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终结的“核心期刊”现象

岸上的猪

[摘 要] 近年来，“核心期刊”已成为学术界、期刊界、教育界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差不多每次大规模的“核心期刊”遴选都会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差不多每年一度的津贴评定、职称评审等都会使知识分子聚焦“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选无疑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如果应用价值不大，反而滋生出诸多负面效应，其存在意义和研究价值就值得怀疑。“核心期刊”的概念及相关理论传入我国之后，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参与，也吸引了众多的组织、部门为之“奔走呼号”，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计量。但从实际效用来看，“核心期刊”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功能，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却不断泛化、异化，负面效应孳生、蔓延，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和明显的“弊大于利”。  

   
近年来，“核心期刊”已成为学术界、期刊界、教育界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差不多每次大规模的“核心期刊”遴选都会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差不多每年一度的津贴评定、职称评审等都会使知识分子聚焦“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概念是个“舶来品”，其相关理论和指标体系也颇为繁复。但“核心期刊”的遴选无疑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存在的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大小应当首先由其实际效用来决定。如果应用价值不大，反而滋生出诸多负面效应，其存在意义和研究价值就值得怀疑。  
“核心期刊”的原始功用究竟有多大  
      
“核心期刊”的研究和遴选主要有两个原始功用。一是为图书情报机构收集、馆藏期刊提供参考；一是为读者查找、阅读期刊文献提供“门径”。  

先看“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提供参考”的功能。“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源于英国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1934年提出的“文献离散定律”。布拉德福当年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图书馆之一英国科学图书馆（Science Library）的馆长，以布氏的身份和地位，他的文献学方面的文章要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绝无问题。但就是他的那篇后来被广为传誉的《关于特定主题的情报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Subjects），他没有放在图书情报学专业杂志上发表，而是有意发表在科技期刊《工程》（Engineering）上。其用意就在于希望能够引起科技研究人员的注意。布氏用心可谓良苦，但事与愿违，他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专业的科研人员并不需要什么“文献离散定律”，哪些期刊经常发表本专业的文章，他们比布拉德福更清楚。无怪乎，他的这篇论文1934年发表后，在科技界未引起半点涟漪。直到1948年,也就是布拉德福去世的那一年,他的专著《文献工作》( Documentation)出版，这篇文章略加修改，收入该书，这才在图书情报界引起较大反响。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期刊是获取学术信息的主渠道，对治学者而言，不熟悉本专业的期刊出版情况，就难以了解专业领域的研究现状，他们对本专业、本领域期刊的了解程度，远在一般的图书情报人员之上，而且更熟悉、更深入，甚至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哪里还需要什么“文献离散定律”呢？从这一角度讲，我们说“核心期刊”最为原始的理论基础，对“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 的参考价值就不大。  

其次，科学研究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研究领域日益细分，新学科也不断涌现，远非“核心期刊表”所能够包容，一些“微观”领域的研究成果经常在哪些期刊发表，也只有“圈内”人士才会知晓。再次，对普通读者或初学者而言，“核心期刊”的“导航”价值又有多大呢？“核心期刊表”的作用又远不及一些索引类、文摘类刊物，尤其是专业文摘。对初学者而言，要了解“门径”，往往靠的是言传身教，薪火相承，非要靠什么“核心期刊表”吗？  

“核心期刊”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提供参考”的功用，颇似目录学。但在电子时代“核心期刊”的这种目录学意义已大为减退。就国内而言，目前已经建立起多种类型的期刊文献题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影响较大的就有“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AJ-CD）”、“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巨大，远非传统的目录学所能比拟，更不要说什么“核心期刊表”了。像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就收录有1994年以来国内出版的5300多种学术期刊的全文400多万篇，相关题录达1000万篇。这些全文和题录几乎涵盖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所有的研究领域。读者可以从“篇名”、“作者”、“关键词”、“中文摘要”等11个角度，对数百万篇期刊文献进行查询。读者要查询某个专题的文献，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做到，而且获取的信息量大，这是传统的目录学、“核心期刊表”根本就做不到的。令人欣喜的是，该工程即将完成中国期刊“世纪光盘”，将我国4000多种重要期刊自创刊以来的全部文献电子化，预计收录文献达1800万篇，数据容量达2500G。读者可完全可以“按需索文”，十分便捷。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读者获取文献的方式已非常多样化。如“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引文链接版1994-2000）”将期刊文献用“引证关系”连接起来，读者直接点击文献中某一“参考文献”，即可迅速查询到与该“参考文献”相对应的全文，并可循此路径，实现“无限性”追踪查询，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了。可以这样说，科技水平的发展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读者定向阅读、按需索文、方便快捷的需求。相比之下，“核心期刊”所谓的“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提供参考”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几个读者是依据“核心期刊表”来选择、阅读期刊文献的。  

再来看“为图书情报机构收集、馆藏期刊提供参考”的功能。这里“参考”的意义究竟又有多大呢？据笔者所知，就没有几家图书馆是根据“核心期刊表”来订阅期刊的。起初“核心期刊”的研制大多出自学者个人之手，由于来源资料的限制，同一专题各自遴选的结果往往甚为悬殊，其可信度和使用价值当然就不可能有多大。图书情报界业内人士早就指出过这一问题：“核心期刊的测定除了为一些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些有关某学科论文较为集中的刊物名称之外，其社会效益恐怕就是为写有关这方面文章的莘莘学子们多提供一条谋生之道罢了。”[1]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确实少有图书馆是参考这些“核心期刊”表来订阅期刊的。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出版之后，情况略有改观，确有一些图书馆是根据“核心期刊表”来订阅或调整馆藏期刊的。不过，后来又发现不对了，许多馆藏期刊成年累月无人翻阅，不少学者这才纷纷写起文章来，力辨“核心期刊”与“馆藏核心期刊”的关系，一段时期竟成图书情报界热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图书馆有自己的特定读者群，公众图书馆与专业图书馆的读者对象有很大差异，究竟该订阅一些什么样的期刊，要视读者的需求而定。图书馆完全可以通过专家咨询、读者调查以及馆藏期刊的使用情况而定，事实上许多图书馆就普遍采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看似“传统”、费时费力，但与“核心期刊”的遴选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针对性强。何况，用“核心期刊”表订刊，并不能省去“增删修改”这样一个复杂环节。参照“核心期刊表”订刊，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核心期刊表”有明显的滞后性，如上述《总览》（2000年版），其主要数据来源于1995-1997年，按常规下次遴选要到2004年，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核心期刊表”的“有效期”长达10年。也就是说，近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出版的“新刊”，是不可能在入选之列的，而这些期刊恰恰更具馆藏价值。  

“核心期刊”能成为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的依据吗  

近年来，“核心期刊”越出了初期的原始功用，广泛应用于期刊评价、论文评估、职称评审、津贴评定等等领域，已全然演变成一种评价尺度，“核心期刊”由此滋生出诸多的负面效应。[2] “核心期刊”功用的这些泛化、异化倾向，恰恰成了目前“核心期刊”遴选的主要动力，甚至有些权威学术机构也已将遴选“核心期刊”的目的“不卑不亢”地说成是为论文评价提供依据了。其实，无论是用于期刊评价，还是论文评价，既不是“核心期刊”的遴选初衷，“核心期刊”也力不能及。对期刊评价而言，“核心期刊”不足以成为期刊质量评判的标尺。  

首先，“核心期刊”遴选不是纯粹对期刊质量的评价。这一特性从“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和操作程序中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通常有六个：“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这些指标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数量指标（“载文量”、“索引量”），着重考察期刊登载某学科领域论文数量的多少；一类是质量指标（“被摘量”、“被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着重考察期刊文献整体学术质量的高低。这两类指标尽管所占分值不等，但在遴选中通常处于同一平面，彼此兼顾。许多学人对“载文量”等数量指标颇为不解，其实这不难理解，因为从文献收集、读者利用的角度来选择期刊，当然既要考虑文献的质量，又要考虑文献的数量。也正是这些数量指标的介入，就注定了“核心期刊”的遴选不是纯粹对期刊质量的评价，由此选出的“核心期刊”就只能是留有数量和质量两种“基因”的“混合物”。  


其次，“核心期刊”遴选对期刊媒体的质量评价并不周全。无论是一般杂志，还是学术期刊，都是媒体。既是媒体，对他们的评价就只能从媒体传播、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进行评价。像对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评价，就不能离开政治标准，甚至还要考虑媒体是否表现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否代表了先进文化。对媒体质量进行评价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受众的接受情况。“发行量”无疑是期刊受众情况的“晴雨表”，对期刊进行评价，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忽视“发行量”这个指标。再如，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还不得不考虑编校情况，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期刊的传播质量。如此等等。要对期刊这种媒体质量作出全面评价，就无法回避上述几个重要指标。“核心期刊”的遴选恰恰没有将“发行量”、“政治标准”、“编校质量”等这些公认的期刊质量指标纳入遴选视角。也就是说，“核心期刊”的遴选更多的是把期刊作为文献的载体来看待，从文献收集的角度来对期刊进行选取，而不是把期刊完全作为一种媒体来进行评价。它对期刊媒体质量的评价是不周全的。  

再次，“核心期刊”的遴选并不是把所有学术期刊放在同一平面上来进行评价。以期刊是否“核心”来评判办刊质量，不能全面反映期刊之间的质量差别。从“核心期刊”遴选的理论基础来看，学科性是它的本质属性，某刊是“核心期刊”只能说明该刊是某个学科（或专题）领域的“核心期刊”，并不是说该刊是所有学术期刊中的“核心”。这样，虽同为“核心期刊”，不同学科（或专题）的期刊之间却无法进行比较。某刊是某个领域的“核心期刊”，并不一定比其他领域的非“核心期刊”质量高，反之亦然。比如说，《哲学研究》是哲学类的“核心期刊”，《农村成ren教育》是教育类的“核心期刊”，你能说这两者在学术质量上就处在同一层次吗？当然，这里没有贬低《农村成ren教育》的意思，从教育学的角度讲，该刊也许是该学科领域中办得较好的一家，否则它也成不了该领域的“核心期刊”。但《哲学研究》与《农村成ren教育》学术质量之间的差别，也是不言而喻的。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价期刊的质量，无疑就把学术期刊这样一个复杂事物简单地分成了不能相提并论的两类：“核心”与“非核心”。不同类的“核心期刊”之间以及不同类的非“核心期刊”之间质量上的差别就无法得到很好的揭示。  

第四，某刊能否成为“核心”，说到底并不完全由期刊的质量决定，在很大程度取决于遴选的角度。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只要选家预先框定一个学科（或专题），就可能选出这个领域的“核心期刊”。学科尚有目可循，专题则可无限细分，只要某种学术期刊有一定特色，该刊就应该是这个“特色”领域的“核心期刊”。像现在还不是“核心期刊”的《殷都学刊》、《镇江师专学报》、《九江师专学报》等，就应当分别是“殷商文化研究”、“赛珍珠研究”、“陶渊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因为这些期刊都明显地办出了自家“特色”，它们之所以不是目前一些体系的“核心期刊”，就是因为选家没有把这些“特色”纳入遴选视角。一旦纳入，这些期刊就可以“摇身一变”，迅速成为这些“特色”领域的“核心期刊”。就曾有不少学者根据各自需要遴选出“大熊猫”、“太阳能”、“蔬菜”等领域的“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选一向是以“客观”著称的，但它的本质属性（学科性、专题性），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术期刊放在同一平面上来进行客观评价。某种期刊能否成为“核心”，固然与它的质量有关，但其命运往往掌握在选家的手中！为了能够提高某类期刊的入选数量，选家临时“开点小灶”的情况就普遍存在。从理论上讲，这种做法本身没有错，“核心期刊”的遴选事先必须由选家框定学科或专题，选出的“核心期刊”也只能是这个事先框定领域的“核心”，并不存在某刊或某些刊是所有领域的“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选看似客观、公正，其实不然，遴选前提的主观性、随意性就非常明显。  
   
“核心期刊”能否成为论文学术质量评价的依据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我国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数量大、增速快、定性研究占据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专家评审制”是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科学。“核心期刊”被运用到科研成果的评价中，也许是一种无奈，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以刊物是否是“核心”来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高低，又使科研评价走上了歧路。这种评价方式不仅直接导致了科研绩效机制的异化，而且与学术研究所崇尚的科学精神相悖。  

首先，“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错误。学术期刊主要是由单篇论文构成的，其质量也主要是由刊发论文的质量决定。但并不是“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篇篇都是好文章，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篇篇都是不好的文章。期刊的整体质量与论文的个体学术质量之间是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两者在质量上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推来推去的“可逆反应”。  

其次，我们从“核心期刊”表的一些内部特征，也可以看出“核心期刊”不足以成为论文的评价工具。至少有下列理由：其一，“核心期刊”是就某学科领域而言的，一本杂志是“核心期刊”，只能说明是某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而该刊发表的其他学科领域的文章就应“另当别论”了。其二，“核心期刊”是针对学术期刊而言的，非学术期刊是不在“核心期刊”之列的，现行的“核心期刊”表，如北图《总览》，就收有许多非学术期刊，由此也可看出“核心期刊”不足以成为论文学术质量评价的依据。其三，现行的“核心期刊表”没有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级处理，是不是发表在同一“核心期刊”抑或不同“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其学术质量都一样吗？显然也不是如此。其四，“核心期刊”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核心期刊”的“有效期”内，有些期刊已不复存在，有些期刊也已改弦移辙，而有些期刊却横空出世，用这样一个过时的“核心期刊”，又怎样来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呢？因此，从操作性的角度来看，“核心期刊”也不适合对论文学术质量进行评价。  

科研评价历史性地选择“核心期刊”，看重的也许是“核心期刊”是使用定量方法筛选出来的，而这一方法似乎是国际通例，似乎是科学的、客观的。同时“以刊论文”又明显带有“可行性”和简便性，易如反掌，小学生都可以作出判断。只要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就可以认定为是高质量的，不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是低质量的。这样，论文的质量就完全由“核心期刊”来定夺。在论文评价上，“核心期刊”拥有最终的裁定权，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否则，“简单”的问题又要“乱套”和“复杂化”了。  

事实上，这种“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既不科学，也不是什么“国际通例”。国际通行的科研评价方法，是“同行评议”和“引文索引”。这里的“索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索引，而是通过分析文献之间的引证（引用）关系，来评价文献的学术质量。目前国内就建有“中国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所以这两个体系没有能够充分发挥科研评价的功能，就跟“以刊论文”评价之风的影响有关。当然，引文分析的评价方式也不可能完美无缺，但这种直取文献本身的做法，就克服了因“节外生枝”引发的诸多弊端，无论如何要比“以刊论文”科学得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菲尔德开“核心期刊”遴选之先河，但其立足点并不在此，而在于他的引文索引思想和引文分析方法。国人借以遴选“核心期刊”本来是对的，但人们认为，藉此遴选出的“核心期刊”便具有科研成果的评价功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国际惯例，实是对加菲尔德理论体系的误解。“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不仅缺乏哲学依据，而且与国际惯例“貌合神离”，实不可取。否则，在这方面不是比西方慢了半拍，而是晚了几步，更不用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效绩评价体系了。  

综上所述，“核心期刊”并不具备评价功能，不足以成为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的依据。“核心期刊”用于科研评价，恰恰是“核心期刊”愈演愈烈，负面效应滋生蔓延的症结和主因。如果剥离了本来就不属于“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便是在图书情报界，“核心期刊”的功能也十分有限。  
     
“核心期刊”的概念及相关理论落户我国之后，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磁场，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参与，也吸引了那么多的组织、部门为之“奔走呼号”，动辄“数百名专家共同参与研制”，耗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实在是难以计量。“核心期刊”研究也似乎是一个怪圈和陷阱，一旦陷入则难以自拔，且越陷越深，无庸地纠缠于计量方法是否准确。就我国“核心期刊”研究的整体而言，遴选指标完全西化，也未有多大的创获。“十年磨一剑”，谁都没有想到，在“核心期刊”的问题上，三十年磨出了却是一个弊大利小变了形的“双刃剑”。在我国，“核心期刊”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功能，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却不断泛化、异化，负面效应孳生、蔓延，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和明显的“弊大于利”。十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有许多个人和部门对“核心期刊”趋之若鹜，顶礼膜拜，还在不恰当地抬高“核心期刊”的地位，不恰当地遴选“核心期刊”，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实不可取。相信人们总会有醒悟的时候，当人们澄清了相关认识之后，必将能揭开“核心期刊”美丽面纱，冲出藩篱，走出误区。笔者坚信，在不远的将来，目前这种异化的“核心期刊”现象必将走向终结！  
     
在学术研究上，同样不是“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圆”，东西方文化背景有差异，学术研究也各有特色。在西方看来，即便是合理的、有效的，却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盲目推崇西方理论，迷恋定量方法，同样是认识上的误区。须知定量化、模型化并不等于客观化、科学化，定量方法也有先天的缺陷。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定量方法往往会在“最无足轻重的地方得到迅速发展”[5]（P.233），往往会在“貌似有理却纯属任意的假设与表达精确但毫不相关的理论结论之间周旋”。[5]（P.236）我国30年来的“核心期刊”研究也未能免此“劫难”。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核心期刊”的问题上，有必要重温毛**关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经典论述。这里援引如下，并以此来结束全文：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6]  

参考文献：  
[1]安荣.心理学核心期刊评定兼谈核心期刊的否定之否定[J].情报业务研究,1989(5).  
[2]钱荣贵.“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03-14③.  
[3]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J].中国报刊月报,1996(8).  
[4]戴龙基,张其苏,蔡蓉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陈波.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毛**.论联合政府[A].毛**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原刊《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4月8日

sydney851127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