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思想的涤荡：2010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侧记

爱国者-曹

受外交学院朱立群教授之邀，有幸列席了外交学院“2010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 能够参加这个会议，还要从去年朱教授来研究生院做讲座说起。当时我向她请教了很多问题，聊了一会，后来也一直邮件往来，像她这样在国际关系领域已有造诣的学者待我却极为和蔼认真，让人如坐春风，很是感动。在一次邮件中，她建议我来听听这场会议，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当然更多关于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4月10日，舍弃了清华大学国关所的一个讨论会，一大早赶到外交学院。第一次来，还算顺利，校园纯朴。方进会场，见到秦亚青老师认真的在准备稿件，过去与朱立群打招呼寒暄。9点，落座，正式开会。环视一周，与会嘉宾主要是京沪两地的学者，在国关领域特别是建构主义很有研究，比如苏长和、方长平、王帆、高尚涛等等。正在纳闷，没看到我们所的袁正清老师（袁老师家里的事最近多了）。

      会议首先，由朱立群主持，一段小引过后，抛出秦亚青的两篇重磅文章，一篇是大家都熟悉的《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另一篇国内可能少见，是他与巴瑞布赞的辩论和对话，英文版即将在国外杂志刊出，涉及进程建构主义的方法论问题。秦亚青作为中国唯一一个长期坚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学者，让人敬重，多年前他系统论证了中国学派生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今自己已经完成了理论建构的系统第一步，而且很前沿，国际上也有反响。但中国国内的反响似乎还没预期的大，因为，中国国关界存在“门户之争”，对于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很少真正的细致研究，然后批判对话，大概都是自己搞自己的。这不禁让人感慨，美国国关学界的争鸣与批判远远超过中国的一片沉寂。秦亚青大致梳理了这两篇文章的核心，并有新的思考，强调了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和思维与西方的差异，认为化解中西对立的理论突破就来自中国思维的组合优势，“化”的能力。建构主义在中国的火热，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思维惯性里存在统合建构的传统，而西方思维常常分类然后求证其因果逻辑。

     接着，苏长和、方长平、朱杰进发言，谈自己的认识。苏长和提纲挈领，从知识积累、生成角度，阐述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的重要性、理性与关系性的关系、理论的争鸣与回应（沟通理论）、一般性知识与普世性知识关系等，涉及哲学和治学之道。方长平提出对进程建构主义的部分质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澄清，谈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后面的讨论便是一锅粥，自由式，谁都可以插话，比较热烈。而秦亚青显然成了这次会议的中心，他不苟言笑，常仰头深思，记录，准备辩论。朱立群穿针引线，把老一辈理论家和新一代年轻学者整合在一个话语下辩论，魏玲、孙吉生、王帆、马俊、陈志瑞、林民旺，还有在场的博士、硕士。讨论在不同层次上进行，重点也时常变化，但中心就一个：如何建构中国学派？秦老师的“进程建构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秦亚青不时回应、辩论、讨论，笔记，也不断感谢所有的批评和意见。当讨论理论的终极问题时，便涉及到了人本关怀。秦亚青下午的发言在最后给了我很大感触：我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来自个人的信仰，尽管我对自己比较悲观，但是我对人类充满希望。我可以定位成一个新保守主义者，坚持中庸与传统。但我希望大家不是接受我的文章观点，而是从我的文章中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激发对知识本身的讨论、争鸣，我没有创立新体系理论的野心，我只希望给大家点刺激，让大家争吵，制作出新东西，而不是原地踏步。因为，我牵挂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近年太沉闷了，我的归宿在于推动它的一点点前进。

      此言过后，会场掌声经久不息。我想，像秦亚青这样把人文关怀融入到学术中的学者并不多，我们后辈除了敬畏，更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