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Ⅰ

伊红

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Ⅰ

作者：郭树勇 文章来源：《毛**邓小平理论研究》



[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国际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的互动。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开放的, 其本源是国际主义的, 但它在不断克服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持续接纳民族主义, 其国际主义的内涵也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在当代, 国际主义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危机管理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 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政治文明的世界和谐而贡献力量。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民族主义; 国际主义; 新国际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国际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的互动。马克思主义就其本源来讲是国际主义的, 但其发展过程却是在不断克服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持续接纳民族主义。这首先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总体状况相联系: 每当世界主义、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进程获得了巨大的动量, 且国际社会交往处于高潮时, 不仅理想主义会成为一种时尚, 国际主义也往往透露出强化的趋势; 而当区域化、贸易保护主义、集团化、本土化以及反全球化在世界或者主要大国取得了优势地位时, 现实主义也常常上升到主流地位, 民族主义将成为一种巨大的理论源泉。不仅如此,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交替兴衰与民族国家(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 的外交战略判断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际主义成为一种外交需求时, 如果有关国家对它做出了相反的错误判断, 那么, 它也可能采取民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际社会; 而当国家利益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准则时, 过分的国际主义政策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当下我们研究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对于研究大国成长关键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是与世界主义或者国际主义相对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最初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 是近代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产物。中世纪是一个世界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 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 “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 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个基督教徒, 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 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1](p.355)后来, 由于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运动诸因素的影响, 民族主义才逐渐有了一席之地, 而当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国内有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法律时, 民族建立国家的政治理念才开始在欧洲发达国家扎下根来。

民族主义是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强烈反映,在过去和今天的世界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民族主义具有本土性、区域性和民族性, 是任何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精神动力。它既是理性之源, 又是非理性力量; 既是保家卫国的和平使者, 又是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 既能够随着民族的强大而参与世界交往, 又是拒绝开放社会和全球化的原生力量。总之, 它是一把双刃剑。

世界主义是一种天下大同的古老理念。尽管我们可以将民族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对立面, 但是,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却不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因此, 我们宁愿认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对对立概念。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获得了它的现代规定性, 国际主义就本质而言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达到激化的条件下, 无产阶级关于国际政治思想的一种理念。在一定时期内, 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平等交往原则, 对于反对家长制作风是有益的。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往往以减少国际责任、损害普遍原则为前提, 也会削弱国际主义。关于国际主义, 列宁有一个著名的界定:“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 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 支持( 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 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 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2](p.168)绝对意义上的国际主义与阶级斗争、世界革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在革命导师看来, 这种一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意义比起后来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意义在国际主义的生成上显然要高出许多。

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就有必要采取这种辩证的观点: 没有绝对的国际主义, 也没有绝对的民族主义。马克思是经典的国际主义者, 他号召没有祖国的工人反对本国的资本家的阶级统治,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即使这种较纯粹意义的国际主义,也有着民族主义的影子。布洛姆在《民族世界:对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含义的研究》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没有太小的社会, 也没有模糊不定的全球社会。他承认, 即使是同一生产方式中, 各地区也有相当大的差异。”[3](pp.40- 41)在布洛姆看来, 马克思并不赞同简单化的世界主义, 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虽然是一种共时性的运动, 但是也要经过发达国家的首创与影响效应, 进而在较大范围内引起相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不是要把民族主义在历史上体现进步性的东西一概抛弃, 也不能借国际主义之名而实行民族压迫之实。因此, 恩格斯说: “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 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4](p.84)恩格斯设想, 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对欧洲与美国先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改造的过程中, 要注意一个问题, 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如何对待原来的殖民地。恩格斯认为, 无产阶级对待原来的殖民地, 不能使用强迫的原则, 而要使用自愿的原则,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 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 [5](p.353) 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可见, 国际主义从来不是绝对的, 而是在民族国家体制的范畴下, 通过国际政治斗争与合作的途径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个策略而已。国际主义每向前发展一步, 都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国家利益原则等观念运动的考验与制约。

正是由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不同时代和语境下的矛盾运动,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解读成为理论家们费尽心机的智力劳动。他们往往千方百计地解释, 此种行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是一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良好结合, 而那种行为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 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由于不能绝对地认定民族主义是一种好的意识形态, 又不能绝对地否定为一种恶的社会力量, 一种新的概念出现了, 它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的经典定义也是列宁给出的, 它与国际主义一样是为了解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概念关系而进行的理论创新。爱国主义就是一种千百年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用另一种术语说, 就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旨在实现合理的民族国家利益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主义。由于有了爱国主义的概念,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结合就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一般性的理论研究时, 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视为同义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具体的对外政策讨论方面, 主张爱国主义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20 世纪40 年代, 苏联理论权威斯卡特谢科夫指出了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理论渊源。他认为, 民族主义曾经是统治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基本工具, 因为当人民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时, 民族利益的外表之下实质上蕴含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时代, 民族利益客观上起到了调和阶级冲突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出现后, 国际主义才有可能, 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与大机器生产联系最紧密、没有祖国的阶级, 无产阶级之前的革命不可能超出民族主义的范围。而真正彻底的革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体的。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结合的新时代, 民族主义异化为一种资本主义残余意识。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多民族的苏维埃联盟国家里,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 民族主义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不再是一种有益的东西, 反而成为破坏民族友谊、挑起新民族矛盾的危险意识形态, 间接地服从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利益。在这里, 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被自然而然地认定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牌子的两面, 贱视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者, 与为了取悦于美帝国主义者而贱视自己民族的世界主义者, 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处。”[6](p.44)斯卡特谢科夫是出于现实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 在政治术语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意识形态妖魔化的态度, 把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划为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的意识形态, 而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划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利益的意识形态。这是冷战开始不久美苏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 说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向来难以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完全摆脱出来。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以及欧洲一体化, 固然有着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的背景, 但主要还是为了恢复各国的国民经济,并从恢复地区经济的进程中为未来的欧洲和平奠定一种新的基础, 这种“世界主义”有着积极的方面。不过, 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 国际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世界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 其国际主义的内涵也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国际主义是一种无祖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际主义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支持世界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义务以及世界无产阶级保卫苏联的行动方针, 从而出现了苏联民族利益与国际主义利益如何结合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特别是20 世纪70—80 年代, 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较大的集团政治力量, 社会主义发展为一种世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表现为一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 表现为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整体利益而积极地相互配合和支持。80年代之后的中国***对于国际主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比苏联学者更加重视国际关系准则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意义,并将爱国主义置于对外交往政策体系中的更高地位。“国际主义援助也不同于输出革命。前者是别国爆发了革命有了困难, 应人之请,助人一臂之力; 后者是不请自来, 强加于人,违背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和自力更生的原则, 在别国制造‘革命’。实践证明, 进行这种‘革命’的国家往往成为举着‘支援世界革命’招牌的革命输出者的玩物, ‘输出革命’实际上是对外扩张的遮羞布。⋯⋯要坚持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 就必须坚决反对借国际主义之名, 行民族利己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之实。”[7](pp.121- 122)中国高举合理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大旗, 反映了中国对于国际共运教训的深刻认识以及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时过境迁, 换另一种眼光冷静观之, 国际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是利用危机爆发世界革命; 在斯大林、毛**那里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 利用国际危机来输出革命, 并借机打击帝国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 建立反帝爱国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当前时代, 国际主义则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危机管理, 为国际稳定与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二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对纠缠难分的矛盾统一体。对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依存与转化关系,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弗·哈利迪在其《革命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做了深入的考察。在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中, 革命无疑是一个基本的范畴。革命与国际主义的联系同革命与民族主义的联系之间, 也有着无法斩断的交叉关系。弗·哈利迪认为, 社会革命与国际关系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在现代史上的大部分时间, 与战争一样, 革命一直是形成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因素”。[8](p.3)因此, 以革命作为切入点, 可以了解世界政治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关系。

首先, 革命与国际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现代革命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到一种国际联合并无法调节阶级矛盾的条件下。革命发生之初, 一般总要有一些革命宣言, 这些宣言把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 声称这些意识形态本身代表了一种世界政治文明,具有全球性和国际性; 革命爆发后, 它所触动的对象不仅仅是一国的政权, 而是与之相互依赖的几国政权, 革命的影响从一国外溢到几国, 而革命产生的新意识形态极可能向旧意识形态挑战, 包括对主权制度的挑战, 从而使现有的国际秩序或者世界秩序发生震荡。革命在世界交往频繁的时代具有爆炸性, 因此, 革命天然地与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

其次, 革命与民族主义之间联系紧密。革命是从现有的世界政治架构中产生的, 而任何现有的现代世界政治架构, 都摆脱不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理念与体制。当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出现时, 它在挑战这种政治体制的同时, 也在充分利用这种现有政治体制的资源。这种历史现象出现的时间大体是19 世纪后半期, 这个时候, 民族独立的思想和革命思想相互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 这个时期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民族解放, 而民族解放必须是一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对象既是压迫本国人民的统治民族, 也是与统治民族相勾结的一切外国政府及其资产阶级, 任何民族解放的斗争, 至少是被压迫民族与宗主国之间的斗争, 甚至是一场涉及较大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 都是一种国际环境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只有当革命更多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时, 才能在民族国家体制的现有框架下实现其阶段性的成果, 包括取得一定限度的国际主义的政策目标。马克思主义在20 世纪的俄国化与中国化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苏联和中国等国的成立, 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

第三, “革命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并没有消除“革命与国际主义的联系”。革命天然是国际主义的, 又摆脱不了民族国家体制的框架, 因此, 革命处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编织的网络中, 同时兼具两种政治思潮的痕迹。虽然革命有着世界市场带来的国际性与必然性, 但是, 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使得革命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革命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联系, 也没有消除革命与国际主义的联系, 即使它与国际主义相冲突时也是如此: 这种国际主义义务是以这一观念为基础的, 即把新生国家视为革命思想和潜在普世思想的信奉者, 其他国家会起而追随。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同样固有一种国际层面的会议, 即各民族的和谐, 独立国家组成的大家庭, 这将会通过获取自由得以产生, 这是马志尼的思想。因此, 革命思想的民族化并不排除与国际主义有某种持续的联系: 事实上, 正是马克思及其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同事们的著作才促进了‘国际主义’这一术语在19 世纪60 年代晚期的出现”。[8](p.37)越是接近19 世纪末, 民族主义越是获得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更大程度的主导地位, 革命的前景越是依附于某一个主导性的民族国家或者多民族国家的力量, 而革命产生的影响也越是能够通过民族解放的普遍需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开来。虽然革命在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性相对减少了, 但在欧洲以外的广大殖民地地区获得了国际支持和世界意义。因此, 革命与民族主义的联系, 同时也包含着革命与国际主义的联系因素, 它们都统一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政治统治之间张力的普世性与特殊性矛盾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