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的中国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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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为中国之崛起而忧心忡忡的富裕世界的人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一种政治幻想来自我安慰。
    这种论调认为，中国的经济可能一直飞速增长，不过如果这种增长不辅以政治改革——具体而言，即是采用西方式民主——那么经济增长将会慢慢地停止。
    这种论调含有诸多音乐界所称的“混合魅力”的意味。患有中国恐惧症的“黄祸”学派喜欢这种论调是因为这可以让自己做出这种预测：这个无力管理动态力量的僵化国家即将崩溃。理想主义者，无论其源于自由主义抑或是新保守主义的信念，发现有一个事实可以佐证他们的观点，即向盎格鲁-美式资本主义民主演进是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不可改变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演进，他们必会停滞或崩溃。
    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种可能性：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非常迟缓，并且这种改革主要根据中国的文化和官僚历史所规定的条件来进行—而不是根据西方的、尤其是盎格鲁美国的路线来走，但中国的党国体制将能够使经济的快速增长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喜欢基于实证而不是诉诸于臆想的政治发展原理来分析中国的人来说，这似乎是未来20年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

    最近的两本书对“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中国必须改革”这种政治幻想做了最为清楚地阐述。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在《中国转型的陷阱》一书中认为，贪污腐败遍布中国，中央政府正迅速地失去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威尔·赫顿在《写在墙上的文字：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一书中断言“中国经济和中国***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途点”；中国***必须尽快让渡自己对权力的垄断——否则将面临经济崩溃之虞。这两本书，更不用说其他诸多批评人士，都正确地指出，中国面临着大量的问题：腐败，收入不平等，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潜在的传染性疾病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这两本书和其他许多批评人士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他们将中国的党国政治体制妄断为“呆板”僵硬“反应迟钝”等。……批评人士低估了中国府识别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而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诊断。
    如果列出所有证据或许能写一本书，至少像赫顿先生的那本书一样长，不过这里有一份样本：

    国家综合能力？
    十年前，政府的收入占GDP的10%，这个数字少得可怜，许多经济学家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集聚资源来处理自身的诸多问题。今天，政府的收入占GDP的大约20%，中国执行着发展中国家最严格、最谨慎的财政政策之一。
    腐败？

    毫无疑问，腐败在中国普遍存在。另外一个事实是，总体而言，中国的腐败是贿赂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它更像是美国19世纪晚期镀金时代的那种严重腐败——它同经济的快速发展相伴而生——而不是摧毁掉许多非洲国家的那种掠夺性的“零和”腐败。中国经济的很大部分控制在日渐由职业技术官僚干部管理的国有企业里。这种决定虽然为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的人士所冷嘲热讽，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是有意识地努力避免私企巨头的发展——正如在拉丁美洲或东南亚一样——这些私人精英可以俘获政治制度并利用它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是借以促进广泛的发展目标。
    在过去十年里，两个最危险的腐败群落都被粉碎了。20世界9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走私活动由于严打和更为理性的关税政策而得到控制。过去数年里，上海的少数地产开发商和官员厚颜无耻地将平民百姓赶出家园以从中渔利。去年秋天，这种强占土地的行为最终因上海市委书记锒铛入狱而落幕。在过去的一年里，上海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房地产价格下滑的大城市。
    收入不平等？
    中国政府认为，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度里，很难实现结果的平等，不过保证机会平等是国家的一种责任。（盎格鲁美国人的心应该感到暖烘烘的。）
    为扩大机会，政府已经在教育领域投入巨资，在过去的5年里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翻了两番，并在比较贫穷的内陆省份发起一项九年免费义务教育计划。

    到2015年，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应该在全国普及，而到2020年，政府希望的目标是让85%的人至少接受高中教育。这一目标可能无法实现，不过这种存在本身流露出政府对未来感到忧虑的思想。
    医疗保健？
    由于SARS和禽流感恐慌，人们乐于谈论流行性疾病如何成为中国远离灾难的重要推动力。而且，由于SARS和禽流感，政府应对流行性疾病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SARS爆发之前，中国拒绝承认存在艾滋病问题。SARS之后，中国发动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来遏制这种传染病。中国控制艾滋病的表现远远胜于印度。预防肺结核——一个远比艾滋病更为重要的传染病，每年新增病例130万——的进步给人留下的印象甚至更为深刻。2002到2005年间，中国公共卫生机构发现的肺结核病例从30%飙升至80%，当中90%的病人被治愈。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
    这方面的发展一直迟缓而且令人心痛。不过看一看国家发改委（NDRC）的领导层结构吧。国家发改委是目前最权威的经济政策机构。数年前，正是这一技术官僚组织对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忧虑嗤之以鼻。今天，该机构的5名副主任中有4名被分派有环境和能源问题的任务。其中一名最近刚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一职上卸任。这意味着一种明确的信号，未来10年要向更好的环境管理迈进。

    治理？
    如果有人认为中国***不过是一群正襟危坐、因循守旧的老人，那么他应该仔细检视一下胡Jintao总书记在过去的一年里对地方政府的动作。
    将近200,000名官员已经实现大轮换，优先提升机会给了具有处理贫穷和农村发展问题经验的年轻官员。胡Jintao提拔的新一代省级领导干部比现有的省级领导干部平均年轻5岁，其中几乎没有一人拥有共产党过去所垂青的工程学位。相反，他们学习的是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和法律。年龄和任期限制——所有这些都是在胡Jintao主席任内提出来的——意味着年龄超过70岁和65岁实际上就不可能在中央和地方一级占据高位。
    这一切并不是说中国目前拥有历届政府中最好的政府，而只是说外国观察家对中国党国政府的智慧和适应力存有悲观的历史记忆。在过去的20年里，我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一大半时间，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国家更早而不是更晚地朝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更加多元的社会迈进。不过，仅仅希翼并不能因此而实现。从最近几年的迹象来看，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有能力自己选择的任务：充分地管理一个经济体，同时依自己的方式和速度进行有限的政治和治理改革。这个世界最好习惯这种思想，即中国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程，我们可能不得不容忍它自己选定的而不是我们希望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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