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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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2008年09月05日17:03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元代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加广阔。《元史?地理志》：“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这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疆域的雏形。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只有后来的清王朝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当然，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格局，是经过康雍乾三代的开拓，逐渐定型的。如果说征服南宋，征服高丽，入侵日本，是忽必烈征服世界、扩大版图的一种方式，那么，他第一次将吐蕃纳入中国版图并进行直接、有效的治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实施帝师、宣政院和政教合一的制度。 　　吐蕃萨迦派的八思巴喇嘛被证明是一个很有用的人物，他极力支持忽必烈成为中国正统君主的雄心。通过和蒙古人的长期交往，八思巴吸取了他们的许多价值观念。但是，作为萨迦派主要领袖的侄子，同时也作为一个僧人，他受到了许多僧侣的尊重。忽必烈的另一个著名的僧侣盟友噶玛巴希，被指控曾协助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因此，八思巴喇嘛比较可靠。当忽必烈夺取政权以后，他便开始用尊荣和头衔拉拢八思巴喇嘛。1260年，他任命这位吐蕃喇嘛一个新职位：国师。次年初，又令其统领天下释教僧侣。1264年，蒙古统治者颁发所谓的“珠诏”，授予僧人免税特权。1264年，他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事务，并监督政府与僧人之间的关系。八思巴喇嘛成了这个新机构的总领。与此同时，忽必烈通过婚姻联盟使其与八思巴喇嘛的关系更加密切。八思巴喇嘛的弟弟娶了一位蒙古公主，后来，他的侄子和一个侄孙都曾尚公主。 　　最后一步则是把名义上的全吐蕃的管辖权授予八思巴喇嘛和他的萨迦派法王。在1264年或者1265年，忽必烈派遣八思巴喇嘛去吐蕃，帮助他说服当地人民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八思巴喇嘛的弟弟恰那多吉喇嘛也是在蒙古宫廷中被抚养大的，此时也戴着蒙古人封的“全吐蕃之首领”的头衔到达了吐蕃。两兄弟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是很清楚。或许忽必烈想让掌天下释教的八思巴喇嘛住在中国，而他的弟弟作为他的代理人驻守在吐蕃。忽必烈这样做，似乎授予了两兄弟相互重叠的吐蕃司法管辖权。不管他是基于什么考虑而做出这种安排的，这个计划由于恰那多吉喇嘛于1267年突然死亡而很快发生了偏差。萨迦派的主要对手止贡派趁机发动叛乱，反对他们的对立佛教派别和蒙古统治。忽必烈立即派兵征讨，并于1268年重新恢复了蒙古人的统治。也是在那一年，忽必烈才真正开始对吐蕃行使主权。他命令在吐蕃进行人口普查，并建立站赤系统。虽然现有资料没有详细说明吐蕃人是否还承担了其他义务，但是看起来忽必烈曾经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税收体系和兵役体系。忽必烈在1268年建立的行政结构是这样的，他首先构想由萨迦派的一个成员担任国师（当时是八思巴喇嘛），此人将住在汉地，监督全帝国包括吐蕃的佛教徒。另外，蒙古人将选择一位吐蕃官员，藏语叫本钦，在吐蕃居住并治理吐蕃。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喇嘛和他的佛教徒投桃报李，也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权力。这位吐蕃僧侣的确履行了他的协定。他构想了一个世俗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之间的适当关系，以便区分宗教和国家各自的权限。八思巴喇嘛把他们的角色区分如下： 　　世俗拯救和精神拯救是……所有人都想设法赢得的东西。精神拯救包括从痛苦中完全解放出来，而尘世间的福利便是世俗拯救。二者都取决于双重秩序，宗教秩序和国家秩序……宗教秩序由喇嘛维护，国家秩序则由皇帝维护。喇嘛必须以教导宗教为业，而皇帝则须保证统治有方，以使大家都能和平相处……宗教首领和国家首领地位是相等的，然其作用是不同的。 　　八思巴喇嘛回报他的恩人忽必烈的方法之一，是把他和佛教万神殿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忽必烈成了文殊师利菩萨，即智慧菩萨，并被看做是“觉者”的化身。蒙古史料在谈到同一问题时，则称忽必烈为“薛禅汗”（智慧的汗）。八思巴喇嘛和其他吐蕃僧侣神化忽必烈，把他描写成一个佛教传统中的转轮王。在当时写成的一本书中（作者可能就是八思巴喇嘛，后被翻译成蒙古文，叫《白史》），忽必烈被描写成了佛和伟大的君王。 　　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宗教派别和皇帝之间的联系，八思巴喇嘛提议把元朝宫廷仪式与佛教联系起来。每年在2月15日组织驱“魔”护国游*活动，每年的1月和6月还举行礼乐、仪式和游*等活动。对八思巴喇嘛来说，举行这些仪式的目的在于同儒教宫廷仪式竞争，或提供另一种选择；但是对忽必烈来说，这些仪式可以作为儒教仪式的补充，但不能代替儒教仪式。忽必烈可能显示出偏向佛教，因为后来一个颇能反映当时人们态度的史料中有这样一首献给他的赞歌： 　　于是他（忽必烈）使宗教之光照耀在蒙古黑暗的土地上， 　　他从印度请来四王所尊奉之佛像，菩萨遗物、佩塔碗和檀香木苴， 　　他以十大英明原则管理政府，稳定世界， 　　他安定寰宇，使人们幸福生活在其中，他以其睿智享誉天下， 　　成为转动千只金轮……睿智的转轮王。 　　由于忽必烈表现得好像痴迷于佛教，因此他的声望在僧人中得到了极大提升。八思巴喇嘛为忽必烈所作出的努力结出了丰硕果实。佛教界的许多人开始接受忽必烈为天下共主和中国皇帝。忽必烈赐给僧人特权并豁免他们承担的义务，试图以此巩固他的地位。他首先授予八思巴喇嘛统管吐蕃十三万户的权力，允许八思巴教导他的儿子真金，最后又在1270年授予了他梦寐以求的帝师（皇帝的老师）头衔。（节选自重庆出版社近期新书《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

阿让

大清对中国版图也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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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蒙古人！满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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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让

不必骂！没错，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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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晓得你要说什么........

阿让

满族抗日英雄—李兆麟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这段慷慨激越的歌词，是李兆麟在东北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创作的《露营之歌》，曾经激励了无数爱国志士义无返顾地奔赴国难、英勇抗敌。 这位出生于辽阳的抗日民族英雄，能文能武，浑身是胆，曾亲手创建和领导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队伍，坚持抗战整整十四年。 五月的东北大地，满目新绿。怀著对李兆麟将军的景仰之情，我们前往辽阳小荣官屯踏访这位民族英烈的故里。有著一百多户人家的小荣官屯，背倚两座青翠的大山，面朝一马平川的田野，村中心一条东西大路，在两边整齐的现代农家房舍中，一处传统的青砖院落十分醒目，当地老乡说，这就是李兆麟旧居。 自幼生长在这里的李兆麟原本叫李超兰，「李兆麟」、「李烈生」、「孙正宗」、「张寿笺」等名字都是他投身抗日后为防备日寇追捕而起的。李兆麟在邻村读完小学后，又回到本村读了两年的私学馆。由于李兆麟多才多艺、能写会画，热心乡里、办事公道，还被乡亲们推举为村长。就在这个院落里，李兆麟娶妻成家，生育了一双儿女。 一进院，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院中心那白色的李兆麟将军半身塑像，将军眉目似剑，气宇轩昂，沉思中带著一丝威严和思虑。故居正房展览著李兆麟将军生平的图片资料和一些遗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二岁的李兆麟毅然卖掉家中仅有的一车大豆作路费，化名「李烈生」只身入关，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当年年底，李兆麟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派返回东北，到家乡辽阳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他骑著家里的白马联系了辽阳、沈阳、本溪一带的山林队，成立了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 不久，这路抗日队伍就攻克铧子沟矿，活捉了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矿长「久留岛」。李兆麟又随后率部队攻打沈阳，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中纷起内应，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坏飞机七架。这一创举，轰动了全中国。 一九三二年冬天，由于日寇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加紧围剿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义勇军散了，李兆麟被迫离开辽阳家乡，先后到本溪、沈阳，化名「孙正宗」在煤矿和伪满军队里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成立了「矿工抗日救国会」，策动伪军起义抗日。一九三三年六月，由于叛徒告密，李兆麟受到日寇追捕，幸亏邻居一位大娘慌忙跑来报信，才得以逃脱。之后，李兆麟潜回辽阳家乡，在表弟家筹得路费，登上火车前往哈尔滨，在那里化名「张玉华」、「张寿笺」参加了创建抗日联军的工作。从此，李兆麟再也没有回到家乡小荣官屯。 在松花江畔，在大兴安岭，李兆麟始终战斗在东北抗日的第一线。从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副队长、东北游击队哈东支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到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副旅长，李兆麟一直没有离开他的部队，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配合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 在家乡的旧居里，记者见到了李兆麟在抗日联军用过的手枪枪套，穿过的牛皮「乌拉」鞋和马裤呢军裤。这些遗物，仿佛向人们述说著李兆麟那段舍生忘死、艰苦卓绝地打击日寇的峥嵘岁月。 告别李兆麟旧居的时候，《露营之歌》那刚劲雄浑的旋律又在耳边回荡起来：「同志们！锐意哪怕松江晚浪生！起来哟，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李兆麟，1910年～1946年3月9日，东北抗日联军著名领导人之一。原名李超（操）兰，化名李烈生、孙正宗，满族。1910年11月2日，李兆麟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小荣官屯一农民家庭；1922年高小毕业后上了两年私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932年初，到辽阳县铧子乡小堡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
　　 1932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7月转为中国***党员；
　　 1933年8月，他到哈尔滨，担任**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先后到海伦、巴彦、珠河巡视工作，宣传**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帮助赵尚志等组建了“珠河反日游击队”；
　　 1934年初，**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他被派到珠河游击队任副队长；
　　 1934年6月，珠河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他任政委；
　　 1935年1月，哈东支队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他先后任该军二团和一团政治部主任，协助军长赵尚志搞好部队建设，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珠河抗日根据地；
　　 1936年1月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
　　 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改为北满省委，他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1941年带领队伍转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
　　 1942年秋，担任新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政治副旅长，还任**东北地区委员会常委；
　　 1945年8月，根据东北地区委员会决定，他率100余名抗联干部到达哈尔滨，成立并主持东北抗日联军哈尔滨办事处；
　　 1945年10月，滨江省政府成立，他任副省长、**哈尔滨市委常委，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哈尔滨，中央决定他辞去副省长职务，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1946年3月9日，李兆麟惨遭国民党特5的暗害，年仅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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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抗日英雄佟麟阁
佟麟阁（1892～1937） 中国抗日将领。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原名凌阁，字捷三。1912年北洋备补军左路前营管带冯玉祥在河北景县募兵，佟麟阁应募，开始军人生涯。1925年任国民军第1师师长，次年，兼陇南镇守使。1931年任第二十九军教导团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1933年5月任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参与收复多伦等地。8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察政由宋哲元主持，佟麟阁任察哈尔公安管理处处长。1935年冬，华北局势恶化，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央军退出华北，冀察两省中国军队仅剩下二十九军。佟麟阁在此危难时刻，出任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驻北平南苑。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苑是日军重兵进攻的主要方向，在敌密集炮火之下，佟麟阁与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指挥部队英勇抗击。佟麟阁被敌机枪射中腿部。7月28日，遭日本飞机袭击，头部受重伤，英勇殉国。他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31日，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46年3 月，北平市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八宝山忠烈祠为佟麟阁等隆重举行入祠仪式，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阿让

邓铁梅，1893年2月15日出生于本溪小市一个满族家庭。1929年在岫岩小汤沟顾家堡子（当时属凤城县）等地，召集朋友、旧部150多人，收集枪支100多支，宣布成立抗日队伍，开始称东北民众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东北民众自卫军当时编成三个大队、一个武术队（俗称大刀队），共六七百人。
　　一次“艰巨的战斗” 　　据史学界研究，“突袭凤城”是自卫军创立后，第一次显示其抗日力量的战斗。
　　1931年12月25日夜，自卫军靠着大雪的掩护，潜到凤城县城附近的三义庙，后兵分三路进攻凤城：一大队攻取老营房日本守备队驻地，二大队直取火车站，三大队进攻警察局、税捐局、东三省官银号等敌伪机关，另两小股部队于凤城站南北两侧，破坏铁路和通讯设备，阻止日军从安东（今丹东）、鸡冠山两个方向增援。
　　26日零时30分，战斗的第一枪在车站打响。自卫军战士勇猛冲锋，逐渐对车站形成包围。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老营房，邓铁梅亲率部队，以密集火力向院内开火，大刀队战士翻越院墙，几次冲进院内。自卫军的另一部分兵力，包围了守备队队部，还有部分兵力捣毁了县衙、公安局，砸开监狱放出被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50多人，烧毁日本特5平井贞一郎开办的药房。这次战斗共打死日本侵略者10人，缴获机枪三挺、步枪300多支、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子弹以及药品等物资。凌晨，日军增援列车开进凤城，邓铁梅率部撤退。
　　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当时车站的日本站长遭攻击后，发出“只有待毙别无它路”的哀叹。《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7日至28日，连续报道凤城被袭消息。西河小队长承认这次战斗虽然不是大战，却是一次“艰巨的战斗”。而当时日本协和杂志随即也以《安奉路线遭难记》为题，坦言“安奉线上的事情使我们胆战心寒”。
　　邓铁梅的军校
　　位于凤城和岫岩交界处的大营子镇，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镇。据当地人介绍，该镇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区域，便是当年邓铁梅曾经指挥东北民众自卫军抗日的司令部。
　　“当年邓铁梅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攻打了凤城之后，就把大本营设在了尖山窑（即大营子），在这里成立了司令部，司令部机关设八大处，下属18个团和一个大刀队。”当地一位研究文史工作的干部这样说。
　　尽管记者在当地听到了许多关于邓铁梅在这里指挥抗日的若干细节，但却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建筑痕迹了。
　　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我们在这里又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邓铁梅曾经在这里办过一个军官学校，分别处在当地的隋家大院和镇小学所在位置。
　　隋家大院的主人周振东，如今已有89岁高龄。“这个院子里曾经住过很多邓铁梅的部队。”老人指着东侧的房子说：“他们在这个房子里开会。”周振东告诉记者，“邓铁梅的部队当时对我们挺好，他们常吃剩饭、睡凉炕，而且还经常干些农活儿，老百姓都管他们叫‘冷饭队’。” 　　“俺们打下一架日军飞机” 　　“从18岁开始，我加入了邓铁梅的队伍。”现住在沈阳市皇姑区的91岁老人伍皂旭，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仍记忆犹新。
　　“在跟邓铁梅的几年里，俺们还打下了一架日军飞机。”老人回忆，在他加入邓铁梅队伍的第二年，日军得知邓铁梅在沙里寨与龙王庙之间活动，便出动四架飞机前往轰炸。 　　“当时飞机离地面也就二三百米，飞机膀子上一共挂着八颗炸弹，落到地上能炸出一丈多深的坑，把地下的水都能炸出来。看到飞机来了，邓铁梅就让我们开枪打。” 　　回记起当时打飞机的情况，老人越发来了兴致：“一会儿的工夫，有一架飞机的风轮子就被我们打劈了，飞机冲到了二道洋河里。”老人告诉记者，他们最后是用快枪打下来的，他解释说，他们手中有苏联产的名叫“水连珠”的枪，能打3000多米。
　　老人说，飞机打下后，两个飞行员看情况不好，早早跳到河中跑了。随后，邓铁梅让他们把飞机拖到沙里寨街里，并让其它团的人也来看。并告诉大家，只要瞄准风轮子打，用咱们的家伙，也能把飞机打下来！
　　关于邓铁梅部队打日本飞机的事情，记者在发稿前刚刚又从另一位当年亲历者——孙永泉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孙永泉曾经是邓铁梅属下的一名侦察员，后来他所在部队被打散后，他南下成为一名八路军。7月16日，当记者辗转找到并拨通这位见证者的家庭电话时，电话另一端的接话者———其女儿孙东东告诉记者：老人已仙逝好几年了。尽管如此，孙东东还是把其父生前所著的《铁梅支队》一书，以特快专递形式寄给记者。该书对当时打下飞机的若干细节有这样一段回忆——— 　　“1932年4月，敌人的飞机在沙里寨一带投弹轰炸和扫射时，住在沙里寨附近赵家炉的部队，用步枪打下一架飞机。为使广大群众都能看看敌人的飞机，邓铁梅命令把飞机从二道洋河拉到沙里寨的干河滩上停放，供各地群众前来参观。这是一架双翼双座的轰炸机。” 　
　邓铁梅英勇就义 　
　邓铁梅的自卫军，在辽东地区频频出击，使敌人越来越惶恐不安。他们把邓铁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想尽办法要除掉他。

　　1932年夏天，日寇通过邓铁梅的一个旧相识，给邓铁梅写了一封信，许以高官厚禄，劝他“归顺”。邓铁梅收到信后，当即揭穿日军企图，并教育部下要保持民族大节，坚持抗日到底。
　　当年9月，日军又第二次“招抚”邓铁梅。这次是以伪凤城县长康选三的名义，给邓铁梅送来一封劝降信。为了稳住日军，邓铁梅派出代表与之周旋。但敌人有意把“谈判”说成是邓铁梅“接受招抚”，企图利用舆论逼其就范。邓铁梅识破这一阴谋后，枪决了六名日本“谈判”代表。
　　两次“招抚”失败后，敌人恼羞成怒，决意集中重兵“讨伐”自卫军。从1932年12月开始，敌人从盖平、海城血岩、本溪、凤城、安东等地多路出兵，向自卫军大举进攻。
　　1934年5月30日深夜，由于叛徒沈廷辅的出卖，邓铁梅在岫岩县张家堡遭到敌人逮捕。6月2日，邓铁梅被押往凤城。6月5日又被押往沈阳。
　　邓铁梅被押解到沈阳陆军监狱后，受到了日伪高级官员的“热情”接待。这些人走马灯般地轮流“探望”。有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又来到牢房，见邓铁梅正在桌旁练字，走过来装模作样地夸赞了几句。邓铁梅冷冷地说：“今天我不舒服，不愿多讲话。”日本人讨了个没趣，但还是掏出了一把纸扇，厚着脸皮请邓铁梅在上面题几个字留念。邓铁梅冷眼看了看他，接过纸扇，慨然挥毫，写下两行遒劲的大字：“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指我国东北地区）失地几时收。”日本人接过来一看，脸色大变，随后灰溜溜地走了。
　　1934年9月28日凌晨5时30分，在百般劝降未果之后，日军将邓铁梅秘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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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恩多字获三，满族。188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西东三台子村的一个贫苦家民家里。恩多5岁无母，9岁丧父，11岁进在伯父家的抚养下入小学读书，又经岳父的资助入了师范学堂，19岁毕业后，在本村任小学教员。1919年，他怀着救世爱国之心，参加了奉军。 1922年，常恩多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他勤奋好学，精于书法，成绩优异。深得郭松龄的赏识，毕业后被破格授予了中尉排长的职务，后又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少校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等职。但他从不沉溺，始终保持高沿的品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常恩多目睹国破家亡东北人民颠沛流漓的惨景。他向全团官兵讲话时，声泪俱下说：“我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和生命武装起来的队伍，我们要用血和生命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门，这是我们的天职！”东北军进关之后，他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行径非常气愤，暗中DIZHI他们的反动政策。有一次，在湖北黄石县“围剿”红军时，他巧妙、机智地命令所属部队放弃进功，使一部分红军安全脱险。常恩多在同根据地人民接触中，对中国***的抗日主张逐渐有了认识，萌发了一种新的觉醒。 1936年秋，他虽然由团长晋升为百十一师中将师长，被称为东北军师长中赫赫有名的少壮派，但仍不忘东北的父老兄弟。对官兵们半开玩笑地说：“我过去管一人团，现在我管一个师，打鬼子，回老家的本钱越来越多了。我要对得起东北父老，就得把这个师带好、练好、用在正道上。”他还说：“你们看看人家红军，缺吃少穿，弹药不足，战头斗力还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要打鬼子，救中国，有股穷人的志气，咱不好好练出杀敌本领，能对得起东北父老吗？” 当时在西安负责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红军将领叶剑英总参谋长，一天夜里会见了常恩多，二人畅谈到深夜，使常恩多埋藏在心里的爱国主义火种顿时升华成一团熊熊火燃，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堂的强烈愿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常恩多欣喜若狂，急忙找张学良请求新的战斗任务。张学良命令其率部征讨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一个拂晓，他把“讨逆军”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得到和解，而蒋介石确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常恩多深忧东北军的前途，便派人与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等同志秘密取得联系，决心投奔红军。红军领导从当前的政治形势考虑和革命需要出发，劝慰常恩多先留在东北军中。 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之后，常恩多率百十一师开赴华东战场。在扬州战役中，他临危不惧，率军坚守阵地，与国民党的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在配合台儿庄大战时，他领兵攻克阜宁，将日军丘山旅团大部歼灭，使日军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未能得逞。在徐州战役中，国民党的六、七师面对敌军畏缩不前，常恩多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率百十一师主动地向日军发起冲锋。歼灭了大批敌人。百十一师在常恩多的指挥下，克敌制胜，声威大震。在山东、江苏一带深受广大受国军民的欢迎。人们称赞常恩多为“常胜将军”。 1938年冬，周恩来派人秘密指示常恩多：“要争取有利时机，帮助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个月后，常恩多率师部直属部队和六六二团，从苏北沐阳出发，开赴鲁南。时值国共合作的高潮，在东北军中可以公开阅读共产党的《大众日报》、毛**的〈论持久战〉等书刊。百十一师，常恩多是读的最用功的一个。这使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意望更加迫切。不久，经**山东分局批准，秘密接收常恩多为中国***员。从此，常恩多以一个中国***员的身份，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国民党军队的内部。 1941年元月，军民欢庆大捷后的新年。常恩多正在满情激QING向官兵们讲话时，突然脸色煞白，口吐鲜血，无情的肺结核把这位钢铁将军折磨倒了。常恩多对蒋介石的独*专制恨之入骨，决心不让自己的部队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命，要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用余光重新照亮百十一师的广大爱国官兵的心灵，唤起他们走向光明。 1942年8月3日，生命垂危的常恩多将军，挺起精神，在党组织和爱国军官协助下，冲破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率部队举行起义，把百十一师3000 千多人胜利的带到了抗日根据地，投入到党的怀抱。可惜的是，第二天他就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躺在藤椅上静静的与祖国人民永别了。 常恩多率部队起义的消息传到延安，毛**兴奋地说，“好，真是东北军反蒋抗日的少壮派，有胆识。”并指示，一定要建设好这支部队。后来这支部队经过整编，原番号没变，师长名义上仍是常恩多将军。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不朽的辉业绩，将永远铬记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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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80万满人,10万蒙古人,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席卷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