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当代学术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langfanyun2001

学术史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然后告诉人们哪些问题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哪些还有待深入研究；哪些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哪些还没有解决；哪些是新的研究成果，哪些是已经过时的或被淘汰的研究成果。其实，每个学者在开始进行课题研究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学术史的回顾，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造成重复、无效或低效的劳动，别人也无从了解你研究的源头和所要准备解决的问题。这已经是常识，毋需多言。然而，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这种重复、无效或低效的劳动却司空见惯，这说明学术研究的规范尚未确立，也说明学术史的工作远远没有到位。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我们在从事自己课题研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本课题以外乃至本学科以外的知识。按照通常的情形，我们大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来作出判断并运用到正在进行的课题研究之中。如果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使用前人制定的定理或公式一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的，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完全不同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往往带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下还往往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宗教观念等特征，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无时无刻不在与时俱进。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很有限，在从事某一学科或某一具体课题研究的时候，不可能再有很多的精力去了解其他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可是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都难免或多或少的把触角延伸到别的研究领域，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可能是无意识的。于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在论及本学科或本课题之外的内容时，继续使用该学科早已过时的理论或观点，这些理论或观点很可能是他多年前从教科书中获取的，而那些教科书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尤其特殊，因为人文社会科学受到的外界冲击最大，相关的理论和观点变化自然也就非常之大，有时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这就提醒我们在跨学科研究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别的不说，只需回头看看最近几十年历史教科书的变化，就会令我们感慨不已。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大概无人不知。可如果我说“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是个虚假的命题，你信吗？按照教科书的教导，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从明末开始产生的，所以我们称之为萌芽，它可能长大也可能长不大。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我们被屡屡灌输这些被称为规律的知识。别说历史专业以外的研究者，即使历史专业的研究者对此观念也大多深信不疑。可近年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就是一个假问题，是教条主义对中国学术界影响的恶果。如果我们头脑中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错误，可能并不会影响其他的研究，一般也不会影响研究的结论。可是像“资本主义萌芽”这类理论或观念性的错误就非同小可了，他不仅会影响研究的结论，更可能影响研究的方向，影响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学术价值。我在这里仅举两个与此理论相关的研究课题，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第一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1950年代学术界对《红楼梦》一书时代背景的定位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开始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期，封建社会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贾宝玉被称为“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代背景解构了，不知在某些人那里还能不能继续进行研究。第二个例子与前一个相关，即对明末清初几大思想家的研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之所以在思想史教科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与我们通常认为的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今我们对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看法彻底改变了，那么对这些思想家应做出怎样的评价？我举这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尽管“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但其影响所及，则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问题。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讨论，也存在类似现象，兹不赘述。因此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非同小可，它是学术进步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事学术史研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不仅需要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还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当的知识素养，因为对学术史的整理决不是仅仅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不仅是开书目拉单子，而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出鉴别和评价，比如指出哪些是新观点新创见，哪些是错误观点或需要补充修正的观点等，从而给其他研究者提供方便。目前，学术史研究的工作开展得很不够，学术史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总之，学术史研究非常重要，没有扎扎实实的学术史研究工作，学术研究是无本之木，学术创新也将是一句空话。
  
（《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5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