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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Ⅲ
作者:郭树勇 文章来源:《毛**邓小平理论研究》 四
民族主义是近代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 到后现代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将会逐渐消亡, 与这个过程相适应, 也出现了国际主义的演化历史。国际主义既是阶级的范畴, 又是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世界体系类型、与民族主义不同的辩证互动样式下, 国际主义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从理论和实践的情况来看, 国际主义已经并将呈现出四种形态,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时候泛指工人阶级为了全人类解放而进行的国际联合,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主要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不久一段时间内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政策。这种国际主义的时代背景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 由于革命面对的是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任何国际联合由于世界体系的世界性而具备了国际性的特征, 这个阶段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模式主要是, 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以战争导致革命, 以革命制止战争, 促进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危机甚至战争情势造成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19 世纪的英、法、德工人运动中获得了积极的体现, 但是, 由于19 世纪末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阶级缓和的改革措施,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出现了相当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联合与资产阶级国际联合之间的矛盾大量地转化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 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民族主义重新崛起,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受到了较大程度的损害。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和多国胜利的情况下, 在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 总要有一种不同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 这种国际主义还无法达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层次, 它应该同时具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特征以指导无产阶级国际利益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 以及具备符合主权民族国家体制条件下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种理论的实践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80 年代初的苏联, 在那个历史时期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执行有关相互合作的国际主义政策, 那么, 所要求的不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而是已自觉协调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 而这样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和相互帮助使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变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 这才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的一种发展形式。”[10](p.101、104)布坚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承认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不能排斥国际关系准则的规范作用, 承认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既是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改造”而来的结果, 又是全球化与世界生产力自然发展的历史进程, 但这种理论最终在近40年的实践中遭到失败。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在全世界最终爆发了世界革命, 或者由于经历了普遍的社会改良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之后, 资产阶级作为国际联合的可能性与国内生存的可能性已经消失, 阶级对立不复存在, 但是, 国家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由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先于民族的融合进程, 又由于世界各共产主义区域在生产力发展上具有不平衡性, 在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一体化水平特别是文化社会发展方面都具有不平衡性, 对国家而言, 对内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管理, 处理复杂的民族关系, 对外需要加强国际联合, 进行共产主义一体化建设, 处理国际上的各种关系, 在这个阶段,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是需要的。随着民族主义的最后消失、民族融合的基本完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消除, 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本身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当然, 这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历史前景。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之间, 如果有一个适当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话, 这个模式在目前的恰当表现形式,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所奉行的一种国际主义, 这种国际主义或许可以称为新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是不言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承认社会主义大国要履行适当的国际责任。适当的国际责任是指它要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要与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相适应, 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要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本的指导方针。它的立足点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第三世界国家, 它不是建立一种与现有的世界体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而是要融入到现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去, 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显然, 新国际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也是一种低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它反映了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东方大国关于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的深刻思考。同时, 新时期中国式的国际主义至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际主义,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新国际主义不主张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是一种消极的世界主义, 这与古代中国的消极世界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新国际主义所强调的国际责任以周边国家为主, 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睦邻外交的关注而对世界霸权的漠视; 新国际主义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要指导方针, 它体现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思想。这是中国进入大国成长关键时期的基本要求。
具体地讲, 新时期的国际主义必须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战略的外交思想, 要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政治文明的和谐世界而奋斗。如果中国真正和平地成长为一个大国, 那就跳出了“战争—崛起—战争”的历史怪圈, 维持了东亚国际安全与世界稳定, 这也许是对21 世纪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 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的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别于欧美模式的另一种有益选择, 那么, 中国的人类贡献度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为社会战胜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有力的经验证明, 那么, 中国对于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就不仅在于中华和谐文化, 也在于中国推陈出新的思想力与制度力。这是一幅灿烂的中国崛起的图景。
从理论上讲, 在中国顺利成长为大国的将来, 社会主义国家数目不断增多且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就成为可能。那个时代, 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主义的主要精力不是通过语言去宣传社会主义, 不是去通过组织政治、经济与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抗或竞争, 而仍然是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 通过切实的和平主义政策来维持世界和平, 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提高本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 通过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来解决仍然存在的南北矛盾,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来培育公共领域的国际责任意识, 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良好的国际形象, 把人类社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度和谐、公正、合理的世界。那个时候, 民族主义就不再成为各国顽强保守的政治依托, 国际主义也不再成为令人敬畏的乌托邦神话, 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同时成为世界交往的自由选择和自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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