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中国：地区政治经验与地区主义思想 (3)

z625476

三、中国“东亚共同体论”的思想障碍与政治困难

　　但无论如何，作为具有民族国家政治主体性和近代地区主义思想传统的国家，日本的战争责任处理和市场开拓意识不可能脱离东亚的历史与地缘，仍然潜伏着地区主义思想的暗流。1956年12月日本成功加入联合国后的次年，岸信介内阁发表的第一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三原则，在强调意识形态、权力政治逻辑之“亚太”认同的同时，地缘、文化性质的“亚洲”自觉复苏，与东南亚国家谈判赔偿、缔结经济开发网络成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战线。而在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地区主义以面向东亚的福田（赳夫）主义、面向亚太的大平（正芳）环太平洋构想之“双重身份”试探浮出政治家层面。根据日本学者的理解，由于“虚构”的“亚洲主义”造成“大东亚共荣圈”野心而惨败，二战后日本“疏远亚洲”，尤其在安全保障方面依赖美国，外交视野当然在于“亚太”；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与东亚地区经济关系的深化、东盟作为地区机构的成熟和东亚民主化的进展等因素，才让日本发生对“地区”东亚的兴趣和对“地区化”的热情。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东南亚，在新加坡发表了倡导日本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主张“共同行动、共同进步”之“东亚共同体”的演说，但强调对地区外的“开放性”；其后，福田康夫内阁提出“强化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之“共鸣”外交论；及至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日本进一步把无意包括美国的“东亚共同体”建设表述为外交战略思想，且与构筑“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相提并论，并成为首脑外交场合的“东亚共同体论”旗手。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外交论主要呈现经济、政治两种战略追求。具有外交官经验的国际经济学者谷口诚指出：随着冷战体制终结后全球化的进展，作为对抗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手段的欧洲政治经济统合迅速推进，而美国为了对抗欧盟的大规模地区统合势头则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乃至构想美洲自由贸易区。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审查能力、谈判可能性低下，本来作为其支柱的美国和发达国家都更加倾向于考虑两国或数国的地区协定，而不是在世贸组织现体制下达成多国间的贸易自由化。这种政策转换催生了各种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从而进一步导致世贸组织的机能麻痹。因为各发达国家都有所属的地区统合体，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十年”的日本经济必须追上这一全球化过程中的地区化潮流。日本的贸易组织、政府经济部门也认识到：日本应该积极引进东亚经济的活力，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日本经济社会的开放，进而实现东亚经济圈的一体化。日本东亚共同体外交的政治战略追求就是改变作为美国东亚战略工具的地位而力争做“东亚的外交轴心”。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须川清司部长认为：应当改变东亚外交以美国为轴心而东亚国家之间被“车条”般割裂的状况，否则日本不得不永远服从美国。而且，通过地区主义外交“武器”可以控制、影响崛起的中国，正如从1951年法、德等国结成“欧洲煤钢共同体”并发展为超越主权国家的地区统合组织欧盟那样。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还具体指出：日本要求美国返还基地是走向“成ren国家”的第一步。中国、俄罗斯仍然把日本看做美国的保护国。如果议论北方四岛问题，就会有“返还后能否保证不搞美军基地”之类的质问；中国则仍然坚信“瓶盖论”，希望在冲绳和东京圈驻留美军以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当然，日本也接受“中国威胁论”。因此，必须构想解消相互不安的框架，致力于“东亚共同体”建设，重估日美同盟和东亚共同体构想可谓“双生子”，必须作为车子的“两轮”来讨论。归纳起来，上述政策思想可以含蓄地集中于鸠山由纪夫首相于2009年10月26日在国会演说所提出的“桥梁”理论，即：一方面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另一方面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日本要成为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多样性文明之间的“桥梁”。所谓“桥梁”者，乃连接、沟通的必经、关键部位，这种文学修辞暗示着日本的战略主张：一方面做东亚“代表”，另一方面对美国霸权有所解构；东亚共同体外交的目标就是以构建地区政治的日本主导地位来争取日本的世界政治主体性，确保全球化进程中的日本权益。

　　面对日本积极但自我利益中心导向的“东亚共同体”主张，中国除了在经济、环境、防灾等实务领域参与了某些合作外，并无积极的权威性、战略性地区主义外交思想回应。其原因，首先是终结“战后”之历史和解进程的“烂尾化”，给正义和平的价值共识与权利信赖的政治认同制造了精神障碍。有日本学者以亲身经历谈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亚洲国家的人们一听到日本人提出“亚洲共同体”就警戒为“大东亚共荣圈”。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即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主义思想兴起的形势下，日本倡导“东亚共同体”也还是颇费斟酌：避免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之汉字“东亚”而采取日本语假名书写的“东亚细亚”，“共同体”也使用英语的音译而回避汉字；后来才逐渐抛弃怪异的英语音译而使用汉字了。但无论如何费心修辞，没有实现二战后和解而纠缠于战争责任或“历史问题”的日本与战争受害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价值、信赖的隔阂。所以，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在任中曾撰文指出：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思想发展出侵略亚洲的军国主义灾难，21世纪能否形成新的亚洲主义首先取决于“东亚各国之间能否真正结束过去”。“就法律和外交层面而言，日本已与除朝鲜以外的亚洲各受害国进行了战后处理。但就政治和思想层面而言，对那场浩劫的反思以及对早期亚洲主义嬗变的研究仍在继续，日本国内则仍不时出现公然为侵略张目、为战犯翻案的言行。新的亚洲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开辟和塑造亚洲的未来，但基础是对历史教训的全面总结以及对历史结论的基本共识。这一集体认同过程完成得越彻底，新亚洲主义的思想根基就越牢固。”

　　反观日本，关于战后历史的和解，主张参拜靖国神社或固持“历史认识分歧当然论”的保守派除外，主张东亚共同体论的政治学术话语一般可分为两类意见：一是呼吁日本“控制”可能被邻国批判为“歪曲历史”的言行；二是认为“通过以建设共同体为目的的共同作业”促进历史的和解，即“历史的和解”不作为合作的“入口”而作为合作的“出口”。很显然，不管是“言行控制论”还是“出口和解论”，都要把历史认识分歧带入“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而无意把“历史的和解”作为共同体的前提，可谓试图“超越历史”而直奔其“东亚共同体”目标的日本中心想象。并且，作为实际存在的战争责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韩国、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活跃着民间对日战争受害索赔运动，日本的主流政治势力和学术精英尚未做出积极、诚恳的对应。因此，日本所主张的东亚共同体虽然有基于现实需要的“共同利益”论证，但没有源于历史逻辑的“共同价值”论证，历史认识的暧昧化和对战争责任的逃避倾向使得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殖民统治的国家不可能与日本享有“共同尊严”，这是侵略战争受害者思考“东亚共同体”不可逾越的精神障碍。

　　其次，中国与日本的国家结构差异使得中日关系难以摆脱不平等构造和对抗想象，从而形成中国“东亚共同体论”的政治困难。日本的外交政策有大量的学术研究为其提供知识思想资源，更有严格的政策审议体制保障；但中国的学术研究早已陷入大面积的低水平重复、抄袭、胡编乱造之“学术腐败”泥沼，政策过程则由行政权力支配而民意代表机构的审查、监督尚不具备体制性力量，外交的秘密性、权力性强而公开性、国民性弱。国家结构差异导致的国家能力不平衡必然造成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并进一步引发外交、内政的冲突性联动。比如，所谓中日“东海油气田问题”之争，本来中国是在开发自己的近海大陆架资源，即使不按中国所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而以日本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原则推导“中间线”，中国在“中间线”西侧的油气田开发也是正当、合理的。然而，日本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渲染所谓中国开发将产生对“中间线”东侧资源的“吸管效应”，推动日本政府基于军事、技术、资金力量后盾与中国形成“中间线”对抗，表现出“强权即公理”的姿态。两国政府从2004年开始就“东海问题”进行多次谈判，中方曾经主张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拒绝日方的“中间线”要求。

　　但在小泉纯一郎首相发起“冲锋式”靖国神社参拜而中国抗议无效之后，中国的中日关系论发生逆转而开始主张“超越历史论”、“对日新思维论”、“学习日本论”，也确实迎来了望眼欲穿的“破冰”、“融冰”局面，“参拜不参拜就是不说”的安倍晋三首相在2007年4月与中方达成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之“共同开发”、加紧磋商具体方案的共识。在2008年春中国突发三一四事件而遭遇西方舆论压力和“奥运会”公共外交危机的形势下，在“大国风范论”、“夫妻忍让论”氛围中，福田康夫首相5月接待中国领导人的“暖春之旅”，看到了“确认会取得重大进展”、“争取尽早达成协议”的“前景”；最后，两国外交部于6月18日宣布“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这一“政治共识”选择在中国已勘探建井一带的海域进行共同合作、合资开发。

　　对于这一横跨日方主张的“中间线”的共同开发，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谈到：早在2004年他就曾经向小泉提出过“以战后60周年为契机利用‘靖国神社牌’推进中日关系”的“前瞻性打牌法”，他认为安倍首相以“参拜模糊论”手段实现中日首脑会谈乃“认识到了自己的历史性责任”，由此而至于福田内阁，终于达成“惊人的”、“超过任何人预想”的东海共同开发共识。此后，日本方面尽管了解中国政府受到“对日本让步过多”的批评、“忧虑国内舆论的反对”而拖延落实“共识”，但仍然一方面推促中国启动东海共识的“条约化”谈判，一方面做出“已确定”以“中间线”为专属经济区“境界线”的姿态而制定了把开发东海资源产业化的“海底资源能源确保战略”。其间，鸠山由纪夫首相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为推动落实共识，举法德曾经通过煤钢联营合作而发展成为欧盟之例，强调日中有必要在东海资源开发方面推进合作，强调构筑信赖关系进而建设东亚共同体；中国方面提出，共识的实施“需要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应该创造良好的环境。但“条约化”谈判开始不久，便因为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相撞事件而被搁置了。日本舆论对这一后果颇有非议，其实乃势所必然：国际关系因国家能力不平衡导致利益结构过度不平等，难免引发颠覆性对抗的结果。无论何种共识，只要一方软硬兼施而一方勉为其难，就具有强权外交本性而背离了共同体精神。

　　特别要指出，日本举法德合作以煤钢联营为起点建设欧盟之例，主张中日落实“东海共识”进而合作建设东亚共同体，尤其反映了日本自我利益中心而违背共同体精神的外交谋略。根据欧洲学者的理解，欧洲一体化的目的在于和平，结束法德之间不断战争的历史。为此，以欧洲共同体为目标而把煤钢工业的管理权交给超国家性质的欧洲高级管理局，即各国平等地接受“超国家主义”原则。而从实际的国际政治过程来看，法德致力于欧洲煤钢联营，是在纳粹德国战败后被分割占领、其煤钢工业区萨尔和鲁尔分别被法国占领、国际共管的前提下，为了保障对德国工业生产的国际监控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后继续有效所做的安排，即以各国地位平等的超国家欧洲机构统一管理煤钢工业；这意味着法国交出部分主权而联邦德国则不收回鲁尔的全部主权，欧洲煤钢联营在经济上取代对鲁尔的国际管制，萨尔的煤钢生产纳入共同计划。当时的法国外长舒曼指出：这样形成的联合生产不但使法德之间的任何战争变得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全无可能。在当时美苏主导的冷战政治背景下，美国力主复兴德国为西方阵营强有力的成员，这使得法国继续占领、控制德国的外交政策不能维持下去。德国总理阿登纳认识到：“德国重新强大起来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诸如鲁尔法规、占领法规和有关限制我们武装的条款等带来的无数歧视只是暂时性的。”但他也承认：德国人不应忘记纳粹政权给世界造成的灾难，应该明白“由于彻底崩溃，我们是毫无权力的”。而法国政治家的预见是：如果取消对德国经济的监督和控制，就意味着法国钢铁业将重新处于强大竞争者的从属地位。“欧洲的新生只能来自法国，只有法国便于出面讲话和采取行动。”如果法国无所作为，冷战将加剧而美国的影响力扩大，德国的发展和重新武装是法国无法阻止的。“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法国的灭亡。”相反，“如果能够超越国界的局限，把两国的煤和钢合并在一起，既可以剥夺一方的特权地位，又可以为另一方消除战争瘟疫的威胁，使两国进入和平时代”。这种行动意识获得了同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德国政治家的赞同，阿登纳相信：“如果法国人和德国人能够在一间房子里、一张桌子旁坐下来一起工作，共同担负责任的话，这将无疑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由此，“法国对于安全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同时也能够制止德国民族主义的抬头”。他接受法国的共同体倡议，认为：“德法之间的谅解比所有经济利益都更为重要，这些经济利益无疑是与今后的法德联盟联系在一起的。”很显然，如果在欧洲共同体起点的政治意义上理解法德煤钢联营，就能看到其本来目的乃在于通过超国家机构保留对德国煤钢工业的监控，以防止它重新成为德国战争物质力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德国因为战争犯罪和作为战败国不得不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惩罚或主权限制，但这种惩罚和限制乃纳入欧洲政治平等的共同体框架达成的相互妥协，即在法国倡议的共同体计划下，德国付出更多的牺牲，但满足了阿登纳总理所要求的：“只有成立某种机构，对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工矿区域同时实施监督，我们德国才能够接受。”因此，从比较国际政治学的意义而论，日本应当像德国那样本着对侵略战争的负罪认识而主动多出让一些实际利益给期待中的地区共同体，以为曾经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中、韩等国树立共同体精神的榜样，证明其作为二战后经历了民主化和经济高度成长之东亚大国的地区政治责任感和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道义情怀，唯此才能真正树立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旗手地位，才能培育出“东亚共同体”之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生长点。如果日本为了获得并无绝对根据的东海“中间线”划界利益而称颂法德煤钢联营的共同体精神，则无异于对中国进行国际政治的知识欺骗和谋略诱导。事实证明，这种欺骗和诱导即使一时得逞，也必然给中国造成国内政治困难，进而使中国对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论”失去信任。

　　当然，以冷战政治***东亚的主导因素是美国，它警惕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意义上的历史和解姿态和对美国的政治主体性立场，故而利用中日之间在二战后遗留的钓鱼岛纠纷等历史问题打掉“东亚共同体”构想。从渲染“朝鲜威胁论”的“天安号事件”真相争执不了了之，到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东海、南海权益分歧尖锐化，美国在东亚各国束手无策的地区纠纷中实现了“重返亚洲”的军事政治成功。尤其是2010年9月的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更成为美国激化中日矛盾、但最终调停解决从而使中日关系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可持续发展的契机：日本陷于强权外交的利益欲望不能自拔便仰望美国“安保”适用于钓鱼岛，中国遭遇日本撕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治面子的外交危机则空前地赞颂了“一个强大稳定的美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而大致同时，俄罗斯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于9月28日发表了把当年的“战斗友谊”理解为现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谴责“篡改二战历史”将挑起各国间“敌对情绪”、警告可能发生“意识形态划线”之时代倒退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新华社记者甚至进一步提出“历史的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提出美国庇护日本战犯、私授琉球而制造钓鱼岛纠纷等“背弃同盟国”的问题，呼吁在“彻底清算法西斯罪行”基础上“维护国际社会的团结”。这与日本宣称在西南岛屿扩军、美日举行联合夺岛演习的紧张空气一起，造成了东亚仿佛回到冷战对抗的20世纪50年代的氛围。

　　但无论如何，从东亚地区政治经验和地区主义思想史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帝国秩序的正当性已经消解，但东亚超越帝国秩序的前提在于东亚国家自主实现“历史和解”的“地区意识”觉醒；而美国之所以在东亚尝试构建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主义秩序，也正是因为东亚“战后尚未终结”。观照世界政治的历史与经验，东亚政治已经清晰地呈现出两个方向：或被美国维持冷战***结构，或从“历史和解”发展共同体模式。美国为了其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固然会致力于主导东亚秩序，但日本、韩国由于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所确立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不会顺利接受歧视性的霸权贸易，不会长期接受“巧实力”操作的冷战政治，不会永远甘于被美国基地化，这已为最近20年东亚国际关系历史所证明。毫无疑问，美帝国霸权单边主导的亚太化冷战***体制与追求自主、多边化的东亚地区主义努力必将是竞争性的；但可以作为借鉴者，欧洲地区主义探索也是在冷战政治中艰难突破的，法德两国认定和解的利益目标，就自强不息地朝着和解的国际政治机制努力。或许会有论者指出日本的历史和解态度之恶劣不可与德国相提并论，其实这也是给中国国家能力提出的课题：任何国家取得有尊严的国际政治地位都不可能片面乞灵于外交或一味等待对方的善意，而必须成长为受尊敬、有威信、能够设置国际关系议程的国家。中日关系是东亚政治的主体结构部分，两国如果不能以自主、平等的方式解决钓鱼岛争端、民间受害赔偿等二战后遗留“历史问题”，就不能分别摆脱军事基地无限期化的“类殖民地”屈辱和巧取豪夺周期化的“问题外交”压迫，东亚便不能成为自治的东亚。身处亚太冷战结构陷阱的历史纠缠，构想超越帝国的东亚共同体新秩序，经历了“钓鱼岛问题危机”尖锐化的最新痛苦，日本能否从反省二战后历史的问题意识中树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信心，中国能否通过政治改革提高外交质量和学术生产力，中日两国能否以“不战共同体”的高瞻远瞩建立共同研究、处理“历史问题”的超国家机构，进而克服思考“东亚共同体”可能性的精神障碍和政治困难，这些问题都考验着政治家对21世纪东亚的责任心和想象力。

　　作者简介：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邮编：100024）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