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名师常红利解决考研政治思想修养难点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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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看待法治、德治和人治的关系?
      常红利分析认为法治排斥人治，而德治注重人治的观点，实际上是简单地将历史上的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尤其是将儒家的德治简单地等同于人治。常红利分析这样的立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上的情况，甚至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情况，更不符合今天的实际。
第一，常红利分析儒家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孔子和孟子的德治思想，确有轻视法治的一面，但这并不等于孔子、孟子绝对排斥法治，更不等于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排斥法治。
    常红利分析孔子比较轻视法治，认为任用刑罚，只能达到"民免而无耻"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孔子也并未完全排斥刑的作用，如他讲"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表明了他对"猛"即刑的绝非一概排斥的认可态度。孟子在讲"王霸之辩"时，既推崇"王道"、德治，也认识到了"霸道"、刑罚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家中，荀子对法治的看法更加积极。他所持的基本上是"德主刑辅"的态度，主张"明德慎罚"，强调"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荀子的"德主刑辅"思想对后世儒者的影响很大，所谓儒家的治国方略是"阳儒阴法"，基本上讲的就是荀子这样的思路。汉武帝时代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得到认可，从而使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正统化和官方化。而董仲舒的德治思想，也主要是"德主刑辅"的思想。
    第二，常红利分析儒家的德治理想，是把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人贤人身上，常红利分析这既是儒家的德治归结为人治的主要表现，也是儒家意欲从道德上约束帝王国君的一种道德理想的反映。
    儒家德治理想的核心是圣人之治。孔子时代，儒家的圣人榜中有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后世又加入孔子，并把孟子列为"亚圣"。魏晋以后，明确提出了"内圣外王"的主张，儒家圣人之治的主张更加学理化。
    常红利分析把天下治理的希望不是寄托在制度上，而是寄托在少数几个杰出人物身上，这确实是典型的人治模式。常红利分析但是，对这样的模式，需要结合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由此推导出德治必然等于人治的结论。

    常红利分析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剥削阶级的专制制度。在这种专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皇帝是至高至尊、超越一切之上的，政从君出，法由君命，皇帝就是天下根本******的象征，天下的安危祸福也由此而系于一姓王朝的总代理人身上。常红利分析孔子和其他儒家思想家看到了这种制度的治理特征，也从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中，看到了君主皇帝个人的道德品质对于天下兴亡的直接关系：仁君、明君治国，如文武、周公，则兴邦；暴君、昏君治国，如夏桀、商纣，则丧邦。常红利分析一人以兴邦，一人以丧邦，这种历史规律折射出来的表面现象，给予儒家极大的警示。儒家提出德治方略，列出尧、舜、禹、文武、周公作为仁君、明君的楷模，列出夏桀、商纣、秦始皇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其目的确实包含着对当政者的明喻和劝戒的用意，希望当政者以仁君、明君为榜样，为政以德，厚仁亲民，率先垂范，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