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需要风度和规则吗?

xizhang01

主持人：梁永安（复旦大学副教授）

参与者：吴中杰（复旦大学教授）
        王鸿生（上海大学教授）
        杨文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罗  岗（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主持人的话：

近来，文坛、艺坛和大众媒体上不断传来“碰撞”之声。尤其是池莉与批评家、谭盾与卞祖善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批评与反批评、争鸣与论辩是促进思想发育、文学艺术繁荣的最好途径；然而，面对这些具体的冲突，人们仍不免有些担忧。因为十几年来已经发生的各种文艺论辩中，往往有一个普遍的怪圈——从人文之争开始，到文人之争结束，对话机制没有形成，文人相轻的积习却得到了展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报纸、电视等公共媒体的参与，争论或对话的空间和性质发生了变化，即由以往“圈内人”的“切磋”，变成面向大众的行为。用社会学的词汇来说，就是以媒体为通道，将所谓精英的公共空间和平民的公共空间交错在一起了。这种复杂的情形，使论争的过程出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新情况。诚然，批评的活跃是文艺繁荣的保证，但批评自身是否需要法则和规范？如何使各种对话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使大家在对话中获得建设性的共识？今天就请大家来谈谈这个问题。

批评要讲真话  反批评要讲道理

●批评不必过于关注形式，冲撞越激烈，对文艺发展来说效果可能越好

吴中杰：首先，有争论比没有争论、一团和气好。其次，谭盾、卞祖善之争是艺术观念的不同引起的，就像是两条道上拉的车，很难谈到一块儿去，这种现象不光是音乐界，在整个文艺界都很普遍，因此就更需要交流和沟通。对老一辈来说，不能用老的理论旧的框框去套新的事物。一个作品既然能够存在，能够有那么多观众喜欢，肯定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自己尚不理解的事物，比较好的态度是先了解一下前因后果，问问“为什么”，然后就容易接轨了。争论之中，大家要乐于听不同意见。这不仅是一个风度的问题，更是一个民主思想方面的问题，

而艺术家对于批评家的意见，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我根本不同意你的意见，让你去说吧，我走自己的路；还有一种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于是反批评，但反批评也必须说理；骂人，或者拂袖而去，都是不妥当的。学术上要讲民主，文艺也要讲民主。不同的意见要讨论，要允许人家讲话，这样才能促进互相理解。

杨文虎：以前的研讨活动，很多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缺少一种正面的交锋。这次北京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出乎意料，恰恰反映了某种真实。

批评和创作始终是一对矛盾，历史上两者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惟能让作家服气的，是当出现了批评大家的时候。如别林斯基，当时的俄国作家都以得到他的指点为荣，但他并不因此而失去评论的勇气，他在扶植指点果戈理等新兴进步作家的同时，对已经成名的、有影响的贵族作家大加抨击。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是一种冲撞。我想，当批评家和作家发生冲撞后，我们不必过于关注形式，冲撞越激烈，对文学来说效果可能越好。三十年代文坛的繁荣局面，与批评的活跃很有关系，鲁迅杂文中对其他人抨击，杀伤力很强；梁实秋对鲁迅的攻击也非常厉害。通过这样的笔战，他们的个人关系是断绝了，但这种论争客观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批评界需要反躬自省

●新的时代环境要求我们更新批评模式和批评语汇，对新的文艺现象和批评对象作出令他们信服的描述

吴中杰：现在作家、艺术家中，不少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找找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批评家自己造成的。我们的批评家们先前是当“棍子”，现在则是“抬轿子”。无论什么作品，发表之后就是一个社会存在，别人就有权利对它发表意见。一些作家装作看不起文艺批评的样子，其实不然，坦率地说，他们看重的是“捧”的批评，却看不得真正的批评。当年鲁迅说文艺批评有八个字：好的说好，坏的说坏。精华和要点都在这八个字中。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批评，恰恰就在这八个字上没有做好。

杨文虎：池莉不满意“平民作家”的封号，这需要我们搞文学批评的人反省，是不是还有一种贴标签的遗风？此外，评论界、出版界、大众传媒对走红作家的态度是否也有问题，如有的出版社为了赚钱，对成名作家可谓卑躬屈膝。出版社的有失风度，使一些作家忘乎所以了。要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批评家也好，出版社也好，要有一种平等的人格。

罗岗：这两场论争的主人公池莉和谭盾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或者艺术家，而是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和社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卞祖善质疑的其实是谭盾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作为一个作曲家之间的距离。如今的文学艺术已不再是完全封闭的了，它们跟社会、政治、经济不再是毫无关系的东西。我们必须看到获大奖作品的背后往往有市场，或者说投资商的因素在起作用。没有看到这些因素的作用，我们的文艺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空对空的，并没有打中其要害。所以我以为由这两个冲突引发的是文艺批评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池莉对评论定位的过激反应暴露出她的某种焦虑：一方面，媒体、电视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她成为热门作家，受到追捧，这使她感到不需要批评家给她争名号；但另外一方面，她又十分看重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所以她在参加那次会议的时候才会以那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她的姿态：不要低估了我，不要以为我的书畅销，就把我定位在“仅仅畅销”而已，好像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她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态度，和谭盾的拂袖而去，都为文艺批评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在当前文学和艺术跟当代生活的关系方面，文艺批评能不能找到新的模式、新的语汇来提供让人们信服的描述？

亟需建设新的话语伦理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中，需学会如何在差异中生存
●对话的双方要取得绝对的认同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有认同的愿望、理解的心情、同情的态度，就不至于水火不相容

主持人：激烈的批评常常会言辞过激，如网上有人批评卞祖善和池莉“缺少风度”，甚至提出批评者的道德底线的问题。文艺批评需“风度”和“底线”吗？如果需要，具体的内涵是什么？

王鸿生：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文艺批评的层面上，它关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其核心有两个：一是在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社会中，怎样学会在差异中生存？二是怎样在公共领域建立一种有效的对话机制？谭盾和卞祖善虽然不欢而散，但相互之间并没有进行人身攻击。问题是后来观众，以及网上的参与议论者迅速分成几大派，拥谭派、拥卞派，还有两面各打五十大板的第三派——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全出来了。就像现在的电视辩论会，分成正方反方，把大学生训练成咄咄逼人的辩手，我觉得太可怕了。

我们当前面临的文化处境比过去要复杂得多，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参照系太多了，谁手里都没有终极真理。在这样的处境中，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有责任，或者说有善良的意愿，来促进文化气氛的改善，推动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但实际上，八十年代文艺界那么多的争论，几乎没有善终的，不少都情绪化了，都成了人际关系问题了。争论不仅没有带来交流，反而使隔膜加深，把人都包裹起来，筑起更高的墙。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价值观和立场、观念的差异，有知识背景和人生经验的不同，还有气质、个性的矛盾和语言理解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参与对话的各方在观念上首先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第一，如何看待自我和自我的立场。对话中人总是想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有时候，真正的智慧是能把别人的意见和自己的反省考虑进去。如果自我是有弹性的，有伸缩性的，可以转移的，有一种自由度，对别人的话就会有倾听的兴趣，就会耐心一点。我对卞祖善老师敢说真话的勇气很敬佩，但他是否也应考虑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没有问题？第二，对话者要认识到自己是有局限的，我的观点和我的表达都是有局限的。这个观念有了，随之而来的是采用何种对话方式，即话语伦理和话语方式的选择的问题。我们通常看到的对话方式，或者是布道式或者是独白式，还有一种是审判式的，其背后有一种道德优越感，另外还有辩护式和调侃式的，独独缺乏一种自我质疑式的话语方式，即试探性的表达。第三，我从这场争论中还看到，即使你的自我位置调整好了，很谦卑，也准备自我修改，选好了话语方式，却仍然存在着冲突，有时甚至还很尖锐，这就要求有一种豁达的心态：今天的争论只是立此存照，是非留给后人去辨明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简单更具日常智慧的态度：对话过程中某些层面某些阶段可以产生共识，但绝对的认同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认同，就努力互相理解，不能理解，也要能够彼此同情。如果能有那么一种认同的愿望、理解的心情、同情的态度，就不至于水火不容。

主持人：刚才王鸿生谈到，要建立对话空间和对话机制，应该有成熟的话语伦理，这确实是个重要的课题。有一位日本学者把社会公共领域空间形容成一个“伟大的空房子”。而我们的“空房子”好像一个小阁楼，非常拥挤，所以挤压性很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否不仅要强调对话的激烈和直接性，而且还需要更多的宽容性、和解性。

罗岗：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次来讲，从精神层面来讲，“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可是我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力”。但这一点即便是信奉这一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易做到。对话不能避免激烈的争论，但激烈的争论要有一个民主的理性的预设。在这样的情况下，争论越激烈，批评的活力才能够呈现出来。否则，就变成一言堂，或走向一团混沌。

主持人：我注意到，在不少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一个浓重的“经典情结”，这使得他们在看待大众文化，在评价新的艺术实验的时候容易意气用事，容易情绪化。作为拥有传统优势资源的艺术精英、评论家们，在面对具有大众文化特征的艺术家、作家的时候，应不应该采取“让对手站起来”的策略，确认对话者的身份，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对话中的另一个角色才能真正出场。还有一点很重要，即培养我们“听”的能力，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得以完整地、流畅地表达出来？

王鸿生：能够“听”，本身就是一种尊重，是一种理性。如果不能学会倾听，就完全不可能领会别人的意思。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人文领域，有关艺术、艺术家、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严肃文学、纯文学……这样的一些概念，是没有最终的定义者、解释者的，是公共领域中有待通过对话来取得共识的。但参与对话的人总是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有定义权、解释权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阻碍了交谈者的“听”的意愿。

如何评价媒体批评

●知识分子应当欢迎媒体介入批评领域，并通过参与媒体批评促进社会进步
●作为媒体，要特别注意识别并挖掘那些被遮蔽了的有价值的声音

主持人：近年来的文化论争中，媒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应该说，人们对媒体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希望它游刃有余地搭起一个公正的精神交流平台，甚至成为对话的引导者。但媒体的定位是比较大众化、市场化的。以往的批评与反批评面对的是圈内人、主流意识形态和专家的标准，而现在媒体的介入使情况发生了倾斜，比如，媒体为什么对谭盾作品感兴趣，那是因为它得了奥斯卡奖，大众对他产生了一种兴趣。可以说，当前媒体的介入姿态不是很理想，这也影响了对话的策划质量和进程。当然，媒体也有独特的功能，它把我们原来忽视的、不能正面去谈的东西，通过一种直白的方式得到呈现。该如何对待媒体的这一双面性？

罗岗：如果说要创造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媒体的作用。媒体当然有它的考虑，各电视台有它的收视率，报纸也有读者数量的要求。但媒体是一个“场”，是一种领域，“场”里面是各种力量的角力而不单单是一种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是有机性的，知识分子固然必须有自己的专业，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但他也会有介入社会事务的愿望。这种有机的介入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作策论，出谋划策；另外一种方式是发挥批评型知识分子的作用，提供一种冷静的警醒的思考。这一类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还是要依靠言论和媒体。媒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空间，比如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它们也参与到社会公共领域的建设过程中去了。我觉得对媒体的作用应有双重的态度，第一，我们不能把媒体浪漫化，认为媒体中只能有知识分子的声音，或者认为知识分子和媒体一结合就天然的就有了批判性；第二，媒体是一个公共领域，既然是公共领域，每个知识分子都可能，也有责任参与到其中去，只有参与才能使它发出真正的声音。如果大家都不参与，那就会使媒体建设公共领域的作用削弱或失去。

吴中杰：现在一提媒体批评人们就很容易联想到“炒作”。其实炒作性的批评和媒体批评应该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媒体发表了某些人的意见，有“炒作”之嫌，我们就避开它，也不必因为报纸上介绍了哪本书就说它是在为哪个出版社作广告。过去的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和学者都是通过媒体发表自己的意见。鲁迅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报刊上发表的。胡适、陈独秀的主要文章，不少也都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所以能够在“五四”时期产生很大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能发表，媒体才正常。但目前的问题是，报纸上真正独立的批评太少了；讲实话，报纸的威信就树立起来了，这比一味瞎捧在市场上更占优势。

王鸿生：当前的媒体批评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在文坛、艺坛上谁的嗓门高、谁的话语方式奇特就越能受到关注，其实有些高嗓门的声音里思想含量文化价值并不高；相反，一些嗓门不高的声音里倒是蕴藏着对我们的文化有建设性的东西。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作为媒体，要善于识别并挖掘出这些被遮蔽了的有价值的声音？

王鸿生：正是这样。

（王雨吟整理）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1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