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学术伦理底限

dengxi6489

I.

陈嘉映在《自选集》序言里说过一句无限悲愤，却很镇静的话：自己的文章都发在一些不对口的刊物上，且是东发一篇，西发一篇，"因为中国没有哲学杂志。"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哲学活动被自己的一个主要哲学家点破这样一层事实，实在是悲惨的事。听了这样泄气的话，我们行外之人也觉得心冷，真希望自好的哲学行会能考虑停业整顿哲学杂志的荤、腥，使哲学和它的杂志稍稍摆脱学术权力之贪婪盘剥，做好最基本的事情。以防将来要是有十个国内主要哲学家为了自己的声名和品格，公开宣布不在一、二本国内"一级刊物"发表文章－－事实是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重要哲学家正在这样做－－这些刊物最终不得不沦为制作文凭和假发票一样的经营机构，面临市场、工商管理部门的责询，被要求出具正当性证明或更换执照。

事实上，我们也都看到，现在的哲学一级刊物们其实哪里会在乎自己的代表性、正当性或名声，仍然或反而更高兴地正替我们成为着一级刊物；你不玩，那它也就更不客气了：一级刊物包装出一流学者，一流学者又包养一流刊物，使自己成为超一流、国际知名，而这又更使那些二奶刊物们颐指气使得不行。到最后，那些洁身自好的重要哲学家自然会被一级刊物和那些一年发表一级刊物论文达几十篇的超一流学者搞得靠边站，也就更显得这些一级刊物和超一流哲学家们的牛皮。这好象又谁都怪不得，学术就是这样能用象征资本来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就是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再生产、再生产其再生产的德性。

中国没有哲学杂志，这还不是说发表在哲学刊物上的东西都不是哲学，而是说一旦哲学杂志成了一种捞取名声、圈取利益的蝇营勾当，观点的表达成为学术铁腕之间的较量，种种哲学作为越卖力，反而越违反哲学宗旨了。我们时代的哲学的反思力如果都不能看破这一层－－从其学科性质看，它应比别的学科更有能力这样做－－我们还怎么去期望它做别的呢。要以权威话语示人的那些一级刊物的哲学面具，反而也就更可笑、可恨地虫样，哲学或思想、观点的论争等等，到头来成了一种大家本来想干后来也争相脱手的鸟事。

一、二本一级刊物居然可以决定一个民族里哲学家们搞的是什么哲学，也可以决定其只能生产出怎样烂败的哲学－－现在看起来，哪怕没有政治高压、宗教限制，在学术自治的情况下，中国哲学也将是这样的无选择的命运了。主要刊物的主持者未来需为此承咎，那些置民族学术前途于不顾，为私利而瓜分刊物版面的的编委们，至少是道德麻木者，看来都达不到出版商的实践理性层次。出版商追逐利益，但也知道每一版面都是真正的哈贝马斯讲的"公共领域"，侵犯它就是得罪读者的利益，最终一定会损及自己的利益。康德曾因与我们这里提到的相反的原因论及此事：出版、编辑者大都不肯承担出版某一个作者的观点的责任，所以必须明确出版、编辑者是被授权为另一个人完成出版，用出版者的法人代表资格去为作者们的发言权撑腰。出版人是"向公众传达作者的话语的不出声的工具"，他们都是"依着作者的名义去做的"。康德认为，不"依着作者的名义去出版"的出版、编辑者实际上也最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因为不明确作者的权利，他们也就有权同时向几个出版、编辑者授权，麻烦的反而是出版、编辑者本身〖1〗。那时代的出版商还没意识到出版权本身就是一种隐含巨额执照许可费的利益，康德抨击他们竟然是因为他们只要商业利益，而不愿去承担出版的公共责任－－而今天我们则需要揭露出版、编辑者们对这种公共责任的霸占和玩弄，对学术出版的文化、象征资本和资源的垄断经营了，将其当作可兑换的利益居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有了。

即使在一个赤裸裸的市场社会里，实际上是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学术和思想出版的欲望曾那么地与学者和思想家的物质欲望对立，而且读者和社会又那么地对出版物当真，贸然写作和出版的作者们如没有经费的填补，在任何商业社会里从来都要冒着口袋和名声两空的风险。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印刷成本是钳制无节制的思想和革命冲动的最好杠杆〖2〗。多少个时代里，学者和思想家因印书或小册子蚀钱而倾家荡产，也终于痛定思痛，更清楚了其思想职任。革命家也因为贴标语和发传单之费钱费力而筛选其难以扼止的伟大冲动。在一个没有电脑的时代里，即使抄袭别人的著作，也蛮费力气。相比之下，我们的印书如熨烧饼，出刊物如卖广告版面，真是时代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只要出版，那就一定能增加自己的象征资本的原始积累，当作学术资本的追加投资，这种心态也是我们时代的产物。记得有一位做诗人兼教书的先生每见不更事的门生有上铅字、到某个版面涂鸦的欲望时，就象看见儿童想在出风头的地方尿尿，总急急告诫：白纸黑字哪，将来真要有了出息，回头看可要后悔莫及的，那时想用橡皮擦也来不及了。稍经世事也总能发现，"一级刊物"上的发表业绩，也并不总能马上兑现成为待遇，其连累后果和潜在风险在一个什么都被折算成经济系数的市场社会里却也常常能大到身败名裂，因为在一级刊物里，学术成果会更无情地被曝光，一个只是弄巧的研究，也容易被同行同业判为败绩，阴影留给一个学者终身，连《自然》杂志这样审稿严格的，也不乏此类例子。只有当学术权力赤裸裸自打锣鼓自唱戏时，才能写个文章花钱变成铅字就可将自己包装成教授和博导，甚至花钱让别人来研究自己。

                                　　II.

当然，发生在学术刊物上的事，也就是发生于学术权力场、学术再生产第一线中的事的延伸。当前的学术生产关系乱伦，自然也会使学术理性、学术再生产失节，相比之下，学术刊物的权力操作倒可能还稍不骇人一些了。事情最后总要闹到不是中国有没有哲学杂志，而是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样的地步，大家才会当真起来。现在来问大家为什么要办一本哲学杂志，为什么要做学术，为什么要去写一级刊物论文，我们每人常都有上下、前后、理论和实践两套回答方案；被问为什么要那么猴急地（！）往著名刊物上发表那样的文章，我们也都会表示无奈，并且都会暗示自己其实是可以、有能力执行另一套写作方案的，但终因急于做前者，而一直没有功夫尝试后者。爬到了教授位置总可以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了？没的事，学术管理部门仍会象拿摩温那样逼其去写一级刊物的文章，每年还得多少篇，一本一级刊物最终弄得光为解决编委自己的一级刊物文章的定额都来不及，弄得博导们还会去抢年青弟子们的发表机会。

很有意思的是，只有大学从业者嘴上经常挂着"学术"两字，好象普天下就只有他们会"搞科研"似的。一个大学哲学开业者也经常被迫称自己在做学术、搞科研－－虽然自己心里是明白智者、思者、学者、作者、贩者、混者和盗者的区别的－－而社会也决不肯将大学之外的"学术"称作科研。这让人想起为什么涂尔干认为有必要将中世纪大学称作真正的教育系统了，因为它们更真诚于大学的本性，使我们更能看穿大学的那些自我标榜：它只是对司法认可的灌输结果（文凭）的有效性的担保，它能做的，就是实施这种灌输的连续性，并使这种灌输方式具有同质性、可比性〖3〗。写作和立说不是机构性的，在他眼里跟大学不大有关系。而且，在真实的研究中，连作者自己其实也不是铁定知道"该"写什么的，一篇论文的重要性是在研究者共同体里、在同行的真刀真枪的交锋中感应到，因时因地地被评判的－－大学作为学术孵养场和学术生产车间的真正作用其实仍是因缘际会，决不是学术管理者和学霸们眼里的流水线。学术刊物，一级刊物，也只是同行角力的擂台，不是荣誉和证书的颁发机构。

我们也得承认，即使在大学里也可以有无数种教育和学术方式，发文凭和生产学术产品印了卖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韦伯的大学理想里也并不把发表论文当作首要条件。他大概会认为，大学作为教育机构是要养住一班终身投入的专业人员，象公务员构成的官僚机构一样，他们的训练、被征用和事业发展，需受一个根据专业（如国内、外其它大学的同专业）分类的团体和机构的自我管辖和制约，而这班人也总是实用主义地在大学这样的机构里最终成功地垄断住某一时代的合法地去灌输一种合法文化的手段（像在由等级化的、可交换的个人组成的官僚机构一样，考试、研究和论文给某一种技巧册封，给予某些预先为其准备好的位置的入口，代代相陈）〖4〗－－社会必须象谨防官僚主义那样地防止这种机构隋性，去对付和弥补学术权力人物和机构的必然的硬化和僵化〖5〗。大学学术权力的自我维护是社会和教育系统本身必须忍受的次要的恶。

在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一样的学术权力场中，这班人里的真正的预言家和创新人士，那些想在这一规定的代理权威和仪式之外有所建树者－－而任何一个有创见的个人其实都是潜在的个人异端和邪教创立者－－往往反而会首先被他们所处的这个学术团体当作异端和犯奸者，社会只是跟在后面认可这种自我清洗罢了（反右和**里最终都是由学者自己来清洗别的学者和同行，或被命令去自己清洗自己的同行；受清洗者虽总被依了政治或其它的借口，但其真正的落祸原因还是其挑战学术团体既成现状的革命创新和个人独特性，或不能被旁人理解的具有鲜明个人呆质的原创性，其对学术主导权力构成的挑战，对人人借以谋生的东西的质疑等等；现在的学术权力域里压迫者－－是的，在不合理的学术生产关系中，就是那些权力压迫者自己也其实是受压迫者－－和受压迫者所体受到的"怨恨"（尼采意义上的），在将来也有可能会积聚和压抑到掀起另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地步－－欧洲的68学潮就不光是学生潮，它也是学院体制里年轻讲师那样的学术受迫者们的一次抗议〖6〗）。在官僚机构一样的学术共同体里，学术刊物多少还算是其进行自我交流、自我传播、自我参照、自我规范的业内展示平台；换句话说，一级刊物须是一个学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一个公共区域，是学术民主的保护地，好歹是对付学术群魔的理性诡计的相对有效的照妖镜，算是对这种学术权力体制的间接的制衡。

在中世纪大学里，有资格发表文章的人才叫auctor,他们必须非同一般地生产或表白出原创的作品来。大学里绝对多数的人必须、也只能是lector，他们的权威只限于重复和评述，表达的是其他人所生产的信息，以及那些"职业实践中的客观真理"〖7〗。在英国大学里，至今副教授里还有称lecturer和reader的。而author则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闹学术丑闻的人和入狱的作家，就常被称作author。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社会中的"起讼"者和好讼者，比如记者中的自称作家者。大学里半数以上的从业者的任务可能还是去完成解读经典和一般人无暇、无能力去读的难懂的著作。某些学术群体读了去"教"，照自己的行会准则去"教"，是涂尔干考证到的facultas一字的意思〖8〗。

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受过一些解经训练的大学知识人去替那一时代的人重读那些哪怕已被以前各时代反复解读的经典和原典；社会需要一些职业读者和阅读工程师来维护自己。康德认为人文学科是一个""历史认知"（derhistorischen Erkenntnis）的部门，其最重要作用是要去了解经验知识，以此来反对和怀疑象神学、医学和法律（和今天的商学院、理工学院）这样的一些拥有国家功能和意识形态执行权力的学科的绝权统治，给那些神职人员、法律官员、医生和科学家启蒙，用从传统和历史里汲取的知识和洞见使他们对于同一目的有比以前更清晰的视野〖9。社会在一个学者身上投入了那么多的文化资本，其职业性阅读至少也算是对社会的一个回报。完成这一任务，哪怕只是去读一下，未能在大学讲堂和社会公共领域里追述和发扬它，其实也已是不小的功劳。少数读而优则写的人如有站得住脚的著述，那是幸运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写，侥幸能成为essay，也就谢天谢地，因为连洛克、休谟这样的人也将《人类理解论》和《人性论》这样的大著称作essay。

即使现今真有大学里人人都写一级刊物、国际刊物论文的必要，大家（包括许多超一流学者们）到头来实际在写的大多也仍主要是手册、摘要、理论和思想描红（德里达语）、润色和发挥、学科教义灌输材料、词汇选、评述、小型局部百科全书、文选汇编、选辑、有关文章精选、学位考试论文、授课教案、标准答案、格言汇编、易读易记的名家观点的编织等等。这是一个是否诚实的问题。并不是发表在一级刊物上的论文就是一级论文了，其在学科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来自行业内、研究者共同体的评价、对于相关领域的启发作用等等可能才是其待定价值之所在。

而即使人人的观点都顶天立地了，如果学术写作的大部分仍都不是对学科内最敏感、最自我革命的话题的行业内的不断深入的论争，而只是一个个作者的自说自话，先不说该学科的整体水平，其每一个"作者"的那种不相往来的自闭、自恋，观点之间的缺乏接力，论争的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也是违背学术写作的根本宗旨的。各说各的，每一个人说的都自我绝缘于同行说的，从不愿从既成上下文出发去说，从不将说出的东西当作立场去坚持，从不遵守学术规范伦理底限地将一切论争进行到底，将一切与自己不兼容、不能公度、不处同一个界面上的观点都看作敌方观点，这种风气或匪气或许都已成为我们的当代学术传统了。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一级刊物之乌有，现有的刊物的对于学术之热火朝天的活动的隔膜了。

                                      　　III.

在目前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术伦理环境下，想办好一个人文、社科学术杂志，其难度也就不亚于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不亚于在一个普遍的腐败环境里养成清正的政治风气。学术权力总是打着比现实政治更欺人的旗号，更善于自我合法化，更难通过原则与章程的改变来整治，因为它手里握着强大的象征和文化资本来自我投资－－今后的学术体制改革也很有可能成为李鬼继续克隆李鬼。学术民主，对学术权力的制衡，其规范与防范策略里所涉及的技术，可能需比对抗人性之自私与贪婪的政治技术更周密与锋利才行。学术之黑暗与腐败，也比宗教与道德风化之衰落更败坏心灵环境，因为后者还需要接受每一个人的良心反思的掂量与检测，而且较直接、明确地落实为制度和仪式安排，而前者实际上是自我生产、自我强固，自我合法化的－－它垄断对自己的代理人的再生产，再让这些代理人去在被任命的新代理人身上再生产出同样的训练和习性，在其相对的自治里达到完美的、自足的再生产和小气候〖10〗。因此，哪怕是小到一个学术刊物的改革，也无法不顾其制度环境、结构韧性地将一套改革方案强加其上，因为其DIZHI能力不是来自个别害群之马，而是来自整个体制的惯性。

笔者当然知道，在目前的大环境里来讨论学术刊物的改革是隔靴搔痒，但忍不住还想来说说从当下入手，就事论事地改革学术刊物的现状时，最必需、最吃重的是哪一些步骤。

首先，应提倡和鼓励学者个人来出资承办和管理学术刊物－－著名的《心灵》就曾是几个哲学家个人轮流来承担编辑的－－这类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个人承包制，是减少边际成本和克除学术腐败的最原始、最终极的途径。文化管理部门应免除其刊号费和一切管理费。早期应鼓励有大量的刊物参与竞争，而后筛选出有生命力的，使民间资助转向那些运转合理的刊物，使刊物必须依靠自己的名声来生存－－而这种名声的最好担保就是一个时代的某几个重要学者自己的名声。


鼓励学术自由出版，这是克服现在学术假大空的必要条件，中宣部和文化管理部门应将此事当作消除腐败的国家大事来抓、来支持，将学术出版作为出版改革的特区。这事就象农村土地承包、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化那么关系国计民生。学术出版的市场化改革，无论从哪方面讲，国务院都应全力提倡和支持。对于中宣部和出版管理部门本身来讲，这种适者生存的环境营造，就象市场环境之管理和改革一样，一放开，连国营店也知道去竞争了，这时，管理反而会容易，才最不容易出漏子。反过来讲，学术出版的腐败导致的文化、思想生产和再生产的梗塞和滞后，已给国家未来造成重大隐患，这也决不是中宣部或出版局本身能耽待得起的，有关中央领导一定能意识到其中利害，必须促其当机立断。

第二，即使在目前任何私人或团体的自主出版仍都不允许、不可能，那么，较可取的一个办法是现有刊物都须尽量交由全国最重要的二、三家出版社来出版、发行。这样做一是能提高其发行量，使刊物本身成为一种正常的学术商品，防止它被利用，扭曲地去通过各种途径盗取不正当利益；二是在别的标准暂时较难成为通则的情况下，商业标准也可将就成为学术衡量标准之一，使销售量也成为刊物质量的一个衡量，使论文质量来决定其商业出路；三是老牌出版社的专业管理可将就成为一道虽相对有限、但仍是能防范与鉴别学术写作中的不法行为的自然屏障。我们的人口规模使得任何一家学术杂志都比所有别的国家的同类有更好的发行前景，这种潜在的商业利益能使出版商放长眼光，作更冷静、耐心的投资铺垫。

在具有一定社会读者的情况下，接受"国际惯例"，比如，对学生三分之一价，对退休和失业哲学家半价，只对有经费的学者和各机构各图书馆全价。价格上的灵活必会吸引大量潜在的读者，也迫使学者们的"写作"即使深刻得不得了，也必须用我们的母语的自然句法去陈述，防止那些语言虐疾和思想垃圾来冒充学术和思想；也使一个刊物变得象著名的《自然》一样，既有人通过向太空发飞船，用光几亿经费来写几千字，也允许有人一分钱不花，蹲在家门口观察垃圾如何被处理来写出惊世之作。

第三，改变审稿程序，将每一篇论文的确定其出版的二名审稿人公开，以他们的人格来担保。截稿日期之前的稿子必须一起由七人委员会（可分类）无计名投票选出某一方向的多于正式出版的稿子25％的量，或对各类稿件进行排队，再依次送交本学科全国最公认的该学科方向的三名审稿人，如有两人以上认为够出版水准，就算是最后决定。其评语附于论文之后。公开推荐人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既然我们的学术现状仍重中国特色，也就暂时可作治标之用，以后渐渐废除也不迟。

第四，在发行量和业内舆论之外，还可请人民大学舆论调查中心或央视调查中心或著名网站或新成立一个什么公信机构，来尽量合理地－－总归能比较出一种较公正的评价手段－－抽样调查各学科或方向的各主要刊物的信誉和水准，每年像大学排行榜那样地给各刊物打分，象审计一样，去捅刊物经营过程中的猫腻和丑闻。这当然也是中国特色，是目前阶段不得已，虽有损学界脸面，但这也是可依情况而定，随时可废除的。

第五，各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在评定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时，应不光看其下蛋的量，还尤其需要看其所下的最好的一二个蛋。只要是公正的评审，行内人士怎么看尽可不用去管它。比如有人会担心，一个成果出来时具有开创性，但继后别人的研究都基于它之上，这反而使它不那么原创，容易被小看了。但正是这时，行内人士的眼光才变得重要，他们肯定会比别人更有历史眼光。当然，现在的学术权力分配有的可能已不是学术水平比拼，而是争夺和霸占了，这时，学术水平实际上是赘疣，学术成果就成了一个可编造的东西。学术刊物常常就成了学术权威们进行争霸或冷战的工具。但即便如此，各学术机构对学术人生产质量的评判标准，仍然是规范各学术刊物的行为的风向标。这能决定我们的学术权力场中能萌芽出什么样的写作和学术刊物。

各学科必须成立象陪审团或仲裁委员会那样的有良好的回避制度的机构，通过对分档的学术产品的不记名投票，来终极地替各学术机构判定一个学者的著述质量，也替一些在学霸横行的地方的学术权力受害者主持公道。这可能仍会导致导师们和学部委员们封杀某个被孤立的学者，但在今天，"做掉"一个有才华的学术青年，小团体拉票扛谁顶谁风气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倒还不如请最德高望重者来象最高法院或教皇选举那样裁决，那些层次的评判过程中也会有做手脚的，但毕竟将会被迫接受更多的公开监督。

                                   　　IV.

笔者认为，不论怎么改革，学术刊物照常识看，必须保持以下四个特征：

（一）公开它面向所有作者，包括边缘和行外、业外人士。其编辑过程代表本学科前沿的实地决策，本身是一种有待考验的战略举动，编辑部受着该学科生产第一线的实践的制约。每一篇选中的论文都将披甲上阵冒险，也有可能被杀得片甲不留，落憾终身。每一本刊物如肯谦虚，都应自称"报道"，除此以外，真的不好说了。编辑部的确是中立的，仗怎么打是参谋部的事，它只管发战报。

学术刊物所以只是一个界面，一个各种话语主体进行交往和论争的平台，一个向各方公开、开放的的中介机构。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哲学史，那么，一本好的哲学刊物权且可成为其编年史。康德所理解的启蒙、甚至真正的政治自由，也就是"公共地利用人自己的理性"，在学术研究中就是"一个人作为学者在一个阅读公众面前公共地利用自己的理性"，与他们交流－－雅斯贝斯：真理就是我能够拿出去与人交流的东西。这个"阅读的公众"就是由世界公民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他们是由世界主义情怀的世界观察者（Weltbetrachter）〖11〗。这就象一场球赛倒过来，学者个人在踢球，这个阅读公众人人都是他的裁判。

（二）接受某个学术共同体的整体制约学术人互相看不起是事实，但他们都需要受众，而对于他们的研究最有益的受众，往往是其竞争对手或宿敌。有的著作是为共同体全体成员写的，有的就只是为一个小圈子的人写的，有的简直就是为某个敌人写的，因为只有他这个人最在乎你写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

往好里说就是学术人会自然地构成一个象皮尔斯所说的论争者共同体，这个小到两个人，多到整个学科的单位，是研究者的身份、行动、观念和思想的成长土壤，也是其话语意义的阐释和理解的保证。他可能在其中与人人都谈不到一块儿，敌人多过战友，可也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在一些共同接受的"普遍语用先设"下发言，自觉地接受学术话语伦理底线的制约，才有发言和写作的快感。一种观点、一种思想要从小圈子走出，其作者必须有意识地为这种观点或思想寻找一个"可无限扩展的探究者共同体"〖12〗，当作磨刀石，不光是要争取他们的认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与其构成有意义的对立或对话。

一种学术伦理底限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里才会被默认，"学风"才成为一种公共道德，学术写作才成为一种负责、自省的公共话语行为。学术刊物的主要功能就是同侪评论，有时文章本身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但由于它的确引出了有意义的争论，这就有战略意义了。

在一个可无限扩展的研究者共同体里，一篇论文在摆出结论之前，需要研究者在这一共同体里作严格的方法论反思，必须先使其研究数据对于同行乃至整个人类共同体面前显得可观察、可报道、可析离、可清点、可记录、可被进一步讲述（tell-a-story-aboutable）、可分析〖13〗。其研究方法必须经受"可被社会地管理的演示的职业实践"的检验。每一个研究者的反思必须在这一共同体里"产生、完成、识别或演示其研究程序和发现的适用于一切实践目的的理性适恰性（rational-adequacy-for-all-practical-purposes）〖14〗。一篇论文只是这一实践的开头而已。

（三）播散刊物象一个巨大的卫星一样将学科内的各种重要动态和成果传播到每一个研究者个体，信息的充分传播保证了学科的自我参照和自我交流的不断深化，研究的集体效率得到了改善。学科内的规范也是靠刊物这样的公共界面来进行的，而学术自身监督、民主管理，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保证。刊物不光播散信息，也向同业人士播散着学术实践的规则和范型。一个好的刊物几乎同时是在指导业内人士如何来做研究，是学术实践理性的结晶。

（四）积累在人文、社科当前的学术生产中，由于学术刊物不能将最新、论争最激烈的学术表达刊布于同行同业的视野，这一方面是不大可能高效地促进学科内的自我参照和自我交流，造成不必要的稀缺或积压；另一方面也无法明确地勘定已有的学术观点，明确其作者和贡献者，使得进一步的学术探讨有明确的源头、对象和积累，最终将其铭写到这一学科当前的集体体意识中。

说得不好听一点，现在的社会人文科学就象是卫生巾或烟酒生产领域，只要哪一个生产商在中央电视台多打几天广告，仿冒、造假者就蜂涌而止。已有的学术成果，不被人尊重，反而会被毫不顾惜地仿冒和覆盖。在这样的学术论争环境下，而且也在我们的儒家传统二千多年的倡导下，每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可能包括本文作者）都想对天地立言，将旁人的观点视作噪音，很难形成学术生产和流通的团体规模。学术思想之合理竞争，思想生产之规模效应，学术思想之精酿与提炼，拳头产品之深加工和出口，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因此也都无从谈起。当然这又是一个怪圈了：没有良好的学术专利制度，就不可能有好的学术生产和积累，反过来讲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才能扎实地开头？

                                      　　V.

学术刊物作为一个体制产物它本身会具有一些消极倾向，也就是说哪怕是处在一个一切正常的学术环境，也有可能包含下面这些惰性因素：

（一）霸权:它鼓励学术权威或学霸们只让我说，不让别人来插嘴，一个人说也觉得很过瘾；一两个编辑控制杂志，褊护或打击亲疏不同的作者；只选择小圈子里认同的观点；狂妄地认为一国的思想和文化就是一两个主编控制和主持着的，思想界和学界都是其喂养或整饬对象，等等；

（二）职业主义：动不动以学术规范威胁别人，学术规范在其嘴里成了别人需苛守自己可玩弄的东西；为了杂志本身的利益而不顾学科整体利益去出风头或搞鸵鸟政策，在杂志利益与学科利益相冲突时，毫不犹豫地牺牲后者；想以编辑方针或约稿来左右学科研究导向等等；

（三）所有权：霸占学术产品，阻挡学术产品的深加工或进一步开发，忘了自己只是学术生产的一个平台，一个中间商等等；

（四）竞争：将不同性质的论文当作参加竞赛的不同选手，为了与别的刊物竞争，将正常的学术论争庸俗化，等等；

（五）鼓励学术再生产中的消费主义倾向：一发表，或发表一次，就折算一次利润，许多人就故意将一次研究或一个主题分几次来发表，使学术界纯粹以发表次数来衡量学者，等等。

                                         　　VI.

福柯在《什么是作者？》〖15〗一节中说到，一个时代有太多的知识和观念，语言过于繁杂和精细，其实是它的不幸。知识和学术再生产的过剩也会伤及民族精神元气；学术生产关系与学术生产之间的配置的不合理，会阻塞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的代谢。撇开人为的因素看，每一时代都仿佛在通过努力将自己的意识浓缩到一些对自己最切身的观念和词语上，来自然地淘汰大量造成文化和思想阏积的枝蔓的写作。其中的一个途径，就是淘炼和推举出象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样的"作者"，他们的优点倒不在于其思想成份本身多么地贵重，而在于他们的一些核心话语仿佛象磁石一样，能吸附某一时代那些枝蔓、破碎、癌化的话语，或荡涤其它似是而非、某一个时代不知拿它们怎么办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刊物，哪怕是那振臂一呼应者众的学术大作，实际上在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成长历程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一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精神和思想话语，最终－－虽然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安排－－都会被收编到一些渐渐走向主导的话语集合里，被重新铭写到一些新形成的知识体上。一级论文也就是这样等待被收编，被重新铭写的。

这么去看的话，我们实际上应该将学术刊物当作一个生产工地仓库，一个知识交易现场，一个人人既是顾客又是卖主的地方。将在这个专业市场里拥有一个摊位看作是学术成就之新高，这是学术权力操作毒害我们而养成的扭曲认识，瞧，我们在这个摊位里还不知道会不会赔钱呢。发表作品也象艺术表演一样，是将个人作为付诸现实场景的偶然性，你得看第二天的演出报道，经理人才能知道往下演会不会亏本，明天还演不演。利奥塔这样来要求当代理论写作：让各种动量透过作者的身体，让作者去遭受它们；让作者既成为一种女性式的传导（ductilité）和多型（polymorphism）的结合，又努力去寻求事业、责任认同，将意识、权力、知识、男性化的分析落实到当前、此地。理论写作者必须"充分地无名"，努力达到无力（impouvoir）,能够将自己插入各种不稳定秩序中〖16〗。米歇尔.加塞：理论之希望在于在形式主义之上强加一种足够程度的对称，同时又保持其一致性，有可能用一种不含糊的方式来决定关于这个世界的完美的方程。这一任务一完成，正确和恰当的下一步就是立即毁除这一方程〖17〗。

非常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在学术和艺术再生产条件如此充分的情况下，一个时代里的好的学术写作仍然是有限的，甚至与上一个时代不会有太多量的变化。在国民识字率很高、基础教育普及的这么多时代里，一般的和专业的写作生产力似乎仍停留在与教育落后的时代相同的水平上。几乎可以说好的写作必然是一个时代的整体写作实践自然陶汰、锤炼后的结果，一种好的学术写作与艺术创造一样，总是只有极少数有西西弗斯之创造和坚韧的个人的事，绝大部分的人写作都是浅尝辄止的，只有绝少数人会像天才那样傻乎乎地越来越艰难地往下走。几乎可以闭着眼说当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术写作将是历史垃圾－－但这绝对也是学术生产所必需，如果它们是大作萌芽的腐朽土壤的话。当前最需要我们去明确的是：生产是生产，学术是学术，写作是写作，创造是创造，不要为了学术和思想作秀而去替换它们或蒙混它们。

学术写作象任何创造性写作一样，本身就是目的；除了写作，难道真的还有、还需一个单立的作品文本来张扬它？好的思想、好的艺术几几乎就是好的写作，你只从两个句子之间的搭接就可看出作者的水平。举个美国经济学界方面的例子。是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萨缪尔森的好的写作使得他们有好的思想，还是倒过来，有了好的思想，才有他们的好的写作？一本刊物里的一个研究报道的唯一具有客观的可衡量标准的，是一个作者的写作生产水平与同时代同行业平均写作水平相比后的结果。认为在写作之后有某个分立本体被黄金一样地淘出的观点，可拿这样的观点来评教授、作导师，那是形而上学时代的遗毒了。一个"导师"的整体写作水平应到了无论写什么，都能钢硬的地步，而不只是巧妙地应时应地提出了几个观点，说了一些聪明话而已。

当然，笔者还是愿意承认写作只是衡量一个学术从业人员的劳动的一个方面，其学术探讨中的论辩能力，教学过程中的启发能力等也都是决定因素。但如果我们要以"发表能力"来衡量一个学术个体的能力，那么其总体写作水平实在是一个相对来说最有区分度的标准。也就是说，在一本刊物里，其实也不大用去考虑作者在说哪个范围的东西，就看它说出了什么，说得站住脚没有，与别的说相比，它是否有更大的相关性，对学科内的处于各种论争关系中的观点是否更有粘合力，其有可能动摇本学科基础的思想表达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该学科的性质和实践，是否由局部的细节追究深入到了对学科基本范式造成改变……。从一个时代里总只有几个好的写作人手这一点，也大致可推知，一个时代里的一个学科里总只有那么几个经得起陶汰的人，几十本著作的人不一定能挺得过几篇论文的人。举个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某个纳米研究方面的学部委员最近到英国去开学术会议，发现自己这样十多本专著、论文无数篇的人居然与一个写了几篇小论文的小讲师坐在一起，很不服气。先不说照"国际惯例"，国际会议本来就是导师和研究生一起去参加国际学术派对，是导师应礼让后生大发高论的地方。麻烦的是，如要对照一下出版后的书或论文所得到的评价，和以这次会议的眼光看去研究的份量，那吓人的出版数量和学部委员头衔之反差反而对我们这位导师很不利了。

                                         　　VII.

面对当前一个学者动不动有几十本专著和几百万字的论文这样的情形，我们以上这个策略还是很切实的：在有没有思想，思想是不是"深刻"之前，我们先要问你的学术里有没有"写作"，你的写作是否赶超了你同一级别里的人？这条标准甚至可以用到吉登斯这样自认为地位已不朽的作者身上。此兄在八十年代写了《现代性后果》，薄薄的，出版了，然后到了1991年，加添了一些例子，稍稍修改了一些结论，就成了在中国惊雷一声响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但你就去看这本书里好了，一半以上的内容他在复述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关于现代性体验的个案分析，然后在另一半里，他象中学语文老师那样地来给这些被他利用的作者写评语，大施春秋笔法，在别人的被综述、被添加、被批评之前显出自己的高明。这就象一条学术獐鱼一样在盘剥和吸血别的作者。可以说这本《现代性与自我认同》里不是写作不好，而是几乎没有写作，他让别人写然后自己来评，最后还称自己是作者－－这与吉登斯兄所推崇和想继承的涂尔干相比，不知落到哪个档次上了。如果我们要以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的实质去要求他，他将会很难堪－－虽然图书馆里此兄的著作编目已达三十六本。写书的数目也往往是一个悖论：明明从写作中得不到快感，还去写那么多，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已经写了那么多了，多写一本已不能带来多大学术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再去硬写，这种学术和思想趣味，这种理性的虚荣，除了证明他是康德所说的没装刹车系统的"理性狂徒"，还能说明什么？

如果这样说还不可信，你去翻一下他的《亲爱之转变》（1992年）。它又几乎全是别人的个案研究，不要说写作，一个社会学家应该有的实证描述都见不到。最要命的是，另一个社会学家卢曼早他十年写过内容几乎一样的《作为激QING的爱》（1982年），很想像的内容，吉登斯兄居然敢从头到尾不提它一下，却忙着想与哈贝马斯去并起平坐－－我们去看看哈贝马斯，他的特长却是很将别人写的东西当一回事，最乐意在评述别人时表露自己的立场，将自己当作想挤进来参与论争的侯选人，并愿随时反照自己的观点的界限和可能性。什么时髦的话题都想抢在自己手中霸占，虽另有同行写过类似的东西，不想去看，或看了也不将其当一回事，以为自己已是大家，却还写成那副样子，这是一个典型的掌控了天文数字一样的经费、一级刊物和超级学术机构权力，却没有去写作的例子。

我们其实倒可以象吉登斯对待别人的文本那样来审视他的文本。他在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1993年）一书－－看看这题目，好象他在发明社会学新方法论似的（他想盖过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准则》？），其实通篇又都在讲他之前的别人的方法－－对各种方法论一个个数落过来，轮到可怜的现象学就得到这样一个判决：It could be reasonably argued that phenomenology is a dying philosophy, in spite of the influence of phenomenological notions in sociology. Among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the post-war flour is hingo fexistentialism-whose successaws always something of aasucc èsdescandale in any case-tailed off very sharply, intentionally shifted to other areas, and new perspectives developed.〖18〗猛以为他要给现象学动手术或指点迷津呢，临了，这位当代欧洲学术大师却用了这样一番云里雾里的话来和了一顿稀泥。该书"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Gadamer, Apel, Habermas"〖19〗这一节更是骇人。这题目里提到三个人，但全文见不到一个字讲Apel的，写着写着忘了？尴尬的还在后头呢：鄙人不幸刚好充数过Apel的中译者，自然不肯让他这样轻慢一个写作那么严谨的德国学者。一追，就发现这一节居然是照Apel《哲学的改造》一书的内容顺序减缩而成－－本来这里不干乔姆斯基和维特根斯坦什么事，但《哲》一书里有重要的二章写他们，所以吉登斯兄就连他们也不肯放过了。这一节里于是不是没有讲Apel，而是直用其内容写成，难怪插不进评论Apel的话了。这两天吉登斯在中国的门生和最热烈的崇拜和推广者被人指出抄袭，几乎也是同样地"不小心"：忘了指出大段借用的文字的作者是谁了。

注释：
〖1〗康德《康德实践哲学》，M. J. Gregor英译，剑桥，1996年，第23－37页。
〖2〗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8页。
〖3〗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化》，P. Collins英译，Routledge & Kegan Paul,伦敦，1977年，第75页："大学这一机构也许比教会和封建体制更忠实和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世纪的特点……大学使学生成为一个合股群体的一个成员（inceptio）……并将一种授课资格（licentiadocendi）赋予各成员。这相当于一种美德和才能的证书……"。第149－60页："但所有学术生活都有两种因素构成：一是教学大纲的内容和方法；一是道德准则……除了数学问题这唯一的例外，论争最终似乎是人类心灵以最少的犯错可能来辩别真和假的方式。一切都必须付与公共的辩论，因为除了知识的专业的、很局限的一部分之外，一切都是处在争议中的……在中世纪大学里，Deutradiditmundumhominumdisputationi这样的训诫是不折不扣地被执行的：严格意义上的争议是诸科学之皇后；它是我们可用智性来审视事物的独特的和普遍的工具"。辩证和争论是大学的本质和本色。
〖4〗韦伯《韦伯社会学论文选》，H. Geth和C. W. Mills英译，1947年，第240页。
〖5〗学术权力的机构化确保了物质和象征占有的永久性和积累，用不着这种权力的代理人不断去重新创造它们。这种机构化"设立了严格地确立的、法律上得到保障的各种位置与立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相对自治的空间里用等级来加以定义，与实际或潜在的占有者的有区别或独立"……其称号就象贵族头衔，财产称号或教育资历那样，赋予他们去占有这些位置和立场的权威〖布尔迪厄，实践的逻辑〗，R. Nice英译，Polity, 1990年，第131页〗。
〖6〗布尔迪厄《学术人》，Minuit，巴黎，1984年，第188－93页。
〖7〗布尔迪厄和巴斯龙《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英文版，Sage，1977年，第57页。
〖8〗《教育思想的演化》，同上，第98页。
〖9〗《大学系科之冲突》，《全集》，第七卷，卡西尔主编，柏林，1922年，第338－9页。
〖10〗《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同上，第60页。
〖11〗《什么是启蒙》，见《康德实践哲学》，M. J. Gregor编，剑桥，1996年，第18页。
〖12〗《皮尔斯选集》，Ch. Harshorne和P. Weiss编，1931－5年，第五卷，第354页。另见K-O. Apel《皮尔斯：从实用主义到先验语用学》，J. M. Krois英译，麻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52页。又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考》，W. M. Hohenggarten英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88－114页。.
〖13〗加芬克尔《民俗方法论研究》，Polity，1996年，第33页。
〖14〗同上，第7－8页。
〖15〗《福柯读本》，P. Rabonow编，企鹅，1984年，第114页："从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作者，可称他们为"话语性（dicusivité）的奠基者"。他们的独特之处就不光在于是自己作品的作者。他们还生产出了别的东西：形成别的文本的可能性和规则。弗洛伊德就不光是《梦的解析》或《玩笑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也不光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俩都为某一种话语寻找到了无尽的可能性"。
〖16〗《利比多经济》，英译，第254－62页〗。
〖17〗转引自波依雅《完美之罪》，C. Turner英译，Verso,1996年,第60页。
〖18〗《社会学方法论新准则》，Polity出版社，剑桥，1993年，第39页。
〖19〗同上，第60－76页。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