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与目的的错位——也评中国的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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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问题，说白了其实是一个“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应当争论的问题，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所有人都认为正确的事，但所有人都无法朝正确的方向努力。高中教育已经是到了极致的应试教育，因高考的压力，家长的迫切心情，教育行政部门的指示，都促使学校走进应试教育的不归路。急功近利的短期效应和教育的长远规划已经发生混淆。至少在教师群体中，高考至上已经是不二共识，于是产生了大批专门以“高考”为研究目标的教师群体和学校，有的教师除了高考的内容外其知识甚至可以用一无所知来形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优秀的教师，因为在高考这个目标下，任何知识都显得无聊和无趣。


高中的应试教育缘于公正的客观要求，因参与高考的人数量巨大，无法进行个别及特殊的素质测试，为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和不公，乃采取公开考试的形式，以“程序就是正义”的方式实现教育之目的，也即说，只要你合乎程序地参加了考试，就视为公正已经实现，以成绩为唯一指标。在此前提下，高考逐渐成为一种博弈游戏，高考作为手段本身却成为一种研究对象，这造成了高中教育的极度功利和两极分化——教师和学校的好坏日益以其对高考手段的熟悉为分野，教师的唯一任务就是专研试题,揣摩出题者的意图，在这样的斗智斗勇中，高考越来越失去了其作为招生手段的公信力，唯一剩下的，也许仅是“程序即正义”的微量合理性。

然“程序既正义”并非社会公正的唯一实现方式，因其带有搏弈性质，只需熟谙手段即可获取利益，其价值本身就有限，但因其具有节约社会资源及效率性的优点，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可称权益之计，其恶果是全国的中学甚至小学都将“考试”这种手段作为教育本身的“目的”而乐此不疲，这种手段与目标的错位的负面影响并非是短期内能体现的。

研究生考试则有别于高考。因中国的教育在学生十八岁以前，均以应试教育为其主导，以素质教育为补充（甚至根本缺乏素质教育），而到了大学则必须对素质进行补课，所以中国大学的教育真正才是“素质”的教育，因高中生进入大学，其差别仅仅在于学习成绩的差别（所谓三好生实际是一好生，所谓的学习成绩实际是对高考博弈手段的熟捻），然因学习成绩既已成为事实上的唯一素质标准，所以重点大学以高考成绩论英雄也就自然形成，整个高考“赌盘”均是在这样的可期利益支配下进行操作的。

在此还要涉及的是，北大清华等大学是否培养的学生其素质就比其他学校高（XX师范学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以为，既然大学的教育就已经以“素质”为主——我可以从中国大学的“严进宽出”来论证在大学教育中“应试”的成分确实已经大为降低——那么，大学“重点”与否的评介标准就不再是“应试”而是素质，因此大学教育得以转变高中教育的不良状况，其相对松散和多元的教育方式实际上给你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包括对导师的选择对学科的选择等等，在淡化考试成绩的基础上，确实实现了一部分素质提高。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因国家投入大，师资水平高及学生个人投入也相对较高等因素来看，有理由认为这些大学的教学质量要高于也应当高于其他一些普通院校——为什么不能承认这一点呢？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很多普通院校仍以“应试”教育作为其基本教学手段，落后的思维制约其发展并形成新的恶性循环，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应试教育成本低，表面公正容易实现，且可以掩盖教师水平的低劣，在一些普通院校经费紧张、师资不足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必然成为其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甚至其本身就成为教育目的。

清华北大等学校学生的高素质并不是一个坏的结论，而是必然的，否则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些大学的“重点”属性，更进一步质疑国家对其进行的巨额投资及就读学生花费的巨额金钱的合理性，所以我觉得“普通院校的学生素质不一定低于北大清华”的争论并无必要——当然是不一定，谁也没有排除“少部分”学生的素质可能等同或超过北大学生的现实——但这仅仅是一种例外情况，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例外而成了常态，那么重点大学就不应当再是北大而应当是这些学校了。承认这一点仅仅是承认现实，并不意味着身份的改变，素质高不等于高人一等，这个概念的混淆才是可悲的。因平等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平等乃是实然状况，素质的高低关系个人前途，是一个个人奋斗范畴内的名词，承认素质上的高下没什么道德上的负担，相反，掩盖这种差别才是自卑的体现——北大清华并不缺乏农民。

那么`，研究生是否应当有别于大学及高中教育呢？我想这不是一个应当提出的问题，当然有别于，至于研究生的教育目的，也并不单一，比如有的专业侧重学术性，有的侧重操作性（比如工商管理硕士、法硕），但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应试的阶段。而现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却是与其教育目的相悖的非常之“高考”化（这个问题就不展开了），这样的现实，却使一部分学校有机可乘，使人觉得可以通过大量地研究“研究生考试”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学校来说，这相当于是曲线救国，也就是把我的学校搞成“研究生考试”的培训学校——这确实是一种悲哀，中国教育的一切实践都证明了“应试”在面对“素质”时的强势地位，以素质教育为基本目的的重点大学面对来自以“应试手段”本身为教育目的的一些学校的挑战，当然要败下阵来。

我想研究生考试不管是精英化，贵族化还是平民化的，都可以作为一种方向，但绝对不能成为“高考化”的，这是一个原则，因为“高考化”的研究生考试，只会给一些落后的思维可乘之机，只会使素质教育的成果毁于一旦。以我接触过的一些在读研究生来看，我个人觉得他们的素质不高，但他们对考试本身非常纯熟而且津津乐道于这种考试。事实上，现在的研究生也是“严进宽出”，只要考上，极少有毕业不了的，而由于考试的动机绝大部分是为了出人头地而非是为了学术上有所建树，所以进一步影响了后面博士生的教育。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高中本科是龙，研究生之后是条虫。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学生三十岁以前在任何一个以“考试”为标准的测试点上都全面超过欧美学生，但三十岁以后学术上有建树的却以欧美学生为经常而以中国人为例外，我想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说到研究生教育，并有一个成本论（任何事情都有成本论），应试制度下招收的研究生，是否浪费了教育资源？其成本上是否划算？这又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经费之拮据世界少有，而一个学术成果的形成却需要巨额的投入，这种矛盾目前仍无法解决，惟有提高研究生教育的效率才能得以缓解。然大批通过“应试”手段进入研究生教育系列的人员因其本身就不具备学术条件，而“严进宽出”的政策又变相地鼓励这种病态的考试，其就读的时期大量地浪费了教育资源（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导师脑力体力时间上的投入及学校名额的占用），造成了高成本的教育机制，而毕业出来的“研究生”依旧对社会就业造成压力，而通过应试捷径改变命运的人依然无法对他们原来所属的整个群体命运的改变产生拉动效应——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摆脱那个群体。

研究生考试既无法采纳“程序即公正”的简单化，也不存在分苹果的“绝对公正”，因此只能采“可能的公正”，即最佳途径仍是淡化僵化的应试手段，取灵活的素质测试（这个问题更为复杂，此不多说）。然这样的方式却又必将产生新的矛盾点，即将公正系于导师或小群体的个别思维之中，而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需要为导师的道德承担风险乃至付出成本，例如北大法学院朱苏力招博事件，导师的道德文章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的确并不保险——并非朱苏力就一定错了，恰恰是因其难以证明自己的对错而被推定有错，其根源不在朱的道德而在监督机制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使道德因素更加突出。

说到底，目前的研究生考试，仍就是教育经费及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下的应急措施，因这种机制具备低成本，易实现表面公正及便于集中管理统计等优点，其实仍是计划体制下的幽灵。短期内的成本控制与长远的利益相比，前者几乎总是决策人的首选，这种思维其实不仅仅体现于教育，手段与目的似乎永远是官员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手段与目的的错位甚至于将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才是这类事情永远拉扯不清的根源。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