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解药 唯有对危机的恐惧

影音王

近两日，美元指数终止了一泻千里的颓势，开始缓慢爬升。所谓“货币战争”似乎暂得缓解。但也有媒体报道，“鉴于全球‘货币战争’可能对韩国产业带来影响，韩国政府将针对多种情况着手制定应对方案。”
    自打9月27日巴西财长曼特加断言“我们正处于一场国际性的货币战争中”，全世界媒体都迅速地适应了用正规的战争词汇来形容最新的货币纷争——“硝烟”、“战火”、“反击”，乃至“绥靖政策”。看上去，曼特加说出了一句可怕的谶言。
    是的，“有识之士”发出了应有的警告，其中包括美国财长盖特纳的“请停止煽动货币战争”，以及“货币战争没有赢家，团结合作才有出路” 之类的倡导。但这些都是过于显而易见的“真理性废话”。当“真理性废话”成为阻止事态恶化仅剩的防火墙，要么是世界领袖陷入集体疯狂，要么，就不得不承认“战争”的降临，有现实的“合理性因素”，或者干脆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说起来不新鲜，这不过是经济学“公地悲剧”的巨型版本，亦即：在特殊情况下，个体的理性必然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这种“理性选择战争”比疯狂更可怕。它表达了对现实的屈从，也更加难以阻挡。对这种种“战争”的讨论已不再隐约其辞，讨论中夹带着莫名的兴奋。人类很奇怪，一方面标榜“热爱和平”，一方面却似乎对“战争”有着隐秘执著的嗜好。
    看看真正的战争史。人人都知道战火无情，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但第一枪照样会打响。发起战争的，并不都是战争狂人。理论上可以阻止却依然发生的战争仍占绝大多数。所以康德才感慨，人类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就是，人类从历史中什么也没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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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开了“第一枪”通常有助于另一方获得道义上的制高点，可惜“春秋无义战”。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自卫反击，将经济议题政治化，直至以政治操弄民意获得谈判筹码，恶果都相去不远——什么是“政治”？施密特说：“政治就是划分敌我”。
    很多人注意到了美国中期选举这一美国国内政治因素起到的作用。只要选举季一过，凡事又好商量。倒是“美国一手导演了货币战争”的说法，虽然听起来充满令人厌恶的“阴谋论”论调，却无法被排除在美国的动机之外。这更接近于一个彻头彻尾的“阳谋”：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伊始，经济学家就普遍预测到美元印钞机疯狂运行的后果。事实验证了这一点。10月10日的日本《产经新闻》更披露，9月27日，做客美国CNBC财经电视台的英国嘉诚资本管理公司分析师爆料说：“美国政府授权的证券公司正利用美联储资金购买美国股价指数证券。”嘉诚是19世纪以来英国王室的御用证券经纪商，熟悉华尔街内幕。
    对于该市场操作，这位分析师透露“是由‘预防暴跌小组’指挥”，但其正式名称却是“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该组织是在1987年10月19日股价暴跌的“黑色星期一”之后，根据第12631号总统行政令设立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涉嫌人为维持股价，促进美元贬值。
    历史的吊诡在于动机与结局常常南辕北辙。美国希望他国不将经济议题政治化吗？希望避免贸易战吗？结局可能恰恰相反，因为面对美国的策略，一个放弃有效调控的政府，面临的局面不会比陷入一场贸易战更好，也更容易重蹈经济议题政治化的覆辙。困局之状，正如卡夫卡所言：“和平让我寸步难行，战争让我流尽鲜血。”
    类似的问题也多少存在于各国政府。国际关系并不天然鼓励合作与妥协，它可以共赢，也可能双输、零和。每种模式都能找到先例。之前两年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曾表现出的精诚合作，与其说是人类智慧的进步，还不如说是在对危机的强烈恐惧下不得不为。如今，一切回到了常态，回到了“理性”的轨道上。
    不久前，佐利克呼吁：“如果真有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刻，那就是现在。”愿景美好，但避免“货币战争”的解药，妥协的理由，更可能是恐惧，更巨大的恐惧。它可以是全球经济再次下滑，也可以是更危险的，如同“二战”前危机与贸易战的后果。而历史却一再证明，等到恐惧来临，人们并不总能避免“流尽鲜血”。
    作者系上海资深媒体人
    类似的问题也多少存在于各国政府。国际关系并不天然鼓励合作与妥协，它可以共赢，也可能双输、零和。每种模式都能找到先例。之前两年各国政府应对危机曾表现出的精诚合作，与其说是人类智慧的进步，还不如说是在对危机的强烈恐惧下不得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