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失严谨的新版儒经——评《春秋穀梁传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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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1）本文原载《中国出版》2002年第3期，发表时有所删节，现补正后请学术批评网重新发表。（2）因网页显示问题，转载时表格从略。（3）因字库的限制，文中凡用大括号{}标出者，为一个字或简体字。  2002年3月26日

摘要：本文所要批评的《春秋穀梁传全译》并非儒经原典，而是一部号称精品却又十分草率的新版本。（1）《春秋穀梁传全译》为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种，质量当有保证。（2）该书原文包括标点符号52000余字符，笔者随手记下差错130余处：错字、漏字、多字、倒字、漏句，甚至文言中夹有白话等，绝大多数为无可争辩的“硬伤”。（3）出版社三审三校制形同虚设，丧失了应有的责任；译注者和丛书编委也难辞其咎。（4）希望出版社和译注者本着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彻底纠正错误，出版真正的精品图书。


一、蜚声海内外的“精品图书”

众所周知，儒教经典十三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典，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两批“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颇具慧眼地将儒教十三经全部收入。其第二批丛书的“出版说明”称：“本丛书是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50种）的后续项目。该丛书陆续问世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不仅在全国书市上被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书’，而且在欧美汉学界十分流行，备受重视，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本丛书（第二批50种）已被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我们将在全国学术界专家的鼎力支持下，加倍努力，把一套兼具权威性、通俗性、学术性、资料性的精品图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第二批丛书的前环衬上，“中华人民共和国1996年-2000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黑体字赫然在目。而丛书编委多为素受敬仰的学术界前辈。看来，这真的是一套几乎尽善尽美的“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蜚声于海内外的国家级“精品图书”。

这样的图书，读者可以放心使用。比如，读者要查找某部古典文献，就不用翻阅线装古书或字号偏小且字迹常常模糊的影印本；而且还有现代汉语译文，可以帮助理解那些难懂的字句。真是学术的进步，学人的福音。这些图书能够在古汉语水平有限的“欧美汉学界十分流行，备受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二、错漏百出的草率之作

笔者近日阅读儒经，为加深理解，自然要以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十三经全译本为参考书。但在读《春秋穀梁传全译》（属第二批，1998年12月出版，大32开，510千字，正文619页）时，无意中发现其原文有一些差错。因近年图书质量普遍下降，金无足赤，也就没有在意。但转念一想，作为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的“精品图书”，似不应出现质量问题，就与其他版本大致核对了一遍①。结果令人大吃一惊，没想到该书竟然错漏百出，其原文包括标点符号52000余字符（其中汉字42000余字），笔者随手记下差错130余处②（并非逐字核对，当有所遗漏）：错字、漏字、多字、倒字、漏句，甚至文言中夹有白话，以及一些明显的标点符号差错，绝大多数为无可争辩的“硬伤”（详见下表）。
（说明：因网页显示问题，表格从略。可详见《中国出版》2002年第3期）

该书原文以外的其他部分（前言、例语、注释和译文等），笔者在只是翻阅并未通读情况下，已发现差错百余处，看来问题也相当严重。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出，只举其大要如下：

（1）译文错误，如257页12～13行“此神主即三年之丧后苦恼于祖庙之神主”的“苦恼”当为“供奉”；（2）引文差错，如421页3行注释引原文“缺郑乎虎牢”的“缺”当为“决”；（3）资料差错，如前言5页倒11行“《穀梁补注·说传》”的“说传”当为“论传”；（4）错字，如前言4页3行“朝迁所立十四博士”的“朝迁”当为“朝廷”；（5）漏字，如123页1行“天子每月初朝日于东之外”的“东”之后漏“门”字；（6）注音差错，如88页8～9行“郱（piénɡ瓶）国在今山东安丘县西”的“piénɡ”当为“Pínɡ”；（7）汉字及注音皆错，如513页10行的“{饣千}（zhán沾）”当为“{飦}（zhān沾）”；（8）标点符号差错，如前言2页倒4行“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的“春秋”之后漏后书名号；（9）随原文而误，如原文“公会齐侯于灌”的“灌”、“甲戍”“丙戍”的“戍”、“士击拆”的“拆”、“著袷尝”的“袷”、“绖娣者”的“绖”等错字（参见上表），皆在相应注释或译文中一错再错。

三、三审三校制形同虚设

《春秋穀梁传全译》所以错漏如此之多，笔者以为：

首先，出版社要负主要责任。像“仁者守”误作“仁者宋”（隐公二年）,“弑而代之也”误作“弑而伐之也”（隐公四年），“传疑也”误作“傅疑也”（桓公十四年），“雨云者”误作“雨云省”（僖公三年）,“其不以救许致，何也”误作“其不以救许致，保也”（僖公六年）,“所以使吾君不安者”误作“所以使吾君不安进行”（僖公十年），“侄娣者”误作“绖娣者”（文公十八年），“初税亩者”误作“初税亩进行”（宣公十五年）等不通之处屡屡出现，似乎编辑读不懂古汉语。

此外，还有不少常识性错误，特别典型的是“戌”字的误写。据初步统计，“戌”在原文**有31处，竟挑出差错23处（见上表）。除人名“向戌”2处误作“向戍”（襄公十五年）和“壬戌”1处误作“壬戎”（僖公十五年）之外，都是干支纪日的“戌”（地支）误写为“戍”，且相应注释和译文大多数也误写作“戍”。这一不应发生的严重差错，很容易使人认为编辑不具备起码的古文化常识，连中国古代的“干支”纪时法也不清楚。

按照有关规定，出版社出版某种图书，应当有懂该专业的编辑，或者请该方面的专家审稿（非译作者本人）。不然就有可能出笑话，甚至出大笑话，就如这本《春秋穀梁传全译》一样。

当然，《春秋穀梁传》文字古奥，不能要求编辑全部读懂读通，但如果态度严谨，将原稿与底本或校本仔细核校，或将清样交给译注者通读（请注意，即使译注者通读清样，编辑也应亲自核对原文），就不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便找不到底本或校本（其实校本并不难找，至少译注者当提供复印件），那么像“遂会晋侯、齐侯、宋公”的“齐侯”二字无相应译文（成公十三年）,“季孙宿如晋”后误漏“葬曹成公”却有相应译文（襄公十九年）,“齐人执郑詹”误作“宋人执郑詹”而译文又是“齐人”（庄公十七年）等原文与译文明显不符的情况，只要责任编辑认真对待，这些错误是不难发现的。

说到底，就是责任心问题。世界上怕就怕“责任心”三字，有了责任心，就会认真，就会把事情办好。在《春秋穀梁传全译》出版过程中，贵州人民出版社三审三校制形同虚设，丧失了应有的责任。

其次，译注者也难辞其咎。由于《春秋穀梁传》在整理和翻译上具有相当的难度，而且译注者是在对该书“所知甚少”的情况下，仅“半年”时间就“仓促交卷”的（见后记），不能要求没有差错。但是，“郑之卑者”误作“郑之卑者也”（庄公十七年），“叔鞅卒”误作“叔孙鞅卒”（昭公二十三年）等多字现象；“宁喜由君弑君”误作“由君弑君”（襄公二十七年），“井田者九百亩”误作“田者九百亩”（宣公十五年）等漏字现象；“南，氏姓也”误作“南，姓氏也”（隐公九年），“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误作“不其正乘败人而深为利”（隐公十年）等倒字现象，难道译注者就毫无察觉？

另外，译注者对于原文的勘误缺乏统一的标准。比如，同是缺字，有的补，有的不补：定公十三年“春，齐侯、卫侯次于垂葭”，注释称“按原文无‘卫侯’二字，《左传》、《公羊传》皆有，兹据补正”，则原文中的“卫侯”是译注者补正的；而宣公九年“冬十月，癸酉，卫郑卒”，注释称“‘卫’下遗‘侯’字，各本均有‘侯’字，当据补”，译注者却未做校补。


又比如，同样形误，有的改，有的不改：桓公十二年“丙戍，公会郑伯盟于武父”，注释称“‘戍’原文误为‘戊’，地支中无‘戊’，兹据他本改”，则原文中的“戍”（“戍”当为“戌”）是译注者改正的；而昭公二十五年“九月，乙亥，公孙于齐”，注释称“乙亥：《左传》、《公羊传》皆作‘己亥’，是，‘乙’乃‘己’之形误”，译注者却未做改正。

还有些“改正”，更是莫名其妙。比如，定公十四年的“卫赵阳出奔宋”，注释称“卫，原文误作‘晋’，兹据清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说改正”，但译文仍作“晋国的赵阳出逃到宋国”，前后矛盾，造成混乱。

译注者所据底本也不无遗憾之处。查询了若干家图书馆之后，笔者才在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阅览室找到该书，是标为点石斋清光绪戊戌（1898）年印制的《阮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的第28册，清阮元校刻本的重刻本。从外观看，该书质量并不高。 一是笔者所阅的这本有错页。该书卷一的二、三页共四面缺，在其位置上却多出两页“穀梁传疏序”（页码为“二”、“三”），显然是误装。这说明其制作上有问题。二是有不少讹舛之处。就已发现的情况看，除“己”“已”不分、“戌”“戍”“戊”混用等现象外，还有隐公“十年”误作“九年”、“谷伯绥”误作“谷伯缓”、“晋侯伐秦”误作“晋侯伐郑”、“壬寅”误作“壬申”、“曹伯伐郑”误作“曹侯伐郑”、“卫侯郑卒”误漏“侯”字等不少显而易见的差错。说明其内文校勘也有问题。三是作为便携式的石印小开本（约10.2 cm×16.8 cm），不仅字号小，而且有些地方印刷模糊，阅读起来比较吃力。

该书制作校勘不精，阅读不便，因此不是理想的底本。整理古籍，应以善本为底本，在无善本的情况下，才用他本。译注者不用几乎各大图书馆都必备、质量有保证的中华书局影印之“世称善本”的阮元校刻本，而用重刻的便携本，令人难以理解。更有甚者，该书重刻时出现的一些明显差错，如上面指出的桓公七年“谷伯缓来朝”的“缓”（当为“绥”）、文公四年“晋侯伐郑”的“郑”（当为“秦”）、成公十年“曹侯伐郑”的“侯”（当为“伯”）等，都被译注者在没有任何注释说明（如为刊误，当有说明）的情况下，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全译本。而在译注者所选的三种校本中，这几处都没有错。

当然，源自底本的差错毕竟是少数，而且可以在校勘时纠正（译注者也确纠正了底本中的一些差错），关键是要进行认真的核校。

从《春秋穀梁传全译》注释旁征博引的情况看，译注者确实费了心血。然而，由于忽略了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好事没有做好。根基不能牢固，大厦如何立得住。

第三，丛书出了问题，丛书编委也有一定责任。编委的初衷当然是希望出版精品图书，不然就不会担任编委。但编委是图书质量的“保证人”，应设法保证其质量。编委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确定好的选题，而且要对译注出版的全过程进行必要的监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并非要求图书出版尽善尽美，毫无瑕疵；但该丛书既然以“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有关人员就应当有一个严谨的态度，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希望出版社、译注者和编委，能以《春秋穀梁传全译》为教训，全面核查该套丛书是否还存在其他严重质量问题；本着对中华传统文化负责的精神，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的精神，彻底纠正错误，出版真正的精品图书。

[注释]
① 笔者最初以中华书局1980年9月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校本。为慎重起见，又核对了译注者在《春秋穀梁传全译》例语中列出的底本“清光绪戊戌（1898年）冬日点石斋遵阮本重校印之《春秋穀梁传注疏并校勘记》”与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当为1987年）3月影印之《春秋三传》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影印之《十三经》”、“上海书局（当为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之《清经解续编》第五册中《春秋穀梁经传补注》”，还参照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春秋穀梁传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7月出版的《春秋穀梁经传补注》等重要版本。
② 《中国出版》发表时只列出120余处。

[作者致谢] 在目前情况下，敢于站出来批评某些不良倾向，需要一定的勇气，而这勇气又是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所以，笔者特别感谢《中国出版》杂志社、学术批评网以及对本文撰写与发表进行过帮助和支持的诸位同仁。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