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发展滞缓能归咎于中国吗？ （新华网）

梦久天长

很多西方社会问题研究学者有一个通病，这就是缺少反省意识。有一些经济学家更为“滑稽”，他们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经济方面的“政治家”，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往往就打着经济学的招牌，根本不顾事实，把责任推给别人，把
民众的不满引向别人。例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放言，美国房价走低是中国的高储蓄造成的。这就是典型的“经济政治家”言论，他的目标无非是要借助经济学的幌子把美国民众的不满巧妙地引向中国而已。还有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不景气是中国的出口所导致的，这种理论其实也属于“经济政治家”的范畴。难道中国的对外出口减少了，美国社会的超前消费问题就会解决？恐怕傻瓜都难以相信。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将会使美国经济更为糟糕，因为这必定导致美国市场上廉价商品大大减少，因此美国社会的超前消费会更为严重。但这种言论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不浅。七国集团2009年10月3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时，再次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以减小出口，扩大进口，减少对西方的贸易顺差，在贸易领域实现所谓“再平衡”，以利于西方诸国的经济发展。对于这种要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何在

    不可否认，相对于中国而言，西方主要经济发达国家最近3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确非常令人沮丧。欧盟国家近30年来的GDP增长速度，平均每年不过3%。而根据中国媒体所透露的数据，中国从1978年到1990年，GDP平均增长速度是9％；从1990年到2007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5％。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了近14倍。两者相比真可谓是“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原因就在这里。

    可是造成西方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于可以说是滞缓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其内部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更为确切地说，西方国家当今的经济问题究竟是不是最近30余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造成的？是不是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定会导致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虽然西方不少“经济政治家”一直在嘴上刻意回避这一问题（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恰恰忽略了这一问题），不过这是一个不可回避和不可忽略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上可以说明造成当今西方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所在。

    毫无疑问，西方最近30余年来经济发展滞缓与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并没有直接关系。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下“二战”之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发现，上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就出现了“滞胀”，而中国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美国经济的滞缓，那么在1980年之前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之后则大大降低了。而根据美联储经济数据库的数据，美国自1948年到1980年的平均发展速度也只有3.8%左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期间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从来没有实现连续两年超过7.5%。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美国经济发展滞缓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出口迅猛增长和金融资产飞速增值以及资金相对过剩造成的，而是美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

    可见，把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本身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发展的活力下降的必然结果。

    二、政府开支过大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关键所在

    造成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早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开支过大。他们通过一系列的统计发现：在政府开支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适合关系，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开支，可是如果政府开支过大，超出了一定的比例，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GDP增长的滞缓。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称这种政府开支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为“拉恩曲线”（Rahn Curve）。更有经济学家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当今西方国家的政府开支与GDP的增长之间已经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政府开支过大是导致西方国家GDP增长滞缓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很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采取降低政府开支、减税的方式来解决西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滞缓的问题。西方国家这些年来民众的减税要求就是基于这种经济理论。最近美国社会对于奥巴马社会医疗保障改革的激烈反对，实际上也是这种经济主张的反映。

    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民众的这种经济主张是非常合理的——相对于GDP总量而言，西方国家政府开支过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国家政府目前的债务状况及其对民众税收的过高，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可以否认：如果西方社会永久性地平均减免税收的5%，其社会经济就会立即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如果减免10%的税收，西方经济更会立即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可以预言的是，如果西方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不解决，民众的税收负担不减轻，民众的消费支付能力就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高，市场需求就必定会继续疲软，西方社会发展滞缓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即使中国按照西方七国集团的要求使人民币升值，大幅度减少出口，西方社会经济也不可能彻底走出发展滞缓的困境。

    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量和顺差上都可以证明这一论断。实际上虽然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是其对外贸易仅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左右，而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中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上只有25616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约2955亿美元。就贸易顺差而言还不足西方七国集团GDP的1%。可见，即使将这种顺差削减到0，西方经济也根本不可能从中国人民币升值中获得多大的发展余地，更不可能彻底摆脱发展滞缓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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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人民币升值，大幅度削减出口，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可以给一些西方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可是另一方面，它还会给西方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廉价商品减少，使得民众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这种下降对西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也是巨大的和危险的，因为它必将导致市场需求的进一步整体性疲软。

    由此可见，实际上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是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中国人民币不升值造成的，更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造成的。要走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滞缓的困境，西方国家的唯一选择是对自己的社会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不是要求中国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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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警惕西方经济政治家的“忽悠”

    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将自己的经济问题归结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政治的原因。应该承认，西方社会民众对于西方当今社会的经济问题是非常不满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这种不满又大大升级。西方“经济政治家”们为了推卸自己的领导责任，不得不提出一种荒诞的理由，将民众的不满引向海外，引向中国。例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可以说就是这样的“经济政治家”的代表。不言而喻，从技术上来看，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对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伯南克是怎么来解释这一危机的？自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他不断地在宣扬一种根本说不通的理论，即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国家赤字，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导致的高储蓄和外汇积累造成的，美国的经济问题“都是中国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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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美国经济要发展，要彻底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出路自然也就只能是在中国了。所以西方经济学家才提出了要中国刺激民众以当前的储蓄来消费，要中国降低储蓄和扩大内需的“经济学主张”。应该说，伯南克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不错，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确出现了高储蓄，也出现了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可是中国的储蓄只要大幅度降低，中国的资金相对过剩问题只要获得缓解，那么就必定会大幅度减持美国债券。这至少对美国当前的经济而言绝不是“佳音”。伯南克作为一个老牌的经济学家，难道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实际上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以及这些年来美国经济发展缓慢，都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自身缺乏活力和金融体系的脆弱造成的，即使没有中国的高储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也会在美国爆发，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日趋滞缓。美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要重振雄风，唯一的选择就是解决政府开支过度所引起的缺乏活力问题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否则是不可能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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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西方经济学本身的问题。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很久的发展历史，但是也必须承认，它绝对不是万能的，因为它根本无法解释当今西方社会的许多经济现象。这次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一变再变——由最初的减税到7000亿美元拯救华尔街、再到放弃拯救华尔街，转为采用其它刺激经济（如降息、进一步扩大信贷等等）的方法，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明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当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是不是说明了美国金融危机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可是西方经济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是躺在前人智慧的基础上睡大觉。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发现自己的问题？

    所以，西方经济需要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西方经济学也需要一次重大的变革。没有这种变革，西方经济就难以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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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经济政治家”的不合理要求

    不能不承认，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被西方经济学家“忽悠”了，他们也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只不过升值的方式应该再探讨而已。其实相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人民币是否真的需要升值是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不可否认，人民币存在着升值的动因，但是就整体而言，这些动因是否已经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全部必要条件和基础，还是需要认真计算的，在没有进行认真评估（这种评估应该也必须建立在量化的基础上）之前就下结论是危险的。况且西方七国集团要求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中国民众为西方各国政府的开支过大“买单”，而这种没有意义的“买单”也无法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问题。因此完全可以说，人民币现在就需要升值的论断非常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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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应该注意，继续采用以前的方法来应对七国集团对中国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简单地指责西方过度超前消费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祸首，也是不合时宜的。毕竟西方的民众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对于西方“经济政治家”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是很难辨别的，因此很容易被误导，将自己的不满错误地转向中国。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西方七国集团本身的经济与社会情况进行认真地研究，还是可以发现其中许多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改革的空间——只是西方经济学家宥于传统，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找到改革的模式而已。就这种意义而言，中国可以采取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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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开支过大，超过了经济本身的承受度。那么，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什么会普遍产生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这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和军费开支庞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只要在这两个方面适度消减开支，政府的开支就会大大降低，就会降低负债率和减税。以美国的情况来看，2008年其军费开支为6070亿美元，占GDP的4.26%。因此，适度削减军费开支对于美国政府节约财政支出有着巨大的意义。而实际上美国也根本没有必要维持过分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库。奥巴马甚至还提出了彻底消灭核武器的主张。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一方面向美国提出合情合理的要求。应该承认，提出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军事的角度来看对中国都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远远超出不提出这种要求，因为从军事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很难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再从国际舆论上来看，要求美国消减军费，对世界和平也是有意义的，必定会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及其民众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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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还可以建议西方国家对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合理改革。在西方改革政府的开支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西方各国政府开支中的一半以上是用于社会保障（是军费开支的几倍）。可是，这种巨大的开支并没有真正解决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问题。这表现在保障覆盖面、保障标准和保障质量几个方面。造成这种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保障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锅饭”（非常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大锅饭）。因此，民众对于社会保障的不满非常强烈，要求对社会保障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医疗保障改革大争论，就是西方社会保障必须进行改革的集中体现。这实际上是中国向西方提出合情合理经济要求的一个绝佳机遇。中国可以在这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向西方提出加快改革的建议——这就是希望西方国家对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科学的改革，使之成为一种既可以提供全面而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又可以节约大量政府开支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看到，提出这种建议，是会得到西方民众的支持的，西方各国的政府也是无法反对的。而只要西方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则西方经济就自然会走出发展滞缓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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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解放思想，应该对西方经济学保持独立性，既要接受其合理的部分，又不能为它的局限性所束缚，应该对西方经济学做出必要的反省，应该对其所提出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进行反思，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出发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并在这一基础上采用新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这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