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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及新青年杂志书影。章百家介绍,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对其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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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召开,时间原来只知道是在1921年7月,经多方查证最后确定是在7月23日。模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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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介绍,党史在“**”期间遭林彪、江青等人篡改,一度把井冈山“朱毛会师”说成毛**和林彪会师。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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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 对话动机
去年7月21日,**中央首次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今年1月11日,党史第二卷出版;近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又联合发文,决定今年在全国开展党史的学习教育。同时,各级组织部门将指导党校、干部学院搞好党史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加大党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育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分量和力度。
对于近期党史工作的多项并举,**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党史研究的发展,并解析新出版的党史二卷的特点,漫谈研究党史的心得。
■ 人物
章百家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党史、中国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开放史。
现在,对一些在历史上犯有过错的领导人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他们曾有功绩,也如实承认和肯定。对一些尚难定论的事件和人物,则允许探讨,不急于做出最后结论。——章百家
“**”惨痛教训凸显修史之重
新京报:今年是建党90周年,最近出版了《中国***历史》第二卷,听说这一卷写了很长时间。
章百家:这部书记载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约29年的历史。中央正式批准编写这部书是1995年,至今已有16年。如果从1977年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编写一部信史,到现在已34年。
新京报: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党史研究对许多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
章百家:党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一点是求真求实,党史研究并无例外。不过,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党史研究具有更强的政治性与现实性。
“文化大革命”前,党史研究的内容局限在民主革命时期。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大约在1964年左右,中央曾考虑编写一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内容也放进去。但这项工作尚未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这件事也就搁置了。
“**”结束后,党史研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新京报:“**”后,中央对于党史研究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转变?
章百家:“文化大革命”教训惨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局性失误?痛定思痛,这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结束后,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重视党史研究,要写一部信史公之于众。这样做一是为了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二是为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新京报:党史研究也有拨乱反正的问题吗?
章百家:“**”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党史遭到林彪、江青等人随意篡改,以致人们对党史的认识非常混乱。例如,井冈山斗争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历史。“**”时一度把“朱毛会师”说成毛**和林彪会师。在一些展览里,连朱德的扁担也被换成了林彪的扁担,这就显得很滑稽了。
从党史的全貌看,最严重的歪曲是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分歧通通说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后期,党的历史被概括为“十次路线斗争”。如此一来,内容极其丰富的党史就只剩内部斗来斗去;而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奋斗,这个主流和本质方面就被抹杀了。
评价历史问题不再非对即错
新京报:请用几句话简要概括一下党史研究的总体情况?
章百家:大体来说,党史研究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对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征集整理,探讨各种新问题;九十年代是建立整体框架,开展专题研究;从新世纪起,党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人们对党史的了解由粗到细,研究的重点也逐步从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转移,并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伸延。
新京报:都有哪些突破和进展?
章百家:首先,通过新史料的挖掘、档案的公开和研究的展开,党史上的不少疑点和悬案被解开了。如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原来只知道是在1921年的7月,具体日期一直不清楚。经过研究者多方查找线索,最后确定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又如遵义会议,原来了解十分有限,直到找出陈云与会后不久所写的一份报告,许多情况才得以证实。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史学界两个引人注目的发现。
同时,随着专题研究的开展,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也被完整地披露出来。如民主革命时期的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三大战役等。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几乎都是在这三十年里经过大量研究考证才逐渐弄清楚的。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党史书中对许多事件的记述都与以前有所不同,以前回避的一些问题现在也据实写出。
新京报:随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会改变吗?
章百家:如果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出现重要变化,那自然会影响到观点和评价;但新成果也可能是对以往看法的再认定或补充,那就须做些修正。
我认为,现在对历史问题的评价不仅跳出了以往一切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框框,也开始跳出那种非对即错的简单思维模式。
新京报:对人物评价有变化吗?
章百家:没有人物不成历史。改革开放以前,党史人物主要是宣传革命先烈和英雄,评价问题比较简单。真正复杂的是对领袖人物、包括对党的早期领导人的评价,这不仅牵涉到历史,还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现在,人物研究的成果是大量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传记、年谱等,关于其他党史人物的出版物也不少。
在人物评价方面,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从一些概念化的结论出发,而是把那些重要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据实分析。现在,对一些在历史上犯有过错的领导人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如果他们曾有功绩,也如实承认和肯定。对一些尚难定论的事件和人物,则允许探讨,不急于做出最后结论。
新京报:能不能举个例子?
章百家:例如对于陈独秀,党史学界已有详尽的研究。现在,对于他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依据已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作了细致分析,哪些应由他负责,哪些责任主要在共产国际已基本清楚;对他所犯错误的定性也力求客观,不再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而改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其一生,总体采取惋惜的笔法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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