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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文科学科制度建设与经济学精神 [打印本页]

作者: scyo 时间: 2009-9-14 18:22
标题: 中国文科学科制度建设与经济学精神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样的研讨。应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务虚”，是“无用之大用” 。在当前国内经济学激QING多投向“如何快速成功”的氛围中，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代表性的学者们，能拨冗聚会于此并真诚热烈地探求文科制度建设的“要义”和“真谛”，实在是难能可贵！

关于学科制度不尽合理或者说还不够完善这一点，我同在座各位一样，不仅有深切感受，而且有切肤之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建设工作已取得巨大成就，也有过重大突破。尽管如此，“学科空间界定”中大量的随意行为，形形色色的“人才”、“基地”、“重点学科”评审中相当普遍的“拍脑袋”氛围，“书评”、“评论”、“鉴定”中的“捧煞”和“棒煞”风气，“抄袭”、“剽窃”、“文凭交易”中的“道德颓丧”态势，等等，都仍然在腐蚀着学者的良知，消解着学者锐意“开拓”和刻意“原创”的努力，妨碍着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繁荣。为此，我想就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谈几点想法。

第一，“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认证”是关键。

产品的质量、规格、级别乃至价码都需要“社区认可”，否则很难不胫而走。“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也需要认证。而且这种认证在文科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默顿就把认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默顿的“承认”就是经济学所讲的“认证”。

由于文科研究对象特殊，其产品和资源的认证也特别困难。其一，文科研究的是人文现象。所谓的“事实”，即文科学者用以论证的原材料，不过是“真相”加上“感情”。感情当然难免缤纷多彩且倏忽可变。在哈佛大学，历史学、（理论）经济学等人文系科都被放在“人文艺术学院“中，实在不无道理。其二，文科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盘根错节、不可“再现”。什么是社会？我的定义是：“社会就是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任何企图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抽象成简单模型的办法，其解释力都难免有很强的局限性。不仅有如何还原现实条件问题，而且更存在时过境迁的困难。经济学是科学吗？西方经济学家已经认真地问过千百次。

研究对象特殊导致文科产品信息量大、涉及面宽，诸子百家各抱地势勾心斗角。这加大了对“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认证”难度。一方面，“原创”和“开拓”等真有价值的东西显然很容易被淹没。另一方面，同一“产品”或“资源”，往往会见仁见智，甚至截然相反而又都有理有据。

“认证”是激励和监管的基础。“良莠不分”和“价码无序”必然导致竞争混乱和制度形同虚设。何为真才实学、何为拔尖学者、何为学术权威、何为朝阳学科？如何比较其重要性，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按稀缺性等）求得该资产的社会“影子价格”，最终都离不开对“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原始“认证”！中国文科学科制度建设的最根本问题，应当锁定在“认证”问题上。一切不利于“认证”，甚至是故意“搅浑水”的机制，都应在铲除之列。而一切旨在客观、全面、及时和连续地充分提供信息的举措，才有可能迎来璀璨的明天。

“智能资本”的认证和管理，即使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度，也还是“一个没有航标的海域”。因此，文科制度大厦的建设的确需要开创并任重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盖高楼首要的问题，恐怕不是欲求多高多快，而应当是：千万不能选址在“流沙”之上！

第二，长期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势力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基本认证机制在中国并非一张白纸，只是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质量上存在许多问题。一个基本规律是：越是对弱势群体的认证就越是容易公正。中小学生的成绩可能就比较客观，青少年艺术特长“考级”，公正肯定是主流。然而，成ren、特别是有权有钱者的各种考级（如“高级经济师”等），灰色地带就会增多，甚至往往导致整个考级的“净效益”为零为负。现阶段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学术能力“名副其实程度”倒置，可以典型写照。

究其原因，恐怕离不开“考试”的宽严软硬。然而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为什么规则总是同“钱”“权”之间有某种消极关系呢？根源恐怕需要追溯，不能简单责怪某个人或某些人。生产性努力得不到足够激励，分配性努力（投机）就容易滋生和泛滥，这在中国社会中由来已久。

千百年来，“升官”和“发财” 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是同一概念。“升官发财不分”的经济学含义是“动力不分流”。“升官”应当求“名”（留名青史），否则恐难清正廉明；“发财”则是经营性活动，应当最大限度追求的东西是利润。避雷针的发明者，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缔造人之一、科学家本杰明.福兰克林，当年在美国制宪会议上曾明智地要求将升官与发财拆开。他说：“人世间有两种爱好对人间发生着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野心和贪心，也就是爱权和爱财。如果把他们拆开，那么，这两爱之中的任何一爱都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发挥才干的一种强大力量。但如果将两者在同一目标上联成一体，那它们就会对许多人产生最猛烈的影响。”

“名”“利”可以双收、事业企业可以混为一谈的条件下，“分配性努力”一定会非常强大，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一定会被充分地发掘。所谓的“分配性努力”，是同“生产性努力”相匹对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那种不能扩大“经济蛋糕”而只图多加瓜分的努力，其极端形式是抢夺和盗窃。在学术领域，重则是剽窃，轻则是简单重复。不过，更严重的分配性努力恐怕还是“拉山头”和“学术圈权”。经济史上的“圈地运动”也许众所周知。“圈权”则是转轨经济改革中的新现象。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造租”和“寻租”。它导致文科学科制度建设举步维艰，每个人的努力受挫是他人努力受挫的条件。一篓螃蟹，如何直挂云帆济沧海？

“学而优则仕”可谓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国粹”。它的制度结晶是“科举”。科举所型塑的是“应试教育”，鼓励的是死背硬记和防止出错（也即复制），腐蚀的是学人的探索独创精神。这种小概率成功渠道、不鼓励个性和创造的机制，曾经在几千年中一直误导民族“精英”。它不仅导致中华民族丧失现代市场制度萌生和国民经济起飞的先机，而且严重地影响中国文科学者的“有效动力”和“有效探索”。

第三、防止和矫正“金钱扭曲”和“权力扭曲”是认证的困难之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政企不分”，还有其派生形式“政教不分”和“政研不分”等，都容易尽可能多地将本可由学术文化“市场”解决的问题纳入到行政解决的范围，都容易将本可经由公共渠道解决的问题纳入到政治渠道。经济学所谈的“寻租”问题，在转轨经济中表现突出。“钱权交换”、“钱名交换”、“权名交换”等，现阶段可谓土壤厚实。

拉山头和圈权显然需要成本，事后当然也需要利润补偿。结果是形形色色的“扭曲”。其一是“金钱扭曲”，赞助人用金钱优势简单置换学术优势。例如，许多学术刊物的编委压根不是该领域学者。这当然埋下以假乱真和以次充好的种子。又如，考不上名牌大学照样能拿学位，而且更舒服自在。这当然会亵渎凭真才实学考进的学子。

“权力扭曲”主要指用行政权力优势简单置换学术优势。国内学术研讨会的排座和发言安排就往往很有意思；国内著述的署名方式似乎也有些光怪陆离，“著”一门“学”的情况竟是已司空见惯；而没有习题、没有注释、也没有参考文献的“三无教材”，竟然也相当流行，甚至还频频获奖。究其源，显然同媒体、出版权、教材编写某种程度的垄断有关。

各种扭曲在现实中往往交叉作用，只是在说理时才有意识地拆出其纯粹形态。认证扭曲最可怕的是表现在人才认证方面。要搞坏一个经济，最可怕的是破坏它的货币。而要搞坏一个学科，最可怕的恐怕是扭曲它的认证标准。“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在学术界广泛适用。如果我们可以说，一些书出版后的最大价值在于“报废”，那么，培养一个“假博士”的后果，恐怕就会殃及并可能报废一方水土。中国古来卖官鬻爵颇多，科场作弊也不鲜见，但标价卖秀才、卖举人的情况恐属罕见。而如今国内学位授予点的“圈权”状况委实堪忧。

人才认证扭曲势必影响专家组的构成。专家中除了前辈“权威”，便多是“新秀”。经济学所谈的“路径依赖”，也即，现在的选择往往为已经存在的“选择集”所决定，在这里也会发生作用。例如，早年云集在名牌大学的一批杰出的学术权威，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值得自豪的资源。但是，前辈所擅长的领域是否还持久地属于“朝阳”学科？他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是否还能够持续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等，恐怕就不能简单置换。然而，在重点学科评选中，谁能较彻底地排除路径依赖的作用呢？

至于“新秀”，恐怕也应当认证和区分其两种能力。一种是学术能力，一种是活动能力。在缺乏健全评论机制的条件下，学术能力通常只能依靠口碑来认证。而在口碑难以完整地提交到有关选择或评审会议的时候，学术能力或其它质量标准都往往只是一种软标准。相反，数量标准，比如能带来多少（项目）经费等，就显得“硬”而有力。其结果，活动型学者势必容易较快成功。而其伴随物，则不仅可能包括比较频繁的丑闻，而且势必包括教学科研质量的严重滑坡。

量化标准同一刀切的管理有某种内在联系。鼓励脱颖而出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应当考虑**后人才梯队的现实国情。例如，按年龄鼓励，就忽视了**后老中青学者生理年龄和学术年龄的特殊关系。生理年龄相差十岁左右的人，实际是同时正规进入或正式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没有理由按年龄勾销他们按学术能力平等竞争的机会。更不用说，文科需要较多的阅历和积累。不少“有学问”却“没有文化”的“学科带头人”的出现，似乎不无悲剧成分。

最后似乎应当补充一句，学术干预中的问题，决不意味着政府不应当干预。而只是强调应当努力杜绝各种误导和滥用。按经济学的话，在矫正“市场不灵”时，千万也要注意预防各种“政府不灵”。当然这都是人类的两难问题。

第四、“引用频率”、“匿名审稿”在何种程度上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改进文科管理的努力很多，现阶段常见的有“人才工程”、“教学基地”、“科研基地”、“重点学科”、 “重点项目”、各种奖项、“SSCI标准”，等等。为此，专家评委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程序，显然值得重视。通常情况下，选择了“选举人”，也就基本选定了目标；选举人的素质，已累积的信息和提供信息的方式，势必共同影响决策的质量。

设定原则和操作程序实质是构建提供信息模式。如果规则预先设定（可预见）、操作程序又完全透明，则“选举人”的素质及其可及时拥有的信息就是关键；否则，关键就在模式本身。控制决策程序，控制信息提供从而进一步控制偏好显示，就能控制对“智能产品”和“人才资源”的“认证结果”。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后规则”和“变规则”。尽管基本原则预定，但操作程序灵活可塑的空间仍然不小。因为在侯选者、选举人和控制人之间信息远非对称和均匀。按目标选程序的可行性和成功率都很大。

国外回避文科认证困难的对策之一，是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数学化”。几十年来，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都尽可能多甚至是不适当地援引数理统计等方法，目的是简化研究对象、避免抄袭和力争有效累积。这种办法效果虽明显，但也不无危机。由于抽象太多，应用和普及势必困难。如今国外的理论经济学，似乎已日益难以找到恰当的论题。烦琐论证“常识”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的兴起，意味着一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人文主义”的回归潮。

数量化认证管理在国外也相当流行。给学术杂志确定权数或打分，就不失为一种办法。例如，在经济学领域，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一篇论文可得分100，《政治经济学期刊》或《经济学文献期刊》是80.88,《国际经济评论》是19.04,英国《经济学家》是9.95，而澳洲的《经济学文献》只有0.12，此外还有不少经济学期刊得分为零。  确定权数的依据，据说是根据世界上最好的一百家经济学期刊上文章所引用的的论文的频率。对此，一些非欧美的经济学家，如澳洲黄有光等，就认为“太过分”，“不能反映经济学家的重要程度和贡献度”。理由之一是期刊的选定太偏美国、偏英文和偏理论；理由之二是强调引用频率本身就势必导致初始不公平。

匿名审稿在国外也存在争议。匿名审稿人本身也是“经济人”，即使能抛开“门户之见”和“校园政治”，审稿人能否花费足够精力，也是一大问题。由于对匿名审稿人的有效监控很难，而对于匿名审稿人来说，既有技术专业因素，也有暗箱操作问题，其结果是误判很多。为此，一些学者建议对那些实行匿名审稿的刊物允许作者一稿多投，以便让杂志之间有所竞争，同时还建议允许刊物向投稿人收取审稿费等，以便鼓励专家尽力。尽管如此，“请君入瓮”毕竟很难。

再就是SSCI问题。有矛就有盾。“无谓相互引用”情况的出现，已经令国外当局感到困扰。国内条件更有差距。经费多寡悬殊、意识形态迥异、经济文化差别，都会影响成效。例如，就意识形态而言。旨在建设中国特色市场制度的政策性研究成果，在西方重点学刊的引用率恐怕很难超过“犯人劳工”和“西藏人权”等领域的论文。又如，方法、语言、翻译等也不是小问题，尤其是中国的文科。

“业绩”本身理应比他人评价重要。鲁迅和高行健文学成就孰高孰低，有识之士恐怕很少会想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尺度。事实上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国际接轨理应只争朝夕，尤其是入世之后。但教育研究事业毕竟是百年大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务之急是从娃娃开始抓教育（当然包括语言）的国际竞争力。千万不要指望第一代移民能开创国外好律师的奇迹。任何急功近利和拔苗助长的举措，都应在审慎之列。

第五、强化“竞争”、“揭示偏好”和及时、连续、充分地“提供学术信息”。

认证的基本任务是充分显示真实偏好。这当然不能只仰仗人格与勇气。没有理由让说真话的人承担过重的代价。当然也没有理由让批评演变成不负责任的轻率之举。为此，一方面应落实“言者无罪”，另一方面也应设立“诽谤罪”和“学术伪证罪”。

认证的基本过程是一种公共选择，其质量取决于所揭示偏好的质量。规则等信息的及时、连续、充分和透明，是揭示真实偏好的基本条件。“朝令夕改”，“暗箱操作”、甚至按“结果”选“程序”等，显然都会导致虚假偏好和错误认证。

认证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多地引入和强化竞争。“竞争”的负面极端含义是“以毒攻毒”。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为此，一支内行而健康的（专业）评论队伍及其相对独立的园地，是学术界保持纯洁的重要前提。至于评论界本身的“自律”和“激励”问题，应该说可资借鉴的国内外经验已经不少。例如各种职业自律协会的章程就值得参照。美国独立会计师协会的职业道德有203条。

国内电视歌手大赛的规则也不无启迪。“评委”阵容强大意味着“陪审团有规模”，可提高公正水平；“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是“剔除极端偏好”，可防高强度作弊；面对千百万观众“亮分”，意味着专家决策能独立透明，有利于偏好如实和中肯。在这种选择模式下，评委“作弊”的代价是“自损”。一般说来，他们不仅会非常谨慎，而且会有强烈的“表现”动机。因为观众众多、内行数量不确定，不内行不道德势必贻笑大方并且会授人以柄。

最后是认证对象“描述信息”的提供问题。“扭曲”存在的土壤是信息不透明和不充分。为此，建立“开放、双向、只许添加不许推翻”的学术档案查询系统可能意义深远。学者学术情况理应彻底公示于众。只要所追溯的时间足够长、所追溯的空间足够广，决策的质量就可能得到一定的保证。大数定律永远强而有力。“你可以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骗一些人于永远，但你不可以骗所有人于永远”。对付那些在学术上一窍不通而在搞阴谋诡计方面却颇为能干的人（指考茨基等）的基本办法，就是将事实彻底公开。

连续记录并彻底公示学术信息也许会伤及少数人并似有侵害隐私之嫌，因此肯定会有阻力。“模糊”往往为“南郭先生”所偏好。但应该说，这毕竟是可以起步、甚至是可以举重若轻的举措，至少桌面上和舆论上的阻力不应该很大。否则，消除扭曲、优化认证乃至成功建成文科管理大厦将真的没有希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感谢孟宪范编审推荐)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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