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谁的伤痕，谁的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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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电影，如果它不是碰触到了藏在集体记忆深处的情感，它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
　　《海角七号》就是这样。它温柔地抚慰着台湾这片土地深处的记忆，它的伤痕，它的梦。
　　电影开头的两句台词，像是点睛的两笔。关于伤痕，关于梦。
　　“我*！我*你妈的台北！”
　　“试试看嘛，真的可以！”
　　说第一句台词的是男主人公，来自恒春的青年阿嘉。他在台北为音乐梦打拚了十五年，却没混出一点名堂。离开台北时，深深的挫折感，让他在骑上摩托后又特地下来，把吉它愤怒地砸向了电线杆。那一幕，让我相信，罗大佑当年的《鹿港小镇》，唱出的肯定是很多台湾人的心声。电影的许多细节，也让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那部片子中，在一个嘈杂的小市场里，侯孝贤让店铺里飘出罗大佑那沙哑而又苍凉的歌声：“台北不是我的家”。这句台词里流露出的强烈的挫折感，是阿嘉在大半部电影里的主要情绪。
　　说第二句台词的是女主人公，来自日本的过气女模特儿友子。她对自己只被委以做做翻译和公关之类的杂活儿，一直没好气。在把一群外国模特儿带往恒春的路上，大巴司机认为车子肯定无法从马路上空的电线下穿过去，她则坚持说可以，“ 刚刚好”。跟电影里的许多其他时刻一样，接受了她看法的人，也并不给她好脸看。
　　跟这两句台词相对应的是电影里的两条重要的线索：本土与外来。
　　外地人在恒春经营酒店，请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外国女模特儿，在恒春的海滩上照相宣传，还请日本著名的“疗伤歌手”来恒春的海滩开演唱会，连暖场演出都打算请外地的表演团队。
　　本地的民意代表已经六十岁了，他热心快肠，在恒春深孚众望。当他楞头楞脑却依然故我地在摄影师的镜头里从那群比基尼女郎的面前大摇大摆走过时，酒店经理说过的“要有国际观”，看来不只是一句建议。他为恒春的风景如此美丽却留不住年轻人而感慨。这一次，他坚持认为，暖场演出必须由本地的乐队来担任。
　　外地人说，“不可能啦！”
　　本地人说，“有可能啦！”
　　两条线索开始交织。恒春要在日本歌手到来之前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拉出一个本地人组成的乐队。
　　恒春仓促拉出来的乐队成员，实在只是一群阿嘉称之为“破铜烂铁”的小人物。弹钢琴的小女孩大大原是唱诗班的伴奏，却因小小年纪不学好，“被上帝赶出来了”，整天沉醉地哼着“我爱你爱到不怕死”之类的情歌。她跟在酒店做保洁的单身妈妈相依为命；她妈妈只要一有机会就拚命吸烟的样子，基本上说明了她的生活状态。鼓手有着跟台湾某著名政治人物一样土气的名字――水蛙。他无望地暗恋着有老公和三个孩子的老板娘。弹吉他的是跟阿嘉打过架的交警，因为从前从事特警的危险职业，老婆早已离他而去；他在“修理”第一次上班的阿嘉时，说阿嘉“看起来比较倒霉”，而他指挥交通，却连哨子都被车子压扁。看来他不只是看上去比较倒霉。弹贝斯的小伙子“马拉桑 ”，热情地推销小米酒，却每每碰得一鼻子灰。老邮差茂伯一出场就摔伤了腿，他先是被找来弹贝斯，可是除了月琴，他被打赌这一辈子没摸过贝斯。其实，他压根儿没见过贝斯。乐队的灵魂人物阿嘉，则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挫折感里。尽管他在恒春挑选乐队成员的聚会上，一亮相便惊动满场，却还是再一次愤怒地把吉他抛向了空中。想必在他心里，曾经的挫折感深到像一场恶梦。
　　可是，这又是一帮执着的小人物，每个人都怀着或许卑微但是温热的向往。鼓手水蛙对老板娘的暗恋虽然无望，却并不气馁，每天开心地把敲老板娘家的大门当成敲鼓。交警还是像对待公主一样每天都把老婆的照片揣在怀里。当阿嘉把吉他扔掉时，他接过吉他弹起来，并告诉阿嘉，“年轻人，弹吉他是件很快乐的事情！”马拉桑屡屡碰壁，却锲而不舍，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在任何场合都没忘记给他的小米酒做个广告。老茂伯为了能上场，不惜低声下气地请求马拉桑不要让代表知道他会弹贝斯，“给老年人一个机会”。即使是整天苦丧着脸的阿嘉，心里仍然认为自己并不差，他只是需要一次振作。
　　至于代表，他热心张罗，不断地给人打气，鼓励别人表演时，“带着热情！”他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要呢？他说，他恨不得一把火把恒春烧掉，让恒春人回来重建，“自己做老板”！
　　“自己做老板！”这是恒春民意代表的梦，也是他赋予恒春人的梦。这个梦系于这次演出的成功，以证明恒春人自己行！
　　虽然费尽周折，结局总算圆满。一场大雨之后，祝福中的彩虹，六十年前的情书中的彩虹，真的出现在了海滩的上空。在晚霞如醉的恒春海滩，成功的演唱变成了恒春人梦的嘉年华。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走出了那个有着种种挫折和不如意的自我，找到了新的自己。仿佛整个恒春都找回了自信。恒春，完成了一个从挫折到圆梦的故事。
　　
　　然而，为什么是“海角七号”？一个日据时代的地名，早已不复存在于今天的台湾。为什么会在与具体情节不相干的场合，画外音一般地喃喃念出那七封写于六十年前的情书？为什么会不时切入那只幽灵一般地在阴郁的海雾中离去的日本船只“高丸号”？
　　如果撇开一百多年来围绕这个海岛的种种恩怨纠葛，这个故事的份量要轻得多。无论是六十年前还是六十年后的爱情故事，抑或是那个充其量只是作作暖场演出的音乐梦，都要单薄得多。
　　因此，恐怕任何一个稍稍了解台湾的观众，都很难做到拒绝承认这部电影确实有想讲述恒春之外的故事。
　　
　　恒春，就像台湾。这是一片充满伤痕和挫折记忆的土地。而这些年，这片土地上又充满了关于台湾梦的言说。跟恒春一样，本土与外来，挫折与梦想，一直纠缠在台湾的社会情绪里。
　　如果真有一个台湾梦，那个梦，一如恒春的代表所说，“自己做老板！”然而，电影里，跨越六十年却挥之不去的日本人的身影，不禁让人想问，谁给了台湾这个梦？
　　在恒春的故事里，前后穿梭的日本女模特儿有着跟那七封情书的收信人一样的名字：友子。恒春乐队的灵魂人物阿嘉，从颓丧到振作的转折点，是他跟友子的一夜情。那夜，阿嘉和友子看了那七封情书。当然，发生转变的不只是阿嘉，友子也从以前对每个人都苛责、批评，变得对每个人都友善，给每个人祝福和鼓励。就像她在电影的开头所说的那句台词，“试试看嘛！”
　　在现下的台湾，在有关台湾人“自己做老板”的种种论述中，经常拿来作对比的是1943年的台湾与1983年的大陆。言下之意，不言而喻。而那时的台湾人，官方身份是日本人。那么，是日本人给了台湾这个梦吗？当然不是。如果日本一直统治台湾，它当然不会给台湾一个“自己做老板”的梦。
　　110年前，台湾人不再做中国人；60年前，台湾人又不再做日本人。台湾人就是在这样的来回抛跌中，衍生出“自己做老板”的梦。按理，60年前，台湾人重新又做回了中国人，为什么却萌生出这样一个梦呢？
　　诚然，110年前，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并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然而，在那个事件中，谁给台湾人的感情伤害更深呢？况且，在不再做日本人之后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台湾人的记忆里又添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台湾人的梦，一如恒春人的梦，那是台湾自己的梦，不是日本人给的梦，但是，契机却是日本人的离去。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的转身离去，点燃另一个人“自己做老板”的梦。这是怎样离奇的情结？
　　电影的结尾，来自日本的“疗伤歌手”跟恒春的乐队一起唱起了《野玫瑰》，所有的恒春人心里也在一起唱。恒春人梦的嘉年华达到高潮。当这一切足以唤起观众去检视自己的梦时，镜头又切回到六十年前：遣返的日本人登船离去，码头上站满了依依惜别的台湾人；当年住在海角七号的友子，也收拾行囊，打算跟随她的日本恋人而去；由于懦弱，她的日本恋人没有带走她，龟缩在甲板上。那一幕，拍得那样的温情脉脉，而手持武器巡视的+++国的军人，显得那样的不协调。看到这儿，连同刚刚读完的七封情书，我们很难不承认，电影里洋溢着一股浓浓的“日本情结”。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情结呢？
　　一个台湾的导演，让一个日本人喃喃地念出那些充满愧疚的情书，他在抚摸台湾人记忆里哪处无法言表的痛，这又是一种怎样曲折的幽怨？

“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


“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


“不明白我到底是归乡
还是离乡！”


“我不是抛弃你，我是舍不得你”


“请原谅我这身无用的躯体”


“但愿这彩虹的两端
足以跨过海洋，连结我和你”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封寄不出的情书。”那七封情书却寄达了只存在于过去的“海角七号”。实际上，它是寄达了《海角七号》的观众心里。
　　电影里，恒春人的梦圆了。台湾人的梦呢，远不那么清晰。设使泪光里，又浮现那模糊的梦影，梦影里，竟有日本人离去的叠影，就像那海雾中幽灵一般驶离的日本“高丸号”。这才是台湾人心里寄不出的情书。
　　如果没有梦，曾经的所有挫折和伤痕，就只剩惨烈的破落；如果没有挫折、伤痕和幽怨，那梦影也不会那样迷人；这就是那片土地上走不出的悲情。
　　看到这儿，就可以了，不必要作更多的拔高。理解那片土地的挫折和伤痕，理解那片土地上想要有梦的愿景，或许更有助于早日抚平它的伤痕。当所有的伤痕愈合，彩虹才可能在海峡的上空升起。那时，我们再一起做一个共同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