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文明对话理念的理论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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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而不同”思想浅解
　　　中国人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文化理想。在历史上，不同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共处的进程也伴随着文化的相互兼容，相互调剂，于是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我认为这种品格应是中华民族向来所主张的“包容”、“和合”的境界。
《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系辞》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这里所体现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包容的文化品格。再如，《易传》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阖一辟之谓变”.这里的道应是阴阳的统一,“辟”与“阖”的统一促使变.这也就是说万物的“和合”首先应是以其差别为存在的前提，这种差别的统一可以称之为“合”。于是《易传》说：“阴阳和德，而刚柔之体”（《系辞下》）。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比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春秋繁露-基义》）这里就体现了我国古代思想中的和谐辨证法，认为合是差异、对立面的辨证统一。[1]
中国古代的“和而不同”思想与“和合”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公元前800年左右，西周史泊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里就指出了，不同性质的材料相和合，构成了事物的多样性。公元前500年前后，晏婴发挥了“和”与“同”相异的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有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话。齐侯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晏对曰：“据众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惮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2]这就是说,“和”就象羹汤，是五味的调和；“和”就象乐音是八音的和谐。“和”就是包含差别的统一。相反，“同是不包含差别的二者的同一，就好象以水济水，味道单一，做不成羹汤一样。单一的东西无法比较，无法产生多样性的事物，有差别，有对立，有矛盾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这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则。”（1）(第99页)
从以上的几段话看，“和而不同”的意思是说，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要包容差异，从而达到不同事物的融合进而共处共荣。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把这一“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一条原则，是不是能对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以及在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地区冲突方面产生一些积极的意义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然而，西方有些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是对“和而不同”思想价值的否定和理论的背离。
            二  文明冲突论——对“和而不同”的理论背离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所蕴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其价值整合功能。它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重视和追求事物的和谐、均衡和稳定。因而“和而不同”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对于当今世界诸多文明的共处发展仍有其指导意义。
当今世界文明丰富多彩，彼此间存在差异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历史上因文明的差异而导致的悲剧不胜枚举。因此，在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以“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为指导。大力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和平的方式妥善的处理彼此间的争端和分歧，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背景的群体间化解积怨，捐弃前嫌，相互尊重，和睦相处。遗憾的是，如今仍有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过分的强调文明之间的差异，并预言，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缺乏共同的的价值观和组织机构而产生的暴力活动将发生在文明之间而不是国家或意识形态之间。（2）这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
具体说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3]：第一，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第一次呈现出“多极化和多元文明化的趋向”。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已经不在是西方化了，而它的结果既非一种普遍的文明，也非一种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他把世界划分为七大文明体：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和拉美文明。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合作构成了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第二，各文明体之间的力量正在交换。他认为西方的影响力正在衰弱，亚洲诸文明正在扩展他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世界正在经历人口爆炸，这给伊斯兰国家及其邻国带来了潜在的压力。他还认为非西方各文明体正在重新肯定他们的价值，进而推断西方文明正在遭受潜在的威胁。第三，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拥有共同文化亲缘关系的的各个社会相互合作；而将社会从一种文明改变到另一种文明的努力皆以失败而告终；各国都围绕着他们的文明体的领导国或核心国而团结起来。第四，坚持西方文明普遍性的人们将会与其他文明体发生冲突，极有可能与伊斯兰世界和亚太发生冲突。第五，西方的再生取决与美国人重新认同他们的西方人身份，以及西方人承认他们的文明只是唯一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存它，已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从以上的表述可以看出，亨廷顿认识到了当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相互的差异性，并且坦然承认西方文明不具有普世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明的划分我想是受到了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二十一种文明划分的影响。所不同的是他们对文明相处的态度。汤因比对不同的文明是持尊重的态度的。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中的作用，他就曾指出：“数千年来，中国人在政治文化方面，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一贯地团结了数亿人民。他们显示了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技术，取得了在这方面稀有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是当今世界所绝对需要的”。（3）(325页)亨廷顿却不是这种态度，他的思想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民族狭隘的偏执心理。他对美国的大量移民甚感担忧，认为美国社会即将发生民族认同的危机。他进而认为“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如此建立起来的国家能够长久维持一个和谐社会。一个多元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国，它将是联合国。”（4）(135页)不仅如此，亨廷顿还武断地认为中国将同伊斯兰教国家结成反西方联盟。原因有四点：一，儒家文明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二，冷战后中国领导人和官方文件中有关国际政治的基调是美国霸权主义威胁世界和平和中国安全，美国对华政策是“西化”“分化”中国，中国理应支持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三，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国家期待中国同他们连手反美。四，中国和朝鲜都向伊斯兰国家输出了后者从西方得不到的先进武器、核技术和导弹技术。（5）以上四点原因解释表面看起来好象逻辑严密，仔细洞察就会发现其深层的谬误在于亨氏的“小人”之心。首先，他只知道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却不了解儒家向来主张“和为贵”、“宽容”“和谐”。他的论述恰恰是西方文明内涵的外露。其次，中国支持反霸并不意味着就会与伊斯兰结盟。因为东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本质上的差异就决定了这种连手是不可能的。伊斯兰教是一种一神论的宗教，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并且不能宽容别人，而中华文明却恰恰相反主张的是“和而不同”。因此，中国既不会与伊斯兰连手，也不会因为文明的差异而成为冲突的根源。再次，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中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等都比伊斯兰世界有优势，并且日益发挥着大国的作用。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特殊责任。这就决定了中国不会和伊斯兰世界结盟。最后，中国是当今全球化的受益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也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而在伊斯兰世界，因为“民族复兴前景的失望，同西方经济水平的差距的扩大，国内改革的滞后。所有这些使人们的情感很容易转化为对西方的愤怒甚至暴力，这与中国所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6）
由此可以看出，亨廷顿关于中国同伊斯兰世界的结盟关系的判断是不合情理的。原因在于他的偏执心理和非理性的宗教情结。他或许很难理解中国一方面高呼反霸，另一方面却是在推崇着西方的科学，全力的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以及英语学习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中国“和而不同”思想的现实反映。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植根在华夏的土壤上。对“和谐”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礼记-中庸》断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只有达到和谐才能正天地，育万物。同样在国际社会中欲求维持和平，谋求稳定发展，就要一个“和”字为重。但是这种有不是无原则的“和”。它是与人相和而又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这就是“和而不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看到了，并且是片面的夸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他没有意识到诸文明体间可以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和平共处，从而背离了“和而不同”的理论基点。因而也就不可能科学的提出解决不同文明共处的有效途径——文明对话。
           三   文明对话——“和而不同”的一种实践范式
回顾上个世纪世界走过的历程：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于是我们反思为什么战争的频频发生却始终也无法解决国际社会的争端，我们在思考着战争是否是解决国际冲突与争端的唯一和有效的手段。江**主席在访美期间提出了中美之间要“和而不同”，这似乎在启发人们，战争和武装冲突并不是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相反是成本最大得补偿失的方法，互动对话才是最好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于是2000年和2001年分别被联合国大会确定为“和平文化年”和“文明对话年”。1998年联大在关于“文明对话年”的决议中“强调在国际关系上容忍至关重要。对话作为达成理解，排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增强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的手段具有重大作用。”“重申不同文明的成就构成ren类的共同遗产，是全人类灵感和进步的源泉，欢迎国际社会集体努力，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促进和解。”（7）采取文明之间的对话方式试图达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对文明冲突的某种回应，同时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华民族的“贵和”思想追求对立的统一，它在承认差异与矛盾的前提下用中庸之道来防止冲突激化，并化解冲突，使双方达到协调和均衡。（8）(3页)文明对话就是要不同文明群体之间以“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达到“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实现人类彼此间以及人类与环境的统一与和谐。这是世界的最高目标——天下普遍和合。（9）这种思想在当今的联合国中已有所体现,联合国秘书长就曾任命了一个世界著名人士小组，“共同阐述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多元性，阐述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开展文明之间对话的必要性，探讨通过文明间的对话建立新的全球关系的范式以及对全球普世伦理的需求”。（10）著名人士小组2001年完成了集体著作《跨越分歧：文明间的对话》（crossing the Divid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他们指出:“假如我们接受全球化和地方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的观点，那么全球化可以导致‘地球村’的观念的出现，可以导致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但同时也可以导致霸权的宰制。如果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使用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能够逐渐地和在而不同地背景下生存，就需要对话，没有对话就会出现霸权宰制的现象”（11）“如果要让认同有强烈的的根源意识，有归宿感，而有不具有侵略排他性，不退化为一种简单的原教旨主义，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对话。”（11）
文明对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缓解诸种冲突提出来的。文明间的对话有助于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加深彼此间的友谊，通过不断的对话有可能培养不同文明体的某些共同点，从而有效地化解不同文明体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最终达到天下普遍和合的理想。文明对话是“和而不同”思想的一种实践范式，在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各种文明体杂多的复杂形式下，文明对话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各国的合法权益。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倡导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尤为关键，因为每一个文明体虽然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但却有一个普遍的终极原则，包括平等、博爱等。因此，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有利于化解不同文明间的分歧，最终在相互包容中和平共处，促进共同发展。
宋健博士曾在维也纳“不同文明间对话知名人士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作过一个题为《多样性是宇宙中普遍的自然法则》的专题发言。[4]这是“和而不同”思想的西方式阐述。他认为，多样性是自然的法则，世界的丰富多彩是自然赋予的禀性。因此只有和谐共处、相互包容才符合自然的法则，否则就会遭到惩罚。不同的文明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我想人类的文明要想发展，人类社会要想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求得进步，各文明体之间就不应依靠你死我活的“零和”性质的争斗，而应是相互交流与合作，相互包容与融合的“非零和”式的推动。

那么如何进行文明间的对话呢？我认为进行文明间的对话要以“和而不同”的思想为理论的基点同时要注意到以下几点：
首先，大国、小国、强势文明、弱势文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一个前提。各国、各文明体都要有一个共识：文明的多样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只有尊重对方，自己才能在共处中得到提升；只有平等的对待对方，才能从对方那里获得尊重。
其次，对话要以主权平等为出发点，反对一切无视主权，超越主权的行为，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达到各种文化和制度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才能丰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内涵。当今世界，西方文明仍处于优势，它对于人类面临的诸种问题的解决曾作出过积极的努力并且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同时也应看到，当今全球问题的复杂多样，不是西方文明单独能解决的，它需要不同文明体之间相互默契的配合。在文明体的互动过程中，西方强势文明体必须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不得以文明对话为名，行侵犯主权捞取既得利益之实，必须认清这种做法只会阻碍文明对话的进程，不利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任何国家都不愿看到的。
再次，加强文化沟通，促进文化理解。这是一个过程，需要经历一定的磨合期以及不同民族国家领导人的不懈的努力。联合国针对“文明冲突论”，借鉴了中华民族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确定了2001年为“文明对话年”支持文明对话。同时还认为，“文明对话能增强合作，遏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维护和加强人权，保护文化特性权，维护社会和家庭价值权以及保护文化遗产权。”（12）另外，在文化沟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这其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这就需要不同文明体能够克制、宽容、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文明沟通与对话的良性互动。
                      四  结语
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不会发生，相反，一旦处理的不好就有极大的可能卷人冲突甚至会导致战争，在历史上有十字军东征，今天的中东地区、南亚地区就是很好的证明。也正是基于此，文明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文明对话不是要回避掩盖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而是要通过对话与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在相互的包容中消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文明对话就是要倡导“和谐”“仁爱”的精神，用“和为贵”“中庸之道”化解文明体间的矛盾；就是要以“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为理论基点，广泛的开展文明对话，造就和平共处、和谐合作的世界新秩序。
注释：
      [1]  中文言文部分转引自《中国哲学与辨证唯物主义》  方克立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7
  [2]  中文言文对话部分转引自 汤一介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一文  参考http://www.thinker-empire.com/go.esp?id=330
  [3]   中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几点归纳请参见<<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 佘碧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0/5
  [4]  请参见http://www.beijingriview.com.cn//fm/fm2001-25-1.htm
参考文献:
(1) 方克立  中国哲学与辨证唯物主义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7
(2)   斯坦利-霍夫曼[美]  全球化的冲突 [J]  国际政治  2003/8
(3)   胡文飞  与孔子对话  [M]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8/2
(4) 佘碧平  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 [M]  上海三联书店   2000/5
(5) 王缉思  亨廷顿的启迪与谬误 [J]  国际政治  2003/7
(6) 同上.
(7) 1998年11月16日第53届联大决议(A/RES/55/22).http://www.un.org/Chinese/abountun/prinorgs/gn/ares/53/a53r022.htm
(8) 俞正梁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 [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7
(9) 同上
(10) 华涛  “文明对话”理念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国际秩序的追求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人文科学版)2003/4
(11) 杜维明  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 人文科学版)2003/1
(12) 俞新天 国际认同的危机---从文化的角度看伊拉克战后的国际关系[J] 南京大学学报 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