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剽窃现象：我们应有的关注与反思——“王铭铭事件”答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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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北大王铭铭教授的学术剽窃问题被《社会科学报》率先披露后，引起很大反响。您最初听说此事时有什么感触？  
答：我读了晓声（王晓生）先生的《北大博导剽窃  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想象的异邦>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和曹树基教授的评论《就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均载《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10日）后的第一感觉，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即“触目惊心，痛心疾首”。  


问：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感慨？  
答：因为我从未想到像王教授这样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也会存在学术剽窃的严重问题，更没有想到一本32万字的书居然有近三分之一是剽窃自另外一本书。虽说近年来披露了不少学术剽窃案，但像《想象的异邦》这样无所顾忌的大面积剽窃，以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想象的异邦》和被剽窃的著作《当代人类学》还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这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前者出版于1998年，后者出版于1987年）。这些情况，说实在的，都完全不符合我们一般人的正常思维，所以说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说“痛心疾首”呢？因为王教授既有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术背景，又有在北大做博士后、在北大任教的学术经历，这在同龄人中都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作为北大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百千万工程”入选人、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王铭铭教授可以说是新生代学者中的很少有的佼佼者，也是许多同龄人和年轻学子仰慕、效法膜拜的对象。因此，当听说王教授也走到学术剽窃者的行列中去的时候，确实是感到震惊、非常失望的。与我有这种同感的年轻学者还有不少，比如，吉林大学姚建宗教授最近就这样说过：“看了‘王铭铭事件’的有关报道，我非常痛心和悲哀，毕竟王先生是我比较佩服的青年才俊，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之前我是把他作为我的学术榜样的——他1962年出生，而我生于1966年，我把他作为了我们同龄人的骄傲。然而，王先生竟出现如此严重违背学术道德与学术良知的行为，这是对我的极大打击。” 网友孤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读了关于王铭铭的报道，感到“非常痛惜！难道学术界真的堕落到如此地步？感到无言的悲哀。学术，这两个字对多少人意味着神圣啊！特别是对学术有着强烈爱好的却未能以学术为业的人，学术界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神圣的殿堂啊！……我希望有人能弄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本身资历如此优越，原本不必靠抄袭也可以到达学术颠峰的年青学者堕落到如此地步呢？是学术界的整体氛围还是个人的利欲熏心？这件事不是王铭铭一个人的事，它折射出学术界在功利性社会环境下的异化。不由想起刚刚去世的学者钟敬文老先生这么说过：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王铭铭，你急什么？” 这不同样是一言难尽的感觉吗？  

我本人之所以感到“痛心疾首”，还因为这件事情不仅与王教授个人有关，而且还与北大崇高的学术地位、学术声誉不相吻合，还有可能会因此而影响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国际形象。如您所知，北大是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全国仅有的两所“世界一流大学”之一，北大是以“提倡精品，拒绝赝品”而享誉学术界的，但是类似王教授这样的做法，对北大及其学术形象无疑是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效应的。  


问：可是，有人对于晓声的文章是抱怀疑态度的，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答：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里，都有人对晓声先生及其文章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也听说过不少。他们主要怀疑的是这样几点：第一，晓声不是学人类学的，他的书评可信吗？第二，王铭铭教授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又是北大教授，像他这样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怎么可能会剽窃、又为什么剽窃呢？第三，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最有发言权，可是并没有人说王教授抄袭，有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如清华等大学的教授）还呼吁要“保护”王教授；第四，发表晓声书评的是报纸而非学术刊物，等等。  

我觉得，对于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本来是正常的，特别是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自由言说，众声喧哗，这是一种好现象。不过，如果脱离了具体的讨论语境、背离了基本的学术是非观念，那么，这些对晓声的质疑或对王教授的辩护，就都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比如，王教授指导的4位博士研究生曾在1月14日致北大校领导的信（该信已在网上广泛流传）中说：“从这位‘晓声’ 所选读的书来看，他还处在人类学的入门阶段，但却借着把一本教科书捧到‘名著’的高度，试图全盘否定王老师的研究和在学术界的地位，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可是，这样的质疑讲得通吗？首先，晓声在他的书评中只是讨论王教授的书存在剽窃这一问题，而并未“试图全盘否定王老师的研究和在学术界的地位”。其次，能因为一篇批评性的书评就可以给书评作者加上“这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的紧箍咒吗？最后，即使书评作者“处在人类学的入门阶段”，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与王教授这些专攻人类学的北大博士生相比，晓声先生只是北京某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级的博士生，论人类学的专业知识，他完全有可能远远不如北大的人类学博士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处在人类学的入门阶段”的学文艺学的博士生都能看出王教授的书存在剽窃10万字的问题这一事实，那么，请问那些在人类学已经“入门”、登堂入室的专业学者，比如王教授的这些博士生，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呢？这一点，也正是值得深思的。有一个署名TM的网友感慨说：“悲哀的是，揭露这一作假事件的是中文系的博士生，批评王铭铭的是历史学者曹树基。那些三天两头在媒体对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品头论足的社会精英和明星到哪里去了？这么都蔫了，成了哑巴？你们还有没有起码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你们早就知道王铭铭的书存在严重问题，却没有人吭声，现在被外人揭露出来，你们还装聋作哑，像得了集体失语症。……如果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的英文足够好，我就给哈维兰先生一个伊妹尔，把王的抄袭和中国社会学精英的熊样告诉他，看你们的脸皮往哪而搁？我为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而感到悲哀。”的确，人类学界至今还没有人公开站出来说王教授的书存在剽窃问题，但这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圈内中人碍于情面或者其他关系而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并不能说明王教授的《想象的异邦》确实没有问题。问题不在于批评王教授的书的作者是不是学人类学的，关键是王教授的这本《想象的异邦》究竟是不是存在严重的剽窃问题？除非从事实上推翻该书大量剽窃他人成果这一结论，否则，任何为王教授辩护或说情的努力大概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至于发表书评的是报纸、刊物还是网络，这只是一个技术平台的差别而已，并不能改变剽窃的事实和性质。如果说有差别，也无非是在刊物上发表的话，影响面小一些（除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外，一般人是很少会看学术刊物的），而公共大众传媒如报纸、电视等，其影响则要远远超出学术界。至于网络，其传播速度的更快、力度更大。  


问：有人说，王教授是《当代人类学》的翻译者，因此他“引用”该书不构成“抄袭”。  
答：我也注意到这种说法。署名“ygzh (规矩太多)”的网友在北大新青年发布的一个帖子的标题就是《王铭铭教授没抄袭,也根本够[构]不成抄袭》，这个帖子列举了王教授是译者等理由，说：“王教授照搬的是他自己主要翻译的书，既然王铭铭拥有《当代人类学》中译本的版权和引用权。王铭铭在《想象的异邦》中引用自己拥有引用权的文章就够不成抄袭。顶多是不够细致连引用率都忘了。”“王铭铭引用 自己拥有引用权的文章 够不成抄袭。”并要求“如果北大校方觉得不踏实，应该组织几个人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进行研究。确定后对王教授恢复名誉，再对曹树基之流追究法律责任”。署名“杨冰”的网友在《为王铭铭教授辩护》中也作过这样的“辩护”：“有人指责王铭铭的著作有抄袭的问题。是否抄袭，有人已列出证据，说《想象的异邦》主要抄自王铭铭自己翻译过来的《当代人类学》，不说这种抄袭是否真实，我想要问，王铭铭为什么要抄袭？他是要评职称？从《想象的异邦》的介绍来看，在此书出版前王已评为教授，他不需要靠抄袭来评教授。他若抄袭，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写的一本介绍性的论著，这种介绍性的论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其中某些段落沿袭了其他人的说法，而是他在这种说法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说法。……从我的阅读看，《想象的异邦》不仅有大量这种理论思考，而且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对当前学术界的不满是，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不是太多，而是实在太少。”  

上述这些为王教授剽窃而辩护的说法，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常识上讲，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也可能是为王教授辩护最拙劣的例子。王教授固然是《当代人类学》的主要译者，但能否因此就可以说他不是剽窃呢？王教授在他的《想象的异邦》中大量“搬用”《当代人类学》现成的论述，既不作说明，也不作注释，是道道地地的学术剽窃行为。正如晓声的书评所指出的，“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想象的异邦》书末开列的‘参考文献’中，王铭铭列举了120位中外学者的论著，却没有列举哈维兰的著作。这本由王铭铭自己翻译，且由王铭铭全篇搬运了10万字左右的学术名著，遭遇如此的待遇，实在是不公。”作为翻译者，王教授可以享有中文译本的翻译署名权、领取翻译稿酬、决定由哪家出版社出版等权益，但怎么能无所顾忌地把别人的学术成果变成自己的东西呢？如果说自己翻译的书就可以“搬用”成自己的著作的话，那么，学者们今后作学问可真就一举两得、轻而易举了：先翻译一本书，然后再“搬用”过来，署上自己的大名，就成了自己“著”的书了。请问，有这样的道理和逻辑吗？正如网友JohnDoe所说的，“哪国法律给翻译者那么大的‘著作权’，大到可以对原作者取而代之？如果真这样，今后所有抄袭，剽窃将成为合法，只需多一个步骤：先出版本译著，再抄之，成为两本（！）自己名下的‘专著’。……这还不把天下知识小偷们乐翻天！”  


问：有人强调说，王教授的《想象的异邦》并非学术著作，所以问题也就没有那么严重。是这样吗？  
答：王教授的这本书，在学术上应该如何定位？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本人主要是从事美国史、史学评论的教学与研究的，对本书所论主题即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没有发言权。不过，简单地把本书界定为“一本译介性教材”或“一本一般的介绍性著作、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是否合适呢？我觉得最好还是看看王教授本人的说法，因为作为“著”者，他的说法最有说服力，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该书的“前言”中，王教授说：“本书是一部学术散论集，它收入了我在1987年以来写出的21篇人类学评论作品……在编选和整理过程中，我对原有的文章在内容、结构、篇幅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第1页）“这本书中包括的论文所依据的知识，主要是我在留学英伦期间获得的，因而我对这些知识的重新解释，大多能够基于对原著的阅读”；（第1-2页）“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第2页）“为了把分散的论文编成一本像样的书，我对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作了较大幅度的整理”；“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有一定的体系隐含其中”；（第2页）“最后应说明的是，本书的部分论文是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九五’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下写就的，因而也应属于这两个基金资助课题的部分成果”。（第3页）  

从王教授自己在“前言”中的这些夫子自道来看，王教授从未把《想象的异邦》视作“一本译介性教材”或“一本一般的介绍性著作、而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恰恰相反，王教授强调的是，“本书包括的每篇都贯穿我自己的学术分析路径”；本书是由“分散的论文”、“本来体例十分不一致的论文”加以“较大幅度的整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后而编成的一本“像样的书”。何况，作为原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下的“部分成果”，又怎么可能是“一本译介性教材”、“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呢？  

退一步讲，即使是“教材”，难道就可以从另外一本书中剽窃10万字而正大光明吗？  

至于有的人说王教授“他根本犯不着靠这本书成名，倒是也有小子想靠批判这本书成名也未可知”，这除了无端猜测外，恐怕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  


问：有不少网友认为现在对王教授的事情是小题大做、人身攻击。您怎么看？  
答：从1月15日以来，网上有越来越多的帖子在对王教授辩护、声援的同时，也对批评者加以口诛笔伐。在这些网友看来，目前对王教授“体无完肤的攻击”，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群体”所为；“对王铭铭的有些攻击，似乎成了竭斯底里发泄的典型”。王教授的博士生们则认为“自己敬爱的老师遭受恶意攻击”，并说“我们非常明白，王老师之所以遭到这样的恶意攻击，就在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于有人嫉妒他为中国人类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嫉妒北大人类学在学术界的地位”。还有的进而对学术批评提出质疑，如“成真言”在《王铭铭“剽窃案”与“上海写作班子”》认为这“表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情绪，让人想起过去的‘阶级仇恨’。……它的后面隐藏着歇斯底里……现在的‘学术批评’好像可以更恰当地称为‘学术斗争’，因为它的诉求是要‘一棍子打死’……基本态度都是无耻”；这位“成真言”先生还严厉谴责了“‘学术打假者’的假与不善”：“那些自我标榜的‘学术警察’之所以会尽其大批判之能事来打击别人，表现出对违反学术规范的学者的刻骨仇恨，而不将学术批评当成是学术的事情来做，是因为他们嫉恨其他学者的成就和社会影响”。还有的“真担心学术界的**时代又要来临了”，也有的表示：“说实在的，我感到悲哀。为王铭铭，为现在的讨论，为中国的学术界：在我们身处其中的这种恶劣环境之中，大家艰难地做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学问，相煎何必如此之急？”  

客观地说，这些网友或王教授的博士生想为王教授辩护，心诚意切，但他们不去正面面对批评者对王教授的书存在剽窃问题的批评这一事实，而反过来将批评者上纲上线，既拿不出事实根据，又不能以理服人，用莫须有的罪名倒打一耙，或许可以解对批评者的一时之恨，但能遮蔽业已发生的剽窃事实吗？能从根本上帮王教授解围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情况也许存在，但这能说成是对王教授批评的原因吗？能改变王教授的剽窃事实吗？说批评王教授剽窃就是“执意要自毁中国人类学仅存的一段城垣”，说得通吗？把正常的学术批评一言以蔽之曰“不务正业”、“居心不良”、“别有用心”、“嫉妒”、“卑鄙”、“恶意攻击”、“恣意玷污对方的名声”、“阶级仇恨”、“学术斗争”、“一棍子打死”、“整人”、“**”等等，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能证明王教授的《想象的异邦》没有大面积剽窃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吗？  

至于说“嫉妒”王教授“为中国人类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嫉妒北大人类学在学术界的地位”，恐怕同样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因为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到目前为止，公开署名在《社会科学报》、学术批评网发表批评或评论文章的，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是人类学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不仅与王教授不是一个专业，而且也与王教授不在一个大学。那么，要说“嫉妒”，从何谈起呢？孤云说得非常到位：“最重要的是解释王教授在《想象的异邦》中是不是长达十万字引自其他论著而不加说明。如果是，为什么当时不加说明？一百字一千字也许是因为行文失之严谨，读者也不会吹毛求疵，关键是如果真的有10万字原文照抄，恐怕就该给读者一个交代。读者所关心的也在此，至于‘炒作’与‘别有用心’，读者不是傻瓜，谁是谁非，自有公论。我认为，王教授要面对的，不是他所谓的“别有用心”的学者，而是广大的读者，这也是王教授可以重建信任的关键。”  

因此，对于学术批评，应当抱有一种平常心。一般说来，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平等的。在学术问题上，如果批评者批评错了（这种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被批评者完全可以据理力争，进行学术反批评。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也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惧怕正常的学术批评的。那种一见到批评就首先联想到对方所谓“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说法和作法，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变态心理和行为。在我国学术界，学术批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学术界目前之所以存在学术剽窃等丑恶现象，痛定思痛，确实是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有密切关系的。  


问：有人说，“是我们不良的学术环境毁了一个优秀的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说它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学术环境确实还不理想，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很糟糕。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替学术剽窃行为开脱的借口和理由。“难道学术环境‘不良’，人们就可以任意剽窃么？就可以在剽窃之后不受指责么？”（网友阿歪语）出了学术剽窃这样的严重问题，不要总从客观上找原因，而应首先从自身上找原因。不然的话，谁都可以把自己的过错轻而易举地归咎于外在因素，而自己却像蒙受不白之冤似的，其结果必然是在学术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也必然会使抄袭剽窃等种种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难以遏制。我觉得，作学问应坚守学术伦理，贵在自律，其中之一就是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抄袭剽窃。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一个大学教师也罢，这是学术伦理的底线，是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了。不然的话，如何能“为人师表”？如何“传道、授业、解惑”？  


问：这件事情被披露后，许多媒体纷纷加以报道，有人说是“炒作”，是这样吗？  
答：王教授剽窃的问题被《社会科学报》、学术批评网首先披露后，其他媒体也纷纷跟进：继1月14日《北京晚报》率先报道此一事件后，有关的报纸、刊物、网络、电视台、广播电台也迅速作出反应。这说明人们对学术界还是非常关心的，是正常现象，不能说是“炒作”。因为北大去年刚刚举行过“提倡精品，拒绝赝品”的科研大会、并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而王教授作为北大的博士生导师，他的《想象的异邦》正好提供了一个如何应对“提倡精品、拒绝赝品”的典型个案。不知道这种巨大的反差是不是媒体格外感兴趣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的报道是误导、失实，以讹传讹。比如，各种报道所说的北大撤消王教授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的处分，其实是去年就作的决定（但没有公开），并非针对《想象的异邦》而作出的处分。事实上，截止今天（1月21日），北大校方尚未对王教授的问题作出正式决定。再比如，把书评作者晓声先生一再说成是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也不准确。  

当然，各种媒体广泛报道此事，可能会使北大在人们心目中一向享有的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形象受到某些影响。  


问：从王教授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得出怎样的教训？  
答：教训太多了，也太沉重了。我想借两个网友的发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其一是网友“冷静理性”1月16日在世纪沙龙上的《王铭铭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理性》，“凡有基本理性的读者都不会因为此案而否一概否认王铭铭先生的学术成绩，也没有对其工作全部否认。而他此次被曝光对他本人而言，也许更多地会带来一些好处，对他将来的研究与学术前途[也是如此]。更大的意义在于给国内学术界一次洗礼。”其二是网友onetimelong 1月15日在北大新青年上的帖子《请关心王铭铭老师和关注王铭铭事件》：“怎样与国际接轨，建立真正的学术规范，这确实值得我们反思。中国目前学术界整体上是不规范的，笔者虽然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仅仅自己身边所了解到的例子就已经不少了。北大只能及早地迈出严格要求的这一步，才能尽快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问：目前，我们在学术界最应强调的是什么？  
答：答案可能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比如，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建树健全学术规范，遵守学术伦理，加强学风建设，等等。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同志和学界有识之士注意到学风问题的严峻性和学风建设的重要性了。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最近接连发表了《关于学风问题的思考》、《创新理论必须要有创新的学风与文风》等文章，一再强调学风对于学者和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良学风已成治学之大乱，犹如‘瘟疫’，需要下决心祛除。如不适时整治，不良之风就会积重难返，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再如，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第十次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2001年12月29日，李岚清副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强调说：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少数教师剽窃他人学术、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奖励、职称和学位评定中的弄虚作假问题，坚决维护高等学校的形象和声誉。” 另外，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终于开始认识到了学风与学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比如，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把学风建设列为科研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科研人员应正确认识学术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遵守学术规范，切实扭转无引文、无视前人研究基础、无新鲜经验和事实材料的空谈之风。”  


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学术规范讨论为标志，学术界也开始自觉关注学风建设、学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历史研究》等七家著名史学刊物自2000年第1期开始，连续刊载《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将学术规范落到实处。近年来，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与学界有识之士，如季羡林、钟敬文、任继愈、伍铁平、章开沅、王宁、何芳川、袁行霈、章培恒、葛剑雄、陈平原、李醒民等知名教授，都曾公开撰文论析呼吁。一些有影响的文化学术类报纸，如《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北京青年报》、《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武汉晚报》、《人民政协报》等，都曾在近期作过专版讨论文章。《学术界》、《自然辩证法通讯》、《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论坛》、《博览群书》、《群言》、《社科信息》、学术批评网、世纪中国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等刊物、网络、电台，也曾一再聚焦于此。这说明，无论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还是其他各界的有识之士，如今对于身处其中的学术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和中国学术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等问题，不仅是越来越关心了，而且已经或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我认为，这既是学术界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起点，也是中国学术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创新、繁荣的根本基础。  

2002年1月21日  

（《中国教育报》将摘要发表）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