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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当时我在纽约，从电视中看到了全部盛大的场面。尼克松抵京后三小时，毛**在****会见了他和基辛格，从哲学问题讲起，谈笑风生，寓意深刻地讲了许多，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最近两年在中美接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说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尼克松总统的来访，使中美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创举。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尼克松总统的讲话富有哲理，还引用了毛**的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此后几天，周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乔冠华副外长和基辛格继续商谈访问结束时要发表的联合公报。26日，周总理陪尼克松一行去杭州，27日到上海，双方就联合公报最后达成协议，28日正式发表，称为《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表明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和平共处。《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28日，尼克松满意地离华返美，周总理也从上海飞回北京。毛**指示，安排五千人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总理从机场直驱****，向主席汇报说：“尼克松高兴地走了。他说他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上海公报》在世界产生的影响的确很大。3月中旬，1954年中英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的外交关系也升为大使级，中国同希腊建交。随之而来的是，当年9月下旬日本首相田中的访华和中日建交，接着是中国同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建交。1972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但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障碍要克服。由于我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并行的，中美间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当中美双方讨论互设联络处时，基辛格仍要求继续保持纽约渠道，中方的答复是：机密的、紧急的、不便用联络处的事，还是用纽约渠道。于是，1972年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我和基辛格会面时，我方出席的有过家鼎和施燕华，美方出席的有温斯顿 洛德。美方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在寒暄中，基辛格谈笑风生，并享用着茶几上的点心。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在越南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美国国务院对我们的会晤一无所知。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一概不过问。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来往。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安排了基辛格的几次访华，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科技和文化往来，使中美双边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也是我在纽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经过中美双方几次特别信使的传话，尼克松总统决定委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 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原是德国犹太人，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入美国籍。他战后进哈佛大学，专攻国际问题，获博士学位，有一系列重要著作问世，成为国际战略问题的权威，并担任几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或军事顾问。尼克松被选为美国总统后，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使他成为尼克松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军师和特使。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的访问，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美最高层已有重大的信息交流，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对这次访问还不是很有信心，是把它当作一次必需的冒险来进行的，此行以“波罗行动”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马可 波罗那样冒险。6月30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基辛格博士前往南越、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7月1日，基辛格启程，两天后到达西贡，同南越总统和美国大使晤谈，众多记者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他的活动。第二天到了曼谷，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些。6日抵新德里，反战示*者迫使他从边门溜出飞机场。8日抵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只有三个记者跟着，他很高兴。按既定日程，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停留四十八小时。他先去总统府拜会叶海亚 汗总统，在美国大使馆同大使共进午餐，然后出席叶海亚 汗总统特意为他举行的便宴。在宴会达到高潮时，基辛格突然手捧腹部，连叫难受。南亚地区那时流行德里痢疾，基辛格突然肚子疼是不会令人奇怪的。叶海亚 汗总统大声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恢复健康，要他到伊斯兰堡北边群山中叶海亚 汗的别墅去修养。基辛格正在迟疑不决，巴基斯坦总统坚决而且恳切地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要依主人而不是客人的意志作决定。基辛格手下的一位特工，马上派他的一个同事到山口别墅那里去打前站，了解情况。宴会结束，基辛格正在宾馆休息，打前站的特工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别墅不宜于居住。基辛格只好请巴方把那位倒霉的特工扣留在山中，因为这只是一出戏，基辛格并不是要去那里，而是要去中国! 第二天，7月9日，伊斯兰堡的凌晨3∶30时，基辛格在宾馆起床，吃早饭，4时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 汗驾驶的军用汽车去机场，带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路过的行人把他认出来。在机场，一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就看到从中国来迎接他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和其他中国官员。没想到的是，也在机场的一位巴基斯坦籍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认出了基辛格，问巴基斯坦官员基辛格要去哪里。回答是要去中国。这位记者连忙回到办公室，向伦敦报社发了一条报告这条重要消息的急电，幸好伦敦的值班编辑“枪毙了”这条消息，骂这位记者准是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真荒唐！在四千公里以外的北京，我们认真地准备基辛格博士的秘密来访，也已经有些日子了。我在1971年年初即已接到中央通知，到加拿大任大使。以徐中夫参赞为首的前站人员已于2月份出发去渥太华。4月间周总理通知我另有任务，暂推迟赴任时间，并向加方打招呼，取得谅解。1971年5月下旬，在周总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会后总理就此向毛**写了报告，得到主席的批准。中央决定为此项任务成立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和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带我去向毛**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博士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就这样，我这个已被北欧四国驻华大使设宴饯行的人就把自己关在钓鱼台国宾馆四号楼里一个多月，潜心为基辛格访华做准备。当时周总理为谈判成立了专门的班子：叶帅、我、美大司司长章文晋、周总理特别助理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冀朝铸和唐闻生等同志参加。这个班子仔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国的情况，反复讨论了会谈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作了研究，周总理经常亲自主持讨论。他也看了尼克松的著作《六次危机》、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刚发表的演说、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以及基辛格的主要著作。外交部根据不卑不亢、以礼相待的精神，上报了接待基辛格来访的具体方案，并与有关单位配合做好一切安排。至于住所问题，叶帅本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十八幢楼里物色一幢较大的楼给基辛格一行，但是那些大楼被中央**小组成员和陈永贵、吴桂贤占用了，可供美国客人和我方工作班子使用的只有四号和五号两幢小楼。为此叶帅很不满意。巴基斯坦总统对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事宜高度重视，对各个环节包括用专机送接均作了充分准备。7月6日中午，试航的巴基斯坦波音飞机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章文晋、 熊向晖和王海容等人去机场迎接。8日清晨，巴基斯坦专机返航，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随机去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7月9日北京时间正午12时，基辛格等六人在章文晋一行的陪同下乘巴基斯坦专机抵达南苑机场，叶帅、我、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当时尚在**高潮中的北京，处处都悬挂着革命和反帝标语。为了保证基辛格秘密访问的成功，经请示毛**，对各种标语不做任何改动。基辛格抵达机场后，由叶帅陪车，我则陪同美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进城。在从机场到钓鱼台的公路两边不时出现大幅标语：DADAO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霍尔德里奇问我，标语写的是什么内容，我如实给他翻译，他感到很不自在。直到与周总理会见，美国人的紧张感才得以消失。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周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方参加的人员有：周总理、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美方参加的人员有：基辛格、霍尔德里奇、斯迈塞（负责印支事务的官员）和洛德（基辛格特别助理）。在场的还有中方的翻译、记录员。周总理按照中国尊重客人的习惯请基辛格先谈。基辛格拿出了一本足有七公分厚的文件夹，读起他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我们都耐心地听着。基辛格读完后，周总理说：交谈嘛，何必照着稿子念呢？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会谈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
基辛格一开头就说，尼克松总统仔细阅读了美国《生活》杂志刊载的毛**与斯诺的谈话。尼克松总统有一个信念，强大的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任何根本利益都不构成威胁。在没有同你们讨论和没有考虑你们意见的情况下，美国不会采取涉及你们利益的任何重大步骤。周总理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邀请你们的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总理谈起台湾问题，说台湾属于中国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台湾包围起来，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这是关键。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应当限期从台湾撤走。美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又说，尼克松总统给我们的口信是“要走向同中国和好”，这就应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归还了中国。基辛格说，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也不支持台独。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台湾也许早已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目前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三分之二与印支战争有关，美国已决定尽速结束印支战争，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撤出三分之二驻台美军，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再撤出其他部分。关于台湾的政治前途，美国保证不主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鼓励、不支持台独运动，不再重复“台湾地位未定论”。关于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这一政治问题，预计在尼克松政府下届任期的前半段可以解决。基辛格谈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表示将放弃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的重要问题提案，同意以简单多数票接纳中国，并同意中国取得安理会席位，但驱逐台湾问题美国仍坚持需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周总理发言反对此议，表示进联合国的问题中国并不急，问题是美国将陷于矛盾和困难之中。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出于仁慈，提前释放仍在中国服刑的几名美国犯人。那时在中国服刑的美国犯人，既有朝鲜战争期间侵入我国领空进行间*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唐尼和费克图，也有在越南战争期间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军飞行员史密斯和费林。周总理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表现好的罪犯可以缩短刑期。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与此战争有关的美国犯人释放问题不予考虑。事后，中国政府于1971年释放了费克图，1973年释放了唐尼。后来到美越停战协定签署和生效后，中方与越南政府采取同步释放美俘行动，才把史密斯和费林押解出境交给美方。
在六次会谈中，中美双方的话题必然涉及了总的国际形势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基辛格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损失惨重，日本彻底失败，因而欧洲和亚洲都出现了真空，美国被迫卷入世界各个地区，给自己造成了预料不到的困难。美国要调整对外政策，今后对外承担义务要有条件，一些国家受苏联威胁而不能抵御时美国才进行干预。周总理说，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局部战争从未停过。美国到处伸手，苏联急起直追，进行对外扩张，结果都陷入了困境。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使世界局势一直处于紧张和动乱之中。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讲话中说，世界出现了五个力量中心，中国是其中之一，世界要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但我们认为，经济扩张必然导致军事扩张，只会使世界继续动乱和紧张。中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即使将来强大了，我们也不做超级大国。中国珍视自己的独立，准备好对付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来的进攻。在说这段话时，周总理发现，可能由于正在旅途，基辛格还不知道尼克松的这篇堪城演说，便让我们的同志会谈后复制多份，送给基辛格等。基辛格很感谢，也有些尴尬。在其他国际问题中，周总理着重谈了印支问题，说这个问题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要求美军和一切外国军队尽快撤出印支三国，让印支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说美国现在的方案是拖，走一步，看一步，结果反而增加问题，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中美双方除了就上述这些问题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向，并有所交锋外，还讨论和解决了当前需要解决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确定不再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建立新的直达双方最高层的秘密联系渠道——巴黎渠道，中方联系人是驻法大使黄镇，美方联系人是曾任尼克松翻译的驻法武官沃特斯。更重要的是，商定双方将同时（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华盛顿时间7月15日晚上10时30分）发表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因周总理在7月10日晚上另有重要活动，根据他的指示，我和章文晋同志先与基辛格就公告草案谈了一轮。双方都提出了一个稿子。我们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同我们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我们这次的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我表示，台湾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怎么谈得上？关于尼克松的来访，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我说这不大符合事实，我们是同意邀请。基辛格也不同意我们的稿子，说那样就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双方会谈暂停后，我根据周总理事前的指示，直接去见毛**向他汇报。当主席听我说基辛格认为中方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时，大笑着说，要改要改。当我们告别主席走出他的书房时，我回头再看了一下主席，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向我们弯腰抱膝。我问王海容，主席在做什么。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我们忙说，真不敢当，希望主席健康长寿。第二天上午，在周总理提示下，对我方草稿略加修改，我们再与基辛格会谈，即刻取得一致，双方皆大欢喜。最后商定的《公告》全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获悉”(英文为Ｋｎｏｗｉｎｇ ｏｆ)两字是周总理的杰作，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使美国的面子更好看。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公告》不把尼克松的访华说成是将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却点明要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只是像美方初稿所说的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基辛格在这次同周总理的会谈中主动谈美国将逐步从台湾撤军，却不愿谈中美关系正常化，把它推到尼克松的下一总统任期。美方的《公告》稿是与此一致的。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时间，周总理曾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问过，是否定在1972年5月1日以后，因听说尼克松要访问苏联。基辛格表示，最好在3月、4月，而且是先来中国。当周总理向毛**汇报《公告》的最后定稿，谈到尼克松5月以前来中国时，毛**说，《公告》一发表，就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此后的事实果然是如此。
中美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公告于7月16日上午10时30分和7月15日晚10时30分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宣布。公告在中国国内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周总理主持了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后各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对此作出部署。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抱有浓厚的反美情绪，虽有毛**同斯诺在Tiananmen城楼上的出现，大家也知晓毛**同斯诺12月18日的谈话内容，又有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访华，但一般人都把这些看作是改善中美关系漫长道路的开始，耐心地等待变化。但是公告的发表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下子拉得很近，许多同志对此思想准备不足，可能一时接受不了。兄弟国家更是这样。于是，周总理紧急安排做国内外同志的工作。
7月12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二千多名中高级干部大会，用了三个多小时讲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我对外政策。周总理又于13日至15日飞河内、平壤，向越南和朝鲜党的领导人通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美会谈的情况。他从平壤返回北京后立即向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作了同样通报。这样，由于毛**和周总理的崇高威信和周总理不遗余力的说理和通报的工作，使我国广大干部和友好邻邦的领导理解和支持中国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
被称为尼克松“效库”（英文“ＳＨＯＣＫ”一词的日本译音）的公告在世界各地激起强烈反应，同美国关系紧密的日本政府也仅是在美国时间15日10时30分之前一小时才被通知此事。日本朝野生怕被再度甩在一边，便开始认真考虑同中国恢复邦交之事。这个公告对各国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的态度也有重要影响。
基辛格离华后，我作为首任驻加拿大大使于7月23日抵渥太华履新。三个月后的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这时基辛格已结束他10月20日至26日（北京时间）的第二次访华，正在去机场回美国的路上。他还不知道联大这个决议的消息，不知道三个月前他对周总理说的主张在联合国大会保留蒋介石集团会员国地位的计划已彻底破产。毛**亲自点将，组成以乔冠华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熊向晖和其他七人为正、副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我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辞行时，他十分友好地表示理解并为我祝福。我结束在加拿大的使命，飞往巴黎与中国代表团会合，然后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同志完成任务回国后，我作为中国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首任常驻代表和其他四十位干部留在纽约工作。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以及1972年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的访华，都是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做进一步的准备的。基辛格同周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政治会谈，同中方多次讨论了在尼克松总统访问后双方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具体条文。
在斯诺1970年访华前和访华期间，中美关系正在酝酿着变化。这与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有关。斯诺的访华，则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起了有益的作用。当时，美国深陷侵越战争，在与苏联争霸中处于被动。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边境多次发生苏方挑衅行动，1969年3月在珍宝岛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一次军事冲突。准备参加总统竞选的尼克松，在1967年10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南后的亚洲》一文，第一次提出不能永远与**隔离的看法；在第二年的竞选中又对记者说：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国，必须经常寻求机会与之谈判，如同与苏联谈判一样。这年冬天，毛**很有兴趣地看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和专家认为尼克松可能当选的分析，还看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一书。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他认为在内政方面可做的事情不多，准备在对外政策上大显身手。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让所有国家知道，在本政府任期内，我们的沟通路线将是敞开的。”根据毛**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十天以后，尼克松指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鼓励与**改善关系。3月，尼克松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表示，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是美国政府的主要课题之一。7月，美国放宽美国人来华旅行的限制。8月，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美国无视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并通过两国建立了两条通向中国的传话渠道。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在澳大利亚说，竭诚欢迎与**重开谈判。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尼克松马上命令基辛格给刚刚上任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连发去三封电报，督促他赶快建立与中国大使的接触。这就有了12月美国大使在华沙一个时装展览会上追逐中国使馆翻译的趣事，导致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与中国代办会晤，然后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就在珍宝岛事件发生的时候，毛**指示，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他们先后提出了两份研究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他们建议，恢复中美会谈，争取打开中美关系的僵持局面。11月，周总理写信给毛**说，尼克松的动向值得注意。在恢复了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方表示：美国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愿意同中国讨论台湾问题、中美间的所有双边问题，并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中方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如果美方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到北京商谈，中国政府愿予接待。1970年3月，美国支持朗诺在柬埔寨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5月美军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中国政府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毛**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 二〇声明”，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 这是支持印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也是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在此情况下，尼克松否定了内部的反对意见，坚持认为：改善中美关系不仅不会引起美苏对抗，反而会使苏联急谋与美国妥协，同时也是美国调整亚太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华沙会谈已不能适应当前需要，应采取高层会谈方式，绕过具体问题，先谋求美中和解。
1970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自柬埔寨撤出最后一批军队。7月，中国提前释放因间*罪在华服刑的美国主教华理柱。美国批准向中国出售柴油机。10月，斯诺上了Tiananmen，尼克松对《时代》杂志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此前，在6月底，美方已从中国方面得到信息，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重新开始接触。10月，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告诉中国，他准备派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中国对话。而中方传回给美方的答复是，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美方传回给中方的答复是，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不应限于台湾问题，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在为中美传话，尼克松在10月16日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讲话中第一次有意和完整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12月18日，毛**同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愿同尼克松谈，欢迎尼克松作为总统或作为旅游者访华。1971年1月，白宫收到周恩来的信件，欢迎美国派特使来北京，并首次提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
过了年，斯诺于1971年2月离开中国，在意大利刊物上发表了毛**的谈话。这一谈话在美国和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只是对斯诺文章的最后一段话感到纳闷，而且有许多外国朋友也不断就此询问我。斯诺在文章里写道：毛**说：“我是一个孤独的和尚，在雨中打着伞走来走去。”这一段文字确实使人感到十分奇怪，不知斯诺怎么会如此悲观地理解毛**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原来斯诺把毛**的一句话误解了。毛**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意即中国不是联合国和国际条约的成员，在世界上很自由，不受约束。这么一想，我不觉哈哈大笑。 1971年，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和美国都派乒乓球队参加了。毛**十分关注赛场内外事态的发展，要护士长给他细读《参考资料》的有关报道，要我乒乓球代表团增加每天向国内电话汇报的次数。恰好半个月前美国政府取消了持美国护照来华的限制，美国队员向中国队员表示了访华的愿望。毛**明智地作出了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断。 4月，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访华，先于基辛格于7月9日的秘密来访。周总理对民间先于官方的情况很感满意，他还几次向美乒乓球队员和美国记者强调说：中国的大门是永远向美国人民敞开的。
1969年7月，我自开罗回国后即参加使馆的回国同志编组的**学习班，不久，驻阿联使馆战斗队通过了我的自我批评，我获得了“解放”。此时因为有情报说苏联要进攻中国，林彪发出第一个号令，要中央各机关大批人员疏散到其他省份。外交部军代表命令我家的老人孩子离开北京。军代表认为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长期养尊处优，令我去湖北钟祥的干校——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锻炼，何理良在半年前即已去江西干校。我的岳母在捆扎行李时腰病发作，不能行动，经请准，由我一人下放到干校，家属留在北京。我于11月份到达沙洋，作为列兵，在半年里，干过不少工种，如种棉花、花生和插秧，还曾站在一头搭在高大的船舷上，另一头搭在码头上摇摇晃晃的木板条上，向岸上传递红砖等。有一次，我的腰椎间盘错位急性发作，疼痛难忍，躺了几天。腰病稍好后，干校领导让我去干点轻活。我们白天劳动，每隔几天，晚上要轮流到校部值夜班。没想到，湖北冬天夜里的气温也会下降到零下摄氏几度。我从北京带来的布面貉绒皮猴很受班里夜间站岗战友的欢迎。作为一名老外交干部多年工作在国外，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到农村，到五七干校与同志们一起劳动锻炼，接触基层社会。
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主席的名义邀请埃德加 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通知调我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我是第一个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干部。钟祥的战友们由此预感到他们也会被陆续调回北京工作，都非常高兴。我们班里的同志为我举行“百鸡（田鸡）宴”饯行。这时何理良也被从江西上高五七干校调回北京。我们和老岳母以及子女黄玫、黄宾和黄峥在北京团聚，很是开心。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于1960年和1964年两度访华 。1960年的那一次，我正要去加纳任大使，同斯诺的一些老朋友到机场去接他，但没有时间同他多接触。1964年，我在非洲，更没有机会同他见面。现在好了，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这位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友。当然，这还不是我个人感情的事。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周总理这些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他的每一次访华，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60年他来中国，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十四个省，十六个主要城市，寻访他旧时留下的足迹，观察新中国发生的变化 ，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大河彼岸》。他在此书开篇引用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巴斯卡尔的一段话：“有一种奇怪的法律，竟以河为界!一个人居然有权杀死我，仅仅因为他住在河的彼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可笑呢……”斯诺的这段引语明显的是讽刺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要求撤掉横在中美人民之间的人为障碍。 在他这次访华期间，毛**、周总理分别同他长谈了两次。毛**同他推心置腹地长谈，还说想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波多马克河游泳。周总理对他谈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解释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原则，实际上提出了十年后他同尼克松总统谈判中美关系的框架。 1964年斯诺到中国的前几天，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天，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DAN。周总理在斯诺抵达北京后很快见了他，给他看中国原*子DAN爆炸的十二幅照片。斯诺说他可以立即回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这些照片。斯诺高兴地开玩笑说，你们真是拿了一手好牌，一个Ｋ（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个Ｑ（指来访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个Ｊ（指来华访问的怡和洋行董事长凯瑟克），现在又打出一张Ａ（原*子DAN）。之后，他把这些照片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立即轰动了全世界。
1970年8月，斯诺要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来看**中的中国。他对中国怀着深厚的友情，一直关心中国发生的一切。西方传媒关于中国**的报道使他迷惑、忧虑，他想亲自到中国来看一看。他写信给在中国的老朋友，甚至写信给毛**，询问访华的可能性。外交部有个高官，不想让他来。但毛**认为应当请他来，不仅让他来看看，还有些想法要让他传播出去。于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受命把斯诺从瑞士请到了巴黎，同他谈了访华的事，问题迎刃而解，斯诺夫人洛伊斯也被邀同行。1970年7月31日，斯诺夫妇从瑞士乘飞机到香港。斯诺这时的身体太虚，又有高烧，一直休养到8月14日才坐火车抵广州，再换飞机到北京。《华盛顿邮报》的观察家说，斯诺的这次访华是中国人有兴趣发展与美国关系的信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也发电至华盛顿说，这次访华有利于创造中美关系的奇迹。
我和何理良到北京机场迎接斯诺夫妇。去接他们的还有斯诺的老朋友路易 艾黎和马海德大夫等人。斯诺一下飞机，就同我热烈拥抱，我们正好有十年没见面了。回到中国访问使斯诺兴奋不已。他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和新鲜，连机场路两旁的整齐的杨树也令他赞叹不已。“啊，看哪!”他说，“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了。”斯诺告诉我，他和现在的夫人洛伊斯结婚也有二十年了。说她原来是纽约市的一位话剧演员，对中国的舞台艺术很感兴趣，早想来中国，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机会。还说，他们有两个孩子，男的叫克里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现在都在瑞士。斯诺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开口就要我们这些老朋友向他介绍最近五年中国的情况，并说说这次邀请他访华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他后来都得到了权威的和有说服力的解答。
两天以后，斯诺夫妇在颐和园同朋友吃晚饭，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邀请，去观看一场中国乒乓球队与朝鲜队的表演赛，并同他交谈。周总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体育馆会见斯诺，自然给在场的各国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总理先同斯诺谈了当时中国党和人民关心的防骄破满问题，未点名地批评林彪。从表情上来看，斯诺一点都不明白防骄破满的含意。总理还建议他先到外地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一段时间。斯诺急着要去采访毛**、周恩来和了解中国情况，哪里舍得花时间去休养，他婉谢了总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参观访问。会见中，总理对美国情况问得很仔细，斯诺则询问中美关系是否有机会创造新的开始，总理说邀请他访华就是希望对此问题找到一个答案。
当时总理劝斯诺先去参观或去北戴河休养的建议背后确有重要原因。那时的副统帅、毛**的接班人林彪野心膨胀，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三番五次提出要修改宪法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要年迈有病的毛**担任国家主席，其实是想自己取代并当国家主席。他的主张几次被毛**否定，但他仍坚持己见。周总理这时的工作非常繁忙，因8月下旬即要召开十分重要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之一是修改宪法，即是否要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当时有不少人在跟着林彪摇旗呐喊，因此有许多说服工作要做；第二个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方案问题，这事也因四人帮蓄意阻挠，要通过并不容易；其他议题是毛**极关心的备战问题，需要大量投入，如何解决等。由于这些问题都很棘手，毛**和周总理尚无暇顾及斯诺的采访问题。
根据总理的指示，从8月下旬起，我和何理良及外交部的两位英文翻译徐尔维和姚伟同志，陪同斯诺夫妇在北京和外地参观。我们参观了清华和北大，包括斯诺三十年代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时的燕园。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然后参观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二七机车厂和河北省遵化县那个三条驴腿起家的生产大队。接着飞西安，去访问延安和保安。1936年斯诺和马海德骑着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条峡谷小路，现在是宽阔的黄土公路。我们的汽车快到保安时，路旁突然钻出许多欢笑的孩子，向我们欢呼。斯诺像回到故乡一样，充满怀旧的深情。他寻找毛**当年住过的窑洞、红军大学旧址和他当年住过的招待所，还同我在毛**旧居前照了张相。斯诺夫人告诉斯诺，她看见许多人穿着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斯诺说，当年保安的老百姓一人只有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说：1936年这里只住着一百人，现在有三千人；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只有一家小铺子，红军是在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的，现在这里有十三个手工工厂、一个机修厂、一个发电厂，主要街道两旁全是小商店，还有一家小百货公司、一个有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老百姓的住房、穿着和饮食虽然很简单，同过去那种赤贫的状况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保安的领导人在新建的政府办公楼热烈欢迎我们，欢迎宴会则在露天举行。干部和农民同我们一起吃新鲜的玉米、烤红薯、陕西式的大米捞饭、辣子鸡和红烧猪肉。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斯诺这位美国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我们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飞机去沈阳和鞍山参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汉访问。斯诺对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和从电影上看到的成昆铁路的建成赞赏有加，他没有想到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完成了这些伟大的工程。他的身体并不好，却坚持一步步走完两公里长的长江大桥。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革委会主任徐景贤，津津乐道地叙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发动的经过，长时间介绍****派夺权的安亭事件，然后讲批斗老干部的情况，说那些老家伙根本就不触及灵魂。斯诺对徐景贤说，没有老干部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时他忽然站起来说，你们要老革命触及灵魂，可他们的灵魂是干净的。讲完就告辞，弄得徐景贤很尴尬。自1936年就打从心眼里敬佩红军的斯诺是生气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斯诺这样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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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北京后，10月1日，我陪斯诺夫妇上Tiananmen城楼，观看国庆游*。毛**在城楼上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各国驻华使节握手致意后，请周总理来邀斯诺夫妇去主席那里，主席同斯诺作了一些交谈，他们站在Tiananmen城楼中间，大约有四十分钟。事后毛**说，这是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斯诺是个十分认真和勤奋的记者，看重实地调查，爱同各种人接触交谈，他这次访华也是如此。他也喜欢一个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话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饭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见一些人在排队买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于是也排在人群中。轮到他买的时候，老头儿向他要粮票，他才明白在中国那时买粮食包括买白薯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他赶忙回饭店向我要了粮票，才吃得上那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总理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向他报告斯诺夫妇访问了什么地方、工厂、学校，接触了什么人，还有多长时间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虑何时见斯诺并同他谈些什么问题。总理提醒我，在我的报告中不要建议林彪、江青见斯诺；更不要提请总理见斯诺。总理要我报告斯诺的访华情况，是理所当然；对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实际情况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又勾结又争夺最高领导权力的险恶图谋已有明显表露，对此周总理和许多老革命同志看得十分清楚。1970年8月、9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言又提出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其打手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这个集团的篡权意图被毛**迅速识破，他指示收回林彪的发言文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并对之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1970年下半年，林彪一面在写假检讨，一面在窥测形势，策划下一步阴谋。江青一伙则利用手中权力阻挠国民经济计划的通过和执行，不惜使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这个集团抛出极左口号蛊惑人心，不断攻击周总理，妄图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国家处于逆境之时，周总理心急如焚，忍辱负重，又要应付**的局面，又要冲破种种障碍推动生产，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林、江之流从人民手中篡夺最高权力。
斯诺在中国访问已经四个月了，安排他采访毛**的事不能再拖了。周总理知道斯诺的报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而不能让斯诺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层原因又不好对我明说，因此只好在12月7日夜里写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于他本人，虽然斯诺几次要求采访，可是他从来是克己奉公，严于律己，那时更不能招致非议，嘱咐我不要提到他。回想起来，真感到周总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一片丹心，对同志则关怀备至。总理提醒我是怕我不了解这些当时限制在中央很小范围的内情而提出不适当的建议。在林彪叛国外逃和四人帮的野心败露后，我才逐步领悟周总理给我的信函的蕴意，深深感激总理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1970年12月18日晚，毛**请斯诺去****谈话和吃早饭，由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参加担任记录和翻译，一直谈到中午。首先他说，外交部有人反对你来，说你是美国特5，此人就是乔老爷（乔冠华）。然后他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讲假话和武斗，也谈到个人崇拜。他问斯诺，如果没有人崇拜，你会高兴吗？当斯诺谈到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败的时候，毛**未作出反应。关于中美关系，毛**表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见，但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负责初审斯诺关于主席这次谈话的“纪要”，以便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全党和全国各基层单位。12月25日毛**77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报道了毛**12月18日会见斯诺“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的消息，并且刊出10月1日毛**和斯诺在Tiananmen城楼上检阅群众游*队伍时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他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在斯诺这次访华期间，周总理曾几次同他谈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国内形势，在毛**12月会见斯诺之后，总理还同斯诺长谈了一次国内经济情况，给他提供了1960—1970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数字。为了在圣诞节时同儿女们团聚，洛伊斯 斯诺决定先离华回国，斯诺则留在中国等待毛**审定谈话稿。这时，天气寒冷，斯诺还只穿一件毛衣和单裤，又是细致周到的周总理建议给斯诺做一件呢子大衣和买一件丝棉袄，以我的名义送给他。我们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先要全程免费招待斯诺夫妇，但斯诺为了避免国外有人说斯诺受**贿赂，在离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旅馆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
1971年2月，斯诺结束这次长达半年的对中国的访问，回到瑞士。他的访华报道，最重要的是毛**和周总理同他的谈话，先后在意大利的《时代》杂志、美国的《生活》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生活》杂志的文章和毛**同斯诺在Tiananmen城楼上的照片，已放在尼克松办公室的案头。4月间，美国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访问中国。斯诺对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要访问中国等这些消息感到十分兴奋。他在瑞士家中，忙着撰写他这次访华的新书《漫长的革命》，准备在次年尼克松访华前先抵达北京，采访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这时斯诺的身体很不好，经常感到疲倦。后来经过医院检查，发现他的肝肿大，得了胰腺癌，斯诺住进了医院。在医院他接到一封来自尼克松的信，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长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还说他将访问中国，如果斯诺能先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斯诺认为，尼克松的信是一杯苦酒，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早就该建立了。他没有回复尼克松的信。
斯诺夫人为丈夫的病写信求援，写给在美国和英国的亲友，也给在中国的马海德写了一封。马海德复信给她，请斯诺考虑到北京接受治疗。她还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其中附有毛**和邓颖超的问候，不久又收到宋庆龄的信。在毛**和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北京日坛医院为斯诺准备好了病房，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等候斯诺一家人的到来。我们还包租了法航班机的一等舱，供斯诺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诺的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率领，于1972年1月抵达日内瓦，立即由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陪同他们去斯诺家。医疗小组为斯诺作了检查，认为他的胰腺癌在手术后有广泛转移，肝功能衰竭，只好改变计划，把病房设在斯诺家中，就地治疗。 2月初，我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正在亚的斯亚贝巴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接到北京的特急电报，说斯诺病危，周总理要我赶往瑞士去看望斯诺，代毛**和周总理本人向斯诺问候。我赶到斯诺家，他刚从前几天的昏迷中清醒过来，马海德对他说：“你看谁来了？是黄华！”斯诺立即睁大眼睛，脸上出现极兴奋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我和马海德的手，用尽全身的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我们三人一起在保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现在听他这样说，我既感动，又心酸！我在斯诺家看望他两天，同斯诺的儿女谈了很久。我讲述他们的父亲如何同情中国人民在旧社会遭受的苦难，如何不畏艰险去偏远的中国西北，探访和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是报春的燕子，向全世界传播了中国的革命伟业。我问斯诺的女儿，知不知道她为什么叫西安。她回答，“中国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轻时就是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毛**，寻找东方的魅力的。”儿子克里斯多弗说，“妹妹的名字多好，那么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过延安。”望着两个即将失去慈父的孩子，我心里很难过，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那儿是你们父亲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热爱你们的父亲，也热爱你们。”
1972年2月15日，尼克松访华的前六天，中国的春节，斯诺与世长辞。四天以后，在日内瓦的追悼会上，中国驻瑞士大使宣读了毛**、周总理和宋庆龄的唁电。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了几千人的追悼会，悼念斯诺。我出席了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追悼会，并讲了话。斯诺在遗言中写道：“我热爱中国，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我成长，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逊河畔。”1973年5月，北京大学举行了非常正式的斯诺骨灰安放仪式，洛易斯 斯诺带着女儿和妹妹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大理石墓碑上的碑文是叶剑英元帅书写的。一年后，斯诺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纽约市哈德逊河东岸的林间空地。他的朋友戴蒙德大夫和夫人玛丽以及罗申大夫和夫人海伦在岸上的一块暗红色大石上刻着Ｅ Ｓ两个字母作为墓碑。中国人民的挚友斯诺走了，我永远怀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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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0 00: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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