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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波:发展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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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9 09:40: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进入专题: 伏波   
● 伏波   

    【本文载于法国《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月刊2003年3月号。文章的标题改为“Global Crisis over Iraq -- China hides its intentions again”(“伊拉克问题上的全球危机——中国再次韬光养晦”)。文章正文前的按语如下:“China is much more reticent internationally than it used to b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subordinating their foreign policy to their economic policies, especially the opening of the nation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since the late 1970s. Commercially dependent on the West, China bases its foreign policy on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此处为原作的中译文文本】
     
    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1972年,意识形态优先于国家利益主导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197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与美国这对宿敌握手言和、结成反苏同盟。中美接近大大拓展了中国的战略空间,西方对华贸易封锁的解除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国得以进口急需的高技术产品和农产品。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外交关系的全面解冻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开放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中国的务实方针并没有突破它的意识形态底线,那就是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巧妙地利用了苏联的威胁在其外交务实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并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随着邓小平重返权力中心,官僚集团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抛弃毛**关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极端主义,代之以强调经济发展的务实方针。这一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新政策立刻赢得了全国的广泛支持。于是,中国开始改革它的计划经济,同时引进外国的资本和技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深受其一贯坚守的实用主义信念的影响,毛**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遂被中国***的实用主义教义顺理成章地填补上了,这个教义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貌似合理的论断与邓小平的两句名言恰相吻合:“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以及“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实践”的内涵远不明确,邓所展示的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富裕国家的前景,对于生活在贫困状态达几十年的中国人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邓自信他的“试错”式改革的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因而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比毛的理论在赢得民心方面更具有说服力。按照邓小平的逻辑,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决定因素,用他的话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因此,邓所关心的是立竿见影的经济成就。
     
    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中国的外交立场开始“亲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仇视烟消云散。尽管列宁主义有关帝国主义的定义已经过时,中国***转而使用“霸权主义”这一新措词的举动暗示,**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还疏远了它在第三世界的传统盟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外援逐渐减少;在反对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态度日益模糊。
     
    其次,正如一位资深的中国学者所指出的, 邓小平开放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指向美国1。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而中国正急需引进美国的技术使其前工业化的经济实现现代化,还因为在美苏争霸中,中国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和中国实现经济复兴的急迫性,促使邓决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美国得到中方同意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军售期限实际上被无限期延长了;在与日本和东盟有关钓鱼岛和南中国海的争端中,中国建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尽可能降低周边邻国的敌意,邓相信未来的领导者“更有智慧”解决这些领土争端。
     
    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总体缓和增强了中国安全感,这可以从中国同一时期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减慢得到证明。中国领导人由此得出结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确,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是通向和平的步骤,但这一有关国际安全的结论似乎更多地反映出中国的一相情愿,以恰到好处地证明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合理性。
     
    然而到了1989年,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正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秩序,中美为对抗苏联而结成的战略同盟的基础从此消失。苏联解体产生的权力真空释放出大量不稳定因素,击碎了人们关于世界持久和平的幻想。美国在中东等热点地区干涉的不断升级和在亚太地区军事集结的加强,扰乱了中国对其周边和平的期望。不仅如此,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发起了经济制裁和意识形态征伐,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主题”论受到进一步的挑战。邓小平自己也对这“两大问题”的前景表示悲观,然而,他拒绝对这一判断进行任何的修正。邓的立场坚定并不单单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是由于极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因中美对抗和随后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全面紧张而发生偏向。虽然邓小平已经觉察到冷战后国际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他对中美重修旧好依然寄予厚望,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2。
     
    邓小平保持经济增长的决心之所以不可动摇,还出于另一个政治考虑: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后,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极大撼动,要确保政权的生存惟有倚靠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此,中国更加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如何去赢得和平呢?在邓的思维框架里,答案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绥靖西方!
     
    为了摆脱1989年事件后的外交孤立,邓小平做出决断: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不打旗帜、不当头",同时"韬光养晦"。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退却显然是为了减少美国的敌意,但是却使中国丧失了国际道义制高点,中国失去了一个邓小平曾经在80年代中期时巧妙运用,以动员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有效的道义武器。更确切地说,由于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以及中国经济的落后,某种自卑感支配着中国领导人的潜意识,致使中国在西方的意识形态征伐面前始终处于守势。
     
    与此同时,“不当头”削弱了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它减少了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并危害到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与北朝鲜的关系。北朝鲜挑起了最近的那场核危机,事先却既没有知会它的中国“盟友”,更没有与之进行任何的协商,中国对北朝鲜影响力的下降十分不利于中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正是由于失去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盟友的战略支持,中国在与美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然而,通过在与美国进行的市场准入谈判中做出让步,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表明合作态度,中国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在三个方面得到了回报:1992年以后西方解除了对华制裁;美国保留了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来华的外国直接投资自1992年以来大幅度增加。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激增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增长的势头。
     
    在90年代上半期,与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经济增长的绩效或多或少地增添了中国领导层的信心,也就在这一时期,第三代领导人从他们的革命前辈手中接管了大部分国家权力。与其前任相比,第三代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并无多少信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训练有素的技术官僚,擅长于解决现场问题和局部问题,但工科的教育背景常令其颇为自负。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不足导致他们在处理内政外交方面缺乏战略眼光,除了继承邓的发展主义的遗产外,这一代领导人向人民提供不了更令人信服的前景展望,也不具备参与大国博弈的杰出才略。
     
    不过,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实力的上升引起了美国和东亚国家的高度警觉甚至是敌意。美国在冷战后一直奉行遏制新兴强国的政策,以防止后者对其霸权秩序构成挑战,为此,美国增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并加强了与日本和东盟国家的军事外交同盟。对中国来说,与世界经济融合步伐的加快已令其无法“韬晦”,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更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投下阴影,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在美国先发制人的对华遏制政策下全然失效。
     
    在内政方面,发展主义自身浓厚的机会主义特性造成了改革政策的失衡:为追求经济增长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社会公正甚至安全利益。进入90年代以后,权力推动下的经济改革非但没有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多少条件,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制约因素,腐败、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失业的上升使总需求受到极大抑制。在技术进步方面,缺陷重重的产业政策,以及于1992年开始实施、并不成功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未能使本国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致使中国的产业被历经过去20年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企业革命的西方跨国公司远远抛在了后边3,因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和直接投资。兴起于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加入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跨国公司投资的行列,与国际惯例接轨于是成为中国领导人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衷,使得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并肩反抗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承诺一钱不值,尽管中国不过只是个被动的规则遵从者,而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规则制定者。
     
    相应地,“规则”意识的提高促使中国试图通过成为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的方式,来适应与霸权秩序的共处,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利他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自愿在国际规则框架内行动的目的,是减少周边国家的不信任和敌意,这种自我情愿也反映出中国急于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面对美国无可比拟的军事实力,中国领导人深感自己力量弱小,束手无策。克林顿时期美国的对华“遏制接触”政策(“遏制”和“接触”政策的混合物),激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双重心理:一方面与美国和解,另一方面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江**的“大国外交”方略由此成型,其基础就是在90年代末与所有西方国家建立了伙伴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不得不同时与俄罗斯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以消除它在东北亚的两个最钟情的战略伙伴——日本和美国的威胁。
     
    “大国外交”有实际意义吗?就地缘战略而言,中国要想在美日同盟和美欧大西洋联盟之间打进楔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经济联系的加强并不一定导致政治上的亲近,虽然中国在通过打经济牌使西方国家对华政治批评减弱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三强”(Triad)对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为中国创造了某些回旋空间,但也仅限于经济外交领域。因此,中国与“三强”的关系结构是:与欧盟的关系显然是经济重于政治,与美日关系则压倒性地体现在地缘政治方面。
     
    由于内需动力衰竭的困扰,中国领导人遂不顾一切地试图加入世贸,以便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维持GDP的增长4。中国决策者表现出的迫不及待和公开宣布愿意做出重大让步的做法,大大抬高了中国入世的门槛。更糟糕的是,中国既没有在入世的双边谈判中率先与欧盟及日本展开谈判,以迫使要价最高的美国降低筹码,更没有在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中通过与俄国联手来逼迫美国在中国入世问题上做出让步,而是在这两件事上均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这不仅招致美国反过来对中国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逼得中国节节后退,而且还激起了欧盟的极大愤怒和妒忌,后者也转而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此外,中国总理在北约轰炸科索沃高峰时出人意料的华盛顿之行,使本来就不牢靠的、旨在共同对付美国威胁的中俄地缘政治协作寿终正寝。
     
    中国在上述国家利益运筹上的失策足以使其丧失参与大国博弈的资格。就在中国总理失败出访的一个月后,美国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从而彻底粉碎了中国领导人“大国外交”的迷梦。有意思的是,使中国蒙受耻辱的使馆被炸事件并没有被恰如其分地归因于中国缺乏远见的外交政策,而是被说成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不发达所致。政府当局乘机重拾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作为抵挡民族主义者责难的有利托辞,以掩盖它在外交上的无能。既然“弱国无外交”——此乃官方的一贯说法,那么,与美国的对抗无论如何要加以避免,惟恐因此妨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质上,这是中国在扮演世界大国的外交努力无功而返之后,对发展主义的再次肯定。
     
    与民族主义者领导人邓小平故意降低民族主义的声调以便“韬光养晦”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对民族主义并无热情。在他们眼里,民族主义不过是增加合法性的宣传工具。存在于中国民众中的民族主义,则至多是一种体现民族自尊的自然情感。事实上,官僚机构因无力振兴民族工业而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与自由经济学家和统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双赢”幻觉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文化买办主义的空前盛行5。这与像在韩国这样的国家、民众中蕴藏的根深蒂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法国政府对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所保持的高度警醒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此外,国内的社会政治危机迄今为止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足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以防止局面失控。因此,尽管外交上的挫折构成合法性危机的额外来源,民族主义大众的不满和批评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十分有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弃之不顾。中国领导人在世界事务中保持着低调,甚至在事关自身重大战略利益的事件上,无论是台湾、还是中亚--中国地缘经济的软勒,都保持缄默。
     
    9·11事件后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缓和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然而,美国利用它的全球反恐战争加快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7。美国在东亚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及进入中亚、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接管、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有名无实、以及台湾分离倾向的增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并威胁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盟同意搁置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以便开展区域经济合作,这一姿态呼应了中国在20年前的提议。但是,东盟与中国就在多边框架内解决领土问题达成的协议,却导致了南中国海争端的国际化。当前,中国针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外交反应是倡议“国际关系的民主化”8。很显然,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的政策将回归到联合第三世界共同挑战西方的强权政治上。鉴于克服对国际权力的垄断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权力制约而不是软弱无力的劝说这一事实,中国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期望注定只是个幻想。
     
    1“李慎之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http://www.cmilitary.com/forums/general/messages/145195.html.
    2 邓小平于1989年11月10日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0-351页。
    3 Peter Nolan, "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4 朱镕基总理在会见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时谈到:“如果中国不加入世贸,改革和维持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的”。
    5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小品讲到,中国东北的一位老农为了将来与韩国商人做生意学起了朝鲜语,因为,如他所说,中国已经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这里的信号是,现在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把他们的母语看作是民族自豪的象征。
    6 Stanley Hoffmann, "Classic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ubert Vedrine Explains French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1.
    7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8 见中国外交部网页: www.mf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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