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的来龙去脉——兼答“南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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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只要是在北京，“世纪中国”网（特别是“世纪沙龙”）我是每天必上的。因为我觉得它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增进沟通和交流、加强了解和理解的新的公共学术平台。我从“沙龙”上网友丰富多彩的文章以及网友对我的文章的回应和批评中，受益良多。也正因为如此，我本学期在北师大历史系新开设的“史学评论”课中专门向学生推荐的四家文化学术类网站之一就是“世纪中国”（另外三家分别是“中华读书网”、“学术的境界”和“中国学术城”）。这是题外话。

我在这里要回答的是刚刚从“世纪沙龙”上读到的署名“南水”先生的文章——《关于学术批评的署名问题及冠冕堂皇述说的产生》中涉及到的一些事实问题。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南水”先生对拙文的回应。这是继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的《学术批评为何不署本名？》一文之后对《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的第二篇有份量的回应之作。尽管在某些看法上尚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任东来教授的文章还是“南水”先生的文章，我都是持非常欢迎、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文章写出来，就是为了与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交流的，其言说本身就不再完全属于自己的了，而应当接受来自学界师友和广大读者的方方面面的商榷、批评。这也就是学术何以为天下之公器的道理之所在。还要说明的是，任东来教授和我是同行，也是我相交十数载的挚友，但他在看了我的文章之后，除了同感，还有异议，于是专门写了上述《学术批评为何不署本名？》，实际上是对我的《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的纠偏，对于他这种与人为善、光明磊落的君子气度，我从内心里是深感钦佩的。（东来先生大作，由“学术的境界”2001年3月1日登出，还将发表于《学术界》第2期；“世纪中国”3月2日也要编发）。至于“南水”先生，我并不知道他乃何方高明，因为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从未见过署有此名的文章或著作，我也从未与这样一位“南水”先生有过任何来往。因此，我猜测，“南水”先生与“朴龙衣”一样，可能是一个化名。

其次，从上述文章看，“南水”先生确实对我本人有一定了解。因此，他或许也是一个搞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或者是对史学界情况较为了解的人。当然，在他对他的朋友对我的介绍中，“南水”先生也有一些不确切的说法。比如，他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就很不准确，因为我本人自1995年以来一直是副教授；再如，说我是“‘长江读书奖百名学人谈’策划人”，也不准确，当初在“中华读书网”开展的这场讨论叫“百位学者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事后以“中华读书网”的名义编成《学术权力与民主》，由鹭江出版社于2000年8月出版），我不仅是“策划人”，而且还是“主持人”（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陈晓梅、翁昌寿当初读书网的两位老总）。至于“南水”先生称在网上有人称我为“学术规范急先锋”，恕鄙人闭目塞听，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不知“南水”先生能否惠示出处？这又似乎说明，“南水”先生跟本人大概没有很深的交往。不然的话，何以会出现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呢？


再次，我想特别说明一下《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写作的前前后后。因为“南水”先生的大作主要是针对这篇短文的，并发表了许多议论。

事情非常简单：我是2月19日下午写作此文的，因为篇幅不长，又是有感而发，故一气呵成，自然也谈不上精雕细刻，故也就难免有不周全之处，比如东来先生提到的在目前情况下匿名批评也应当受到欢迎的观点，拙文即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那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短文呢？说来也不复杂，我当时之心血来潮，主要是感于《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蒋洪生先生回复我的一封信。

我是因为想知道蒋先生在2001年1月17日《中华读书报》编发的一篇《抄袭多多  硬伤累累——评杨豫著<西方史学史>》的作者“朴龙衣”而写信与他联系的（此前曾往报社、出版社多次打电话，但均未果）。该信是通过电子信箱发出的（时间为2001年2月14日12时3分），全文如下：

蒋洪生先生：
您好！
曾多次打电话给您，但总联系不上。故写此便札。
我正在组编一本“学术批评文选”，其中拟收入《抄袭多多 硬伤累累》一文。我现在需要与该文作者朴龙衣联系，以便取得其同意，并加注说明作者职称等情况。听祝晓风兄说，此文是由您编发的。不知能否劳驾您尽快告知该文作者的通讯处、电话或电子信箱？多谢！

  杨玉圣

一天之后，2月15日下午4时55分，蒋洪生先生通过电子信箱发了一封回信给我：

杨玉圣先生：
    您好。久闻大名，景仰之致，无缘谋面，甚憾。您近年大声疾呼建立学术规范，并为此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令人尤生感佩。
    所询《抄袭多多 硬伤累累》一文，属自然来稿。当时我觉得此文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有助于建立起大家正在倡导的学术规范，故而编发。作者为保护自己，用了化名，并切嘱本人不要将自己的情况提供给任何人。我当时一口应承。
    您来信称“正在组编一本“学术批评文选”，其中拟收入《抄袭多多 硬伤累累》一文”，如果情况属实，当然很好。但据我得到的消息，您与杨豫先生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正是他让您来打听朴龙衣的情况的，所以，先生所询之事，本人恐难以奉告。实际上，知道了作者姓甚名谁恐怕亦于事无补，反添学界纷扰。请转告杨先生，本报随时欢迎他对此作出答辩。稿件可径寄此邮箱。
    我本人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在历史系听过赵世瑜等老师的课，也算历史系的私淑弟子吧。希望能有机会向杨玉圣先生讨教，也恳请杨先生赐稿。

      蒋洪生  上


我是在2月15日晚上收读此信的，随即于8时多复信给他：

蒋先生：
谢谢回信。不过，坦率地说，我不同意阁下在信中的说法。您在信中说，“您来信称‘正在组编一本“学术批评文选”，其中拟收入《抄袭多多 硬伤累累》一文’”，如果情况属实，当然很好。但据我得到的消息，您与杨豫先生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正是他让您来打听朴龙衣的情况的。”我不知道阁下的“消息”来源，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第一，我从去年5月份起组编“学术批评文选”读本，这确实是事实，不存在“如果情况属实”的假设问题。其证明就是我曾向许多学界著名专家学者约稿或取得其授权。之所以尚未出书，是因为所联系的出版社以不给作者稿酬为条件而被我拒绝。不过，我会争取尽早将本书编好、出版。第二，阁下称我“与杨豫先生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正是他让您来打听朴龙衣的情况的”。这完全不是事实。事实上，除去年4月份在北大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且没有深谈外，我与杨豫教授从未有过其他来往，更谈不上“关系非同一般”。杨豫教授本人也从来不曾要我“来打听朴龙衣的情况”。我确实曾经打电话给祝晓风兄，问作者情况，但他说此文是由你编发的，故转而打电话给你，但联系不上，故又写信给你。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按我多年与读书报的联系，要想知道该作者的情况，应该不至于像信中所称。而且，还有“世纪中国”的李杨女士、上海的许纪霖教授（我最早见到此文，就是许先生传给我的），也可以打听。我之向你了解，就是因为我想转载时，以读书报发表的为据。第三，在此之前，也就是我收到许纪霖教授转来的文章时，我已推荐给《学术界》杂志，希望该刊发表（当时我还不知道读书报也发表此文）。昨天，杂志社还发来电子信件，要求我提供“朴龙衣”的情况（该信随后转给阁下）。
     鉴于以上情况，我觉得，第一，我决定在“学术批评文选”中将不再收入“朴龙衣”的文章，因为该文选的所有作者均有作者简介，而该文作者属于保密的状态，无法简介。第二，将建议《学术界》不再转发此文，理由同此。第三，我也不会像阁下的信中嘱托的“请转告杨先生，本报随时欢迎他对此作出答辩。稿件可径寄此邮箱。”因为我此前与杨豫教授素无往来，突然“转告”阁下的意见，显然过于唐突，至少是有失礼貌。
     再次感谢回信。并祝编安！
  
     杨玉圣
  
以上的来往信件，全文照录，其实已经说明了我何以打听“朴龙衣”情况的原因及过程。

要补充说明的是，蒋洪生先生，也就是“南水”先生在大作中提到的他的那位“朋友”。我尽管自1996年4月以来与《中华读书报》有很密切的工作合作关系，我也曾在该报的“国际文化”版发过文章（但不是蒋先生编发的）。不过，由于我平时很少到报社去，1998-1999年又有一年多不在国内，加上蒋先生与《中华读书报》前4版的编辑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故自己从未见过他。说来不好意思的是，在《中华读书报》编辑部主任祝晓风先生告诉我《抄袭多多  硬伤累累——评杨豫著<西方史学史>》一文是蒋先生编发的以前，我甚至对“蒋洪生”这个名字一点印象也没有（报社里像蒋先生这样的兼职编辑太多了）。所以，如果不是想知道“朴龙衣”，我很可能至今也不会与蒋先生发生任何来往（因为我为《中华读书报》写的稿子大多发在第2版）。

有一个插曲：2月17日，《学术界》杂志社的编辑马立钊先生发来一封电子信件，问“朴龙衣先生的作者简介”，因为此前一个月，即1月17日下午我收到上海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从“世纪中国”转来的这篇文章时即已推荐给《学术界》。该杂志想转发这篇文章，但按惯例需要在文章中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或笔名、职务（职称）、通讯处、邮编，而文章又是我推荐的，故马先生写信问我“朴龙衣先生的作者简介”。鉴于“国际文化”版编辑蒋洪生先生不仅坚决加以拒绝、而且还怀疑我的动机的态度，我只好明确回复说：“‘朴龙衣’系化名，可能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几个学者合写的。该文已由《中华读书报》全文发表。请转告袁玉立社长，此文不必再在《学术界》转发。”
     
随后，2月16日，我再次收到蒋洪生先生的回信，令我深感欣慰和感动的是，尽管我们素昧平生，尽管我给他的信显然带有火气和怨气，他仍大度、友好、谦逊地表示：“本人消息来源可能有误，言语有欠妥、得罪之处，请万勿挂怀。也请取得您的理解，因杨教授现在到处托人打听作者的情况。我惟恐对作者不利。”  在今天晚上读到“南水”先生的文章以前，我还一直蒙在鼓里，不知道是哪位高明向蒋先生提供了有误导性的“消息”。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看来，当初为蒋先生提供“可能有误”的“消息来源”的，估计就是“南水”先生。只是非常可惜，我至今依然不知道这位“南水”先生的真名实姓及其学理背景。因为与“朴龙衣”一样，“南水”照样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化名。

《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专门讨论的是批评文章不署本名而署化名这一学术批评中出现的新现象，并举了近来被经常谈论的两篇史学批评文章——《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17日）发表的《抄袭多多  硬伤累累——评杨豫著<西方史学史>》（作者署名“朴龙衣”）和《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发表的《一本用不文明行为拼凑出来的书——评唐河的<世界文明史>》（署名“非攻”）为例。我主张“在涉及严肃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场合，最好还是以署本名或者署笔名为妥”，并“建议今后所有的学术批评文章的作者都署上自己的真名实姓，至少是笔名。”

之后，我分别将这篇短文传给友人任东来教授、钱乘旦教授、翁昌寿先生（“中华读书网”）和我的学生井建斌（“学术的境界”网）以及《开放时代》编辑李杨女士，并于下午5时半作为自然投稿传给《学术界》杂志社。“学术的境界”、“中华读书网”随即很快登出。东来兄也很快回信说：“文章很好。但似乎对匿名者的苦衷还要交代，即我们的学术批评环境很成问题，特别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批评，风险太大，成本太高。” 许纪霖教授在收到该文后，也于2月20日晚上回信表示：“这篇文章观点甚好，我已经转香港的世纪中国编辑，你是否愿意在‘第一时间’栏目发表（假如其他地方还没有发表的话？），我可以向他们建议。如果已经发表的话，很希望你能够贴在世纪沙龙上，以引起讨论。”我回信说，此稿已由“中华读书网”、“学术的境界”登出，《学术界》也可能会发表，当然，若能在“世纪中国”上引起讨论，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两天以后，《学术界》编辑马立钊先生回信，谓该稿拟发该刊今年第2期。

2月21日，我将该文贴到“世纪沙龙”上。22日晚上，将该文转给蒋洪生先生。2月28日下午，东来兄传来他的新作——《学术批评为何不署本名？》，指出：“署名批评，固然是学术批评的上策，但在目前学术批评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以为，匿名批评也同样应该受到欢迎。”“在目前学术界的整体环境尚未根本改善、学术批评的体制还没有建立健全、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还没有成型的情况下，匿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允许的。”我随即在晚上打电话给他，商量能否将该文交给《学术界》一同发表。事后我在写给《学术界》编辑马先生的短札中表示：任东来教授的《学术批评为何不署本名》“系对我的《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的回应，写得甚好。请你转告袁社长，看看有无可能将这两篇稿子编在同一期的《学术界》；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3月1日晚上，袁社长在电话中通知我说，东来教授的文章将与拙文发表在同一期的《学术界》杂志上。

以上为我写作《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一稿的前前后后。鉴于“南水”先生在文章中一再以知情人的身份大谈所谓的“冠冕堂皇述说的产生过程”，同时，也考虑到已有网友对“南水”先生的文章作了“说得理”这一肯定性的回应。所以，我作为《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的作者，有必要在此及时说明、解释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但本文没有评论“南水”先生大作中的其他见解，这里只是就事论事。至于我提出的“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的建议，假如学界其他师友和网友尚有不同见解，我真诚地愿闻其详。
由于“南水”先生的文章是由“世纪沙龙”首发的，因此，我也会将这篇东西首先贴在该“沙龙”上。与此同时，跟《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一样，我也会转给“学术的境界”、“中华读书网”和一些友人。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误会、增进互信。

最后，我还特别期望“南水”先生能在适当的场合公开其真实身份，我也由衷地期望“朴龙衣”先生有机会时能公开其真实身份。作为“朴龙衣”先生的同行（我的本行是美国史）、“南水”先生可能的同行，我必须表示，自己确确实实是愿意继续得到这两位先生的开诚布公的批评和指教。

                                           2001年3月1日夜10时56分初稿
                                                         12时35分定稿

（《学术界》2001年第3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