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加坡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未来角色

fernando

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国家，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台海关系上享有重要话语权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过去长期执政的李光耀与两岸领导人均有密切关系，经常往来于海峡两岸，并发表有关两岸关系的言论。前不久，他在第十一届世界华商大会闭幕晚宴上，再一次对两岸关系发表独到见解，表示“两岸关系愈来愈紧密，全世界没有国家会支持‘台独’，大陆不需要担心”。李资政的观点或许有人不完全同意，但是作为“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最有魄力和最有经验的领袖之一”，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评论和建议，你没有办法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充分把握、尊重并发挥一个追随李光耀的新加坡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对于台海两岸的和平发展及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具有重要作用。



一、新加坡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之渊源



提起新加坡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所起到的协调作用，最重要、最成功，同样也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促成了第一次“汪辜会谈”的召开。1992年李光耀访问台湾，主动向时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郝柏村表示自己是“受托访台”，因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杨尚昆访新时，曾提及两岸会谈的可能性。李光耀愿意代为向台湾转达。在新加坡的积极协调下，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开创了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打破了海峡两岸隔绝44年的历史，迈出了两岸和解共生的第一步。而作为两岸正式接触的第三地，新加坡在两岸的特殊角色和地位也更加凸显。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从来都不能说是单纯的内政问题，两岸关系的复杂多变与大国关系实力对比及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密切相关。台湾问题是涉及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影响因素，是亚太地区利益相关者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屡试不爽的一个焦点问题。但与美日等国视台湾为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战略棋子不同，新加坡非但没有绞尽脑汁阻挠两岸统一进程，反而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新加坡对台湾问题的关切如果不是善意的积极的，也至少不会是恶意的消极的。

事实上，自1949年两岸政治对立形成以来，鉴于国际冷战的政治现实，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作为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时更有意识形态与种族的双重顾虑，所以长期以来都未同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但这并不妨碍新加坡对两岸关系的关心与过问。李光耀更是凭借其个人魅力，推行“个人外交”，成为两岸的传声筒，为两岸的对话做了大量工作。

李光耀曾多次表示：“新加坡决定与中国及台湾都保持良好关系是他们一贯立场。”基于此，他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台湾。1977年3月，李光耀在第四次访台时结识了蒋经国，两人一见如故，成了挚友。蒋经国无法到岛外访问，因而把到访的李光耀视为“掌握美国和世界整体发展动向的另一个提供消息的人”。1978年11月，邓小平初步表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此后，“一国两制”成为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北京一再声称，只要台湾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其他的都可以谈判。1985年李光耀第三次访问大陆时，邓小平请他向蒋经国传达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尽管李光耀的这次传话未取得理想效果，但大陆对李光耀的信任不曾减弱。

1990年10月3日，新加坡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其两岸政策已明显偏向北京，对台湾当局的各种“台独”言论也是予以猛烈抨击。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中国大陆开始进行一连串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两岸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李光耀担心东亚的和平稳定，一方面批评台独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苦口婆心地劝说大陆对两岸的统一保持高度的耐心。2006年5月25日，李光耀表示：“如果台湾从现在到2008年大选的期间做出愚蠢之举，我们都要遭殃。大陆虽然会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但是只要台湾走错要脱离中国，大陆不会坐视不理。”斥台独为蠢举，这是近几年来李光耀未曾改变的严厉批评。

马政府上台近四年来，两岸经贸政策成果丰硕。2008年6月两岸两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协商之后，已召开过七次江陈会谈，一共签署了16项协议、1个共识及2个共同意见，许多自1996年以来历经“戒急用忍”、“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等两岸经贸政策而延宕的两岸经贸交流的措施，因为两岸高度共识而迅速开展。两岸经贸政策的突破，使得台湾顺利地融入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之中，与主要贸易地区—中国大陆成功地签署了两岸经济协议（ECFA），并进一步有机会与新加坡在去年8月宣布进行FTA协商。作为第一个在两岸签订ECFA后与台湾洽签经济合作协议的国家，双方正式进入洽签经济合作协议仍具指针性意义。

可见，新加坡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之渊源由来已久。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新加坡亲身参与并亲眼见证了两岸关系的拨云见日、雨过天晴，甚至在每一个阶段中都能够发挥其某种程度上的特殊价值，为两岸的交流合作产生了极影响。本文力图对新中台三方关系进行一个系统解构，明确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特殊地位形成的背后动因，努力把握好新加坡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未来角色。



二、新加坡特殊角色和地位之形成动因



（一）新加坡的历史发展与内外环境需求

    1989年1月8日李光耀在出席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提醒国人说：“新加坡自独立以来所面对的四项基本难题永远不会随着国家的建设而全部消失。”他所指的基本难题是：安全问题、土地的局限、基本必需品（如米和饮用水）必须依赖进口以及人才外流。这四项基本难题可谓将新加坡的脆弱性描绘的淋漓尽致，其中，无疑是安全问题首当其冲。

从自然环境来看，新加坡地理位置优越，是太平洋与印度洋往来交通的枢纽，在经济上与战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从人文环境来看，新加坡是东南亚唯一以华人为绝对多数的国家，华人在新加坡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英国统治新加坡的时期，为了方便管理，将华人与马来人隔离居住，这样的作法反倒使得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华人与马来人在政经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是日后华人与马来人种族冲突的主要原因，也影响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分分合合。

1965年新加坡独立。因为中国大陆输出共产革命以及华人华侨等问题，印尼和马来西亚都长期对华人和新中国充满敌意，对它们身边的这个华人国家自然也有极大戒心，担心它成为“第三中国”。而从实力上说，新加坡与邻国的实力对比过于悬殊，与印尼、马来西亚的紧张关系则直接威胁着新加坡的国家安全。  

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故在谈到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时，李光耀说：“不论你在地球的哪个部分，你的邻国都不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他又说：“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必须首先要鼓励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知道它的存在——如果没有兴趣来帮助我们——至少也不要有兴趣来把我们搞得更糟，这是重要的。”这些谈话表达了他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几十年来新加坡的对外政策正式按照这一思路去制定和执行的。与台湾长期保持实质性关系，并力图在海峡两岸左右逢源，不仅可以使新加坡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更能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和国际声望，以增进国家安全需求。


（二）李光耀个人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

    李光耀是一位深受世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出色的外交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国际知名政治人物对其评价都非常高。作为“新加坡之父”，他一手缔造了新加坡国。无论是在担任总理期间还是在卸任之后，他个人的外交理念都对新加坡的对外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新加坡对台海关系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李光耀的个人因素不能被忽视。

李光耀是新加坡出生的第四代广东客家人，对中华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推崇。同时又长期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曾在英国留学深造，因而在与两岸之间的关系上，既掺入了深刻的历史、文化、血缘的情结，也有种种现实政治的顾虑。

在李光耀的领导行为中，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他将“功效至上”或“有用”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法则。所谓有用，就是一切为了对新加坡的发展有用、有利。李光耀深知台湾对大陆的重要性，“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国家统一象征问题”。而且由于台海双方立场的不可调和，这使得两岸发生战争冲突变成可能。假如大陆动用武力以换取统一，或者台湾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该地区的和平与合作将遭到破坏，这并不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

新加坡在两岸间积极斡旋，根本上说是为了其本国利益。李光耀认为，在外交领域，一个国家能否有所作为关键是自己的努力。新加坡虽是小国，但有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外交上不可以“被动等待”，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开展积极外交，开创“小国大外交”局面。因此，新加坡积极主动，充当起了两岸联络人的角色。



（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客观需求

新加坡能够长期在海峡两岸之间左右逢源，闲庭信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客观所致。两岸分立几十年来，双方由于彼此互不承认、互不妥协，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和谈判，直到1993年“汪辜会谈”的举行，终使得新加坡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得以彰显和确认。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追求两岸统一的目的是一贯而明确的，虽然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仍旧愿意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推动目的的实现。在台湾方面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情况下，寻找一个能够穿梭于两岸之间的传话人是很有必要的，而新加坡正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这至少有着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新加坡虽未及早同中国建交，但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合法席位，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第二，新加坡始终能够把握好局外人的分寸，不会给大陆造成“干涉中国内政”的负面印象；第三，新加坡作为一个弹丸小国，且多由华人构成，对于其自身利益的追求并不会对大陆构成威胁。

对于台湾来说，保持自身的主体地位，以及不被大陆所吞并是其重要的安全目标，因为无法以自身实力统一大陆，又不想在与对岸谈判中失去对等地位，所以一个恰当“第三地”的出现正符合其需求。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新加坡与台湾领导人个人友谊的建立，双方的实质关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彼此享有高度互信；另一方面，新加坡作为一个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的国家，在与两岸打交道中拥有同台湾相似的同理心，不支持大陆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

综合以上两方的需求，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中的独特优势便不难被发现，如此，能够在两岸互动上发挥其特殊价值也是水到渠成的了。



三、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上的未来角色



自两岸彼此隔绝状态被打破以来，随着各种直接和间接交流的日益增加，新加坡斡旋于海新两岸之间的优势似已减退，脚踏两只船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的确，新加坡在过去三方关系中的主动权已然不再拥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特殊价值的消失，相反，笔者认为，新加坡在两岸关系发展上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经过两岸关系近四年的深入发展，政治军事议题将日渐浮出水面。一般而言，两岸和谈存在两个目标、两个阶段：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无疑是和谈的初步目标和第一阶段；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下的民族团结、民主进步、民生改善和民族复兴则是最终目标和第二阶段。

2011年10月17日，马英九在举行“黄金十年”系列记者会时提出了与大陆洽签“两岸和平协议”的构想，为两岸关系继续向前迈进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但同时，马英九也表达了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三个前提：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和国会监督。其中，民意支持是最为关键性因素。在台湾民主政治中，民意是政策的基础，同时民意又受到政策和宣传的影响。然而，在当下台湾社会中，蓝绿双方立场对立，严重缺乏共识，这极大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和政策判别能力。我们不能排除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也不敢盲目对两岸关系的稳步推进持乐观态度，但是两岸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问题都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中，新加坡至少有三个角色是可以扮演的。

其一，扮演台湾共识的协调者。协调台湾内部共识并非干涉台湾内政，而是在大陆不便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一方面替代大陆对台湾方面施加压力，要求负起区域和平责任；另一方面透过大众传媒宣扬和平发展价值理念，引导、塑造岛内民族认同，最终形成倾向于两岸统一的台湾共识。

其二，扮演大陆民主的推动者。推动大陆民主化发展也并非同西方国家那样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说三道四，而是在充分互信的基础上以“诤友”身份给予支持、建议和帮助。新加坡同中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相似，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而必要的改革也是两岸和平统一必不可少的条件。

其三，扮演民族复兴的参与者。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并不在于恢复大中华的霸权地位，而是为达到一种对内“长治”，对外“久安”的状态，与此同时，使本民族人民感到幸福而有尊严，使世界其他人民感到公正而负责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两岸的和平与华人的支撑。



四、结论



通过对新加坡在台海关系中特殊地位形成之背后动因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三方互动关系是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新中台三方博弈，各取所需。特别是新加坡对自身生存安全的时刻追求，使得新加坡的对外政策积极而实用。

由于两岸直接交流的渠道已被打通，且三方实力对比差距确实悬殊，故新加坡在两岸间纵横捭阖的空间显得越来越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已不需要新加坡的存在。随着两岸间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因为台湾内部蓝绿互信的缺失，两岸之间互信的缺失，中西之间互信的缺失，所以新加坡仍然可以凭借其自身优势协调矛盾，增进互信。为此，笔者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出发，为新加坡规划出三种角色：台湾共识协调者、大陆民主推动者、民族复兴参与者，以期为两岸持久和平并实现终极统一而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