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长征：解读台湾民主化进程书评：The Second Long March by Peter Kien-Hon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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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一直认为，法治是一国建立并巩固民主的必要条件。在《第二次长征》一书中，澳大利亚斯威本大学的俞剑鸿教授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的观点是，+++国的民主化过渡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原因在于其领导人对宪法的维护。
　　乍一看，俞的理论似乎言之过甚了。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结论太过偏狭，毕竟对宪政的重视并不是推动民主进程的唯一因素。
　　实际上，俞并没有忽视其它解释。在他看来，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独一无二，可圈可点"。一方面，台湾的殖民地经历并没有为它留下什么民主遗产；另一方面，它却是人类历史上完成民主化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多的暴力冲突。如此奇迹，其原因必然多种多样。比方说，有些人认为是经济发展促进了台湾的民主化。也有人提到，台湾的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的敦促下完成的。如果没有华盛顿方面的诱导、乃至施压，要求+++国领导结束其权威主义统治，台湾的民主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但在俞看来，这些解释都无法构成理论。
　　在书中，俞教授一共提到了八种解释台湾民主化的理论，其中主要包括威慑理论、实力均衡理论以及游说理论。他谨慎地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辩驳。首先，他认为实力均衡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台湾的民主化。海峡两岸的实力均衡直到朝鲜战争以后才出现。不过他承认，在朝鲜战争后，这一理论还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不过总体来看，实力均衡只是为民主化提供了基本条件，并不能完全解释其产生。
　　其次，俞也不认同威慑理论。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用这一理论解释台湾建立并保持民主政体的的成功，但他认为，实际上台湾从来都不具备威慑力--与大陆相比，其军事力量一直落下风。
　　最后，俞认为游说理论也有问题。尽管他承认，台湾在美国有很多杰出的外交家，但这是台湾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么？如果是，为什么？俞教授认为，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近年来大陆方面在美国也有很多支持者乃至外交家，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很擅长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在指出这些理论的不足后，俞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宪法理论是最好的理论，因为它是唯一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俞认为，台湾若想在与大陆保持和平的前提下保持+++国民主化进程，维护宪法是它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俞提到，蒋介石和陈水扁这两位总统，虽然他们对台湾未来的设想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都拥护宪法（尽管蒋介石曾经对其中一些重要条款加以排斥；而陈水扁好几次都说他想把宪法扔进废纸筐）。
　　这就是作者把台湾的民主化比喻为"长征"的意义之所在。俞认为，台湾的每一任总统都要两线作战，一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斗智斗勇，一边与民主眉来眼去，而且这二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而宪法恰恰既是台湾用来与中国***进行殊死搏斗的武器，又是+++国民主化的法律基础。这是捋着这条线索，检查了台湾过去的五任总统以及其治理并为他的论点寻找证据。
　　俞把蒋介石履行宪法以及保持国家身份这一阶段描述为"第二次长征"中的直线。很多人都觉得蒋介石完全是把宪法玩弄于鼓掌之间。更恶劣的是，他通过"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取消（实际上是暂时中止了）了其中一些重要条款，比如他没有遵守总统的两届任期限制，甚至对一部分公民政治权利诉求进行压制。还有些人批评道，在美国的目光逐渐转向一中一台，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时，蒋介石还一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未免有些冥顽不化。但是，蒋介石认同并追求民主价值。而且，他似乎未卜先知地察觉到族群政治恐怕对台湾不利，所以才没有考虑一中一台。另外，蒋介石肯定意识到，北京正在被联合国接纳，而台北则被排除在外，很多国家都把大使馆迁到了北京。尽管如此，俞认为蒋介石既维护了宪法，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这是正确的道路。证据何在？俞提到，很多国家仅仅是"承认"（acknowledge）或者"注意到"(takenoteof)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宣称的对台湾地区的主权，但并没有"公认"（recognize）。而且毛最后也承认，自己更改国名是一个错误。
　　蒋介石的功绩还在于他促成了台湾的经济奇迹，提高了人均国民收入，从而创造出了民主政治所必须的中产阶级。另外，地方选举制度也是从蒋介石时代开始的。

　　蒋介石于１９７５年４月逝世。于是，当时的副总统严家淦成为了总统。根据宪法，他的总统任期持续到１９７８年。俞称这段时期为长征中的"短线"。俞认为，他原本不必像他的前任那样囿于宪法。
　　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是，台湾曾经采取的是一种混合政体，综合了内阁制，议会制和总统制的种种特点。今天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但这种特征依然存在。而且，政治权力最终掌握在国民党领导人手里，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真正说话算数的是军人和警察，并不是严家淦。实际上，在他在位的三年里，"小蒋"一直以总理的身份掌权，但并没有导致政治僵持。这是因为严意识到他不过是个保姆总统，所以他不想挑战"小蒋"，而是尽可能配合他。正是混合政体使这种"表面的和平"成为可能，为此人们应该感谢宪法。
　　而后，蒋经国在经过１９７８年的等额选举后成为总统。他的任期被俞称为长征中的"曲线"。当时，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因此，台湾的合法性完全来源于其作为防守方的地位。另外，情况在邓小平指导的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后变得更糟：中国大陆的经济日益繁荣，使得世界不得不正视其发展。对于这种困境，蒋经国的回应简单明了：民主。他促使台湾向民主"迅速迈进"，同时说服美国相信，台湾已经采取了民主政体，或者至少正在大步迈向民主。
　　在这之后，蒋经国把政治权力的指挥棒交给了李登辉。根据俞的说法，李登辉的任期是长征中的一条"之字形"线。李在压力下继续进行民主化（当然，他本人也有此意愿）。在这一阶段，反对方已经比之前强大了很多，从而对台湾的民主化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但是，其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进一步的台湾化，因而很容易被大陆方面理解为抛弃统一观念。李该怎么做，才能既保护国民党，又避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战呢？这实在是不容易。李登辉不得不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些事情，从而显示出其机智和领导力。根据俞的描述，李登辉"既坚持意识形态，又信奉实用主义，一会儿拯救国民党，一会儿背叛国民党"。
　　从宪法的角度看，李的任期富有争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他正式停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斗争，但同时也与大陆方面断绝了政治联系，这看起来是违背宪法精神的。他增进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和人际来往，但是也制造了与北京当局的紧张。一些人认为，于觉得，李登辉作为总统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多少有些无情，有时候也不大讲民主，但是很有效。
　　作者把陈水扁的总统任期描述为长征中"乱七八糟的分割线"。陈的上任纯属意外。要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内部***，民进党肯定无法赢得大选。另外，民进党在立法院只有三分之一席位，这使得他很难施展手脚。
　　最开始，陈水扁想通过促成联合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他的领导才能似乎不足以达到这一目的。于是，他就开始采取族群政治策略（当然，可能这才是他的希望和支持之所在）。在台湾，７０％的人都说闽南话。陈认为，他可以借此笼络一个"多数群体"。这种策略疏远了很多大陆移民以及客家人后代。尽管陈有时候还提到彩虹联合内阁，但他从来都没这么做。此时，相当一部分人还忠于国民党，***主义的瘟疫已经开始在他的治理下蔓延。
　　同时，陈打族群牌的这一举动，损害了他在美国、海外华人以及北京方面的形象。而他任期内台湾的经济衰退，既削弱了他作为总统的威信，更是极大损伤了台湾。更糟糕的是，对他贪污的指控严重削弱了对其领导能力以及民进党的信任。在陈离职时，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不足１０％。
　　从+++国宪法的角度看，陈水扁的表现如何呢？余认为，陈本想把宪法本土化，但是失败了。俞教授认为，正是陈水扁的统治导致台湾人民新闻、公民、政治权利的萎缩。据说，北京方面的领导私下说，他们很喜欢陈水扁，因为他的所作所在把台湾搞得一团糟，降低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式民主的喜爱程度。
　　俞这一兼容并包的理论，当然还是有不能解释的问题。其一，总统们的表现和其维护宪法的程度并没有正相关。根据资料记载，蒋经国尽管很尊敬宪法，但并没有严格遵守宪法。比如，他更多地是靠法令而非宪法推动民主化。而相对的，陈水扁虽然是表现最差的总统，但他并没有违背宪法。其二，在二战后，台湾发生的很多事都与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化也不例外。要不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意识到，一个拥有独立主权、民主政体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很可能台湾已经被大陆"解放"了，民主化进程根本无从谈起。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俞教授。构建理论绝非易事，构建如此发人深思的理论更是难上加难。这套理论为解释台湾的民主化成功提供了有力框架。另外，俞教授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对台湾的政治系统了如指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的问题，他都能把其来龙去脉分析得一清二楚。他还在书中爆出了很多内部消息，其中大部份在这之前都从未被人知晓。
　　为什么台湾问题如此重要？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唯一的禁忌话题。一边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一边是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融洽相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稳定的基础。《第二次长征》是一本有趣的书，适合所有想要了解台湾历史和政治，尤其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认识台湾民主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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