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增设危险驾驶罪需立法回应

dalilandy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孟建柱28日表示，建议研究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以加大对醉驾、飙车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去年的杭州胡斌飙车案、成都孙伟铭醉驾案和南京张明宝醉驾案最为轰动。虽然由此引发的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重大交通违法，但这种运动式执法存在应景的弊端。  

    醉驾、飙车等危险行为之所以极为常见，有法不依与执法不严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但在执法之外，相关立法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以醉驾、飙车等行为来说，目前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看危害结果的严重与否。这实际上造成了醉驾族或飙车党对法律的轻视：一是很难被抓到；二是抓回来最多拘留15天。  

    这让运气在犯罪构成中成为必备要件。这里的“运气”体现在，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仅适用于违反交通安全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人。对尚未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刑法并未将其设定为犯罪，因此只能给予行政处罚。将醉驾、飙车等危险行为定位为“危险犯罪”，更符合行为的本质，也利于在源头通过较轻的刑罚来实现犯罪预防。  

    在我看来，我们在重大交通安全事故的刑法防范上，有轻者太轻，重者太重的倾向。刑事立法应首先着眼于轻罪的预防，而不应追求重罪的重罚。轻罪不罚，则无异于将轻罪推向重罪。在醉驾、飙车等危险行为还仅仅处于危险状态时，刑法就已介入，也就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若一定要等到危险结果发生之后，刑法才介入追究，一来罪责已重，二来为时已晚。  

    因此，对醉驾、飙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采用“危险本位主义”定罪量罚，实有必要。在公安部关于增设“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建议提出之前，已有同类立法建议从民间发出，但未获得立法机关的回应。公安部长孟建柱的报告同样也是立法建议，同样也亟须立法机关的善意回应。我们期待“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能够迅速进入立法程序，并在公开立法中尽可能尊重来自各方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