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酷暑已至,笼罩在人们头顶上的SARS阴云渐渐散去,期末考试如期举行,笔者也在准备假 期工作的材料,“五论”之后,(《四论》缺一论[伦],则少“朋友有信”之伦,“信义 无价”,伦有“五”方足。) 原是打算“无论”、回去接着敲打秦始皇那把老骨头、再看 到什么都不说了;但读了6月16日《经济观察报》(以下简称《观报》)A2版刊登的《北 大教改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及该报A8版文章《改革,从清除幻像开始》后,感觉北大 目前的事态正向着不正常、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某些当事人采取非组织、有违学术规范的 “**”式手段,把自己打扮成“改革者”,指北大文史哲等老院系为“保守派”,向教 师施加压力、挑拨师生关系;这种倾向可能使关于改革的讨论夭折于少数拥有“权力┽财 力”者粗暴地独霸舆论话语权、抹杀弱势群体声音的专制行为,即使暂时将不同意见压制 下去,终将会对北大今后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据《北大新闻网》称:改革方案“没有最终敲定或对外正式公开”,但6月2日《观报》的 A2版以《北大震动:人事制度变革尝试》为题向社会公布了《方案》的第5、6等四部分内 容,6月10日在北大教师尚未见到《方案》第二稿时,抢先向媒体公布了其中的6条内容。 《方案》的制定者显然明白此举的不正当性质,《观报》解释说“北大的改革者比任何时 候都更急切地试图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种“社会舆论的支持 ”从何而来: 在同日A2版下方刊有《方案》的制定者为自己主持的“×M”班作的广告,我们从该报网 站找到了《2003年广告刊例》(www.eobserver.com.cn/ad.html ),按所示价格计算, 480元×3(栏数)×24cm(高)=34,568元,(如委托设计须加收10%=38824元),该报 每周出一期,以月4期计,如广告作四次,则须向《观报》每月支付34,568元×4=138, 240元,即:13万8千2百40元。我们发现,《方案》制定者所在院系是《观报》的长期客 户,经常在该报刊登招生广告,该报01年4月创刊,至今两年,有兴趣者可以统计《方案 》制定者所在院系两年间的广告总量,对照《广告刊例》的价格,便可算出两者之间的“ 现金流量(支票流量?)”,明白这种“社会舆论的支持”价值几何!
迄今为止,北大教师对《方案》的反应都采取了校方组织允许的、健康的、合法的“言辞 ”方式,尽管“激烈”,并没有出现公开侮辱、谩骂或任何“身体语言”,也没有将内部 矛盾向校外公开,大家自觉控制在不同“思维意识”冲撞的范畴之内,这既是北大学术自 由的优良传统,也是学者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不料《方案》制定者公然破坏游戏规 则,以自己娴熟的“市场运作”方式对待正常学术讨论,以雄厚“现金流”打压贫寒教师 们的“意识流”,以“资本”钳制“人本”,现实让我们再一次领教了《方案》制定者鼓 吹的“市场化”理论散发出的阵阵金属气息。
如果说某些人以“现金流”换取“社会舆论的支持”,虽不正当,其用意尚可理解,我们 不能理解的是:“现金流”的作用竟可以使广告商一反常态,对自己的广告客户大加鞑伐 。《观报》A8版文章《改革,从清除幻像开始》称,“她(北大)的全部创造性与精神遗 产,来自蔡元培领导的短暂的十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真正创造大学辉煌的是清华 。而在五十年代,北大是行政体制最大的受益者,院系调整使她在基础学科上获得了空前 的实力。...自蔡元培以降,北大精神一直在走向封闭。...鲁讯著名的溢美之词,只适合 二十年代的北大”。我们对照了一下《观报》A2版北大那位《方案》制定者的发言,发现 与A8版的内容如出一辙,不仅语气一致,连犯的常识性错误都一致(本文最后详论)。A 8版文章署名的“×××”不过是以“现金流”为代价,出租给《方案》制定者的一个“ 替身”而已。
以中国人之德性,乡野村妇尚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儿扁担抱着走”,《方案》 制定者即便不是北大毕业,也在北大供职,那儿来与北大“不共戴天”的仇恨,用真名“ 声讨”了尚不过瘾,要再借个名字贬损自己的“衣食父母”。不仅骂当代人,从1923年到 2003年,八十年间,老少数代、上百万北大人,都不入这位改革《方案》制定者的眼。
“盗亦有道”,就算骂人,也该想清楚再发泄。“蔡元培领导的短暂的十年”,蔡于191 6年12月上任,1923年8月赴欧,满打满算不过六年半,那来的十年?而且,蔡元培主政后 ,对学科设置进行了改革,“扩大文、理两科,停办工科、商科,工科合并到北洋大学, 商科停招学生,”那时可曾见北大教授“巴巴儿地”自己舟车劳顿跑到上海的豪华饭店去 “伺候”“××家”学生?徐志摩诺大名声,都是往返京沪,到北京来上课,不幸“悄悄 的去了”“不带走一片云彩”。按照《方案》制定者的思路,如果“她(北大)的全部创 造性与精神遗产,”来自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我们今天是否也应该仿照故蔡校长的方针 ,“停办工科、商科,商科停招学生”?(《北京大学校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 P61)至于“北大精神一直在走向封闭”,5.4以来的“北大精神”是什么,在什么环境下 “走向封闭”,本是中国学人“心有灵犀”的事情,我们在此用不着谈论(无知者请去读 北大《校史》),只抄录立在北大三院(原址)内的1926年“3.18”烈士纪念碑铭文于此 ,为在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权利的斗争中将满腔年轻热血洒向中华大地的烈士们讨个公道 。
死者烈士之身 不死者烈士之神 愤八国之通牒兮 竟杀身以成仁 唯烈士之碧血兮 共北大而长新 踏着三一八血迹兮 雪国耻以敌强邻 繄后死之责任兮 誓尝胆而卧薪 (同上 《北京大学校史》 P183) 中国人常谴责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换个思维方式,日本人尊奉为本民族的生存而捐躯 者,也有他们的道理。今天的中国社会,“乱花渐欲迷人眼”,某些人目空一切,先烈都 敢指责,起码的民族感情都没有,这样的人,究竟想把北大引向何方?
“溢美”,据《现代汉语小词典》解释,指“过分夸奖”,《方案》制定者称“.鲁讯著 名的溢美之词”,是责备“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之鲁迅丧失一贯立场吹捧北大(连鲁 迅也骂)?还是《方案》制定者根本没弄明白“溢美”一词的确切含义?东坡诗云:“相 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何来“昨日黄花”?(我们又一次看到普及文史知识 的必要) 据《观报》的介绍,《方案》制定者们多有长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应该对民主政治不陌 生,布什为使减税法案通过而使尽浑身解数,布莱尔因伊战在议会质询时窘态百出,法国 人为工作年限与养老金掀起罢工浪潮;即便在国内,朱瑢基家祖坟三次被挖,大庆工人集 体卧轨,下岗工人在厂长家门口上吊自杀,北大教师们的这点反映实在是再“斯文”不过 了。
《观报》称颂某人是“北大的改革者”,作为“改革者”,商鞅被“五马分尸”、谭 嗣同血洒京华,如果“北大的改革者”对自己民族的先驱们不屑一顾,总该知道西哲那句 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什么时候“改革者”变“明星”了,只能见鲜花、掌声 、镜头、谀词,听见些相反意见就暴跳如雷? 要在北大推行“全球化”与“市场化”,为什么不能连带着将与之相伴相生的民主政治运 作方式、起码是劳资协商一起施行呢?要裁人时就“市场化”,听到不同意见就“计划化 ”,请问这算哪家子的“改革”?“反映超出预料”,正说明了《方案》制定者对北大现 实知之甚少,在决策的过程中没有充分地调查研究,与广大教师缺乏沟通和相互理解,未 能建立起畅通有效的对话机制。 我们十分忧虑地看到,在目前这场讨论中,“**”中的“论战”手段重现北大。6月12 日,《方案》制定者对学生说:北大“学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精华”,却没有“百 里挑一”的教师,师生素质难以匹配(见6月16日《北大新闻网》)。
且不论这是明目张 胆地鼓动学生蔑视教师、破坏北大的正常教学秩序、与1966年毛**鼓励“红卫兵”小将 “****”时的作法如出一辙,《方案》制定者的说法本身就是歪曲事实、偷换概念。北大 教师大多是从“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精华”本科生中经再次选拔读完研究生的,按10% 的比例,最起码是“十万里挑一”的,怎么会达不到“百里挑一”?哪个教师不是从昨天 的学生而来的?所谓“百里挑一”的标准,大约是以全国大学的教师来比较,但这里就出 现了在叙述过程中偷换概念的不正当手法,全国大学教师的总数与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总 数是两个相差悬殊的数字,高考的学生有一百多万,而中国前20所大学(如果北大教师达 不到这个水平,人事部门就有责任)的教师总数不当超过20×(平均2000人——3000人) =40,000——60,000人,六万人。北大教师有3000人(据校方说法),占全国高校教师 总数的7.5%—5%,各专业的同行比例不一,大约少的在1/100,多的上千。然而,这种 比较毫无意义,并不是占比例数越小水平就越高。
举个简单的例子:印度有10亿人口,总 理只有1人,印度总理是1/10亿;同理,美国有2亿人口,总统是1/2亿;俄罗斯人口不到 2亿,总统只能排在美国之后,1/1.8亿(大约);日本1亿人,是1/1亿,G7的其余国家人 口都不足1亿,再向后排。按照《方案》制定者的说法,则印度总理瓦杰帕依的才能最高 ,是小布什的5倍,是普京的5倍多,是小泉的10倍,是布莱尔、施罗德等人口小国的10倍 多,最后,当然是中国人最有才能,起码是小布什的6倍。再举个同样的例子,以《方案 》制定者的“逻辑”作贸易:天鹅有两条腿,1条天鹅腿的价值是1/2;青蛙有4条腿,1条 青蛙腿的价值是1/4;螃蟹有8条腿,1条螃蟹腿的价值是1/8;蜈蚣有24条腿,1条蜈蚣腿 的价值是1/24,1/2的天鹅腿最便宜,1/24的蜈蚣腿最贵。看明白了吧?(分母不一样, 计算时先“通分”。同类才能相加。各位,思考问题千万不要盲从。看来,不仅文史知识 急待普及,小学算术也需补课。)
这种利用青年学生反对教师、攻击其它学科的“**”式手法在与《方案》制定者有“现 金流”关系的《观报》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观报》断然指责“北大历史最为悠久 、但可能是这场改革中最坚定的保守派的文史哲三系”,并引用北大政治系硕士林××的 话批评称:“文史哲事实上早已完全堕落,...数代人的时间中没有产生一部可以用来提 高人类尊严的作品,没有在前人的思想体系里增加一个新概念”(见《观报》03年6月16 日A3版)。这位25岁的年轻人比起父辈“红卫兵”那种“DADAO一切”的勇气还是差得太远 ,当年“小将”们发出同样宣言时不过十五、六岁。不知林硕士是否还在北大,我们请这 位“勇敢”的年轻人向大家公布你25年人生中所有读过、读懂的“文史哲”类书籍目录, 最好能写出提要与评语,看你读了“数代人之文史哲”的几分之几?又读了“人类”文史 哲的几分之几?当年留美的“新思想、旧道德”胡博士,算是老牌“海归”了,费尽心力 ,只不过弄了半部《中国哲学史》,“文史哲”是那么容易摆弄的? 某些记者“受人之托”,大篇文字攻击北大文史哲,说来说去,也只是拿中文系说事,怎 么不敢来碰碰史、哲呢?就算是中文系,除了几篇中学生都能念的诗文小说,谁敢对中文 系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妄置一辞?《观报》指责文史哲院系“国际交流少”,言外之义文史 哲反对“境外教授”控制中国教育事业是因为自己“洋文”不如某些“著名教授”灵光; 请到北大经济学院去打听一下,几年前,某国外企业在该院开讲座,担当现场翻译的就是 文史哲院系的教师。
“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如果网文能作为评价北大文史哲学科的标准,请看看网上 对某些“著名教授”的指责,进监狱的罪行都有,可以作为事实依据吗?可惜这家报纸还 是“著名”经济类刊物,拿“保守派”作罪名攻击别的学科,真明白什么是“保守派”吗 ?看看《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自由派要求政府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缓解穷人和弱 势集团的社会问题。保守派则要求政府不要再骑在我们头上,”(《经济学》(美)保罗 .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华夏出版社 1999年 P227))按照“科班”经济学的解释,反 对“弱肉强食”的文史哲学科是名符其实的“自由派”,主张全盘“市场化”者才是“保 守派”。连名词定义都没搞清楚,就拿来作武器攻击别人,这都是什么学风!
一个世纪以来,北大文史哲的学长们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人民的福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 争:“5.4”、“3.18”、“12.9”、西南联大自不必说,46年冬,北大学生举行抗议美 军暴行的大游*,四十八名北大教授联名发表《为抗议美军暴行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书》 ,要求严惩犯罪美军,全力支持学生行动,时任北大秘书长的历史学家郑天挺联合各校, 决议对学生游*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47年初,北大哲学教授汤用彤 、历史学教授向达、清华文学教授朱自清(北大毕业生)等联合十三名教授发表《呼吁保 障人权》宣言。(以上内容见《北京大学校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面对侵略者的 铁蹄和专制强权,是挺身而出,还是躲在书斋里撰文对人类的贡献更大呢?50年代初,曾 在北大讲授哲学的梁漱溟不顾“伟大领袖”的盛怒为农村、农民争取利益。60年代,历史 学家吴晗因《海瑞罢官》“骂皇帝”而命丧黄泉,......如果毛老人家真正读懂了“文史 哲”,弄明白中国早在宋代人口就过了1亿,已经出现“人口过剩”,“户口簿”上登记 的只是“丁口”不是“人口”,也许就不会反对故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上世 纪初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人口问题,并在农村着手开展控制人口的宣传)。中国能 将人口控制在7-8亿的话,哪会有今天如此多的失业人口,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一定比现在 有“尊严”。能接受梁漱溟的建议,不搞“全盘苏化”,困扰两届(绝不会到此为止)总 理的“三农问题”会如此严重?50多年过去,中国还有上千万吃饭都有困难的民众,“基 尼”系数居高不下,难道是“文史哲”的责任?
从50年代到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内,文科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史哲 学人,没有著书立书、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许多学人珍藏的资料、书籍、卡片、未刊手 稿在历次运动中被损毁(见过“小将”们边喊口号边把一人多高的书堆点上火吗?),几 十万“右派”妻离子散,“**”中梁漱溟的夫人“70多岁的老妪被严刑拷打,鲜血浸透 了她的衣服”(《 梁漱溟传》 [美] 艾恺 湖南出版社 1988年 P351)许多著名学者含冤 辞世,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梁漱溟28岁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其后的四年内连续重版了8次(在大多数 民众还是文盲的年代啊,而且大家是自掏腰包,不是单位“集体购买”),“使梁获得了 全国性的声誉。......他的名字出现在‘当今最伟大的中国人’的民意测验表中”(同上 《 梁漱溟传》 P78)。就在改革开放后,“1979年,他想将《东方学术概观》的手抄本 交付出版,由于在政协工作,他于是把书稿交给了当时的政协主席邓小平,邓说他太忙, 无暇亲自拜读,就把这件事交给了秘书去办,可秘书不久就把这本书稿丢失了(?)。.有了这段经历,梁再不敢把仅有的一部《人心与人生》的手抄本如此呈交上去.....1980 年我(艾恺)提出将此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或者拿到香港出中文本,梁当即拒绝了我 的建议,并且说他是一个中国人,书应该首先在中国大陆出版。80年代初,梁曾作过努力 ,想通过正常途径出版他的这本书,但没有成功。最后,他自费将书交上海学林出版社出 版。”(同上书P358-359)梁漱溟幸得高寿,出版著作依然阻力重重,我们也因为“秘书 ”的“不小心”,无缘得见《东方学术概观》。(25岁的林同学,你就不为中国有这样“ 虽九死犹未悔”的文史哲学人而动容?) 1917年11月始,北大《日刊》出版,登短稿子,1919年又出版《月刊》,专登师生长稿件 ,而当时教师人数不过217人,大约是今天的1/20,学生人数1980人,是今天的1/10,以 此为标准,今天北大应有20本月刊让师生发表作品。加上当时各团体的自办刊物,如《新 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国民》、《国故》及社会上的报刊 杂志等,教师可自由发表意见,新旧两派“经常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北京大学校史 》 P79), “文学革命”、“东西文化之争”等在当时社会引起大反响的文章许多发表 在北大的同仁杂志上。1922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大学日刊》2月6日载《马克斯 学说研究会通告》,称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40余种,中文书20余种。1920年起,李大 钊在北大开设《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公开对学生讲授。今日北大可有如此宽松的环 境、气氛与胸怀?
某些人讥讽北大文史哲学人只会“闲坐说玄宗”,“肃宗”、“代宗”能说吗?不愿作“ 应景文章”者只好学伍子胥,“鞭尸三百”。“武二郎”眼睁睁看着“老虎”横行不敢动 手,你以为心里滋味好受?况且,“说玄宗”并不对社会有何危害,比“破窗效应”、“ 腐败合理”、“良性危机”这些“不讲良心”的说法强百倍(就该让某些人天天自家窗户 破,个个出门得SARS!)。蓝田股份骗案,是名不见经传的刘姝威女士戳穿的,怎不见北 大的“著名学者”早看出什么端倪?王雪冰、朱小华、刘金宝这些蠹虫串通“新富豪”, 几十亿规模地从银行盗窃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国有三大行坏帐几近1/3(所以存款利息这 么低),可曾见北大的“著名学者”事前向中央提醒过什么? 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人类罕见的苦难,只是到了近二十年才可以专注学问,但“禁区”、 “雷区”依然存在,想想为什么北大没有一部内容详实、“兼包并容”的《校史》?北大 历史上,1923年8月—1926年3月、1930年12月—1945年10月,蒋梦麟两次共18年或主 持校务、或亲任校长,官方场合见过他的名字吗?“三人成虎”,意识形态下的宣传使当 代人提到北大只知有蔡元培,不知有其他,真以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知道5 .4运动时蔡氏“名言”——“杀君马者道旁儿”是怎么回事吗?毛**都从“神坛”走下 来了,某些人物还被供在“神龛”上,北大文史哲学人难道连这点事都作不了吗?再说一 句,大庆油田的发现真与李四光有关吗?第一本《梁漱溟传——最后一个儒家》由美国学 者、而不是中国学者撰著,真是中国人的“学术水平”写不了吗?(也许几十年后的北大 学子只能读某国人、但绝不是中国人写的北大《校史》。)
“**”后,精神与肉体折磨不再,不幸的是,相比社会的变化,贫穷窘迫的生活又将学 人的脊梁压弯(千万别拿算术公式想问题,以为18亿÷1万8千人=北大教师工资),自80 年代价格开放到90年代末,近20年间,北大教师基本工资在几十元到数百元,至今仍有北 大文史哲老教授因买不起纸烟而抽旱烟叶。“李杜文章在”,我们可以原谅年轻幼稚,却 不能原谅年轻而无知,后来者在指责前辈时,请先用一下头脑,再摸摸良心(如果有)!
为了换取支持,《方案》制定者不惜开出“空头支票”来蛊惑学生,称改革将提高“北大 文凭的价值”(见6月16日《北大新闻网》)。众所周知,国外只承认中国大学本科、不 承认研究生文凭,将这种现象归罪于北大教师,赤裸裸地是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 人力资源”的掠夺作辩护。发达国家为吸引优秀人才制定了许多政策,却不愿承担大学阶 段的教育成本,所以,他们给研究生以种种优厚的奖学金,却很少给大学生以同样的待遇 。无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努力,花大把的金钱办研究生教育,发达国家都不会承认你,即使 到了北大自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那天,研究生文凭也不能“走出国门”,这不涉学 术水准,而是巨大的国家利益使然。请看我们“熬白了头发”才进的WTO,有公平待遇吗 ?在中国“臭大街”的彩电,拿到美国依然判为“倾销”;没有任何证据,硬说你“享受 国家补贴”。幻想未名湖与“长春藤”能相互牵手“惺惺惜惺惺”,等吧,“等你一万年 ”,依然是“春梦一场、一场春梦”。
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是:带着铜扣的皮带从空中以圆弧形落下,随着飞溅的鲜血和阵阵哀 鸣,跪着的人一头栽倒在尘土中,年轻的围观者们发出兴奋的欢呼,而倒在他们脚下的人 ,是不久前还威严地站在课堂上督促他们学习的老师。这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悲惨一幕, 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教师们心中“永远的痛”。从马寅初校长被迫缄口,到翦伯赞 夫妇双双自尽,充当批判者及打手的多是受蒙蔽的昔日学生。大学生正处于“青春逆反期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将学生裹胁到教 师们的矛盾当中、煽动他们反抗师长,“DADAO一切”,都是欠考虑、不道德、不负责任、 危害校园安定的危险作法。 学术讨论应遵循共同的规范,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对方,以论证、说理的方式进行,而《方 案》制定者却与自家广告商联手,采取断章取义、避重就轻、不顾常识、不合逻辑、强词 夺理的作法。
《方案》迄今为止在多家媒体刊登,却从不敢把“境外教授”等条目示众,只把“任期” 等与“国企”相似的内容拿来作宣传。《方案》制定者通过媒体向社会宣称“大多数教师 支持改革”,又自暴内幕说“反应有点超出我们的意料”。“支持”者是大多数,还会“ 超出意料”?还用得着“试图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 对于选择大学体制这样严肃认真、既有现实意义又具理论深度的问题,《方案》制定者轻 蔑地称“是可笑的”,而另一位不久前还帮着CCTV作民众“谈话”节目的某“著名的大学 教育研究者”也帮腔说“西方大学在本质上拥有几乎一致的价值观,即对学术自由与知识 本身的信仰”。我们虽不是“大学教育研究者”,就在这期《观报》的《书评增刊》中, 刊登有《四十年见证<大学的功用>》(周作宇 P28)一文,为了说明“现金流”的魔力和 某些“著名学者”的学问与人品,我们不惜花费时间,摘录主要内容: “1949年,麦卡锡主义为冷战助威正激,时任加利弗尼亚大学校长的特普莱特为抵御可能 出现的‘红色恐怖’,提议所有的教师必须在**‘忠诚誓言书’上画押,否则便会被学 校开除。后来未签名的教师真的被开除了。而当时,反对为此开除教师的人当中,就有3 8岁的科尔(《大学的功用》作者)。那时他还只是加州大学一个工业关系领域的普通教 师。在当时浓烈的紧张气氛中,科尔能站出来维护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早在1915年成立时发 表的《宣言》中就表达过的学术自由原则,没有批判的意识和勇气是难以想象的。”“1 958年(科尔)荣升加州大学校长后,...在‘斗争是世界的公平原则’的鼓舞下,他... ...展开了斗争策略的第一步”。1963年,在“民权运动挺进华盛顿的途中,有一幅标语 赫然写着‘在1963年追求1863年就许诺的自由’。”“1964年夏天,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 会在密西西比州为黑人孩子开办‘自由学校’。在那里积极活动的学生当中,一位名叫萨 里奥.马里奥的领袖,随后为加利弗尼亚大学掀开‘言论自由运动’的历史”。“大学在 ‘服务站’、‘知识工业’、‘知识工厂’的概念陷阱中迷失,成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1967年,他终于在左、右、中三方力量的夹击下,从校长的位置上被辞掉,从此, 他从大学事务中淡出”。(向周作宇教授致敬!) 谁说苍天之上没有神明!“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我们在同一天出版的同一份报纸上, 就读到了如此自相矛盾的内容,是该责怪各版的编辑忘了相互通气(没有‘几乎一致的价 值观’),还是上天有意惩罚那些信口雌黄的什么“著名学者”,让他们自取其辱呢?( 建议这家“著名的”报纸以后由总编负责统一审阅各版内容。)
面对北大教师“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论点,《方案》制定者“情绪激动起 来:‘即使印度的经济并不发达,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它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 学’。”(见6月16日《观报》A2版)《方案》制定者所说的印度“世界一流的大学”, 大约是指某所由英国人开办的软件学院,但印度国立的德里大学,算几流呢?“以色列是 一个很小的国家”,和大家讨论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有直接对应关系吗 (旁边的巴勒斯坦也是小国)?“情绪激动起来”,“经济学原理”就改成按个头儿大小 论事儿了?钻石小、窝头大,作数吗?岂不知古人有言:“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 气平”?
面对大家的批评,《方案》制定者声称“大多数批评都比改革提案本身更站不住脚”,首 先,“几十万字”的意见读了多少?凭什么说北大教师提的意见“大多数都站不住脚”? 况且,按“比......更...”的表达方式,两者都属于“站不住脚”之类,只是程度不同 ,没有本质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那么,就以《方案》制定者自己的逻辑,承认 自己的“提案”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还拒绝“大多数”之外、不属于“站不住脚” 之类的“少数”=“站得住脚”的批评?“圣人”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子入太庙 、每事问”,今天的“著名学者”就是“万事通”?“1988年,我们试图设计出一套完整 的中国改革方案,却没有成功”,你们“没有成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不能“成功”( 怎么这话听着像“炊饼店主”说的)?《方案》要求北大教师在6年内达到“杰出”、12 年内达到“世界一流”,可是,都到了2003年,15年过去了,《方案》制定者还在拿198 8年说事,怎么美国人的“快速反应”没学会,“双重标准”倒驾轻就熟了?大约是因为 “情绪激动”,《方案》制定者说到最后却忘了前面说过的话:“依靠逻辑力量和20年来 参与改革的经验判断”如何如何,既然“没有成功”,那儿来的什么“经验”?谁敢说中 国的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依靠逻辑力量”能“未卜先知”的话, 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的苏格拉底还会落得“饮鸩”身亡?“依靠逻辑力量”,FBI怎么事 先对“9.11”毫无察觉?《观报》多次吹捧自己的广告客户——《方案》制定者在“国企 改革”中如何如何;但是,“国企”管理与“大学管理”是不同的学术领域,闵书记学的 就是“大学教育管理”,不是工商管理,没听说哪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改CEO了。
《方案》制定者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现行大学制度属于“计划经济”,必须破坏,代之以“ 市场经济”。然而,在经济学理论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非水火不相容、也 不存在孰新孰旧之分。主张“自由放任”的哈耶克、弗里德曼忽略“市场不灵”,而反对 者主张“政府再分配”,却无法解决政府干预的“价格”和“成本”。1970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1998年《经济学》第16版的前言《金色的诞辰》中说:“‘由 于我们身旁总有穷人’,现代民主国家已经从各个方面演变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混合经济 ’,既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也不是罗宾汉式的乌托邦”。(《经济学》 华 夏出版社 1999年)八卷本《日本经济史》的第七卷,书名就是《‘计划化’和‘民主化 ’》(日 中村隆英 三联书店 1997年)。
如果说经济学理论太“艰深”,难免偶有疏漏,教育界早有定论的事实总不该出错,声称 要“改革”北大,首先应了解北大、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方案》制定者通过 媒体向社会介绍许校长和闵书记这两位北大的领导者“表现出的雄心”,“在他们眼中, 北大前两次辉煌分别是蔡元培时代与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者则使北大的基础学科得 到空前的加强”(见6月16日《观报》A2版及A8版)。读到这里,我们真是手心里捏了一 把汗,不知道许校长和闵书记是否真的说过、表达过相同的意见?
1990年何东昌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时,主持了给中央、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报告,该项研 究成果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规划.对策》为题、由高等教育出 版社于1990年8月出了第一版,91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二次印数在15000册左右。(不是 什么“珍本”、“善本”、“内部文件”,世人都能见到。)该书第4页专门提到1952年 开始的“高校院系调整”,当时的目的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 学校,调整综合大学”,“迅速扩大招生规模,有利于提高学校的规模效益”,“北京大 学由原清华、北大、燕京、辅仁四校有关文理科系合并而成”。“缺点是不加区别地一律 调整,使一些条件较好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综合性,降低了学科水平,不利于高等教育的 发展和提高,也造成了消极后果”。十二年前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明确作过结论—— “失去了综合性,降低了学科水平,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怎么在许校长和闵 书记的眼中,反倒成了“北大的辉煌”,这不是公然和国家教育主管机构唱反调吗?闵书 记是美国名牌大学的教育管理博士,不会如此无知;许校长到北大以来,坚决执行党中央 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怎能公然对抗上级领导?我们怀疑这是某些人的“大疏漏”,根本没 去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
面对弥漫北大校园的这种浮燥、偏执、文义不通还自以为是、不搜集资料、不作调查研究 就敢信口开河的“世界一流”风气,我们这些从受教始就被先生告知作学问必须慎之又慎 、“无一字无来历”、恪守“双重证据法”的文史哲教师,除了浸透骨髓的深深悲哀,还 有什么值得表达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能有短暂的“灵光一闪”,仰赖校园内革新、平等的学术空气, 新旧交锋、同门论战,凡“主义”便有容身之地,是“学会”就可自由出刊;家国不幸, 日军铁蹄使学人们流离失所、无处安身,......惜乎哉,俱往矣。沉寂多年,今天大家终 于有了共同的论题,有一个抒发己见的良机,“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就看今日的各 位领导如何把握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 后人也”。 立此存照。
6月23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6月2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