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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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大国安全庇护的国家反而能保全下来，何者更好，很难泛泛而论，只有针对具体情形才能得出

有说服力的结论。进一步来看，就算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两项指标都亮红灯，委身于进攻性现

实主义国家也可能使之获得足够的生存时空，最终的结果不见得就是灭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进

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跟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一样，进攻性现实

主义国家也会战败并丧失重要的物质利益甚至自主性，可是，在整个存续期间，意图加害他国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总是念念不忘掠取额外利益( 包括曾经受损利益) ，而且获得成功。因此，

在总体衡量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重要物质利

益呈增长之势，自主性也随着利益的膨胀而愈加稳固。总而言之，其生存质量优于防御性现实主

义国家———即便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寿命更长———这也反衬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悲剧。下

面，本文将以中国宋朝和 17 世纪中叶后的波兰为例，分别论证前述理论。这两个案例在时间上

跨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Peace of Westphalia) ，在地理上各处东西两端，凸显防御性现实

主义国家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它们先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辉煌经历可以强烈地反衬出防御性现实

主义的惨痛教训。三 宋朝: 转向内在的宿命宋朝太祖、太宗时期，正值开国之初，武风极盛，两

朝皇帝延续昔日武功，先南后北，发动一连串征讨战争，南方诸国几乎尽入版图，最终连北汉也

收入囊中。这时的宋朝，崇尚霸道。公元 975 年，南唐使者徐铉见宋太祖，认为“煜以小事大，

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宋太祖回答说: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①979 年，宋

伐北汉，辽景宗遣使问原因，宋朝答复: “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

则战”，②完全不把辽朝放在眼里。灭了北汉之后，宋朝又大举进攻最强大的对手———辽朝，

有胜有负，直至 986 年岐沟关之战失利。从此以后，它再没有大规模地征服北方，而是转向内在

，③专事防御( 偶有进攻) 。从公元 960 年至公元 986 年，宋朝的进攻历时不过 26 年，只占

其全部统治时间319 年的 8． 15% ，因此，总体而言，可以说“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

敢主动攻击


①［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卷十六，第 49 页。

②［元］脱脱等: 《辽史》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卷九，第 101 页。
③刘子健用“转向内在”这一表述指称宋朝政治和文化转型，参见［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中国转向内在: 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这里借用此说来

描述宋朝的军事转型。




，用意始终在防守”。① 这已是公论。(一)统治的铁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宋太祖唯恐唐朝

节度使拥兵太重，君弱臣强，帝王易姓的历史重演，遂收兵权、削藩。对张光翰、赵彦徽、慕容

延钊、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和张令铎等一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

精兵”，②使他们到头来成为没有兵权、无法****的地方行政长官。宋太宗甚至认为，“外忧不

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③“欲理外，

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④先祖若此，后世唯有顶礼膜拜。于是，防内甚于防外成为宋朝及

至之后延绵不断的统治铁律。防内甚于防外的理念渗透到军事领域之后，宋朝的一系列兵制就有

了不同于其他大国的另类内涵。重禁轻厢( 禁军守京师，备征戍; 厢军镇诸州，承役使) 、募兵(

招募农民、失业流民和灾民终身服役) 、枢密院和三司并立( 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掌诸军)

、内外相制( 在京师和诸道各置人数接近的禁军) 、更戍( 禁军更番迭戍) 和将从中御( 皇帝战

前制定战略，尽授纪律，遥控将帅，并派朝臣监督) 等体现的是赵氏皇帝强干弱枝、对武臣处处

设防的逻辑。这样的逻辑推演到最后便是褒文贬武。早在宋太祖时期，崇文抑武已经扎根于国家

的政治生活中，初始的措施包括: 保护文臣，重视文臣，任用文官掌管地方，尊崇儒学，重视科

举，立碑告诫后世勿杀文臣士大夫。经由宋太宗发扬光大后，这一治国方略稳定成形。到宋真宗

、仁宗时期，又衍生出以文驭武，达到某种极致。至北宋中叶已经完全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 在

枢密院和在外出征、驻守的军事体制中，文臣也逐渐成为主宰者，武将则沦为辅助性的副职、部

将。终宋之世，崇文抑武的风气一开，再也收不回来，即使在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它同样受

到推崇。⑤如此氛围纵容了后太宗时代赵氏子孙怯战求和、不思进取的习性。比如，宋真宗

①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96 －97 页。更准确地说，宋

朝的防御是消极防御。相关论著有王曾瑜: 《宋朝兵制初探》，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31 － 334 页;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中国军事史》第四卷，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0 － 171 页; 张洪久: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314 －317 页; 杭侃: 《两宋———在繁华中沉没》，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24 － 35 页。
②［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卷二，第 49 页。
③［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三十二，第 719 页。
④［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三十，第 678 页。
⑤参见陈峰: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251 －303 页

。







就认为，“祖宗开疆光大，当谨守而已，不必劳费兵力，贪无用之地”; ①他还下手诏给王继忠:

“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 ”②以尽快达成“澶渊之盟”。

宋高宗为防止金把徽、钦宗放回来抢夺帝位，不惜委曲求全，“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

③并不断释放甘于偏安一隅的求和“善意”，终于达成“绍兴和议”。宋高宗之后，宋孝宗本是

有雄心壮志的皇帝，无奈一贯消极的太上皇在背后掌控，只得“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④既

然作为最高策者的皇帝如此，权臣中投降派、求和派层出不穷也就理所当然了。由于长期共事，

他们消极对外的本事可以说得上是君臣相长( 参见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