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信疆：一道永远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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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信疆：一道永远的风景
http://media.hexun.com/2009-05-08/117494565.html
　　台湾报界名人，被誉为“纸上风云第一人”的高信疆，前天晚上因大肠癌病逝台北，享年65岁。
　　高信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许多创办副刊的新理念，他为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创下的空前辉煌，对新加坡华文报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地华文报副刊编采人员有不少也或直接或间接的受过高信疆的启发。
　　有艺术慧眼的文化人
　　《新明—晚报》统筹总编辑杜南发认为，高信疆是文化风潮的引导者，曾经引领台北报界及文坛掀起新风潮，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崭新开阔的格局。
　　杜南发说，他早在1981年远赴台湾，访问了一系列台湾报人和作家，其中高信疆给他的印象最深，高信疆在报纸副刊的策划与呈现方式带给他很大的启发。杜南发说，他不只一次在不同场合坦言：高信疆是他的师傅！
　　杜南发认为，高信疆格局大、才情高，胸襟及视野都极为开阔。那回访问高信疆，至今印象十分深刻。当时，他和高信疆两人，从午夜12点一直聊到天将亮的四点，高信疆当时是《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他说：“高信疆是少见的，那种可以出口成章的人，我只是问了几个问题，他立刻滔滔不绝，清楚的说出自己的办报理念等等，那一次的专访，下笔做录音整理时几乎可以不加修饰，高信疆的非凡文采，思路的清晰是我至今十分少见的。”
　　杜南发说，那一次访问高信疆，一方面开启了他的视野，另一方面高信疆对副刊的看法与办报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他。杜南发当时在《南洋商报》主编文艺版《文林》，有一度苦苦思索，很想寻找出副刊的新方向；认识高信疆，听他谈办报的理念，使他大为开窍，得益不少。杜南发说：“高信疆认为报纸应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副刊应是新闻的另一个延续，副刊跟主报应是两脚并立，副刊做得好也可以刺激报份。”
　　杜南发说，高信疆也是一个很有艺术慧眼的文化人，前后发掘了洪通、朱铭、陈达等民间艺术家及许多优秀作家。作为朋友，高信疆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许多朋友都很感念他，即连李敖对高信疆也十分尊敬。曾经有一次，本报记者急着访问李敖时出了状况，一时没法联络上，杜南发与高信疆通了电话，当时远在北京的高信疆立刻打了长途电话到台北，向李敖打了个招呼，李敖二话不说通过助理安排了访问。
　　发起百人创作立体象棋
　  高信疆也是个能够不断将理想轰轰烈烈付诸实现的人。杜南发说，除了开创台湾副刊新风气，高信疆也做了其他开风气之先的事情，例如他在八十年代，为了将从宋代沿袭至今的中国象棋改头换面，自费广邀艺文界人士创作造形象棋，包括吴荣赐、朱铭、洪义男、蔡志忠等名家创作“当代棋子”，以百人创作的方式，呈现象棋的百种形态，目的除了使象棋更富艺术感，也使到原本平面的象棋可以立体地站起来，最终目的是使到不懂中文的老外也能懂得象棋及走棋。
　　有一年，高信疆还和妻子柯元馨带着立体象棋到新加坡来，在当时的仁定巷的报业中心举行“世界华人造型象棋大展”，邀请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艺术家一起参与创作属于自己的象棋。杜南发说，只可惜高信疆是个纯粹的文化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商人或经营者，他对钱财又极为慷慨，对朋友不计较，有人欣赏立体象棋，他随手就送，以致这个象棋计划最终无以持续。
　　为文化圈留下光辉典范
　　和高信疆有过交往的多元艺术家陈瑞献说：“高信疆是对世间的文艺才情至为赏识和充满敬意的文化人，有他这种眼光和气度，一时一地的文化风气才能蓬勃起来，他为文化圈留下一个光辉的典范。”
　　报业控股晚间报纸联合新闻部总编辑兼《早报》副刊编辑顾问潘正镭说：“当年高先生知道我主编副刊，笑谈时对我这晚辈说，胸怀宽大，更要具有锐眼，把好作家和艺术家，努力不断地推介给社会；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力量，对国家文化资源所累积的精神内涵，为过眼云烟的新闻远所不及。高先生是台湾报章‘一张白纸可以变成一间牢房’时代开创副刊大格局的报人。我深深怀念。”
　　退休报人韩山元和高信疆也有过多次接触，相处最久的一次是2004年应邀到海南岛访问时，正巧与高信疆同行。当时，韩山元与高信疆及一群记者从海口一路南下三亚，前后同行5天，朝夕相处之下，韩山元说，他觉得高信疆是个一辈子都在思索的人。那5天，他从高信疆的言谈中，对高信疆极为感佩。韩山元举例说：“在一次谈话中，高信疆说起对宗教的看法，他认为，人生都有信仰，宗教只是人生信仰的其中一个，但不能反映人生的全面，例如对其他一些喜欢文学的人而言，文学也许也是一种信仰。”
　　对于高信疆这一生，杜南发说：“文坛上称高信疆为‘纸上风云第一人’；所谓风，有强有弱，所谓云也一样，有动有静，但无论如何，高信疆始终是一道永远的风景。”
　　高信疆生平
　　高信疆1944年出生于西安，出生时父亲已过世，五岁时随母亲到台湾。70年代高信疆为台湾报纸副刊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并屡在文化、艺术各方面创造风潮。
　　高信疆历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兼人间副刊主编、《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出版总编辑，80年代与作家陈映真合办《人间杂志》，报禁解除后担任《中时晚报》社长。但80年代未了，他便辞去副刊职务，远赴美国进修两年。高信疆1996年转往香港担任《明报》集团总编近两年，2001年赴北京参与《京萃周刊》创办及顾问，一年后杂志收刊，他则担任企业顾问，旅居北京。
【作者：张曦娜 来源：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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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哀。

阿让

高信疆：讲述“人间”的消息 南方周末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李欧梵曾经说：国民党经常会花重金邀请海内外的著名人士为政府建言，但是国民党建言会的影响力不如《中国时报》的一个“人间”副刊。创造“人间”副刊辉煌时代的就是高信疆。 1976年，李敖出狱，开始筹划获得自由的生活，照李敖的说法，他曾有过卖牛肉面的打算。当时有一个人珍惜李敖的才华，认为李敖煮的牛肉面一定很难吃，下手煮辣面不是李敖的专长，辣手著文章才是他的千秋大业。这个爱才的人，就是当时台湾著名的报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高信疆。高信疆冒着丢职的风险在《中国时报》一连好几天预告李敖复出的消息。很快《中国时报》的读者就看到了李敖锋芒毕现的文字，经由“人间”副刊，李敖重出江湖。 高信疆，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前主编，曾任《时报周刊》总编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总编辑，《人间杂志》总编辑，《中时晚报》社长、香港《明报》集团编务总裁，马来西亚《星州日报》顾问等职。有传媒评述他“推动台湾本土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卓有功勋”。 　　 远避喧嚣声称已退出江湖多年的高信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首《中国时报》“人间”往事，重温台湾岛内的思想风暴和纸上风云。作为以往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高信疆已是满头华发。 变动时代的寂寞 　　 “1976年，李敖出狱以后面临的处境是被全面封杀。‘人间’副刊发表李敖复出以后的第一篇文章《独白下的传统》被看成是对封杀的突破。李敖早年的第一本书是《传统下的独白》。出狱以后他又写了《独白下的传统》。” 　　 《独白下的传统》在“人间”做了一整版。事先高信疆没有跟《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余纪忠说。“我知道说了就登不出来。我先发，报纸出来以后，我打电话给老板，我说我发了李敖的文章，事先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你可以处理我，没有关系。老板问有问题吗？我说没问题，他说那就好。” 　　 当年受惠于高信疆冒着风险的除了李敖，还有柏杨。在柏杨出狱不久，高信疆就去拜访柏杨，约请他写专栏。在高信疆的努力下，“人间”集结了一大批思想独到个性鲜明的学者、作家、画家和音乐家。高信疆获得了余纪忠的支持，对余怀有知遇之恩。“我一生就这么一个老板，他是我老板，也是我老师，他爱才、识才，他知道谁有哪一方面的才能，然后他又善于用才，而且他个人就有一种英雄气质，他有很强的对于艺术、文化、甚至文学和文字的见识，忧时伤国。”高信疆说自己能够跟余纪忠对话，最有共鸣的就是彼此对中国文化的关切。“我们对彼此的很多想法都能够欣然领会。2002年4月9日，余纪忠去世，时年93岁。” 　　 高信疆编“人间”副刊有过一段风雨交加的时候，经常被人跟踪、盯梢、恐怖电话骚扰。“但我不属于任何派别，不在任何阵营，结果是要不人家对你怀有戒心，要不就恨你。现在民进党的一些大佬们当年约我出去喝茶，向我致敬，当时他们是在野政治势力。宋楚瑜当年是新闻局长，对‘人间’也难有信任，有几次约我吃饭希望沟通，也没有结果。” 　　 “人间”创刊是在1972年，高信疆1973年接手。当时的台湾还是一个处于禁锢中的社会。1949年，蒋介石率国民党余部退守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麦卡锡阵营发起对共产主义的围剿和****，台湾戒备森严，台湾岛内成为冷战架构下的军事戒严体系，台湾社会中左翼知识分子与工农力量受到打击和****，来自于中国大陆左翼文艺的理论与历史传承都遭到残酷围剿。这种围剿和****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 　　 “我不属于任何派别，不属于任何派别的结果就是寂寞的状态。在一个变动的时代中，你不属于任何派别你就会很寂寞。因为整个时代都在选择立场，那是在打组织仗，不是在打个人仗。”高信疆在那时候得到余纪忠的支持，也受到他的保护。有一次，余纪忠特意安排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黄永树与当时台湾“司法院”的院长黄少溥，同高信疆一起在余纪忠的别墅里对话。余纪忠问黄永树：高信疆究竟有什么问题？黄永树说没有问题，余纪忠就说，没有问题你们以后就不要麻烦他了。 思想风暴的中心 　　 1976年2月开始，“人间”副刊连续推出三个大特辑“人间参与”。 　　 “第一个大特辑就是陈若曦反映‘**’的一系列小说，当时在台湾的报纸不敢登，因为她的文字里很多地方写着‘毛**万岁’等等，当局一直在对民众说大陆民不聊生，但是在陈若曦的文章中，大陆的人还可以吃鱼，吃北京烤鸭，这些文字让台湾人很惊讶，当时台湾的报纸都不敢登。还有在台湾的报纸‘北京’要叫‘北平’，‘中国’要加一个框，表示大陆。‘共产党’要称为‘匪’。我接手‘人间’后所有这些都被纠正过来，中国就是中国，没有加框，毛**就是毛**，我也从来没有用过‘匪’字，我把陈若曦的小说全部按照实况刊登，一个字也不改。那时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时代，‘人间’副刊是把一个非常荒谬的颠倒的现象给颠倒过来。” 　　 “陈若曦的专辑完了我开始挖掘洪通，洪通是个素人艺术家，不认识字，不会写字，以前做过泥水工，然后四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就发狂，热爱艺术，拼命画画，他的画没有师承，但是他的画自成一格，他不为名不为利，也不展览，也不卖画，就是狂热地画，这不是艺术是什么？做洪通，大量的做，连续5天全版，各式各样的讨论，各式各样的见解，大家来讨论洪通现象。那个时候洪通的画展在台北美国新闻处展览，门口看展览的人排长龙排了两条马路。 　　 再往下我又做了雕塑家朱明，也是小学毕业生，自己拜师，自己学艺，后来成为一个雕塑大师，又是传统的，又是民间的，然后又是现代的，最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又是连续5天的做，排山倒海。” 　　 “那时候读者电话、投书多极了，报社闹翻天了。当时总编辑、总经理、采访部主任、发行部主任、广告部主任五大巨头找我去开会，要我立刻停止。我说我是学新闻的，我当然知道报纸只争朝夕，但是新闻媒体还有一个历史使命，关键时刻要争千秋，我说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在写历史，你们要让我停止，对不起。我是主编，我对我的副刊有责任，我对我的读者，对我的新闻的认知，对历史有责任，我要负责到底。除非报社把我开除了。他们气死了。10分钟以后，我接到余纪忠的电话，我想大不了我辞职不干。结果余纪忠说：我告诉他们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理想性格，你会对报社有大的贡献，所以请他们忍耐，但是你要跟长辈们道歉，你那样讲话不礼貌。” 　　 “1979年，台湾爆发了震惊海内外的‘美丽岛事件’。这个事件，为1970年代画出了一个悲怆的终结，也为1980年代开启了激荡的序幕。它给台湾知识分子思想蜕变一次沉痛的洗礼。它使关心这块土地的知识分子，不论身处岛上或异邦，都迫切地必须重新调整焦距，开始检讨自己理论探索的历史航道，也开始反省实践的着力点。” 　　 1979年，高信疆在“人间”副刊上，推出一系列的思想性专辑。这些专辑，使长期以来在台湾被视为禁忌的“五四运动”浮上台面，“人间”副刊大量引进新思潮，开辟各种论辩的议题，乃至于对过去因为意识形态禁忌而具有魅力的思潮采取了更高的反省姿态。一时之间，各种跟社会实践有关的思想学说蔚为显学，使1980年代的台湾成为一个社会哲学的年代。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人间”副刊不断地推动台湾社会和文化潮流，成为台湾当时政治和文化的风暴中心之一。 绕过半个地球寻访卡内蒂 　　 “西蒙娜－波伏娃写过一部书叫《第二性》，说女性是第二性，永远是男性的附庸。副刊在报纸的历史中一直是第二性，是报纸的附庸、配置或者点缀。我把副刊从第二性变为第一性，从报屁股的位置变为跟正刊一样重要的地位。我做的版面不称为副刊，我叫“人间”版。报纸上的任何一个版面都是重要的，否则要那些版面干什么。” 　　 “我开始编‘人间’的时候，《中国时报》发行20多万份，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发行到100万。在那么小的地方，在那么短的时间发行100万，我很为我们的业绩骄傲。那时候对《中国时报》的读者做过一个调查，问他们最先阅读《中国时报》的哪一个版，结果是75％的读者先看‘人间’副刊，然后才去看社会新闻、国际新闻。当年的‘人间’版被别人偷呵，很多读者问我们，光要《中国时报》的‘人间’版行不行？” 　　 高信疆从编辑到编辑主任到总编辑层层过来，工作的投入程度有过五天四夜没离开过报社的纪录，疲倦了就趴在桌上睡，跟人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就把他叫醒。“我一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为什么这么工作，我读《狄德罗》的传记，看他编辑《百科全书》，开始有钱支持，干了几年以后没人支持，他一直这样工作了二十年，最后终于完成《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狄德罗有一个工作信念，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人类而工作，所以他才会有巨大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狄德罗给我很深的感动，我觉得他是伟大编辑的榜样。” 　　 “作为媒体的一个编辑人，你应当有一个角色的自觉，有一个身份的认知。你这个身份是联系在专业精英跟社会群体之间，你应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但是当你在做桥梁的过程中，尤其在一个社会处于变动、转型的时代，你必须有一个理想，就是你要做什么，你为什么来做这个编辑以及你如何做。然后对编辑的责任、使命和方法你都要懂，否则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编辑人。因为你跟公众有关，你不是在完成自己，你不是一个艺术家在做个人的创作，你是在一个社会里边，你是记录这个时代，甚至探讨现实的社会问题，以及你去追寻大家一个可能的共同的理想，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自觉。” 　　 “这种自觉在我而言就是首先要认识你是谁，你所处的时代是什么，你的环境整体的需求和问题何在。” 　　 “‘人间’的成功还在于编辑的独立意识和独立权力。编辑的独立权意味着你首先要有专业精神，然后才突显出你的编辑理念，你的编辑理念和你的专业精神结合之后，你的权威感跟社会对你的期待和敬重才会呈现。我读中国副刊的编辑史，看到孙伏园编《晨报》想发鲁迅的诗，后来被撤掉了。孙伏园就强调编辑的独立权，但他没有成功。那个时候我就成功了，我跟老板说副刊要独立，我签字就直接付印。余纪忠同意了。” 　　 “编辑有了独立的权力就有了工作和创造的热忱，副刊有这样的可能性，可以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各式各样的展览，你可以提出各种命题，关注各种的社会焦点，那时候我不仅是编副刊，还演讲、辩论、座谈，电影欣赏、电影周、画展、文学奖、文学周，我样样都做。下乡、到大学，我要把‘人间’的影响力传播到每一个角落。你想它怎么会没有影响力呢？” 　　 李欧梵曾经说：国民党经常会花重金邀请海内外的著名人士为政府建言，但是国民党建言会的影响力不如《中国时报》的一个“人间”副刊。“人间”的影响力从台湾扩展到海外，世界各地都有它的读者。“1980年波兰诗人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接到外电传真10分钟以后就访问到他，米沃什接到我们的电话很惊讶，他说我刚刚获得消息，正准备出门，你们的电话就打进来了。他以为是哪一个家人打电话来。我们做了一整版，那是华文媒体惟一一个在第一时间访问到米沃什的人。” 　　 “1981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德语作家卡内蒂。在获奖的消息发布的时候，我们准备了十几个各种语言的专家和文学工作者，卡内蒂获奖的消息一出我们就迅速出击，打电话，向世界各地，我们海外的朋友又多，作家、文学教授、出版人，各方面的人都访问，排山倒海的就访问过去了。我们访问了诺贝尔奖委员会，访问了出版商，访问了他的邻居，访问了他的德国和美国的朋友，全部都访问。都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的。当时卡内蒂在伯克利大学教书，我们八点半接到电讯，九点半报纸就要开印，我们做了一整版，标题是：绕过半个地球，寻访卡内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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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仲达：回忆和高信疆先生的一次畅谈 http://www.zmw.cn/bbs/thread-98224-1-1.html 惊悉台湾资深传媒人、著名学者高信疆先生于2009年5月5日晚9时许在台北因肝癌和肠癌逝世，享年六十五岁。才华洋溢的高信疆曾主持多份报章，推动台湾报道文学和本土艺文，有卓越贡献。在白色恐怖时代，高信疆主持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他以编辑身份，不断突破禁区，凝聚海内外知识分子，促进台湾民主化，被誉为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回忆在北京仅有的一次和高先生畅谈时的情景，不禁泪下。 早就从朋友老村那里得知高信疆先生的大名，他极力向我称赞高老先生，说他“打通中西，人格高古，才华卓著，然而述而不作”，我一直无缘得见。2007年，我在北京工作，终于有机会和先生相见。 那次，朋友的车在北京一个小区旁边停着，通过电话之后，高信疆先生慢慢走出来，他穿着白色衬衫，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眼睛里洋溢着一种柔和，语气里全无一点怠慢。我不由得和他聊了起来。朋友之前告诫我说，尽量听高先生讲，不要多插话。到家坐定沏好茶后，高先生谈话随和，渐渐有了兴致，眼角流露着读书人特有的儒雅，我也进入了情境，一时忘记了朋友的话，和他聊了起来。 事前，我有意识将我们的谈话做了录音，可惜，最后我离开了那家杂志社，许多录音资料连同老先生的话语也都删除了。我们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吃饭，老先生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居然忘记了吃饭。那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十分广博，从神学、哲学、国学，再到文学，从已故文坛大家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古龙，再到当代著名学者、作家李敖、柏杨、高行健、张大春、夏志清、余英时、王德威、圣严法师、李泽厚、刘再复诸人，高先生都与之交情甚深，而且长期往来于台湾、美国、香港、法国和中国，可见视野极其开阔，见识极深。60多岁高龄的老人，全无大陆文化人的世故、暮气、势利、功利和机心，让人惊讶的是，老先生不仅能熟练背诵四书和五经，而且能背诵《圣经》章节，但是，先生虽然也祷告和读经，但是，并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我问明其中原因时，高先生说，西学和中学，都有深刻博大之处，不可褒一贬一，现在，想想很有道理，想必高先生太爱自己文化祖根的缘故吧。高先生的渊博自不必多说，仅他对于文学的眼光，就让我汗颜。高先生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十分推崇，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二年级时就十分喜欢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07年，我刚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作出解读，就和高先生深入谈论对于陀氏的推崇以及当下中国文学的看法，末了我总结到，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异常复杂，各种问题纠结，但是，作家们都没有准备好。我以为，“19世纪作家对于真善美的追求，20世纪作家对于人类存在困境的探索，加起来是我喜欢的。人类只有重新审视自己的困境，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当然复杂多了。看看当代小说，没有真正探讨系列问题。我最想在小说里探讨的主题：苦难、信仰、爱、自由、人性。”高先生一边认真听我说话，一边不时补充，或者点拨，让我恍然大悟。我向他请教对于鲁迅以及当下中国文学的看法，他每出语处，皆一针见血。最后，高先生站起来掏出名片，亲自递到我手里，我惊喜地接过。晚上，朋友送我和高先生回去，我们一起乘坐地铁5号线，那时和先生聊着聊着，过了一站还不知道，最后，我和先生握手话别。5号地铁一别，没想成了绝别。从那以后，我一直想亲自拜访高先生，却从朋友那里获悉他患病的消息，直到现在，我在网络搜索关于他的信息时，才惊悉他病势台北的消息。 我遇见高先生纯粹巧合，感谢老天增赐。高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超越了时下的肤浅之辈，作为一名著名报人，他时时想的是如何传统普及文化，这种内在的煎熬可想而知。一个文化人有渊博的知识，或许不难，难的是有让人仰视的人格。高先生绝对是个仗义疏财之人，经他帮助过的文化人，除了我所知道的李敖、柏杨、刘再复、高行健，绝对不在少数，而他自己甘愿做人梯子，他曾经为台湾一著名法师整理写书，但是，法师变成“大师”之后，逐渐疏远了他。我相信，高先生的飘逸和情怀。但是，也让我更加尴尬一个事实：我弄文字这么多年，竟然没有遇见一个学识和人格如高先生这样的文化人，所见的几乎都是一些功利、浮躁、狂妄、自恋、专制、势利的家伙，这是我的悲哀，更是文化界的悲哀。 事后才知，高信疆先生一人独居北京已经整整8年，一直书不离手，人缘极佳，每遇熟人总是谈书，在大陆期间，购阅学术著作5万册，先生的阅读量让人叹为观止。已故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也经常托他由香港带好书到内地。高信疆如今已经驾鹤远游，带着没有实现的文化理想，留下了诸多遗憾。我从老先生身上他也感受到，当一个世代过去以后，再多的力挽狂澜也于事无补。遥想高先生，音容笑貌，如在眼前。我对一个朋友说，高先生就是我遇见的佐西马长老，慈祥如父，温暖慈悲，让我如沐春风。 高信疆先生1970年代主持《人间》期间，台湾政治环境仍未开放，他曾用一整版刊登李敖《独白下的传统》，也敢于刊登当时异议者柏杨等人的文章。1979年，他在《人间》推出一系列专辑报道“五四运动”。 2008年年后，李敖探访高信疆，发现他很消瘦，带他到医院验身，证实患癌，辗转送返台湾养病，医生曾说他可能只有3个月命，结果他再活了一年多才去世，可见其生存意志顽强。高信疆在言论禁锢的70年代出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以前卫思想改造副刊纯文学的传统体质，大胆引进海内外知识分子的澎拜新血，注入乡土文学、艺术的民间脉动，并无惧戒Y高压，发表异议作家柏杨、李敖历经政治牢狱后的专栏及文章，掀起自由主义风起云涌的浪潮。高信疆在两岸封锁时期尤显强势，先后创下在台刊登旅美作家陈若曦作品《尹县长》，开**之末伤痕文学的先河。1979年时，推出“五四运动”系列报道，经常得到国安单位的“关切”。在高信****具慧眼的掘识能力下，人间副刊带出台湾雕刻大师朱铭、素人画家洪通的瞩目之作，掀起广大回响，也加入现实关怀角度，策划本土年轻作家林清玄、古蒙仁深入民间完成的报道文学，提供乡土文化发展所需之养分与空间。由于其追求改革理想与怀抱的坚持，台湾媒体给予“高信疆现象”、“纸上风云的第一人”的评价。 大陆《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皇甫平）表示，高信疆是各方敬重的文化人、新闻人，他在《时报》人间副刊时期的贡献，对华人世界的文化与文学影响，既深且广。而作家陈若曦惊闻消息，也向媒体说：“太惋惜了。” 对于高信疆的离去，李敖回绝外界的问题，仅透过办公室人员李姿仪表达感伤之意。李姿仪转述说，彼此间都有交情，但斯人已矣，李敖不便出来表示感想。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信疆发明了今天都跟不上的副刊形式，他创造了副刊编务的主动性，不管是创造议题，或者捕捉风潮，或是引发争议，他无役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