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成因及消除策略

入主中原

[摘  要] 近年来，“核心期刊”的原始功能逐步退化，评价功能渐趋突出，使用价值随之泛化。“核心期刊”被广泛运用于津贴评定、职称评审、论文评奖、期刊评价等领域，已全然演变成一种评价尺度，并与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尽管目前学界对其认识不一，但“核心期刊”对学术界、期刊界的危害已昭然若揭，不容置疑。其一，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判论文学术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导致了科研评价体系的异化，而且与科学研究所崇尚的科学精神相悖，对学风的负面影响则更为深远。其二，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衡量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使本来就有太多“难言之隐”的学术期刊，价值取向再度发生偏离。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出版秩序，而且也导致了一些不良刊风的形成。“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滋生、蔓延，除了研究本身的问题外，更多地折射出我国的学术评价、期刊评价机制的不健全。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消除“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需要正本清源，内外互动，标本兼治，甚至还需要政府统筹，德法兼治。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要迅速建立和完善学术评价、期刊评价体系，剥离“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评价功能。这个问题解决了，目前国内大肆炒作“核心期刊”才会失去“立足之基”和“动力之源”，“群雄纷争”的遴选局面才会“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肃清“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还学术界一个安静、祥和的治学环境。

[关键词] 核心期刊；负面效应；学术评价；期刊评价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初衷只有两个：一是为图书情报机构馆藏期刊提供“参考”；二是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提供“门径”。但近年来，国内“核心期刊”的原始功能逐步退化，评价功能渐趋突出，使用价值随之泛化。“核心期刊”被广泛运用于津贴评定、职称评审、论文评奖、期刊评价等领域，已全然演变成了一种评价尺度，并与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差不多每次大规模的“核心期刊”遴选都会在学术界、期刊界引起轩然大波，差不多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审、津贴评定等都会让知识分子聚焦再次“核心期刊”。毫不夸大地说，“核心期刊”已成了知识分子不得不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当今学术界的一些主要问题也都或多或少地从中折射出来。

一、“核心期刊”仅是从文献收集的角度，对期刊进行的一种遴选。用于期刊评价、论文评价，“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由此滋生的负面效应，不容置疑

用作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的工具，不是“核心期刊”研究和遴选的初衷。从遴选指标来看，“核心期刊”也力不能及。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指标通常有六个：“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这些指标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数量指标“载文量”、“索引量”，着重考察期刊刊载某学科领域论文数量的多少；一类是质量指标“被摘量”、“被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着重考察期刊文献的整体学术质量。这两类指标在“核心期刊”的遴选中通常是处于同一平面，彼此兼顾。许多学人对“载文量”等数量指标颇为不解，其实这不难理解，因为从文献收集、读者利用的角度来选刊，当然就要同时考虑文献的数量和质量。正因为数量指标的介入，选出的“核心期刊”就只能是一种留有数量和质量两种“基因”的“混合物”。这也就注定了“核心期刊”的遴选就不是纯粹对期刊质量的评价。尽管“选刊”与“评刊”之间有联系，却有性质上的差别，不可相提并论、“姐妹错嫁”。选择是需要评价，但需要对被选对象的哪些方面进行评价，由选择的目的而定。从“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指标体系、操作程序、原始用途来看，“核心期刊”仅是从文献收集、期刊馆藏、读者利用的角度对期刊进行的一种遴选。即便是对期刊质量评价的那部分，“核心期刊”的遴选与作为一种媒体的期刊质量评价之间也有本质的不同。

从出版的角度讲，无论是一般杂志，还是学术期刊，他们的本质属性都是媒体。既是媒体，对他们的评价就只能是从媒体传播、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进行评价。像社科类学术期刊的评价，就不能离开政治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如此。换句话说，只要有国家政权的存在就无法避开政治这样一个衡量媒体质量的重要指标，甚至还要考虑媒体是否表现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是否代表了先进文化。再如，对媒体质量进行评价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受众的接受情况。对期刊而言，发行量无疑是受众情况的“晴雨表”，因此对期刊进行评价，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忽视“发行量”这个指标。当然，对学术期刊而言，还不得不考虑编校质量，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期刊的传播效果。如此等等。要对期刊这种媒体质量作出全面评价，就无法回避上述指标，而“载文量”、“索引量”等，却不应是期刊媒体质量的评价指标。“核心期刊”的遴选之所以不是纯粹对期刊媒体的质量评价，就是因为没有将上述的“发行量”、“政治标准”、“编校质量”等纳入指标范畴，相反却是将“载文量”、“索引量”这些非质量指标纳入了遴选视角。“核心期刊”的遴选更多地是把期刊作为一种文献载体来看待，只是以文献的期刊分布特征为基础，来对期刊进行选取，而不是把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体来对它进行评价。因此，并不能以期刊是否“核心”来衡量、评判期刊的整体办刊质量。

但是，当前恰有不少学术期刊，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衡量期刊的办刊质量，将进入“核心期刊”作为办刊目标，把进入“核心期刊”视为办刊实绩，一味地去追逐、迎合“核心期刊”的一些遴选指标，“千方百计”地提高“文摘率”。还有一些学术期刊把“核心期刊”当作赚钱的招牌，热衷于增页扩版，小小学报竟成月刊，每期200多页，年发文量近千篇，向作者大肆收取高额的版面费用。更有甚者，以如何进入“核心期刊”为科研选题，试图以“核心期刊”为“指挥棒”，提出调整栏目、改变办刊宗旨的应对策略，如此等等。我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本来就有太多的“难言之隐”，如此削足适履，势必又要使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再度发生偏离，一些学术期刊势必也要丢掉一些长期培育起来的精品栏目，甚至会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核心期刊”同样不能作为论文学术水平的评判工具。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判刊发论文学术质量的高低，这种“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可谓“硬伤”累累。

首先，这种“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存在着明显的“致命”缺陷。期刊质量与论文质量之间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一种期刊的整体质量高并不能说明每篇文章的质量都高、都一样高。期刊的整体质量与论文的个体学术质量之间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推来推去的“可逆反应”。“以刊论文”这种评价方式，只看到不同期刊整体质量上的差异，却忽视了同一种期刊所载论文之间的质量差别，而这种差别却是普遍存在的。对于专业刊物而言，这种差别或许要小一些，但占据我国学术期刊主流的恰恰是综合性的期刊。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高校文科学报，大多就是文、史、哲、经、教的综合，不少还是文理“大综合”。这些综合性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质量之间的“落差”就尤为明显。不是有那么多的学报为了提高刊物的整体质量，经常约请一些名篇佳构来作点缀吗？怎么能以刊物的整体质量来对所载文章的学术质量进行“统一”评价呢？此外，“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有时还会陷入一种不可知的尴尬境地。如果是“一稿两投”（当然是不允许的），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级别”的期刊上发了出来，你能认为同一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就不一样，就有“天壤之别”吗？

说到底，不论文章在什么媒体上发表，也不论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发表，甚至也不管有没有发表，论文的学术质量只由论文本身决定。当然，笔者并不是否定期刊之间在质量上存有差别，也并非否定期刊作为一种媒体的传播价值，但期刊就是期刊、论文就是论文，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在质量上不是一回事，不能划等号。

其次，如果“核心期刊”是纯粹对期刊质量的评价，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判论文质量高低，其“合理性”或许还大一些。现在的问题是，“核心期刊”恰恰不是纯粹对期刊质量的评价。如此说来，“以刊论文”所谓的“合理性”是不是还要小一些呢？
     
再次，从“核心期刊”表的一些内部特征也可以看出，“核心期刊”也不足以成为论文评价的工具。其一，“核心期刊”是就某学科或专题而言的，一本杂志是“核心期刊”，只能说明该刊是某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而该刊发表的其他学科领域的文章该如何来评价呢？其二，“核心期刊”是针对学术期刊而言的，非学术期刊是不在“核心期刊”遴选之列的，现行的“核心期刊”表，如影响较著的北图《总览》，就收有许多非学术期刊，由此也可看出“核心期刊”不足以成为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依据。其三，现行的“核心期刊表”没有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级处理，是不是发表在同一“核心期刊”或不同“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其学术质量都一样呢？显然也不是如此。其四，“核心期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北图《总览》（2000年版）对被摘率、影响因子等指标统计的是1995-1997年的相关数据，下次遴选要到2004年。也就是说，在该版《总览》的使用期内，最大时差达9-10年。此间，有些期刊早已不复存在，有些期刊也已改弦易辙，有些期刊却横空出世，用这样一个严重滞后的“核心期刊”表，又怎么能对期刊未来刊载论文的学术质量进行评价呢？“以刊论文”之论是不是把“时态”给搞错了呢？因此，从操作性的角度来看，“核心期刊”也不适合对论文质量进行评价。时下盛行的这种评价方式，正是对“核心期刊”的误用，其简单化、片面化倾向非常明显。凡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不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是差文章。如此这般，确是十分的便捷，小学生不就可以作出“评价”吗？还要那么多的学科组、专家组、评委会干什么！
     
“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已经对学术界产生了严重危害。现在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而且辅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价值数百至数千元不等，一不小心，相差一篇“核心”，津贴也许就会下浮一档，损失就更为惨重了。在这种评价机制下，对“核心期刊”，你有意见也好，不承认也罢，但你要无视“核心期刊”的存在，完全置“核心期刊”于不顾，那就难了。更何况，科研成果的评价对知识分子而言，还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利益的问题，还有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认同问题。“以刊论文”这种评价方式，不仅直接导致了科研评价体系的异化，而且与科学研究本身所崇尚的严谨、求是的科学精神相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另类的‘血统论’、‘出生论’”。[1]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上职称、拿津贴、跑课题等等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已全然无暇顾及了。时下，不断被媒体公开暴光的一些学术腐败问题，“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恐怕也难逃其责，其危害是相当深远的。
   
“核心期刊”引发的负面效应已昭然若揭，有目共睹，不容置疑。遗憾的是，目前许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职称评审、津贴评定时，仍然“坚守”这种“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至今还有学人著文认为，以刊物是否“核心”来评价论文学术质量是目前较好的一种评价方式，甚至还有人为“核心期刊”蒙受“不白之怨”深感冤屈，殊为荒唐、可笑。

二、“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成因，已构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 的复杂系统，但刨根究底尚可看出，学术评价机制、评价体系的不健全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核心期刊”研究在我国已步入“而立”之年，前20年影响主要还局限在图书情报界，近10年来“核心期刊”怎么就越出了原有“疆界”，滋生出诸多负面效应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核心期刊”研究本身的问题，也有更为错综复杂的外因。

内因之一：大肆炒作，弊由乱生。“核心期刊”是针对某个学科或专题而言的，学科性、专题性是“核心期刊”的本质属性，离开这一点，“核心期刊”便无从谈起。学科众多，尚有目可循，专题细分，则无据可依。这就决定了“核心期刊”可以根据选家的具体需要，进行多角度、“无限性”遴选。根据布氏定律，只要选家预先框定一个学科或专题，就可以选出一批“核心期刊”。在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渐长期”、“突进期”，就有学者遴选出“机器人”、“大熊猫”、“太阳能”、“蔬菜”、“水果”等等领域的“核心期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核心期刊”遴选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遴选结果往往受遴选目的、遴选指标、计量方法、来源资料、统计时限等等因素的制约。即便是对同一学科或专题而言，上述因素哪怕有细微的差别，遴选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甚至会大相径庭。这些都是“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众多、结果悬殊的客观原因。近10年来，“核心期刊”的遴选似乎已进入“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规模宏大、影响甚广的集体遴选，就有10余次之多。1991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6年出版第2版，2000年出版第3版。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于1997年、2000年分别推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第1版和第2版。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辑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今年即将出版该书的第2版。2001年国家科技部、卫生部联合遴选出“中国生物医学核心期刊”，也拟出版《中国生物医学核心期刊名录》。2002年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将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评优的基础上，首次遴选出“中国高校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也将出书。与此相呼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索引”（CSCI）公布“核心区期刊”，南京大学（CSSCI）公布中文社会科学1998年、1999年、2000年“来源期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在论文评价时自行编制的“核心期刊”名录，更是五花八门，“灿若群星”，不胜枚举。如此众多的“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令人眼花缭乱、真伪难辨、无所适从，负面效应滋生、蔓延。

这种“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有的是由上述客观原因造成的，更多的则表现为利益之争。“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核心期刊”地位日隆的今天，有谁愿意将自己管辖的“地盘”轻易地拱手相让呢？不仅如此，现在一些遴选单位力图“做大做强”，惟恐声势不能压倒对方。正是这些大规模的频繁运作，才一次次地将“核心期刊”推向了“至尊”的颠峰。只要你是知识分子，你就无法回避“核心期刊”，就无法突出重围。
     
内因之二：见风就长、误导日盛。上文已述，“核心期刊”仅是从文献收集的角度对期刊的一种遴选，不是对期刊媒体的质量评价，“核心期刊”并不能作为论文学术质量认定的工具。但从目前有代表性的几个体系来看，其误导倾向十分明显，而且越发“冠冕堂皇”。
     
首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对其用途作了这样的陈述：希望它能成为“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图书馆采访与收藏中文期刊的参考依据，同时也能成为各个专业和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阅读中文期刊的参考依据。”这样一种界说，是从图书馆期刊收藏、读者服务方面来讲的，符合“核心期刊”研究的初衷。二版《总览》的“本版前言”提及首版《总览》出版后的社会反响时，情况就略有变化。兹引如下：
   《要览》第1版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位管理和职称评定部门也以《要览》所列核心期刊作为依据，评价有关人员所发表的论文的质量。……应社会需要，重新研制并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新版，势在必行。[3]

上述的反映和影响，或多或少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总览》应该清楚“核心期刊”遴选并不是纯粹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评价，当然就不能以此来作为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工具。退后一步讲，即便是对期刊质量的完全评价，期刊与论文之间不是还有一道“屏障”吗？怎能草率地以期刊是否“核心”来粗暴裁定论文的学术质量呢？“以刊论文”显然是对“核心期刊”的误解和对《总览》的误用。尽管“责任”似乎不在《总览》本身，但在二版时应当作些必要的说明。《总览》非但没有作出任何澄清，却以此来作为再版的巨大动力，即所谓的“势在必行”，这是不恰当的。这无疑是对“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科研评价功能的一种“默认”，只能导致更多的部门沿用此种做法，一错再错。
     
《总览》第3版似乎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澄清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纠正一些不确当的做法。该版“研究报告”指出：
    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意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这里要特别强调“参考”二字。当文摘刊物选择文献源、图书馆选购期刊和为读者导读、教师研究生查找资料和选择读物、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都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作为选择的“参考”。“参考”的意义在于根据各自的需要做增删修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搬来使用。尤其在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2]（P.2）（粗体原书为显目黑体，其余为宋体，笔者注）

以上说法，对人们正确使用“核心期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只是指出“核心期刊表”能为各单位制定“重要期刊表”提供“参考”，而“参考”的意义在于“根据各自的需要做增删修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搬来使用”。这里的“参考”二字实在是没有说到点子上，还没有明确指出“核心期刊”不能成为科研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从某种角度讲，这无疑是对“以刊论文”科研评价方式的明确认同了。其实，这里“参考”二字的真切要义应该是：如果要以期刊来评价论文，无论是“核心期刊”还是“重要期刊”，至多只能是论文评价的“参考”依据之一。“核心期刊”的这种“参考”意义，《总览》再版时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讲明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2000年1月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该书对遴选“核心期刊”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说明：
    鉴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社会科学论文的成果评价中，亟需确定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作为成果鉴定的参考依据，我们根据历年来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确定了1999年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范围，并编制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4]

显然，这里已将“核心期刊”的遴选目的“不卑不亢”地完全说成是为论文质量的鉴定提供参考依据了。在现实生活中，“参考依据”往往成了“惟一依据”，这一点，我想社科院不会不清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说明”中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认定的学术研究核心用刊”。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在如何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问题上，当然就最有“发言权”和“权威性”。如此表述“核心期刊”的意义和用途，这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将“以刊论文”这种异化的科研评价方式推上了“权威性”、“合理化”的层面。
     
“核心期刊”研究和遴选中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任意拔高、译介不严、随意泛化遴选范围，等等。这些也都为“核心期刊”引发流弊，埋下了“祸根”。限于篇幅，不再详述。“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生成、泛滥，除了上述的内因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外部原因。

外因之一：科研绩效评价机制的不健全。评价与发展之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互动系统。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发展，但不适当的评价就会造成误导，将事物的发展引向歧途，从而阻隘和限制发展。在如何对待评价的问题上当慎之又慎。科研成果的评价一直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专家评审”制。这种以定性为主的评价方法有它的优越性，但也有明显的不足。评价行为往往会受到组织者的主观倾向、评委的产生程序、以及评委自身的人际关系、学术水平、道德水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评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大，任意拔高、随意贬低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近期被媒体公开暴光的某教授一篇“辅导报告”竟然被评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另外，我国科研成果的“高产化”倾向，以及以定性为主的研究方法，客观上也给这种评价方式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仅就社会科学而言，有资料显示，1950-1970年世界文献的平均增长率为3.35%，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还要低于这一数字。而我国1978-1995年文献的平均增长率却超过了20%。1993年我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就已逼近13万篇，而在这些论文中，定性研究占绝对大的比重。就社会科学而言，我国定性研究的论文占文献总量的94%，定量研究的论文仅占6%。而国外的情况恰恰相反，定量研究占据主流，占文献总量的80%，定性研究的论文只占20%。 [5]这是我国学术研究“高产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几年，由于相关政策的拉动，我国文献增长的速度、文献产出的绝对数量无疑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远非95年以前的水平所能企及。一年当中发表十几篇，甚至数十篇论文的作者并不少见。一场评审，十来个评委，几天时间，要对数以百计、千计的论文作出评价，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实行“津贴制”，这是与“知识经济”的时代主旋律相适应的。文献增长继续加速，文献数量一路飙升，从而又再次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来评价科研成果上。纯粹的“专家评审”的定性方法看来是不行了，人们似乎早就“看透”和“厌倦”了这种方式。于是人们不断地寻求对策，渴求能有一种既客观又易于操作的新的评价方法出现。这样，一直倍受“冷遇”的定量方法，一下子成了备受宠爱的“娇子”，而且人们一下子找到了以定量方法遴选出来的“核心期刊”这个支点，似乎用“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要比定性评价客观得多，容易得多。从这个角度讲，科研成果的评价选择“核心期刊”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中有对传统方式的“厌倦”，有对“核心期刊”的误解，也有对定量方法的崇拜和迷恋。这种“以刊论文”的评价方法，赋予了“核心期刊”以科研成果评价的巨大功能，也给了“核心期刊”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直接刺激了近年来“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愈演愈烈。我国早期的“核心期刊”研究只局限在图书情报界，局限在个人的学术研究层面，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学术团体，但研究的本意和实际用途都还仅仅是“为图书馆馆藏期刊提供参考”。现在却大大越出了这一疆界，日益“火暴”起来。国家的一些行业主管部门、权威性的研究机构也纷纷上马，各善其长，遴选出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选不再由某家单位“独步天下”，所谓的“核心”也已堪称“满天星斗”了。“核心期刊”地位的日益膨胀，进一步导致了科研评价的异化，突出表现就是“重刊不重文，重量不重质”。在这种评价机制、评价体系的驱使下，学术研究极端地功利化。知识分子也是人，岂能不食人间烟火呢？马克思不是早就讲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P.8）邓小平不是也曾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7]（P.136）可以这样说，本不具备科研评价功能的“核心期刊”，满足了科研评价“客观化”、“易操作”的片面需求。同时，科研评价又赋予了“核心期刊”以不恰当的社会角色，从而直接导致了“核心期刊”遴选的日益膨胀，负面效应滋生、蔓延。如此“两情相悦”，势必造成“数败俱伤”，其负面影响相当深远。
     
外因之二：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偏离。学术期刊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如读者对象有限，发行量小，经济效益当然也就不可能太好。目前，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大多来自政府部门的全额拨款，少数为差额拨款，自付盈亏者更是凤毛麟角。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扶持不利于学术期刊自身的发展。现在不少人对学术期刊有错误认识，以为学术期刊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社会效益，而不在经济效益。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发行量，不就意味着没有读者，没有读者，学术期刊就成了“与世隔绝”的“独立存在”，社会效益又从何而来呢？从媒体传播的角度讲，读者才是期刊的最终裁判者，读者才是期刊的“上帝”，读者认为有用，才会去订购、去阅读，这才是期刊获得效益的关键一步。否则，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均无从谈起。可现在的有些情况却反了过来。作者成了期刊的“上帝”，“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变成了“急作者所急，想作者所想”。有些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已沦落成为职称评审、津贴评定等提供“硬件”的工具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评价学术期刊的质量，如何来评判一个期刊主编的办刊实绩呢？当然就只能靠期刊本体之外的一些东西，如期刊是否获奖、是否“核心”等等。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前些年进行了一些期刊评价，诸如“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等，但这些“国家级”的奖项，一般的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是难以企及的。各省进行的一些期刊评优和分级，入选数量大大增加，但学术期刊、高校学报的一些办刊者并不觉得过瘾，觉得名称还不够响，还不够“轰轰烈烈”。于是千方百计地想拿到一些“国家级”的奖项，以此来显示刊物的学术档次，向人们昭示甚至炫耀自身的办刊实绩。尽管他们或许并不认为“核心期刊”有多大的科学性、合理性，但仅“核心”一词对人们尤其是期刊界以外的管理人士来讲，实在有太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这样，“核心期刊”便成了某些期刊的追寻目标和必然归属，因为不仅“核心”二字吓人，“中国”“全国”等字样也确实让你“心悦诚服”。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并未给入选期刊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称呼，但确有那么多的入选期刊在期刊封面上印上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字样。其实，这是一个极不确当的名称，容易引起该刊就是“全国中文期刊中的核心”的歧义和误解。事实上，从“核心期刊”本身的理论来讲，这样的“核心”根本就不存在。期刊出于宣传，本也无可厚非，但要考虑影响，要缜思慎行，期刊毕竟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传播媒体。我们知道，学科性是“核心期刊”的根本属性，如果某些期刊要印上“核心期刊”等字样，至少也应当使用“中文……类核心期刊”的形式，这里“中文”表示期刊的文字类别，“……类”表示“核心期刊”的学科归属。这样，“核心期刊”才能表示某刊是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核心”，而不是所有期刊中的“核心”。至于“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一定要慎用，国家民政部门早就有明文规定，什么地方才能使用“中国”、“全国”等字样。更有甚者，在标示“核心期刊”时，连“中文”二字都去掉了，而是以二号字体在封面显要位置赫然印上“全国核心期刊”6个大字。至于“核心”二字如何理解，就悉听尊便了。如果你理解成“该刊是全国期刊中的核心”，不是更好吗？这种做法，其误导倾向十分明显。鉴于现在“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众多、“核心”漫天飞，也有不少期刊浑水摸鱼，随意印出“核心期刊”的字样。国务院学位办、国家教委1995年在进行研究生工作评估时，公布了一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表，这里没有使用“核心期刊”字样，而是使用了“重要期刊”的说法，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妥当，许多刊物却力图翻新，在期刊封面上印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核心期刊”。还有某些期刊印上了“《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来源数据库核心期刊”。甚至，还有期刊根本就不是哪个体系遴选的“核心期刊”，却贸然印上了“核心期刊”字样，其心态颇为复杂，是调侃、反拨，还是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崇尚“核心期刊”，不遗余力地追逐“核心期刊”，甚至故意强化“核心期刊”的作法，都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误导倾向。这种不在“刊内求发展”，而在“刊外谋名声”的本末倒置的做法，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象和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并不限于一隅。当然，也有不少期刊尤其是一些名刊、大刊明明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的入选期刊，但并未在期刊封面打上“核心期刊”的字样。这种低调处理、淡然处之、洁身自好、坚守准则的做法，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毕竟“核心期刊的遴选”与“期刊的质量评价”还不是一回事，“核心”一词在我国也实在是太容易引起误解了。

总之，“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上述的几个原因外，还有学风浮躁、道德失范、对计量方法的盲目追求，甚至还有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用等等，不再详述。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将“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的成因，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上加以探讨，仅仅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实际上，这些原因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扭结、互为因果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在“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生成的问题上，非常明显的透视出这样一条哲学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长期以来，科研评价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科研评价“历史地”选择了“核心期刊”。“核心期刊”被赋予了科研评价功能之后，其负面效应便沿着三个方向迅速孳生、泛滥。其一，直接导致科研评价的异化，加剧了科学研究浮躁之风的形成，也使学术腐败进一步恶化。其二，迅速转化为“核心期刊”遴选的巨大推动力，直接导致“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混乱，甚至还干预了国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三，进一步导致期刊价值取向的偏离，严重干扰正常的出版秩序，对学术期刊的发展极为不利。由此可见，“核心期刊”被粗暴用于科研评价，是“核心期刊”负面效应滋生、蔓延的症结所在。学术期刊是“核心期刊”的受害者，同时某些学术期刊不恰当地追逐和大肆渲染“核心期刊”，并由此引发负面效应，也“难脱干系”。消除“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还其本来面目，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三、从科学研究、媒体传播的根本意义出发，迅速建立和完善学术评价、期刊评价体系，剥离本不属于“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
     
“核心期刊”的问题很复杂。不少学人对“核心期刊”的危害痛心疾首，但在如何消除的问题上，又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有学者干脆提出取消“核心期刊”用于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的设想，愿望固然很好，但“核心期刊”在我国落户已30年，不是说要取消就能够取消的，行政干预学术历来也弊大利小。消除“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还是要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内外互动。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策略之一：厘定相关概念，框定适用范围。我国早期对“核心期刊”概念的界定大多以布拉德福定律为基础。后来随着引文分析方法在“核心期刊”遴选中的广泛运用，界定这一概念便开始复杂起来，至今无定论，而且越发神乎其神，至尊至贵。说什么“核心期刊”能够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代表“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云云。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没有统一的概念，是正常现象，甚至有时概念的不统一反而能够促进学科的发展，就像什么是“美”，什么是“文化”，至今尚无定论，但没有限制美学、文化学发展一样。但“核心期刊”的研究重在实用，而且关系到诸多方面的利益，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就容易导致人们认识偏差，引发流弊。

“核心期刊”概念的界定离不开他的两大理论基础：布拉德福定律和加菲尔德引文分析理论。从原始的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来看，“核心期刊”即是刊载某学科或领域的文献较为密集的那部分期刊，这些期刊就是这一领域的“核心期刊”，其数量约占涉及期刊总数的1/30。后来加菲尔德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发现期刊上的引文同样具有布氏定律所揭示的分散特征，这一特征不仅适用于科技期刊，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至此测定“核心期刊”的两个主要指标：载文情况、引证情况，已经确立。一是从载文数量的角度遴选期刊的，一是从载文质量的角度来遴选期刊的。由此，笔者认为“核心期刊”的概念就可以界定为：刊载某学科或某专题文献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那部分期刊，这些期刊就是这个领域的“核心期刊。这一概念有三个内涵，一是“核心期刊”必须是针对某一学科或主题而言的，某种期刊只可能是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的“核心期刊”，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核心期刊”。二是文献数量较多，这是就期刊信息量大小而言的，并不是对期刊的质量评价。三是文献的质量较高，因为刊载某学科或主题文献较多，质量却可能较低，从期刊收集和利用的角度讲，期刊的选择需要同时考虑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在“核心期刊”概念界定的问题上要简化，不要说得很复杂，以免“节外生枝”。同时也不能有任意拔高的倾向，不能任意添加“核心期刊”力不能及或难以企及的一些“属性”，这样也许才能有益于“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消除。

“核心期刊”功能泛化，流弊甚广，有必要还其以本来面目。“核心期刊”的适用范围还是限定在图书情报界为宜，一旦跨出了这一范围，就难免要形成负面效应。首版《总览》中对“核心期刊”用途的界定还是较为中肯的。如果你非要用“核心期刊”来对论文学术质量进行认定，一定要注意再权威的“核心期刊”、“重要期刊”，至多也只能作为参考依据之一，决不能越俎代庖，完全取代“专家评审”或“同行评议”。
     
策略之二：寻求论文评价的新“支点”。 科研评价选择“核心期刊”看重的是，“核心期刊”是使用定量方法筛选出来的，而这一方法似乎是国际通例，似乎是科学的、客观的。同时“以刊论文”又明显带有“可行性”和简便性，易如反掌。只要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就可以认定为是高质量的，不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是低质量的。这样，论文的质量就完全由“核心期刊”来定夺，真是应了一句俗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论文评价上，“核心期刊”拥有最终的裁定权，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否则，“简单”的问题又要“乱套”了。
     
其实，“以刊论文”的评价方式既不科学，也不是什么国际通例。国际通行的科研评价方法是“同行评议“和“引文索引”。这里的“索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索引，而是通过分析文献之间的引证（引用）关系，来评价文献的学术质量。与用“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的学术水平相比，这种“引文索引”的评价方法具有明显的科学性。
     
首先，它避免了“以刊论文”逻辑上的错误。这是一种从“文献→文献”的评价，而不是一种先从“文献→期刊”，再从“期刊→文献”的评价。这样就越过了期刊这样一道“屏障”，通过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来揭示文献的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这种评价方式直取文献本身，省去了期刊这样一个中介环节，也就避免了因“节外生枝”而引发的其他一些难以澄清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讲，用“引文索引”来作为科研成果学术价值鉴定的定量参考依据，无论如何要比用“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科学得多。

其次，引文索引的评价方法是建立在大量的试验基础上的，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较为科学的科研绩效定量评价方法。1977年加菲尔德以SCI中1961-1975年的近3000万条引文为统计源，选出被引次数在4000次以上的250位作者，对这些作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他发现其中有42位作者为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约占17%；151位作者至少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个以上的科学院院士，约占60%。也就是说，这两类作者就占77%。此后，加氏又于1978年、198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试验，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三次试验选出来的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群中，集聚了如此众多的“拔尖”人才，足以说明能够用大规模引文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科研成果的计量评价。[8]这种方法不考虑文献的数量，甚至也不考虑文献的文摘、转载情况，而是从“质”的角度来评价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这种计量评价方法问世之后，相继为众多国家所采用，现已成为国际通行的评价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菲尔德开“核心期刊”遴选之先河，但其理论贡献并不在此，而在于他的引文索引思想和引文分析方法。国人借以遴选“核心期刊”本来是对的，但人们认为，藉此遴选出的“核心期刊”便具有科研成果的评价功能，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是国际惯例，实是对加菲尔德理论体系的误解。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引文索引”体系，这就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这两个引文索引能够为科研评价提供多方面服务，不失为一种较为科学的评价工具。这里仅以CSSCI为例，作些具体分析。[9]首先，CSSCI的“来源期刊”是经过严格程序筛选出来的，而且即时性强。CSSCI 每年遴选一次，至今已公布了1998年、1999年、2000年“来源期刊”，而“核心期刊”遴选一般要相隔四年。每年更新一次，与目前各大专科院校、科研院所，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定、每年一次的津贴认定步调一致，适用性强。其次，CSSCI充分注意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累积性强，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更为紧密，参考文献的标注也更为规范。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有自身的特殊性，诸如，引文标识不统一，“文末注”、“脚注”、“文中夹注”等混杂并存，甚至还有明显引用他人成果却没有以任何形式注出的情况。CSSCI对引文数据的采集，辅之以手工的方式，遇到上述问题均浏览原文，详细辨析，对引文数据进行补充、修正和规范。“核心期刊”遴选并没有顾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这些差别，主要依靠索引类、文摘类刊物的电子版采集数据，数据采集的准确性自然就会低得多。其三，CSSCI在数据的采集过程中专门研制了自动纠错系统，来校正一些人工难以发现的一些印刷和著录错误。该系统特别注意被引文献的篇名、作者的同一性检测，这些都是“核心期刊”遴选难以做到的。其四，该系统使用方便、快捷。该体系以光盘、图书及网上检索三种不同的方式出版，内容的侧重点不同，能为不同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各自的需要有选择地使用，如印刷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就对作者统计期内发文的总篇数、作者在各学科发文篇数、作者论文被引次数、作者论文在各学科被引次数等等，作了排名，并列有相应分值。学者之间、论文之间可比性强，能较为全面、较为客观地为科研评价提供参考。国内“引文索引”建起来已有好几年，之所以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跟“以刊论文”这种评价方式的干扰有关。
     
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一个复杂而有严肃的问题，任何单一的理论体系要做到完全准确是不可能的。“引文索引”也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科学的评价方法，也有着自身的一些缺陷，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专家评价”或“同行评议”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定量与定性、“同行评议”（“专家评审”）与“引文索引”同行并重，才是国内科研评价的正确选择。建议相关部门展开研究，迅速建立和完善科研绩评价体系。否则，在这方面不是比西方慢了半拍，而是晚了几步，更不用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效绩评价体系了。其二，“来源期刊”选取，仅是为“引文索引”提供原始数据，仅是科研评价的第一步。，SSCI、CSSCI公布的各种分值和排名，正是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决不能认为可以通过“来源期刊”来直接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了。否则，只能重蹈“以刊论文”的覆辙。
     
策略之三：完善期刊质量评价体系。目前“核心期刊”的遴选多数尚属民间行为，还不具有行政约束力，却为众多的期刊社所“看重”，恰有一种“西风”压倒“东风”、“游击队”打败“正规军”的迹象。“核心期刊”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透视出期刊政府评价某些方面的不足。国家前几年进行了一些期刊评奖，为什么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呢？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某些角度讲，一方面期刊的政府评价还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核心期刊”也并非“空穴来风”，一无是处。“核心期刊”介入期刊评价领域，干扰了正常的出版秩序，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对期刊评价机制、评价体系作些反思。同科研评价一样，期刊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远非一人之力能够为之，这里不作细究，只从加强期刊评价的政府权威性、完善期刊评价体系的角度出发，粗略地提一些建议和构想。
     
1、打破行政隶属关系。“核心期刊”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在遴选中所有期刊被放在同一平面上，不考虑期刊的主办者是谁，也没有太多的行政干扰。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的“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被选期刊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这种做法，遴选的基础至少还是公平的。同时“核心期刊”的遴选对入选数量，也没有预先作硬性分配，既不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也不考虑省市之间的地区分布，这就能在更大程度上，让期刊自己来说话。这一点，值得期刊的政府评价借鉴。
     
2、增强评价的透明度。尽管“核心期刊”遴选的相关数据难以查核，也难以与其他期刊之间进行比较，但其主要的遴选指标和基本程序还是“公之于众”的。90年代中期国家公布了一些期刊质量标准和评估办法，这对改变期刊评价“无据可依”的状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这些标准评价指标明显“老化”，未能与时俱进。近几年的“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中国期刊方阵”的评选，是不是以这些“标准”为标准，有没有作调整，如有，作了那些调整，期刊社本身并不清楚。获了奖，众人高呼；没有获奖，则全无声息，仅此而已。建议今后期刊评价尤其是政府评价，进一步提高评价的透明度。这样，入选期刊才能知道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绩，落选期刊也才能知道为何落选，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期刊评价促进期刊发展的目的，否则只能是为评价而评价。
     
3、加大定量评价的力度。定量评价是“核心期刊”遴选的主要方法，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定量指标的准确性如何，但毕竟要比定性方法客观。“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10]从“政治标准”、“技术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等方面对科技期刊进行评价，评价等第只划分出“优”、“良”、“差”三个层次，显然过于粗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11]虽然细化一些，但定性评价的指标还是占绝对大的比重。在目前情况下，期刊评奖亟待引入一些相对公认的定量指标，如“影响因子”（IF）、“被引频次”等等，这些指标大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验证，能够对期刊的某些方面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完善的期刊评价体系同样应该是定性与定量兼备，定性是定量的前提，定量是定性的准确化，两种方法不可偏废。
     
4、分类操作。年底年初，国家进行的“中国期刊方阵”建设，对于创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品牌期刊，加速中国期刊的国际化进程，意义深远。期刊方阵分列四个层次：双高期刊（65种）、双奖期刊（107种）、双百期刊（192种）、双效期刊（1154种），但从公布的入选期刊来看，同一层次内期刊之间缺乏可比性，期刊奋斗的目标并不明显，好在方阵建设是个动态系统，建议今后适当地作些分类。
     
5、适时评价。期刊评价对期刊发展的意义重大，但是过频评价，也不利于期刊发展。就整体而言，目前评价过于频繁，有国家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省科委、省出版局评奖，还有各级专业学会、行业主观部门的评奖。有时一家期刊社（编辑部）一年当中就要应对几个方面的评奖，评奖真的成了期刊社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就像应试教育下的小学生，老是关心自己的分数，稍不留神就会“掉队”，从而分散了注意力，不利于集中精力谋求期刊的自身发展。过频评奖也不利于树立政府评价的权威性。期刊的发展就像一个生命体，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和渐进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突飞猛进的。与期刊的发展相比，目前的期刊评价实在是过频、过速。差不多每年都要参加评奖，有的年份甚至有好几次。建议相关部门深入研究，究竟期刊评奖以多长时间为宜，究竟应由什么样的部门来进行期刊评价。
     
综上所述，“核心期刊”对学术界、期刊界危害相当严重，形成原因错综复杂。消除“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需要正本清源，标本兼治，内外互动，甚至还需要政府统筹，德法兼治。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要迅速建立和完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期刊评价体系，剥离本不属于“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这个问题解决了，目前国内大肆炒作“核心期刊”才会失去“立足之基”和“动力之源”，“群雄纷争”的遴选局面才会“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肃清“核心期刊”的负面影响，还学术界一个安静、祥和的治学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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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国科发信[1994]148号.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Z].王立名.科技技术期刊编辑教程[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5.
[11]新闻出版署期刊管理司.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J].中国报刊月报,1996,(8).

（原刊《学术界》2002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这里发布的是全文）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3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