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力推量刑规范化改革 法官将受更多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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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初，备受关注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3000多个法院全面推开。量刑规范化的本质是什么？对我国的司法改革会产生什么影响？未来，法官将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带着这些问题，半月谈记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量刑规范化项目组副组长戴长林进行了专访。
记者：在量刑规范化改革全面试行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戴长林：早在2005年，最高法院就开始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开展实质性调研。经过5年的调研和2年多的试点工作后，今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对120多家试点法院进行了检查、验收、总结。这120多家试点法院普遍认为，量刑规范化改革取得成效非常明显，比如上诉案件、抗诉案件明显减少，上诉以后改判率下降，上访率下降。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刑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我们国家的刑法，1979年颁布，30多年来，真正对量刑机制和方法进行改革的，这是第一次。这次改革是量刑方法的改革，并不否定过去的量刑结果和量刑公正。
记者：有专家称这次改革是“一场法官的自我革命”，您怎么看？
戴长林：改革全面试行后，由于对具体犯罪应当判处的刑罚、量刑情节从轻或从重的幅度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要提出量刑建议和量刑理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答辩，提出自己的量刑意见和理由，控辩双方进行充分辩论，所以量刑过程更加公开透明。相对于以往的估堆式量刑，现在法官量刑时受到的制约多了，法官必须更加规范、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一场法官的自我革命。
我国法官以前量刑，主要靠长期积累的量刑经验，对具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考虑各种量刑情节，一次性估量、确定对被告人应当判处的刑罚。采取这种方法量刑，主观性较大，不同法官的量刑结果有时差异较大。即使差异不大，也因难以具体说明量刑过程和理由，导致本来公正的判决，被告人不服判、社会也不满意，甚至引起舆论的关注，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因此，我们进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主要是量刑方法的变革。
记者：那么量刑方法的变革对法官会产生哪些影响？
戴长林：第一，工作量有所上升。量刑步骤由以前的一步到位到现在分步进行。首先确定量刑起点，然后确定基准刑，最后再确定宣告刑，一步一步走，更加明确具体了。在法庭调查阶段，除了查明犯罪事实，还要详细查明各种量刑事实和情节；在法庭辩论阶段，不仅仅要辩论构成什么罪，还要辩论量什么刑。另外，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还要详细说明量刑的理由。这必然会导致法官的工作量有所增加。
第二，裁量权得到了规范。过去估堆量刑时，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量刑经验直接判断，只要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如果悬殊不大，就不好评判是重了还是轻了。现在要分步骤量刑，每一步都有量化的标准，量刑起点怎么确定，刑罚量怎么增加，每个量刑情节可以从轻多少、从重多少，都设置了一个幅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法官们的手脚。必须注意的是，法官裁量权是法律赋予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并不是要剥夺法官的裁量权，也不是否定法官的裁量权，而是必要、合理的规范，因此，这次改革也是法官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
记者：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如何具体量刑？
戴长林：量刑规范化要尽可能把各种影响量刑的要素都想到，主要是三步走。
第一，根据基本犯罪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第二，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第三，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
记者：量刑规范化改革有何突破与创新？
戴长林：量刑规范化改革使中国刑事审判由粗放走向精细，从估堆走向严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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