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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二战终 结后,世界各国的政客就联合国总部的安置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一座城市脱颖而出,它无疑具备成为“世界中心”(当然是非正式的)的潜质。这之 后,纽约(如上图)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当时,它还是世界最富有、成功的经济体中最大、最富影响力的大都市。
关于如何优化城市的思潮丰满于斯。它就像 一块文化磁石,孕育出了摩天大楼、抽象表现主义、bebop和爵士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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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琼迪·戴恩(Joan Didion)这样描述她1954年抵达纽约时的感受:“时值夏日,我在当年的老爱德怀德站步下乘坐的DC-7,穿着一件当时萨克拉门托尚很时兴的新裙子…温润的空气中裹挟着的霉味,及我所接触过的关于纽约的一切: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歌曲和读过的故事形成的直觉告诉我,我的生活将会在此改写。”
60 年后,冷战结束;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挑战;联合国也需要一次新的选择。这些年间,不断有将联合国大厦迁往别处的提案,比较近的是 2001年俄罗斯提出将之迁往圣彼得堡,2007年,加拿大提议其迁往蒙特利尔,2008年和2010年,新加坡和迪拜两个城邦国也先后提案迁往其首都。
有鉴于此,联合国大厦之迁址似乎可以想见。那么我们随之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也就不那么牵强了:纽约之后,世界之都(依然非官方)在哪里?
若 全球巨头们将以1946年的标准选择全球最大的城市,那么他们该会指定东京,它在联合国总部落户纽约后不久就超越了纽约,现在更是拥有3千万的人口。不 过,规模毕竟不是全部。 影响力,经济关联度,文化,教育——这些指标统统作数。
纵观历史,那些世界级大城市的凸显并不单单因为指标,它们自身也是国际帝国的首都。这一点在公元1 世纪的罗马(第一座人口达百万的城市),5世纪时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7世纪时唐朝的都城长安(现在的西安),10世纪时的巴格 达,15世纪末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和19世纪时的伦敦(第一座人口达到500万的城市)身上都得到印证。
虽然东京也很大,但它不同于以上提及的这些城市。它的国际化程度不够,且与规模相近的城市相比,它的外国居民数量也少些。
实 力很重要,但世界最强大的两国的首都——今时今日最接近帝国都城的两座城市——也与多数世界级大城市不同。只要执政党仍然张持铁幕,北京永远都不会成为一 座国际化都市。在纽约和伦敦,介乎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间的居民生于国外。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不足百分之一。若然没有外来人,国际化何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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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层面上,同为候选的华盛顿更为贴合。其所容纳的心怀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这两家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机构——就在此地。华盛顿在自处时也很严肃,诚然理当如此:在19世纪的伦敦做出的决议比在世界其他地区做出的更 有影响力。
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城市有能力发起和止息战争,同样也可维系或作践经济。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远比单纯的政治权威或多个智囊团的组合要复杂得多。除 却对于美国的权威地位,华盛顿——正如约翰。F.肯尼迪所说,一座拥有“北部风情和南方效率”的城市——在其他方面的作用正在慢慢消逝。
它虽是座世界级的城市,却不是个大都会;它使人敬畏却不可复制;它有着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不足以起带头作用。
1957年,也就是联合国迁至曼哈顿东区第42街后的第五年,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正于几街区之隔的时代广场为其着作《在路上》(On the Road) 收尾。在结束一次环美旅行回来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交通高峰期的时代广场,目睹“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疯狂,骚*的喧嚣,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养家糊口忙碌奔波,做 着疯狂的梦———掠夺、占有、失去、叹息、死亡”(原文)。
凯鲁亚克通过这段文字批判20世纪50年代盛行美国的利益主义,当然,他的文字抓住了一座城市 兴旺的关键:数以百万计为养家糊口奔波的人。人们为之奔忙的事物越多——他们去掠夺、占有、失去的场合也就越多——他们所在的城市离国际化越近。
城 市是贸易的产物。市镇交易粮食;二线城市交易产品;国际化城市则设计、交易任何事物,尤其是服务;世界级城市——这一分类仅包括纽约、伦敦和东京——专于 提供国际金融服务。在过去的50年间,世界经历了一次商贸变革。过去,城市之间的交易以成品为内容(汽车,还有电脑)。现在,城市间的交易将服务和零部件 (火花塞,或者磁盘驱动器的记录磁头等)也纳为交易物。
生产流程中的每一步都被拆分;零部件在异地生产,再运送到一处进行组装。其结果就是世界范围内交易 量的激增,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化城市的蓬勃发展——且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努力挺进这一特殊的圈子。
因 此,有潜质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的候选名单中应在原有的三座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和华盛顿之外,再加上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迅猛发展的大城市:上海、 北京、孟买、德里、圣保罗和墨西哥城。这意味着我们将把那些在某些方面可称作大都市的城市——巴黎、柏林、洛杉矶——排除在外,皆因它们并不十分符合我们 的标准。(抱歉啦,欧洲大陆的各位)
对于除了伦敦和华盛顿之外,那些人口在1500万以上却被我们排除的城市。除非你认为世界之都的贸易活动都该通过政府 部门进行——说白了,就像被政府全盘把控的堪培拉一样——那么,这一标准应被作为区分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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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1.小可特意查了今年公布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名单,上榜的好几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的确如该文所说,无法计入国际化城市的范畴之内。
2.关于文中以堪培拉作比:堪培拉居民人口以公务人员居冠,失业率、平均收入皆优于国家平均值,物价也相对偏高,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相对受限的发展规定。联邦政府是堪培拉最大的单一雇主,同时在州生产总值占了最高贡献比例。转自维基百科)
然 而,正如人口因素一样,连同经济与贸易因素在内:发展程度仍不能决定一切。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这两座城市所表现出的学习精神举世闻名: 他们在教育发展上的创举,对新观点所持的开放性及其高校吸纳顶尖人才进行教学和钻研的能力无不令人激赏。
通过考察一座城市的高校数量、这座城市外国籍人口 的多寡,及当地通用的语言的数量都可以对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绩进行量化。
所 以本刊以5项指标对具备竞争资质的候选对象进行了评比(如下表所示)。分别是:实力与影响力(偏政治层面);收入与财富;教育水平(高校与毕业生方面); 文化生活(剧院,出版,艺术圈)和国际关联度(外来居民,机场,游客,学校的外语教育,电话,互联网和其他因素)。我们努力保持评分的公平,但对于实力和 文化这些抽象概念,主观性是难免的。
评 比结果表明脱颖而出的这些城市多数都属于发达国家,某些发展中国家尚有差距。在我们的清单上,4座城市属于工业化国家,5座城市属于新兴市场。发达国家的 4座城市包揽了榜单的前4名,也许这反映了市场体系对教育和关联广度。
伦敦和纽约势均力敌,这两座城市在各项指标上得分都不低,领先于其他各参选城市。我 们对每一指标同样重视。如果做些调整,比方说,将力量和影响力的比重加大,同时减少教育的比重,相应的,结果可能就对新兴市场的首都更为有利了。
所以,本次评比最终胜出的是伦敦,纽约之后的“纽约城”。若各位对本次评比的结果持不同意见,已有前事可供各位考量。对于联合国总部来说,也许纽约是最好的选择,但对当时的其他国家而言,则未必:对此持异议并投反对票的,有英国,法国和荷兰。标准不一,则结果不一。
何不让北京成为天下的首都
世界之都在何方?《经济学人》杂志的姊妹刊物《More Intelligent Life》提出这个“大问题”,同时邀请各位作者各抒己见。James Miles认为,如果要寻找世界的首都城市,必须得考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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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遗憾的是,答案是北京。遗憾是因为,这是一个既没有建筑魅力(从帝王时代流传下来仅存的少数老胡同除外),也没有伟大文化(极少的北京博物馆、戏院和传统音乐除外),甚至没有能呼吸的空气的城市(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某段时期无污染的环境除外)。
北京,在政治上有不少追随者,公民们享受着远比他们30年前更多的自由,并没有人去反对共产党。北京甚至不太欢迎外来的居住着,因为他们无论呆多久,都不可能获得公民的身份。这成为了北京和其他地区流动人口之间新的障碍。绝大多数没有北京户口的人,很难买车、买房,因为他们要为表面上缓解交通拥堵,保持住房价格稳定做出贡献。
北京不可能像华盛顿一样,发挥全球性的力量。对比起美国,它在军事力量和软实力方面 都有所欠缺,而如果两者都都雄起,则需要花费巨额资金。
不同的是,与美国有不少敌人相比,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向北京献殷勤。即便是包括美国在内 的,一些心存怀疑的国家,都会对北京谨慎对待,要不然就是摇尾乞怜。华盛顿的辐射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巨大的。
但在其世界范围内,也有部分强 烈的反对力量:试图在平壤表达着对美国的崇拜。从北京传递出的力量,虽然很微弱但是更加普遍。一些愚蠢的美国文化,很少会嘲弄中国。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特别 急切的观察几乎也成为了一种宗教仪式。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安排紧密的日程访问北京期间,他就煞有介事地参观了故宫和长城。
尽管事实上,在很多年前,距离 较远的“外国人”逃离了古老中国的控制,但中国皇帝也曾扬言要统治天下。所以,为什么不简单的承认中国是天下的首都,让中国高兴高兴呢?这至少能让中国在 解决全球问题的时候多配合一点,比如从金融危机到气候变化。
这样做也能减轻中国对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他的疑心。所以,这一切都让中国决定吧,就像他们的 帝王曾经宣称的那样,看看真正“天下”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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