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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的剽窃之风蔓延之快,令人惊骇。这边传来博士学位论文抄袭,那里又闻教授剽窃别人成果。事情之多,以致于有人不得不出来专职打假,不但报刊杂志上短兵相接的文章此起彼伏,而且有人还出版了打假的专著。学术打假已经成为一种职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是我辈后学十分敬仰的学者。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此,我同许多读者一样,对王先生珍爱有加,期望也高。然而,最近读了与王先生有关的两本书,却实在让人失望。一本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维兰(W.A.Haviland)的《当代人类学》,王铭铭是主要译者,198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王铭铭自己著的《想象的异邦》,1998年6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细加比较后可以发现,同一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书之间竟然存在大量的抄袭。当然不会是哈维兰先生抄袭王铭铭,而是王铭铭先生抄袭哈维兰。作为一个晚辈本没有资格在王铭铭先生面前说三道四,然而正因为“爱之深,责之切”,也就容不得他有半丝缺点。再者,也因为我像其他读者一样太爱北大了,北大的学术品格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学术前途,不愿看到对她的半丝玷污。
北大自己也很珍视国人给予的荣誉,她最早在全国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度,而且听说博士论文未能如期答辩的比例,北大也是最高的。这倒不是其学术水准差于别校,而是其学术规范要求特别严格,论文不是随便就能做得出的。王铭铭先生所在的北大社会学系,以费孝通为首的教师群体有不尚空论,言必有据的优良传统。网上就曾有消息说,北大社会学系一开学就由本系教授与新生一起座谈学术规范问题。
上述种种都让我不能不愤然指出王铭铭《想象的异邦》对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的抄袭。杨守建在《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中指出,某位教授的一部著作竟是剽窃17位学者、8部专著、14篇论文的大杂烩。说实话,这样的抄袭还是需要一番功夫的,当然,揭发这种抄袭就更需要一番功夫。就我阅读所及,《想象的异邦》总共四编,共32万余字,第二编题名《视野》,总共10万字左右全部抄袭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杨守建认为抄袭有吃里与扒外两大类,里是国内,外是国外。王铭铭《想象的异邦》既不像吃里,也不像扒外,也似乎既像吃里也像扒外。抄袭的既为国外学者的专著在国内的翻译本,也就吃里扒外都可说了。好在书是王铭铭先生自己翻译的,哈维兰先生不说,也就不会有人找他打官司了。
杨守建总结了六种抄袭方法: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的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抢先发表法。《想象的异邦》第二编可以说采用的是“全篇搬用法”。王铭铭的“全篇搬运法”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纯粹的全篇搬运法。
哈维兰书第457页引述卡尔顿·库恩对森林居民交易的描述:
这些森林居民蹑手蹑脚地穿过荆棘丛生的小路来到做交易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留下了整整齐齐的一堆森林物产,如蜂蜡、樟脑、猴胆球、燕窝。他们又蹑手蹑脚地走回一段距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
此段描述性的文字很长,共348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兹不全引。王铭铭书第104页最后一段将此348个字及标点符号一个不拉地全部录下。哈维兰注明这段文字引自C·S·库恩的《一般人类学读物》,版权页码俱全,王铭铭引后则未作任何说明。不仅如此,哈维兰在此段引文后作如下分析:
沉默交易的原因只能假定,但在某些情况下,沉默交易可能是因为缺少一种共同语言。它更经常的是为保持和平关系控制互相的敌意。在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上,好的关系是由禁止交际来维持的。另一个可能性是:沉默交易使得因身分问题使口头交谈毫无可能的地方进行交换成为可能,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无论如何,沉默交易为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换提供了商品,尽管这种交换有潜在的障碍。
王铭铭书第105页第2段,将“在某些情况下”以后的全部文字抄录,不同之处是在某一个句子中增加了一个顿号。王铭铭在抄录之后,未加任何资料来源的说明。这种“纯粹的全篇搬运法”最省事,许多剽窃者采用这一做法。王铭铭也不例外。
其二,修正的完全搬运法。
哈维兰书第390页有一段是这样的:
在继嗣制度与一个社会的经济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在男人养家活口的地方,流行的是父系继嗣。如,在牧民与专业农民中,男人的劳动是主要因素,因而流行父系继嗣。在南亚发现了许多母系社会,南亚可能是旧大陆原始农业的摇蓝。在妇女养家活口的社会(主要在园艺农中)母系继嗣大量存在。在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西藏、华南以及许多印度尼西亚岛屿存在母系制度。在北美部分土著区母系制度也很显著,在部分非洲地区,母系制度也还存在。
在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第78页中则是:
继嗣制度与一个社会的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在男性养家活口的社会中,流行的是父系继嗣(patrilinear)制度。例如,在牧民与农民社会当中,男性是劳动力的主要因素,因而流行父系继嗣。在妇女养家活口的社会(主要在园艺农中),母系继嗣(matrilinear)制度大量存在。南亚可能是旧大陆原始农业的摇蓝,这里就存在许多母系社会群体。在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中国的西藏和云南以及许多印度尼西亚岛屿,也存在母系制度。在北美部分土著区,母系制度也很显著,在部分非洲地区,母系制度也同样存在。
说实话,第一段所引哈维兰著作的译文不够通畅,标点符号也不规范。王铭铭在《想象的异邦》中,采取了更为规范的译法。例如,在“西藏”一词前冠以“中国的”,将“华南”改为“云南”。我相信如果“华南”不包括西南的话,很难说还有什么母系制度的存在。“华南”改为“云南”应该是合理的。另外,关于父系继嗣和母系继嗣,译著中均没有附带英文名称,在《想像的异邦》中,加上了英文名,这是学术严谨性的表现。王铭铭对哈维兰的原文进行了严谨的重译,再严谨地加以抄袭,结果构成为一种“修正的全篇搬运”式的抄袭。
《当代人类学》是西方学者写作的,抄袭者在抄袭时,叙述的角度必须适当转换,即必须转换成中国学者叙述的语气。王铭铭先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比如哈维兰书第411页中这样写道:
在我们的社会中尤其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家庭是独立的,住的地方不在一块,而且,除非在仪式场合,否则家庭与其他亲戚都互不干涉。
王铭铭书第90页写作:
西方社会尤其如此。在西方社会中,家庭是独立的,除非在仪式场合,否则家庭与其他亲戚都互不干涉。
语气由第一人称转换为第三人称。正因为此,我们读王铭铭的著作还是流畅的,但这丝毫掩盖不了其抄袭的面貌。
其三,拓展的全篇搬运法。
哈维兰书第389页在“继嗣群”一题下这样写道:
我们经常碰到的亲属群是继嗣群,它是以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或虚构的特定祖先的直系后裔,作为成员资格的标准而被公认的任何社会统一体。继嗣群的成员就是通过一连串的父母—子女关系来追溯共同的祖先。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第78页有相似的句子:
继嗣群是以一个现实或虚构的祖先的直系后裔为成员资格标准而被公认的社会统一体。换言之,继嗣群的成员通过一连串的亲子关系来追溯其共同的祖先,它们是由亲子关系发展而来的团体。
经过比较可知,与哈维兰不同的是,王铭铭用一个“换言之”,将继嗣群成员定义为“由亲子关系发展而来的团体”。这一表述并没有较哈维兰有什么进步,相反还会让人产生误解。但是,正是由于这一转换,王铭铭就可以大胆地将他人的研究成果收入自己的名下了。
其四,注释中的障眼法。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399页有这么一段:
两可系继嗣提供了一种在单系继嗣情况下所罕见的灵活的办法:每个人要做母系继嗣群或父系继嗣群的成员,都可任选。在这些社会中,有许多社会,其个人在任一时候都仅属一个群体,不管他可以加入多少个群体。这样,这种社会可能就会被***为与一个父系社会或母系社会相同的一些分立和单独的群体。但还有别的并系继嗣社会,如南太洋的萨摩亚人和贝拉库拉人以及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夸扣特人的南支,这些社会允许一些继嗣的成员互相交搭。正如乔治·默多克指出的,个人选择的范围太大会妨碍任何以亲族定位的社会的有秩序功能:
一个个人的多种成员资格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分离为一个主要成员资格(主要成员资格由居住形式决定),和一个或多个次要成员资格(个人参与后来加入的那个继嗣群,仅仅是部分的或偶然的)。
关于此段文字,该书有一个注释为:“G·P·默多克:《社会组织的亲族形式》,见默多克所编《东南亚社会结构》,芝加哥四角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想象的异邦》第81页相应的一段是:
一些社会还存在两可系继嗣(ambilateral descent)。这种继嗣方式提供了一种在单系继嗣情况下所罕见的灵活的办法:每个人可以任选母系继嗣群或父系继嗣群作为自己的归属。在这些社会中,个人在任一时候都仅属一个群体。这样,这种社会可能就会被***成与一个父系社会或母系社会相同的一些分立和单独的群体。但还有别的并系继嗣社会,如南太洋的萨摩亚人(the Samoa)就允许一些继嗣群的成员相互交叉。正如乔治·默多克(George Murdock,1897-1985)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选择的范围太大,从而妨碍了任何以亲族来定位功能:“一个个人的多种成员资格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分离成一个主要成员资格和一个或多个次要成员资格。
段后的注释摇身一变为:“G·P·Murdock, Social Struture in Southeast Asia, 1966, p11.”注释由中文改回了英文并作了删减,出版年份由1960年错成1966年,大概是“0”字头上多带了一撇吧。由于书中列有大量的英文文献注释,在我们这些年青的读者看来,《想象的异邦》好象是在大量阅读英文原著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个注释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循环旅行”:由英文而中文,又由中文而英文。绕了一圈,读者的眼睛当然就很可能发昏了。比如我辈,外语水平不够好,当初一看《想象的异邦》中的注释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作者读了那么多的英文原著啊!后来我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个注释的旅行。就像一个杂耍,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骗局。
像这样的将中文注释还原为英文障人耳目的,整个第二编《视野》中处处存在。
例如《想象的异邦》第87页抄袭哈维兰书第404页,哈书中的句子为:
A·B·拉德克利夫—布朗把图腾制定义为:“一整套人们赖以在该社会与植物、动物和其他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自然物体之间,建立起一个特殊关系系统的风俗和信仰。”
注为:“A·R·拉德克利夫—布朗:《澳州土著的社会组织》,《大洋洲专刊》,第1辑,麦克米兰出版社1931年版,第91页。”
《想象的异邦》中相应的句子为:
拉德克利夫—布朗把图腾制定义为:“人们赖以在他们的社会与植物、动物和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见的重要自然物之间建立起一个特殊关系系统的一整套风俗和信仰。”
注:A·R·Radcliffe-Brown,Australian Social organization,Man,1937,XXXVII:201,178.
令人不解的是,该段文字前后几页文字两书几乎相同,可以明知抄袭,但是作者还要在引文上加以修改,不知是抄错,还是作者手头确实有其他出处而特意改动以掩护呢?不过,这样的表演并不能掩盖其抄袭的手法。
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想象的异邦》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中,王铭铭列举了120位中外学者的论著,却没有列举哈维兰的著作。这本由王铭铭自己翻译,且由王铭铭全篇搬运了10万字左右的学术名著,遭遇如此的待遇,实在是不公。
(《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10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1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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