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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的五大文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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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4 19:18:2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学术规范不只是形式规范,也是学术自律与学术独立的自觉意识。人文学者往往狭隘地以人文性为借口来反对科学性,其实质是缺乏科学精神。当代人文学者普遍以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自居,人文学者的文人化是学者的堕落。当代具有文人化倾向的人文学者,有五大症状。


一、学科意识与自我角色定位模糊症

人文学者学科意识模糊首先表现在把人文学科研究对象和人文学科本身混为一谈。如有学者认为人文学科主要门类是宗教、哲学、史学、艺术、文学、美学。其实,宗教、艺术、文学根本不是人文学科,它们分别是人文学科中宗教学、艺术学、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学者把文学当作人文科学的一级学科,实际上,在中文语境中,“文学”只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文学创作不是科学研究,文学家则根本不是科学家,文艺学才是一门科学,文艺学家才是科学家。在一些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介绍性著作中,学者们错误地把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作为学科门类相提并论。

由于人文学者普遍将人文学科研究对象和人文学科本身混为一谈,导致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受到极大影响。如宗教和宗教学是不同的,宗教是宗教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成为科学,但研究宗教的宗教学属于人文科学。一些人文学者经常把个人的宗教信仰也带入宗教学研究中,这样就破坏了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如胡适有一天突然明白,关于老子年代问题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考据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在冯友兰的宗教信仰里,孔子应当在老子之前,所以冯友兰把孔子应当在老子之前的宗教信仰带入了学术研究中,并据此信仰进行学术证明。

再看人文学者的角色定位问题,学者与文人互相混淆,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在2000年长江《读书》奖的争论中,参加者是国内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学者,但争论双方都把对方当作传统意义上的文人。钱钟书在《论文人》一文中早就指出:“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是不能以文人自居的。”为什么明明是学者却偏偏以文人自居?传统学者从来反对文人、不屑与文人为伍,当代似乎恰恰相反。


二、学术随笔化的文人懒散症

90年代以来,学术随笔、学术小品文成为出版热点,人文学者纷纷推出学术随笔应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人文学者纷纷文人化了。

学术随笔不是学术论文,在文学史编撰者的眼里,学术随笔属于散文,是文学体裁之一。因此,学术随笔可以不再引经据典恪守学术规范,不用交代资料出处,也不强调学术史的回顾,只要写得有趣写得好看,这自然是文人才子式的写法。在学术随笔里,学者和文人身份日渐模糊。现在,贾平凹、马原等作家纷纷进入大学教书授徒,既然作家可以这么轻松地变成学者,那么人文学者文人化就更不在话下了。

社会上把学术随笔当文学看,但许多人文学者却不同意。在每年的学术申报与职称评定中,许多人文学者把学术随笔当作学术科研成果上报,学术随笔就变成了既是学术论文又是文学作品的非驴非马的东西。学术随笔的繁荣助长了人文学者的学术休闲性与抒情性,催生了人文学者潜在的文人气质。笔者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文学者的学术随笔创作热是在出版界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带动起来的,而与商业太密切的东西很难保证学术纯洁性。可以预见今后将出现一批专以此类文学化创作为目的的学术随笔家,而这些学术随笔家的前身正是人文学者。文人化倾向的人文学者在目前的学术随笔的大潮中已逐渐定型。


三、只重观点不重材料的概念幻想症

人文学术的研究以材料为基础,不是随便运用几个不加论证的概念就可以完成的。当代人文学界的实际情况却是到处充斥着只重所谓有新意的观点而不重材料和具体论证过程的概念幻想症。一个聪明的“学者”一辈子可能推出无数个有“新意”的假说,但一个也证明不了,“有新意”倒底是不是学术评判的标准?这种唯观点论唯新意论的概念迷信在人文学界极为盛行,当人们想要了解一个人文学者的的研究情况时,总是会下意识地问:“你提出了什么观点?”而很少问采用了什么方法使用了什么材料与具体的论证过程以及论证过程是否合乎逻辑。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当代人文学者手里变成了大胆假设简单求证。

学术界大概念的迷信有增无减,诸如“封建”、“民主”、“科学”这些核心概念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研究,就被随意用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状况。如长期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加分析地使用“封建”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社会的性质,称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于是闹出了所谓的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却居然没有封建形态、西周时期是奴隶社会却反而具有封建形态的当代笑话。人文学界在基本概念都没有研究清楚的情况下,表面上是学术百家争鸣,实际上离事实真相和真正的学术建设越来越远。只重观点不重材料是文人的态度而不是学者的态度,而不加理性分析的概念迷信,谈不上学术研究的知识增量,只是一堆混乱的伪概念的堆积。

另外,从人文学界的学术慕古心态也能看出只重观点不重材料的文人化倾向。人文学界认为学术研究对象越古老,学问越大,如认为研究上古三代、甲骨文、金文的学者其学问比研究唐宋史的学者大,而唐宋史学者的学问又比研究明清史的学者大,这样推演下来,研究近现代史或当代史、当代文学的人就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人文学者不重史料建设,动辄称运用什么新理论新方法破译了上古文化密码,其实不是破译而是译破了,这种慕古学风的唯一结果是学术主观性和幻想性大增,学术研究变成猜谜游戏,没有任何内在学术逻辑,只有空洞的概念和主观的充满激QING的文人化想象。


四、缺乏合作与沟通精神的文人自我中心狭隘症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缺乏沟通与理解,就是在人文科学内部也缺乏沟通,研究文艺学的不关注历史学问题,研究历史学的不关注哲学问题,研究哲学的不关心宗教学问题,各人文学科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学术结构已整体性崩溃,学术界内部无法形成良性互动,各学科之间缺少理解和对话。同一个学科内部同样缺乏沟通精神,有学者描述当代文艺学界:“对同行的成果不屑一顾,圈子里的人互不阅读。说出去叫人笑话,多少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均是各说各的,仿佛这门学科不存在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基本问题。”

许多人文学者一辈子只研究极细小的专题如汉赋研究、康德哲学研究等,并以此为满足。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文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考证性知识性的成果才算学问,其它什么概念、理论、方法、体系、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全是空谈无用甚至是骗人的。只讲考证不管其它,表面上十分客观严谨科学,实际上是文人化的狭隘性思维。这导致了学术视野的极端狭隘,只见知识不见人文,也从根本上抹杀了人文科学的最终的人文性特征。另一方面,过于强调知识性考证在人文研究中的边缘地位,也是一种人文学者文人化的表现,因为它抹煞了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基础。

由于学术视野狭隘,出现了一些局部知识极为精深但涉及较大理论问题或进行多学科思考时就暴露其思维狭隘性的现象。如一些人文学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世纪的论断就是一个典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这是传统中国的历史循环论模式,当这一传统模式不加分析地被用来对世界文化大势的分析时就出现了笑话。当代人文学者习惯于单枪匹马地进行研究,总以为自己的研究能自足地阐释外部世界。现代学术的发展必然要求学术分工,要求学术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出现一辈子只精通学问中的一个细小的局部的学者无可厚非。然而,问题由此产生。许多当代人文学者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中心,党同伐异,互相攻击,导致学派林立,学霸作风肆虐。如自由主义者攻击对方为新左派,激进主义者攻击对方为保守派,在学派混战中,没有了学者谦虚谨慎的科学精神,也没有了学者宽容平等的人文精神,只有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文人习气,缺乏同情之了解,更缺乏理性的分析。


五、学术史意识与学术规范淡漠症

具有学科整体性发展的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最初是在社会科学内部产生的。在1991年的笔谈中,人文学科只有研究古典文学的蒋寅提到了学术规范问题。社会科学中发起的学术规范的讨论是从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学科建设角度来展开的。1999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11位人文社科学者关于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为主题的讨论会文章,都是围绕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展开的。

当社会科学在为学术规范化而努力时,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文学者却在质疑学术规范。有一些人文学者如陈平原等就要不要学术规范化的前提性问题提出了否定性意见,再如陈少明在《对规范的疑虑》一文中认为学科不同,不能有划一的规范。以史学为标准,哲学不科学。以社会科学为标准,人文学术不科学。而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社会科学也不科学。所以不能以某种具体的学科标准作为所有知识门类的共同规范。朱学勤则进一步认为,第一流的学术成果不可能仅仅由遵守学术规范而产生,学术规范的扩张会成为思想发展的紧身衣,阻碍思想的进步和发展。


实际上,人文学者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科学规范化的努力,误以为有人要建立学术霸权,所以才质疑学术规范的有限适用性。学术规范化目前在社会科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因为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是从西方引进的科学,而且引进到中国的时间很短,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西方社会科学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社会科学要与西方对话,必然要首先遵守西方社会科学学界普适性的学术规范。在中国人文学科中,学术规范的讨论要低调得多。这是因为文史哲一类的人文学科主要是属于传统的东西,长期以来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文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从事人文学科研究也要讲学术规范。所以毛丹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分合》一文中总结说90年代关于学术规范的争论是一种人文学科立场和社会科学立场的攻辩,是不同立场的争论。

许多人文学者一直以天才、才子自居,当然很不耐烦讲具有约束性的学术规范,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像文人一样懒散惯了,突然要受到学术规范的约束,就接受不了。许多人文学者从来都是以文人自居,不以学者自居,而文人从不在乎学术的发展,所以对以文人自居的人文学者大谈学术规范无异于对牛弹琴。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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