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收入差距讨论引热议 专家称中国理应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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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刚过，伴随北京久违的瑞雪到来的，是一场关于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争议。
近日有媒体称“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最高达15倍，全球第一”。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是参与“15倍”数据测算的学者之一，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的结论，源自由国家统计局出版的《2009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细分后的各行业平均工资，经过测算而来。
《2009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畜牧业职工平均工资为10803元，证券业为172123元，二者相差15.93倍；2008年畜牧业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为11018元，证券业为167995元，二者相差15.25倍。
当“15倍”、“全球第一”的数据公诸于众，一石激起千层浪，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讨论。
许多专家认为，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确比较大，但因为没有收集国际上可比性细分行业的收入差距数据，不宜武断说全球第一。据按照《2009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畜牧业的15.93倍。此外，细分行业的15倍差距基本是历史峰值，目前已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确比较大，但并非全球第一。看看美国、欧洲金融业高薪在刚刚过去的次贷危机中引发的国际性争议和在本国的民愤，不难明白这一点。
梅新育进一步表示，类似说法是拿中国的细分行业差距与西方的大行业差距比较，并且是拿中国糟糕时期的情况与西方最好时期比较，而且好些数据是不可信的，很可能属于捏造杜撰，“比如，有媒体称欧洲国家行业间收入差距通常在3倍左右，远远低于我国15倍的差距，我不太相信欧洲国家行业收入差距真是这个样子。”
针对上述争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15倍”和“4.7倍”的差距，主要是统计口径、比较办法不同所致。
上述庞杂的数据和陌生的术语，似乎证实了目前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全球第一的“冤屈”。然而，客观地说，数据无论怎样详细都显得有些冰冷，“15倍”显然契合了民众的生活认知。
除了4.7倍和15倍的平均工资说法，也有学者提出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加上福利待遇是其他行业职工的5~10倍。
其实，我国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事实。“15倍”、“10倍”或者“4.7倍”已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应该达到多少倍是合理的？
“跟国际上相比，目前看，不管是4.7倍还是15倍，都高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向《中国经济周刊》评述。
宋晓梧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般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中国是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在2~2.5倍左右比较合理，“因为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应该比别的国家高，应该比别的国家低一点才合适。”
苏海南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要关注的不是收入差距全球是否第一，而是应关注如何贯彻中央精神“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嘉宾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苏海南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
周天勇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行业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吗？
《中国经济周刊》：导致行业收入差距大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吗？如果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是采取行政手段还是应该发挥市场机制来调节？
宋晓梧：我国目前如此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带来的。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编辑出版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8)》分析认为，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再深入分析，还有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等问题。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整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以及推进与此相关的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苏海南：我认为两方面因素都有，既有市场的因素，也有分配机制和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跟初次分配有关。如果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应该是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两者相结合，政府只采用行政手段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反过来，仅靠市场竞争机制更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以市场为基础，对市场中的不规范、不合理的方面进行调整、改进和完善，才能解决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周天勇：行业差距过大，不是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的问题，关键是要打破垄断。是垄断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而不是市场竞争导致的。市场竞争不会导致这么大的差距。如果是市场竞争，哪个地方利润高、工资高，很多企业就都会涌进去，企业之间就会产生竞争，利润也就没有了，或者利润也会被摊薄。
梅新育：劳动生产率差距和劳动条件不同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此外，拉大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目前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而某些与外部市场接轨程度较高的行业、其工作人员在国际间流动性较高的行业，工资水平率先与西方市场接轨，相反则接轨甚慢。这就导致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比如改革前期外贸部门和涉外部门的高薪，金融部门开放度提高之后金融部门的高薪，IT行业的较高薪酬，在改革初期，涉外导游也是令人眼红的高薪群体。其次是市场行情变动引起的阶段性现象。如资源开发行业目前的高薪有一部分是对采矿部门危险、劳累的补偿，还有相当一部分是2002年以来初级产品牛市的结果。第三是行业垄断。如房地产、水务、烟草等行业。第四是灰色乃至黑色经济成分。
政府在初次分配上是否应该有所作为？
《中国经济周刊》：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劳动报酬低是市场供求规律决定的，政府不能干预初次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是否应该有所作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否主要应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
宋晓梧：有些学者把中国的决定初次分配格局的劳动力市场看得太完美了，认为在初次分配上政府不用管了。实际上，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在发育的过程中，本身并不完善，而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是负有责任的。所以，政府要对初次分配完善劳动力市场负责任。具体在初次分配上，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政府出面才能解决：第一，由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连的公共服务体系城乡行政分割，致使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第二，行政性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第三，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第四，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不落实、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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