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滢：学术期刊与“计件式知识生产”

阿让

在当今知识生产形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办好学术期刊，具体地说，如何办好大学的学报，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当然这种讨论不应完全限于对策和技术的层面，它甚至构成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课题。

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学报在特定的知识生产体制中的地位。在当今中国，学报完全是“校办府管”（学校主办，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模式，这样一种杂志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政府和学校的“双重领导”，无形的体制框限制约着杂志编者，通过他们又透过自己的工作约束着作者的思考和作文。无论如何，编者和作者均借助学报“编辑体例”、“引证体例”或者“来稿须知”的格式规定而达成一种“迎合体制”的默契。很显然，在以学报为工作平台的知识生产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重检验知识产品的标准，其中尤以“权威性标准”（杂糅权力、意识形态诉求和管理者意志）为最终产品合格检验的圭臬。久而久之，在“迎合体制”的潜规则之引导下，作者和编者均选择了一种“形式化－技术性路线”，走学术的规范化之路。编者期望通过“学术的规范化”来整饬混乱的知识生产过程，作者也以同样的姿态来装扮自己的作品。于是，一种“体制－编者－作者”合谋的新的生产机制形成，它其实掩盖了“思想的慵懒”这样一种深在的问题。


也就是说，现下的知识生产机制，本身就像这个时代的工商业一样，具有一种强大的裹挟力量，将历史上一切曾经存在过的“小手艺”、“小作坊”式的知识生产全部强行纳入“大工业协同式”的知识生产线，接受相同的标准检验。在这个知识生产流水线上，所有的知识生产者完全按照工业生产流程来完成自己的作业。他们来不及选择、来不及准备、来不及打磨自己的产品，一切创作行为在惯性的力量面前呈现出机械性和被动性。这种生产塑造了知识生产者的慵懒品行，他们只要完成仅靠数量计算其成果的行为过程，就算大功告成。我把这个现象称为“计件式知识生产”。当知识生产者像技术工人一样熟练地重复“写字”的动作，那么，思想的慵懒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今的“学报”和其他学术期刊愈来愈多，而知识本身却未见增量的原因。

明眼人很早就感受到“计件式知识生产”与当今学术机构（大学和研究所）的能力评价体制和不断新增的学术期刊之间内在的关联，也同样看到这种生产形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知识增长能力的萎缩。然而，身在体制内的任何一个人尽管能够找到问题及问题的症结，却未必能够真正解决这种问题。因为这种问题不是单一维度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整个体制扭结在一起。学术创新难，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更难。

我这样说，似乎学术期刊或者主编学术刊物的学术人就无所作为了，他们似乎就可以墨守成规，放弃自己在提升学术、增进知识上的使命，苟且偷生，甚至为“伪劣知识”制造者提供成长的温床了。恰恰相反，正因为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杂志主编和其他编辑者负有为学术担当的沉重责任。他们应尽可能鼓励作者自由、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不预设无理的框限来束缚知识生产者的思想创造，善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的作者，同时抵御来自非学术的力量对学术自治的侵袭，阻止一切伪劣知识的流行、泛滥。

学术之力乃国力之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的编者和作者均应勉力对此做出各自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职是之故，真诚地期望我们国家有更多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杂志问世并引领吾国学术的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9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