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中：不应逃避“和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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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台北10月24日电（作者　张亚中）西方有谚：“面对阳光，阴影才会在你的后方”！逃避问题，问题并不会消失，更何况两岸和平协定是值得追求。民进党与台联不要再将两岸和平协定妖魔化、国民党不宜将“和平协定”当成是一个有目标但是搁置在那的工具。在推动两岸和平协定时，要以两岸人民利益出发，而不应将美国的利益做为必须考虑的先决条件。寄望马英九与台湾人民，勇敢与负责地面对这个历史与未来发展的课题。

　　一、“和平协定”的条件说与妖魔化

　　对于两岸是否要、何时要展开政治对话，签署和平协定，台湾方面近来的反应，已经把和平协定带往妖魔化、搁置化与美国利益化的方向发展，而全然不再面对和平协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首先是做为“国安会”的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赵春山董事长10月16日在一场研讨会中明确地提出了台湾和大陆启动政治性对话前，必须先做到“ECFA、MOU完成签署”、“国内达成共识”和“国际社会接受”的“三项准备”说。这“三项准备”其实就是启动有关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政治对话的“三个条件”。

　　马英九随即在10月19日接受外国媒体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和平协定的前提是北京撤飞弹，他说：“如果我们和大陆谈判和平协议，我们当然希望他们先处理飞弹问题，不论是移走或拆除”。20日发表的《国防报告书》中也称，中国若不放弃武力犯台，两岸难以推动军事互信机制。

　　做为在野的民进党于20日立即表示，“马英九要求中国撤飞弹是不够的，应要求销毁飞弹才有意义，马并应下令所有官员在中国尚未撤除飞弹前，不得与中国谈论两岸和平协议”。台联党主席黄昆辉也召开记者会批判说，“和平协议其实是‘投降协议’，签署和平协议只是手段，终极统一才是背后真正的目的。和平协议是中国大军压境，逼迫台湾签署的城下之盟”。

　　不到一个星期之内，主导台湾内部政治势力的政党与代言智库，不论立足点是否不同，都传达了强烈与清楚的讯息，即现在不是进行两岸政治性协商的时机。在论述的同时，已经把两岸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带往妖魔化、搁置化与美国利益化了。 二、“和平协定”条件说的形成

　　两岸应该签署和平协定与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原本是马英九在竞选前的政见。2006年马英九在其欧洲之旅时即表示，如果2008年国民党执政，将与大陆协商两岸和平协定的架构，进而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在其担任大位后的民意调查也显示，民众对于和平协定的急迫性远远大于ECFA。

　　马英九在得到大位以后，由于想要担任“全民总统”，他的战略构想有了改变。马英九的整个战略布局，在对外方面，如果《台湾关系法》与“两岸和平协定”同为林中二鸟，最好能同取其二，如果只能取其一，以《台湾关系法》为优先，即“和平协定”绝对不可以牺牲《台湾关系法》为代价；在对内方面，“政权延续”与“和平协定”同为珍贵的鱼与熊掌，可是如果“和平协定”签署不能确保其选举获胜，马英九宁愿保守地以选举需要做为优先。简单地说，马英九的战略优先性依次为“选举获胜、安全依赖、和平协定”，从对象来说是“国内、美国、两岸”。

　　目前台湾安全必须仰赖于美国，因此要想依靠《台湾关系法》，就必须顾及到美国的立场，包括对美国持续的军购与不可以让美国的利益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中受损。为了想达到“选票的极大化”，在马英九的战略思维中，认为仅加强两岸经贸交流，避免政治性的互动，最能为他争取选举的获胜。

　　基于上面的战略构想，马英九对于两岸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的看法，与选前在立场上有一八○度的转变。首先，他将海基会的江丙坤董事长与“陆委会”的赖幸媛主委做为两岸关系方向上的两位标兵，一个经济、一个政治；一个进，一个守。江丙坤的象征意义是台北希望积极推动两岸经贸交流，赖幸媛所代表的意义则是李登辉所留下来路线的柔性继承。两位标兵站在那里其实就是告诉北京，“只要经济、不谈政治”，但是马英九团队的说法，以及外界的解读，都认为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布局是“先经后政”。 三、“搬飞弹”与“和平协定”的连结与困境

　　马英九其实不断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场。第一次是在刚上任两个星期，2008年6 月4日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强调，中国大陆撤除面向台湾的飞弹，是两岸展开和平协商的前提。对于稍微有一点国际关系常识的人而言，均了解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政治语言，为的是彰显以台湾主体性及安全优先的思维，是讲给日本与台湾听的，而不是真正想进行和平协商。

　　从冷战时间的美苏互动与冲突国家间的谈判来说，很少以要求对方先放下武器做为谈判的前提。如果有这种要求，第一种情形是摆明不想谈，出个难题给对方；第二种是将对方视为恐怖主义或分离主义，而视自己为正统，例如英国对北爱尔兰共和军的和平谈判。冷战时间美苏有关的裁军都是坐下来谈判后的结果，而不是进行谈判的前提。在国际间大概也没有实力远小于对方者要求大的另一方先解除威胁武力，原因太简单了，大的一方根本不会理会这样的要求。

　　台北方面当然可以要求北京撤除对台的飞弹，但是必须透过双方政治性协商进行，而不是以撤飞弹做为前提，如果两岸能够达成和平协定，台北方面自然可以依协定要求北京放弃武力与武力威胁。

　　由于马英九带出了“先撤飞弹才有和平协议”这个命题，等于陷入了“飞弹与和平”相对论的论述，也等于是用“撤飞弹”来对“和平协定”说“不”。这种说法，等于是一种“拒绝”的谋略，一种并不是高明的谋略。

　　不高明的地方在于，任何对国际关系有常识的人都可以了解，只用撤飞弹做为和平协定的前提是不够严谨的，如果基于需要，已经撤除的飞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部署，因此，这样的条件其实在安全上是没有意义的。民进党也看出了“撤飞弹”逻辑上的不足性，自然打蛇随棍上，把“撤飞弹”的层级拉高，变成“销毁飞弹”。台联更将其演化成“投降协议”。简单地说，马英九“飞弹与和平”论述给了泛绿申论的合理空间，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套住了，除非北京让步，台北失去了论述的回旋空间。

　　四、“做为美国扈从者”与“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选择与困境

　　有关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方面，马英九上任后已逐渐了解到，如果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一旦建立或和平协定一旦签署，美国再向台湾贩售军备就失去了正当性。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方面，马英九决定选择前者，并让美国充分能够“参与”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构过程，以使得美国放心。

2009年4月22日，马英九在“总统府”与美国智囊机构“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 进行视讯连线会议中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履行台湾关系法。他还说，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目前仍为时过早，台湾希望与中国大陆优先处理经济议题。马英九并表示，美国继续承诺对台军售，对美台关系非常重要。5月9日马英九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再次明确对军事互信机制表态，“这个议题太敏感，涉及台湾与美国关系，我们主要的军备是来自于美国，因此我们非常谨慎”。

　　台北也了解，要想维持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保障，必须付出代价，而军购便成为表态的一项指标。马英九上台以后，持续大量向美国采购武器。美国国防部2008年10月正式通知国会，有意出售台湾潜射鱼叉飞弹、爱国者飞弹、E2早期预警机升级、阿帕契攻击直升机、战机零元件等六项武器系统，包含武器、配备及人员训练等项目，军购总额最高为62亿6300万美元，折合约新台币2017亿元。

　　另外，为了配合台湾募兵制和军队转型，美国防部整合评估室委托美国智库兰德（RAND）公司评估台湾未来的防卫需求。在走访台湾各军事单位后，兰德公司认为，在2020年前，台湾须花费上兆元购买100多项新武器，包括空军F-16 C/D战机、第三代战机及空中加油机；海军的柴电潜舰、扫布雷运兵直升机、近岸巡防舰和两栖船坞登陆舰；陆军的自走炮、战车、近程反装甲火箭弹等，是各军种的“梦幻清单”。（2009年10月12日新闻报导）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这句话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信条，美国也自然深信不疑。美国一方面认为两岸应该和平相处，因此对于军事互信机制并不反对，但是美国又担心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军售与美国的利益。
美国也认知到两岸和平发展是一条历史的进程趋势，不可能，也不必要阻挡，但是美国也绝不可能让自己的利益与战略布局受损，因此，一方面钱是要赚，可是又不能够把最好的武器卖给台湾；另一方面在两岸互动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台湾方面的信任，让美国有机会充分影响与掌握过程就变得很重要。

　　9月到10月的几件事，可以看成是美国与台湾互信的再次加强，也可以视为台湾容许美国力量的介入。一是先前所提的持续军购；二是由长期与美国有高度互动，可以得到美方信任的杨念祖于9 月16日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三是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于10月15日在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了麦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下设“国防安全”、“非传统安全”、“两岸和平”与“国家安全”等四个小组，未来将与美国、日本、大陆等地学者进行密切对话。很明显地，有关两岸互信机制的讨论必然不会遗漏。美国透过多方位的安排，目的就是希望在两岸未来的政治协商中，不以做一个旁观者为满足，而能产生实质的影响力。反观台湾也乐于美国的参与，而将其视为安全的背书与保障。　我们可以理解马英九在推动两岸政治性对话时必须考虑美国立场的看法，但是台湾也必须明瞭到，做一个扈从者必然失去自己的主动权，特别是当华府与北京需要利益妥协时，台湾有可能会被出卖或牺牲。台湾为了做一个忠诚的扈从者，就必须不断地向美国购买武器，牺牲国内基础建设或社会福利所需要的资金。

　　做一个扈从者与当事者，其思考的内在矛盾在于，一方面在面对北京时强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但是在面对华府时却是一个十足没有自“主权”力的依附者，无论是向美国的军购或与大陆的军事互信机制协商，均必须等到美国开绿灯才能放行。

　　“国际社会接受”的说法，等于清楚地告诉北京，没有美国的同意，两岸政治性的对话不可能展开；也同样地告诉了美国，可以安心了，没有美国的同意，台北方面不会接受北京的喊话。马英九选择做一个忠实的扈从者。

　　五、以“全民共识”做为“开启政治对话”的闪躲思维与困境

　　不管是希望担任“全民总统”或是为了未来“选票极大化”，马英九没有把“和平协定”当成是一个他拿到七百多万选票后必须履行的承诺，他也没有愈早达成两岸和平协定、愈有利于两岸关系正常化发展的认识。马英九只在陈述困难在哪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意愿与方案。在两岸和平协定与军事互信机制这些问题上，马英九没有选择自己承担，而是把问题丢给一般普罗大众，“全民共识”看似答案，其实是“不表态、不承担”的另一个说法。 　民主政治本为政党政治，在决策的过程中，菁英有其角色与责任。菁英与一般民众的不同在于菁英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交给议会或人民公投做出接受与否的决定。

　　国际社会迄今为止，大概还找不出哪一个国家先透过全民公投得到共识后再交给政府代表拿出去与他方代表协商。台湾自1996年第一次大选起即陷入了有关统独与族群认同的民主内战，至今仍然没有全民共识。因此，如果用“全民共识”做为两岸政治协商的条件，等于是告诉对方不必谈了。在谈判事务上，双方自然各有其立场与观点，不思如何让双方取得最大交集，而以自己人民没有交集作为理由，其实正凸显了台湾整个社会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而这正是执政党与领导人应该化解与努力的地方。如今本末倒置，可能只有三个解释：一是说的是事实，可是国民党也说明了目前没有解决的能力，因为没有准备好，不能谈；二是说的是藉口，告诉北京不要再提和平协定的事了；三是选举语言，谈的不是和平协定，而只是在陈述国民党是多么贴近人民，一切以人民的意愿为依归。

　　六、面对“和平协定”不应逃也不应避

　　两岸和平协定可以看成是国共内战的结束，也可以视为未来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在冷战期间，两岸不可能处理这个问题。冷战后初期，两岸还陌生与不信任到根本没有想到处理和平协定。李登辉与陈水扁主掌大政的时代，两岸没有环境讨论这个问题。严格来说，2008年是国民党第一次赢得大选，有机会也有责任为两岸关系开太平，但是一年多来，已经出现了太多次的条件说，让两岸和平的机会之窗可能又要错过。

　　两岸和平协定的目的不管是结束敌对状态或是展望未来，有两个问题是必然要处理的。一是“一个中国”的定义与内涵，即两岸如何看待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清楚地说，有没有台独选项的可能；二是两岸的政治定位，即北京如何面对“+++国”的问题。这两个核心问题搞清楚并得到共识，两岸关系就可以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大步前行、和平发展。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创造和平的机会；一个称职的政治家是掌握和平的机会，一个平凡的政治家是不放过和平的机会。错失这三种选择，就与“政治家”的称号挥手再见了。与其自陷在“国内达成共识”和“国际社会接受”的条件说，不如认真地研究并与北京就两岸政治定位进行对话，为两岸和平发展找寻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两岸和平协定是台湾迟早要面对的问题，目前民进党的态度是“逃”，不愿意和平协定有任何达成的可能，因此对于和平协定不断地妖魔化；国民党的立场是“避”，就怕沾上了会影响到未来的选举，因此不断设定各种条件。这两种负面与消极的态度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让台湾逐渐丧失未来政治协商的筹码，岂可不慎？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