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打假批劣纪事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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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辞书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新《辞海》、新《辞源》、《现代汉语词典》率先问世，各种汉语语文词典、专科词典、双语词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蜂拥而出，百花盛开，令人目不暇接。从而，迎来了中国辞书史上的鼎盛时期。
　　
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和弄虚作假等消极和腐朽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辞书事业的正常发展。  
  
为了整顿辞书市场秩序，使辞书事业健康发展，从1992年开始，直至现在，在出版行政机关支持下，中国辞书学会发起并进行了三次打假批劣。这在中国辞书史上不妨称之为“三大战役”。第一、第二战役，虽为许多辞书工作者所熟知，但温故而知新，回忆这段历史与开展正在进行的第三战役一样，能提示我们今后应当怎样迈步向前。  

第一战役  

众所周知，辞书界打假批劣第一战役的对象，是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现代汉语词典》等一批伪劣词典。  

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同亿自编、主编并已出版的词典有25部之多。计一亿七千多万字，平均每年1700万字，每日（一年365日）49315字。其速度之快，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包括2700万字（一说2400万字）的《语言大典》，670万字的《现代汉语大词典》，420万字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因此，王同亿被某些新闻媒体炒作成“奇人”、“超人”等等。此时的王同亿，真可谓春风得意，飘飘然而不可一世！  

王同亿及其同类人物炮制伪劣辞书的行为被称为王同亿现象。王同亿现象的特点之一是抄袭剽窃。《新现代汉语词典》抄自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及其补编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汉语实用词典》的达65％之多。而《语言大典》中的成语，总共不满5000条，抄自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成语大辞典》的竟有3700条之多，占《语言大典》成语条目的75％以上。  

王同亿现象的特点之二是粗制滥造。王同亿对语言专业一窍不通，甚至连“词”、“词组”和“句”的基本知识也不知道，对哲学社会科学同样是外行。但此人“无知却有胆”，竟敢编出几部汉语语言词典，并编出类似《辞海》性质的《语言大典》。《语言大典》几乎每页都有错误，胡说八道、信口雌黄的东西，俯拾皆是。  

王同亿现象的特点之三是弄虚作假。王同亿编书的过程，充满了虚伪和欺诈。抄袭剽窃、粗制滥造、胡乱宣传都是弄虚作假的具体表现。明明是伪劣产品，却说成“王同亿组织200多位专家，历时四年，编纂了震动中外的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组织200多位专家”，纯属子虚乌有；在商务的《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了多年之后，居然说出王同亿编的词典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词典”，真令人瞠目结舌！至于对王同亿本人的虚伪宣传，更是多如牛毛，已如上述，不再重复。  

人们把王同亿等人编造伪劣辞典概括为“王同亿现象”，是因为这种现象以王同亿为突出代表，但并不是王同亿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某一阶段中辞书界带有较大普遍性的现象。可见，批评王同亿现象，对提高图书质量，净化图书市场，具有普遍意义。  

第一个发现《语言大典》错误的是徐庆凯同志。根据他的发现，1992年10月29日，我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闭幕词中，揭开了《语言大典》的内幕，从而拉开了批评王同亿现象的序幕。  

这场斗争，从上海拓向南北。从1992年冬到1995年，批评王同亿现象的文章，不断见于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以及《辞书研究》、《暸望》、《作品与争鸣》等报刊。  

199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汇集了65篇短文，以《发人深思的笑话》为名，出版了《＜语言大典＞短评集》；1999年，商务印书馆又汇集了45篇论文，出版了《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这两本书，从论战方面为此一战役作了总结。  

　　
第二战役  

2001年1月，王同亿带着他主编的、京华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以及基本上从此书抽出来的字或条目组成的《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召开新书发布会。  

不久，王同亿又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开本的《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此书只在《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的基础上，增加不足1％的条目。  

王同亿的这些词典，除抄袭剽窃有所收敛外，粗制滥造依然如故，弄虚作假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这些书问世，“王同亿再现江湖，新词典一鸣惊人”、“辞书大王屡骂屡战”、“频频遭人骂，辞书遍天下”、“以命相搏，炼狱三年”、“卧薪尝胆……闭门造车”等吹捧王同亿的报道，屡见于某些报刊。  

第一个发现《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错误的，是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他随机翻阅了这本书约五分之一篇幅，书中贴着密密麻麻的浮签，读过的书页上每页都有红笔划出的条条杠杠。  

此书胡说八道、下流无耻的东西，比比皆是。诸如〖不破不立〗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暴卒〗释为“凶暴的士兵”。把上海、西藏、欧洲的面积，分别说成是0.58、120、1016平方公里，均相差万倍。还收了〖狗日的〗、〖狗杂种〗、〖狗娘养的〗等无数污言秽语，以及〖口交〗、〖**〗之类不堪入目的内容。至于条目中所收的歇后语（例证），更加污秽不堪。  

为此，该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辞书学会的重视。同年6月8日，该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对“王同亿现象”进行再批评。  

2001年8月21日至23日，中国辞书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在浙江海盐举行学术讨论会，对以《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王同亿现象的回潮提出严厉批评。从而，拉开了中国辞书界打假批劣的第二战役的序幕。  


同年10月16日和10月24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上海辞书界、语言学界分别召开会议，进一步批评这一现象。《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以学生为主要对象，危害青少年，危害后代，激起与会者的公愤。这两次会议，名曰批评，实为声讨。  

著名教育家、80高龄的霍懋征气愤地说：“从事语文教育60年，还未见过如此荒谬的词典。真是越看越生气。这是对孩子们的犯罪！”北京育民小学校长、特级教师翟京华说：“我既为《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玷污了孩子们纯洁心灵而深深忧虑，又感到极大的气愤！王同亿居然把黑手伸向孩子！”  

上海特级教师于漪说：“辞书是无声的老师，而这本书语言污秽，有些话简直难以启齿，危害孩子们身心健康！希望国家出版部门予以制止！”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说：“这本书应列在打假之内，我们强烈要求禁止这样的词典上市，以免贻误青少年！”  

这次批评，声势浩大。新闻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解放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等几十家报刊，纷纷发表了报道和批评文章。  

2001年8月24日文汇报以《错误百出的“魔鬼词典”》为题作了报道。  

2001年8月27日，中国新闻出版报以《中国辞书学会判定——〈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是劣质图书》为题，作了报道。  

2001年8月27日北京晚报以《这样的词典真害人》为题作了报道。  

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以《王同亿胡编词典误人子弟》为题，作了报道。  

2001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以《一部讹错百出的辞书，竟在“最权威”的招牌下卖至脱销——谁来规范辞书出版？》为题，作了评论性的报道。  

而光明日报从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以鲜明的态度，连续数次对该书和王同亿现象，作了批判性的报道，其中有庄建、郭晓红的《出版者担起社会责任》，庄建的《反思“王同亿现象”》。  

为此，当时主持宣传战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对此书“要严肃查处”。据此，新闻出版总署责成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对《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以及京华出版社予以处理，不久，此书停售。先此，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对《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予以查封，并责成有关同志作出检查。  

2003年9月，汇集对以上两书主要批评文章的《需要批评，需要反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到此，第二战役告一段落。  

　　
第三战役
　  
王同亿现象的此伏彼起，引起中国辞书学会的高度重视，学术委员会时时关注辞书市场的动态。有一次周明鉴从图书市场的宣传资料中，发现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辞海》两书的封面、装帧酷似《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新华词典》，附录也多和《新华词典》相同。这一抄袭现象引起他的注意。进而一检查，两书的内容竟完全一样，只是用了两个不同的书名。印刷工业出版社只另起一个书名，就把一本书变成了两本书。  

2002年底，新闻出版总署着手抓“高定价，低折扣”图书。中国辞书学会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调研，向该署图书司提供了60种有问题辞书目录，并就这些书中的问题，向图书司作了报告。  

2002年3月，图书司司长阎晓宏约见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曹先擢、副会长韩敬体以及周明鉴，告之总署在市场检查中发现一些可能有问题的图书，接到许多读者对伪劣辞书的投诉以及辞书学会提供的有问题的图书目录，决定开展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并委托中国辞书学会承办。  

当月底，图书司召开由学会推荐的20位专家和图书司推荐的9位校对参加检查辞书的会议，布置开展对总署确定的21种辞书进行质量检查。这次检查有严格的程序，经反复审核才确定检查结果。  

2003年10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不合格辞书名单及其差错率和处理结果。  

对这些书的批评文章正在陆续发表中。这些书中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抄袭剽窃。抽查《中华辞海》服饰部分，抄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就有22篇，其中《古代服饰的演变》就有近4000字；书中的14个附录，有7个抄自《新华词典》。  

二、粗制滥造。词典是以词条为单位编写的工具书。但这批书中有些却不这样。如《中华辞海》中有“老鼠何时称耗子”、“**党史上十八个第一”、“我国电话之最”以及一大堆“××的由来”、“××史话”、“××趣谈”、“××漫话”等等，却不是词典的条目。《现代生活实用百科全书》也是一堆“手册”、“大全”、“指南”、“宝典”、“技巧”、“顾问”之类的东西。有的书没有体例，按章节编写，有的一问一答。不少书收词又缺又滥。《中华成语辞海》收了一大堆惯用语，如“中山狼”、“笑面虎”之类，还收了一些“同义成语”，如“得寸进尺”的“同义成语”有“得寸进步”、“得寸入尺”、“得寸思尺”等。胡乱释义也是普遍现象。《中华辞海》中，把李登辉当权时的情况当作现实，说国民党现在已沦为“独台政党”，把民进党释为“台湾最大的反对党”。《现代汉语大字典》把韩国置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中介绍，并称之为“南朝鲜”。  

由于东拼西凑，胡编滥造，因此差错率甚高，万分之十以上的比比皆是。  

三、弄虚作假。一是傍名牌，到处套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汉语词典”等作为自己的书名。二是一书二名，除前述外，《现代汉语辞海》（吉林摄影出版社）与《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学苑出版社）正文完全相同。三是夸大字数条数。四是无中生有，编造本书副主编及顾问。《中华辞海》宣传材料上列出顾问任继愈。而当记者访问任先生时，任先生根本不知道此书此事。《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宣传品则把于光远、卢嘉锡、吴阶平、季羡林等列为顾问，但在书中并没有他们的名字，可见实无此事。《中华辞海》宣传品还虚构了一个“中国辞书家协会”作为该书的编纂单位。  

现在第三战役还才拉开序幕，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  

　　
建议和期望


第一，建立健全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制。  

出版社为什么炮制错误百出的伪劣辞书呢？一句话，为了追逐利润。出版社赚的钱多，奖金多，福利好，房子大，汽车豪华，甚至，还可以做钱权交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中，虽然是一句上不了台盘的俗语，而实际上却是一切腐败分子和文化掮客所奉行的金科玉律。  

为此，对出版社建立和健全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制，应属对症下药。  

现在，出版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对出版社的考核，并不是没有社会效益指标，但一般只占30％，而经济指标则占70％。既然经济指标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对于某些出版者来说，“社会效益第一”就成了一句空话。  

今年8月，胡Jintao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可见，不仅文化事业，而且文化产业都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  

第二，在评优的同时，定期进行辞书质量检查。  

褒优贬劣，奖优罚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有奖无罚，不足以制止伪劣；有罚无奖，不足以激励精品。而好的不奖，坏的不罚，就会无是无非，甚至颠倒是非。因此，在定期评选国家辞书奖、国家图书奖的同时，定期进行辞书质量检查，是净化辞书市场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措施。  

今后辞书质量检查，完全可以延续这次做法，即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中国辞书学会承办，并可仿照国家辞书奖办法，定期进行，两年一次。定期，雷打不动，不受其他因素冲击。  

检查对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既可以从全国辞书市场抽样，又可以选择同类辞书，如汉语类、双语类、专科类，甚至可以细化为汉语类中的成语类，专科类中的教育类、法学类等等；还可以以地区（某省市）、部门（如高教等）所出辞书为对象。  

为了保证检查公平、公正，教育作者、编者，并使广大读者提高识别能力，检查结果应当公之于众。与此同时，由出版行政机关对不合格辞书及其出版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  

第三，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出版劣质辞书的出版社，有没有辞书专业出版社呢？还没有发现。辞书，无论是它的作用还是编写，都是出版物中少有的特殊品种。不懂它的性质和编写规律，不具备出版辞书的条件，是决无可能编出好的辞书的。也可以说，不具备出版辞书条件的出版社，是劣质辞书的孳生地。  

由此可见，建立辞书出版的准入制，是保障辞书质量的重大措施。  

在我国出版工作中，虽无明文规定的出版准入制，却有事实上的准入制。如中小学教材，由教育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党中央领袖人物著作，由人民出版社以及相关的两三个出版社出版；地图由地图出版社出版等。  

我并不主张由专业辞书出版社垄断辞书出版，却主张具备辞书出版条件的出版社，才能出版辞书。具备辞书编辑人员，是出版辞书的首要条件。  

为此，建议由新闻出版总署或由新闻出版总署委托中国辞书学会，组织辞书编辑人员培训，合格者由署颁发证书，持证上岗，并定期考核。柳斌杰副署长答记者问中，已有论证出版辞书资格和培训辞书编辑的打算。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第四，加强法制建设。  

只有公平、公正的竞争，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  

盗版、抄袭侵犯了作者著作权，必须依法查处，加大打击力量。  

而粗制滥造的图书，传递大量错误信息，甚至宣传封建迷信、庸俗下流的东西，对读者危害极大。让这种行为置身于法制之外，不能不说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个漏洞。  

制定精神产品质量法，难度很大，但在尚未颁布的出版法中，增加治理粗制滥造的条文，然后，根据这一条文制定实施细则，或许可行。  

庄建、郭晓红同志在《出版者担起社会责任》一文中，谈及辞书市场管理中的法制建设。  

其一，是“不能让劣质图书的制作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说得有理。  

其二，“如何保护精神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像物质产品一样，劣质图书经主管部门或法庭认定后，应当允许消费者退货并予以赔偿。  

第五，加强辞书评论和舆论监督。  

现代社会中，评论和舆论监督是任何领域不可或缺的武器。辞书领域亦然。伪劣辞书都有层层伪装，是辞书评论和舆论宣传揭开了它们的画皮，从而，使广大读者认识到伪劣产品及其炮制者的本来面貌，不再上当；使正义学者拍案而起，纷纷口诛笔伐；使广大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得到可贵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树立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  

辞书评论和舆论监督，是围剿伪劣辞书的天罗地网，是辞书领域的道德法庭，也是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雷达装置。一旦有伪劣产品出现，它就会发出警报。从而真正使伪劣辞书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