相互依赖的主要工具,因此它可能是整体加强全球家庭相互信任和利益的粘合之路。[8]美国著名学者罗斯克兰斯把国家分成“贸易国家”和“领土国家”两类。他认为,经济依存越来越深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反过来又促进了相互依存。相互依存使贸易的价值上升,战争的可能性变小,因为战争的成本太高了。 国际制度安全论主张通过建立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来确保国际安全。国际机制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含正式的或非正式的) 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者的角色,限定行为者的活动,并影响行为者期望的形成,是有关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9]在新自由派学者的眼中,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 。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并通过谈判和合作促进了解、增进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产生了对建立国际制度的需求,这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安全关系。国际制度安全论的先驱威尔逊在其著名的14 点和平方案中就提出,必须根据专门公约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不论强弱都能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 ,否则国际法的整个体系与效力将永远受损。[10]制度理论与现实主义一样,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11] 理性的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制度合作,以获取绝对收益。国际制度安全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提出,有关国家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存在着共同利益,而这一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获得,为合作提供信息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国际制度是国际合作的最佳途径。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后霸权合作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用国际制度取代霸权。基欧汉一直强调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12]他认为,尽管无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但合作仍然是可能的,因为有互补利益,而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的存在。当共同的利益足够重要并且其他的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没有霸权,合作也可以出现,国际机制也可以创设。[13] 二、国际安全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 　　现实主义理论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 [14]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有追求权力的本性。在国际政治的权力争夺中,如何摆脱国家争夺权力的困境以维持国际安全? 现实主义提出的设想之一是权力均势。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均势结构其实是国家间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 。在一个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动力的世界中,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社会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它在国际舞台上表现为各个国家的权力斗争,即权力均衡。[15]一些国家无论试图维持现状还是推翻现状,都表现出对权力的追求,这种权力欲势必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和旨在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权力均衡和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国际权力均衡的稳定不是由于该原则的错误,而是因为该原则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中运行时,无法摆脱特定的情形。[16]沃尔兹认为,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地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或者,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地想要征服世界,均势形成的趋势必然会出现。均势理论把国际政治描述成一个竞争性的领域,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 [17]建立均势截断了进攻的后路。[18]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以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至是和平。[19]而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很小, [20]制度由权力现象造就,因权力而存在,是权力的一种体现方式。[21] 霸权安全论亦称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这个词最早是由基欧汉创造的。 [22] “霸权稳定论”的思想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先在经济领域中提出的,以后于20 世纪80 年代初被罗伯特?吉尔平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 流动。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23]吉尔平等学者指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该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 [24]霸权国体系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密切相关,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和平与安全就越有可能。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使体系内所有国家受益,因为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霸权国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了好处。[25] 因此,只有建立霸权体系,世界才是稳定和安全的。国际关系领域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追求权力的国家外表是追求均势,实际上是追求权力的优势(superiority of power) ,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安全系数。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通过回击霸权稳定论的批评者进一步论述了霸权安全思想。吉尔平认为,自由国际经济需要一个能致力于自由经济原则的霸权国。[26]霸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存在的必要条件,主导或霸权有助于国际合作。[27]如果没有霸权,就没有一个主导国来履行世界经济顺利运转所必需的几项任务。吉尔平进一步指出,安全不仅指霸权国本身的安全,还包括盟国的安全。他认为,使用希腊语中的“霸主”而不是“主导国”来说明主导国,经常不得不动用权力来实现建立和管理自由世界经济的目标。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利益。我们认为,在霸主的安全利益中可能包括盟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28]

白鹤 · 发表于 2005-7-22 17:54:29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3" width="90%" align="center" border="0"><tr><td>三、国际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 　　建构主义是20 世纪90 年代兴起的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学派。建构主义的思想源于社会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社会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是建构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20 世纪80 年代,建构主义在吸取了批评理论,即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视角看待国际安全,注重国际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传统主流学派的物质能力结构。奥勒夫首先将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1989年,他提出国际关系的第一个建构主义理论。[29]1999 年,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出版,确立了建构主义在国际安全理论中的主流地位。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或身份界定的。[30]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与物质资源的分配有关,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这一切便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行为。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 [31]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32]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33]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现象,即所谓“观念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idea)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具有三个要素:共有知识、物质资源与实践。共有知识涉及该体系中行为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国家间关系是“敌对模式”还是“友善模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不同的身份认同。当国家相互敌对时,它们习惯于猜测对方,当彼此友善时,它们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作为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就是美国认为拥有核武器的英国对其不构成威胁,而拥有核技术的朝鲜是美国的敌人的主要原因所在。国家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还可以通过改变观念变敌对关系为友善关系。这一切则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能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分配。建构主义虽然认同国际结构中的物质因素,但认为物质因素是有限的。温特认为,建构利益的物质力量就是人的本性,但物质建构只占很小的部分,即所谓“弱式”(rump) 的物质主义。 四、对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点评价 　　1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 现实主义理论对安全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权力与安全的关系。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权力较大的行为体将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越大,其国家就越安全。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国家间军事对抗作出了较好的解释。安全困境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现实主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该理论把安全同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安全概念局限于军事层面,使其难以解释因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出现的国际相互依存趋势。均势安全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安全的影响。[34]自由主义安全论弥补了现实主义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在国际安全中的作用的缺陷,更为关注经济,尤其是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互依存安全论,进而提出了国际制度安全论。自由主义安全论较好地揭示了国际相互依存趋势和国际制度的现象。然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均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文化观念因素。 建构主义则从社会文化层面对国际安全作了新的解释,建构主义超越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安全理论的模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安全状态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建构主义虽不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对战争的制约作用,但认为对国际关系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观念、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因素。建构主义者认为,把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忽视了处于国家威胁之下的人所处的不安全状态。一方面,个人的安全依赖于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个人的安全又可能受到国家的威胁。建构主义描绘的“安全共同体”的蓝图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走出“安全困境”的理想途径,然而建构并非易事,为何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都几乎建构出同一结果———均势、霸权与对抗? [35] 2 国家安全是西方国际安全理论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西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在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相互依存安全观和制度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依存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制度安全观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予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基欧汉认为,制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一是,国家是世界政治的首要角色。[36]建构主义理论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37]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采取行动的原因。[38]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有些学者指出,尽管温特认为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物质利益分配对这些认同和利益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他的出发点还是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国家主义。和沃尔兹一样,温特提出的是一个国家中心结构理论。[39]米尔斯海默说,虽然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认为主权国的时代已经过时是缺乏依据的。[40]因为如果国家消失了,可以预测某种新的政治实体来取代它,但好像还没有能够说出怎样替代。[41] 3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新动向 20 世纪90 年代起,西方国际安全研究出现了两大变化,即安全内涵从军事安全转向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安全研究主体从国家单一主体转向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元主体。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20 世纪90 年代,西方的安全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界普遍承认军事力量不是安全的惟一潜在威胁,恐怖主义、移民、污染、贫困及文化等非军事议题已成为西方安全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因素,而综合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全面性、交织性和社会性,安全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和国家层面。当今西方安全研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突破了传统的安全概念,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的传统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传统安全观正让位于综合安全观。 [1]Krauthammer , Charles , 2002 , The Unipolar MomentRevisit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No. 3 ,p. 12. [2]Keohane , Robert O. & Nye ,Joseph S. ,2004 , Power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 ,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 215. [3]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2003 , 《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集团,第15 页。 [4]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2002 ,《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7页。 [5]Keohane ,Robert O. & Nye ,Joseph S. ,2004 , Power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 ,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29～32. [6]同上,p. 6。 [7]同上,p. 86。 [8]Dr. Ambassador ,Louise Diamond &Mc Donald ,John ,1996 ,Multi- Track Diplomacy ,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3rded. ) ,Kumarian Press ,Inc ,p. 52. [9]Keohane , Robert O. , 1989 , International and StatePower ,Boolder :Westview Press ,pp. 3～4. [10]《美国历史文献选集》,1985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第133 页。 [11]Keohane , Robert O. & Martin ,Lisa L. , 1988 , The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 1 ,p. 39. [12]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2001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79 页。 [13]同上,第60～291 页。 [14]彼得?J . 卡赞斯坦著,李小华译,2002 ,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第25 页。 [15]Morgenthau , Hans J . ,1961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p. 23. [16]Morgenthau , Hans J . ,1961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p. 167. [17]Waltz ,Kenneth ,1979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pp. 90～150. [18]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2001 ,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2 页。 [19]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1997 , 《大外交》,海南出版社,第5 页。 [20]Mearsheimer ,John , 1994P1995 , The False Promise of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p. 7. [21]Strange , Susan ,1982 ,Cave ! Hic Dragones :a Critiqueof Regime Analysis ,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 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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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袁正清,2001 ,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载《欧洲研究》,第4 期,第45 页。 [38]Finnemore , Martha , 1996 , National interests in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42. [39]Zehfuss , Maja , 2002 ,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5. [40]约翰?米尔斯海默,2003 ,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12 页。 [41] 同上,第51 页。 </td></tr><tr><td align="center">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 </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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