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无政府状态”——简析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

FCBmessi

质疑“无政府状态”
——兼析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是一篇关于反思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重点对其理论内核“无政府状态”进行了应有的质疑。首先，笔者结合自己浅薄的理解简单综述了无政府状态的内涵，指出其概念合理性远不及其危害性并且提出了“非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接着，笔者比较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认为应当尊重非主流；最后，笔者指出反思主义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关键词：理性、无政府状态、理性主义、反思主义。

一、引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任务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虽然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不同于哲学家，但是为未来提供更好的选择的可能是每位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解释现状或历史只是理论的初级阶段，而“最好的理论是关于驱动力的学说” 。理论不应停留在将现状合法化的层面，而要以一种社会批评的态度积极改变社会结构。在笔者看来，国际关系理论是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理论，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国际关系”这一主体要素的合法性承认以及由此出发来为国际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国际关系的更好可能提供理念支持。

二、“无政府状态”问题的由来
1968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阐述了一个“在有限系统中增长”的问题。它指出增长需要一个制动器，否则有限的地球很有可能会漫不经心地突然接近 一个不可控制的极限。然而这样一个制动器需要有谁来强加和保障呢？笔者以为，有资格有能力有责任意识的主体至今尚未出现，而所谓空前规模的国际协同并没有摆脱思维的局限，试图在国家思维下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世界问题等同于痴心妄想 。这也无怪乎马丁•怀特会在1966年大胆质疑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法性。他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 的演讲中批评现有的“国际理论”与外交实践脱节，缺乏实质性内容，同时也忽视了理性与道德的因素，因而更多地隶属于政治理论。在他看来，除了对人类命运的某种历史哲学的反思之外，并不存在国际理论。可以说，怀特的看法是独到而犀利的，虽然结论似乎有些悲观，但是其思考的态度是乐观的。
在笔者看来，“世界问题业已出现而国际理论仍未出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每当思考这一问题时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西方话语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假借国际的名义，实践当中考虑的只是国家自身的利益，因而这些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很难逃脱“伪国际理论”的嫌疑。当然，从问题—解决的角度来看，解决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似乎可以不顾他者而优先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做法，往往达不到起码的解决问题的效果，而就在这种问题不断解决的过程中，不懂得考虑其他国家便会制造更多的新问题，甚至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如此深入的年代，国家问题不再是自己的问题，国家问题与国际问题以及世界问题错综复杂的胶着状态已经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困难的课题。那么我们不禁会反问自己：是什么给了“国家”自身如此优先的重视和照顾？笔者窃以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界难逃干系，“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的先验性是导致国际理论失语的最重要原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 ”的探讨警告人们：“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一旦多数抑或主流拥有了无限的权威，那么它自然就成为人们唯一要巴结的对象。无政府状态的先验性使得绝大多数理论研究都以此为起点，很少有人去给以应有的质疑和反思，这难道就不是“多数的暴政”吗？王义桅在“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十大诘难” 中，诘难一便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虚假前提——无政府状态，这种虚假前提的理念认识是先验性的。在温特之前，鲜有理论挑战这一前提，但是就算是温特本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论述也只是将这一虚假前提“虚化”，并没有指明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起点。在笔者看来，无政府状态的先验性必须被打“破”，但同时也必须有所“立”。当然，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无政府状态是什么。
国内复旦大学的两位学者俞正梁和信强曾针对“无政府状态” 这一概念存在的认识上的混乱予以了必要的厘清。信强认为，无政府状态指的是，在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由于不存在阻止任一国家使用武力的合法权威或力量，因此始终存在着爆发暴力冲突以至战争的可能。而俞正梁则更为深刻地从权力和价值集中与分散的角度指出，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先验给定的，它具有可变性与多样性，并日渐走向相对有序。这种有序不以世界政府为目标，也不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仅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有序的质与量的强化。他认为，西方主流学派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内在总逻辑的基本假定是失效的。最近也有国内学者对无政府状态提出大胆的质疑，他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普遍被接受的定义只是一个“不存在”的事实，无论它是以肯定形式或否定形式，它们指涉的都是“国际社会中的中央政府”，而这种中央政府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如果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要产生因果关系或者建构关系，该事物的具体存在或抽象存在就是一个必要条件。不存在的事物不能对其他事物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和作用。无政府状态指涉的正是一种不存在，因而它对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存在不构成任何意义。所以说，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是空洞的以及无意义的 。事实上这一观点在温特那里早已有表述 。

三、无政府状态批判
在笔者看来，无政府状态并非是无意义的，但是它必须首先是非先验性的。笔者对无政府状态的质疑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其自身性质与其先验性相悖。无政府状态并非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不成熟的社会状态 ，因为有大量契约的存在。可悲的是，由于没有一个更高的中心权威存在，大多数契约缺乏根本的约束力，这也就决定了无政府状态只是一种结构很差很不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只有短期的宁静而没有长期的秩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无政府有秩序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根本性质是一个“乱”字。但是，为何无政府状态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温特通过证否“自助”和“权力政治”两大命题，否证了“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第一推动”的命题 。正如他所说，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 。自国际关系学诞生之后，无政府状态被反复强调是先验的、无需证明的。而这种所谓的先验性就是在一种人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自证与发展的。
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诞生而出现的，一整套关于主权国家的“利益”、“理性”行为等概念也随之而来。显然，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主权国家个体意识的承认与强化，个体的活力得到充分展现，科技迅猛发展，思想更加多元，国家的行为方式简单化，因此全球也经历了较长时段的自由繁荣期。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自由繁荣的世界背后则是一个缺乏和平稳定的烂摊子，一个只有通过承认和强化集体意识才能勉强收拾的烂摊子。但是现实却是国家的行为方式更为简单，对待问题的眼光也拒绝考虑长远，这样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我们庆幸地看到，“主权”、“安全”、“理性”之类的概念正在被或将要被重新诠释。主权使国家成为一个原则，本质是私的，它在带来充分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似乎忽视了义务和秩序的意义。之所以胡Jintao一再倡导“新安全观”，是因为之前对安全的认识是不符合更为长远的实际的；之所以奥巴马反复强调“责任”的重要性，是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的责任感明显达不到应对全球危机所要求的程度。同时，人们在经历种种灾难之后也许会重新投身到反思“理性”这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中。万物有衡，世界就像是一座天平。简单化的经济学理性（个体理性、“别 ”）只能带来世界天平一端的繁荣，而不可能有天平的平衡与稳定，而一旦天平的某一端触底，天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将是世界浩劫降临之时。在世界天平的另一端是更为复杂的集体理性（“兼”），缺少“兼”的世界只能是精彩而危险的，缺少“别”的世界则也只能是高尚而乏味的。唯有达到“兼”与“别”的平衡，世界才可能达到其最佳状态。回到“无政府状态”的讨论，如果没有质疑与反思，我们就只能任凭无政府性控制命运，永远游弋在冷战思维之中而在热战边缘玩走钢丝的惊险游戏。这种一“别”到底的自助和权力政治是与世界本质相悖的，作为当前国际政治的存在论条件，无政府状态一日不改变，就根本不具备解决重大世界性难题的客观条件。从利益群体的角度看，“无政府状态”概念内核的存在无疑带来了很多捞取资源的机会，而且似乎这样的机会在状态消失之前 很可能是无穷的。然而待到资源能源耗尽、生存空间不足之时，机会将由无穷大瞬间变为零。这些人更倾向于这种乱中求胜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而忽视无序时空的有限性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质疑之二，无政府状态完全是西方的概念，它是随着西方强盛并逐渐掌握话语权而产生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方话语霸权正在动摇，东方话语权的上升必然冲击“无政府状态”的概念，已经有一些西方学者在呼吁：什么是你“非西方”的贡献。如果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在教给我们如何在乱中求胜（无奈的现实）的话，那么未来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则应该教给我们如何在稳中求胜（选择的可能）。有两点必须要强调：一是质疑西方；二是兼容西方。质疑西方首先从基本概念开始，那些所谓的理论“内核”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主权”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安全”？为什么安全与和平被分割理解？到底什么是“理性”？所谓的“全球治理”是在治理全球吗？“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关系如何？“无政府状态”是否不可改变？“非无政府状态”一定要出现一个世界政府的绝对中心权威吗？……都说研究从问题中来，那么为何我们不刨根究底而只是隔靴搔痒呢？单从无政府状态这个先验的理论“硬核”来看，一旦被强有力的信念和事实证否，便可以创造另一番理论新天地。谁能保证“非无政府状态”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呢？也许非西方的贡献就在于此。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应该对传统思想资源进行重新创作和开发，而不应单纯迷恋于西方的霍布斯、康德，也不应单单看重孔孟，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难道就没有任何思想价值？当下我们急需一本属于自己的权威的国际关系思想史，急需一种符合自身文化的方法论，急需摆脱“路径依赖”的困境。这一切都必须从质疑开始。其次还必须兼容西方。质疑西方并不意味着否定西方，因为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否定标准。退一步说，存在东方和西方这样似乎很成功的先验区分也很难被否定。正如世界天平需要平衡一样，东西方两端也是互系的，A的存在是以B的存在为前提的，反之亦然。一旦某一端触底，亦即某一方取得绝对胜利，世界天平也就失去了意义。无政府状态被改变也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消失或永恒的消失，只会是部分的或是暂时的，至少其意义是不会消失的。在笔者看来，不存在绝对的“兼”，“别”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不存在绝对的“乱”，“稳”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而且似乎“稳”更具有道德合理性，因为它是符合“善”与“公正”这两大准则的。东方话语权的上升是一种以偏执制衡偏执的均衡表现，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质疑之三是关于“非无政府状态”的讨论。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逻辑和权力政治似乎已经成为主要行为体国家“肆意作为的借口”，各种乱中求胜之术无疑正在引导各国逻辑自恰的行为，然而逻辑自恰可能是对自己有益的，但未必是正确的。事实上，无政府逻辑指导下的各国很难做出正确的行动，即使它们有着正确的理念。毕竟，生存必须先于道义。但是在生存得到最基本的保障之后，秩序和道义理应优先于自由与发展。当前的世界倘若再以无政府逻辑指导必定是不可取的，自由已经超出了警戒范围，道义的缺失问题也将要面临审判，要想继续发展，秩序的重建势在必行。既然国家可以造就无政府状态，那么它们同样可以造就“非无政府状态”。在笔者看来，“非无政府状态”分为两种：“弱政府状态”与“世界政府状态”。世界政府是否可能的问题争论已久，双方各执一词，并且似乎是反方占据优势，毕竟现实离我们更近，更容易被我们接受。而“弱政府状态”，不管是与“世界政府状态”还是“无政府状态”相比，都显得更为现实。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弱政府状态”之中。所谓“弱政府”，首先是对有政府的承认（催化剂、文化的启动），其次是虽有政府但很弱，这就是当前世界的事实。联合国、大国领导人多边会议等等机制安排构成了弱政府的实体，弱政府的文化（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也在逐渐成熟之中。世界政府一直在努力实现自我，努力创造比无政府状态更好的结果，尽管现实似乎不那么尽如人意。或许是因为世界性复杂问题尚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无力将其美好理念付诸实施；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尚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霍布斯情结在主权国家之间仍有一定的市场，关于世界的世界观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系列的阻碍因素导致我们无法看到一个强政府的世界社会的出现。目前的国际政治已经处在弱政府状态之中，而不是无政府状态。从弱政府状态出发可以对很多国际关系理论重新进行演绎而得出不同的结果，而往往更多的是令人满意的好的而非令人沮丧的坏的结果。国际政治需要这些进步主义的信念，而不是迷失在生存游戏中无法自拔。
综合以上三点质疑和反思，笔者以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核“无政府状态”至少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其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意义必须建立在非先验性的基础之上，否则便是空洞的、无意义的。

四、尊重非主流：比较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
正如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往往源于我们自身一样，阻碍理论创新的往往正是理论内核自身。在笔者看来，国际关系理论要发展（或者按怀特的说法应该是创建真正的国际理论），就必须先尝试着走出国际关系学。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更多他者性的反思才是理论创新所必需的。
任晓在一篇学术随笔的短文 中对“理性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简要的厘清。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研究学会的会长致词中曾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要***是“理性主义者”与“反思主义者”之间的***。他的“理性主义”涵括了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及二者的融合。而国内学者秦亚青在他翻译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译者前言中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称为“理性主义理论”，同时统称非主流的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为“反思主义理论”。这两种分类各有道理，但都不同于怀特在关于国际理论的三种传统当中对理性主义的看法，在怀特看来，理性主义亦即格劳秀斯传统是与包含在自然法概念中的理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现实主义或马基雅维利传统、革命主义或康德传统相并立的。或许基欧汉会指责怀特忽视了对行动规律进行科学的探求，但是笔者坚持认为怀特的观点是建立在他对“理性”这一概念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事实上，人们经常使用“理性”这个词汇但却鲜有人理解“理性”的真正涵义。对于“理性”的反思是极其有必要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对“无政府状态”的质疑。笔者在此不去纠缠“理性主义”的概念定义问题，而使用接近于基欧汉和秦亚青的定义。
在笔者看来，理性主义更多地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反思主义则是针对价值观、政治制度等观念层面的思考。国际/世界问题几乎都是由于技术变革过快而观念明显滞后所引起的，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是要放慢物质的前进速度同时加快观念的变革步伐。当前我们更需要的是观念上的反思与制度上的革新。技术不是万能的，过于追求技术革新往往是无知的表现，技术变革所带来的问题远远多于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解决的问题有明显的针对性、相对明确，而所带来的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停留在物质（技术、经济、发展）上的努力只能加大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事实上，放缓发展的速度是完全有必要的。根据以上分析，笔者看到了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各自的合理性。理性主义更多表现为物质层面的守成，整体不变（不是更坏），自己更优，相对的他人就更差；而反思主义则更多表现为观念层面的革新，整体进步（更好），扶助弱者，追求均衡。在当今世界的大背景下，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往往是那些缺乏责任意识的既得利益者或相信天命论的弱势群体，倾向于反思主义的则更多的是那些不满现状的弱势群体以及负责任的强者。然而，毕竟理性主义是主流，反思主义的质量明显受到其数量上的劣势的影响。但是这样并不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推脱责任的借口，世界的和谐往往是多数尊重少数的过程。只有尊重非主流，反思主流自身，才能达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同时表现在实践层面的是世界增长的均衡状态。

五、结语：理论创新的可能或曰建立真正的“国际理论”
正如汉斯•摩根索在对怀特的“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的回应中所提到的那样，他本人非常赞赏怀特的贡献，但他在有无建立国际理论的可能这一问题上更为乐观 。在他看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前提是对下述事实的承认：国家间关系并非某种给定的东西，人们只能既定地接受它，而且必须尽其所能地应付它；相反，人们应该认为，国家间关系由人类的意志所创造，故而也能为人类的意志所控制和变革。在他看来，我们只是在最近几年（1970年左右）才开始对国际关系进行明确的理论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事实是由于我们承认了国际关系不是某种想当然的东西，而是需要理解、改变的某种东西，而且尤其是要超出现有的政治结构和组织的限制来改变。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怀特还是摩根索，他们提倡的都是历史哲学式的反思精神，而非大行其道几十年的所谓科学行为主义革命。所谓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多的只是对现状的解释与合法化，而关键的理念反思和世界改造都不同程度地被忽略。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抑或真正的“国际理论”的建立，还有赖于“国际思维”乃至“世界思维”的合法性承认，而不是一味地陷于“国家思维”。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也是一项艰巨无比的改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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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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