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及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

白鹤

【内容提要】　尽管九一一事件代表了一场始于战争技术和认同政治的革命,但是未能相应地在理解和调解的艺术之间引起一场革命。为了缩小对于后九一一世界进行理解的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发展一种成熟的虚拟理论,进而深入挖掘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科意义。以当前美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作为批判性解读的对象,通过仔细剖析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自相矛盾和神化色彩,作者呼吁国际关系学者对一个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做出迅速且有效的审视。

   【关键词】　九一一事件;国际关系学;虚拟理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简介】　詹姆斯·德·代元(James Der Derian),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国际关系学教授。

一　导　言

笔者撰写这篇论文期间,[1]正值美国全国上下忙于纪念九一一恐怖袭击两周年:人们举办各种纪念性典礼、宗教仪式,电视台也在对此进行24小时直播,向遇难的亡灵们表示哀悼,给受伤的幸存者以精神安慰,认识到需要理解这一事件,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对于九一一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理解愿望与理解能力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实践还是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这种差距都没有逐渐缩小的迹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伊拉克仍然深陷泥潭之中。在无法说明的行为与不可思议的后果之间,在过去的恐怖与现在的不安全之间存在一条鸿沟。人们要想填补这条鸿沟,不能仅仅依靠以下举措:(1)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和公共仪式,比如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在纪念九一一事件一周年时做出了“非政治性”抉择,即只是宣读那些秉承过去传统的演说辞;(2)认识到恐怖主义袭击和军事报复循环进行——主要网络和有线频道在纪念九一一事件两周年时做出了令人精神麻木的选择;(3)推出一大批电视记录片,比如在《特区九一一:危机时刻》这部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记录片中,布什总统宣布,“如果哪位吹牛的恐怖主义者想抓我,那就告诉他来吧”。要填补这条鸿沟,也不能仅仅依靠以下做法:(1)可以随意监禁可疑的恐怖分子而无须举行公众听证会;(2)剥夺市民和访问美国的人员的公民自由权;(3)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此铲除未来的威胁。实际上,填补这条鸿沟需要深刻的历史研究、跨文化视角和比较政治分析。换句话说,它需要对目前美国的国家安全话语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估。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这里有几方面原因。第一,由于美国免受攻击的优越感迅速破灭了,所以人们开始反思充满爱国热情的断言以及知识分子的克制。由于自己的领土受到攻击,所以美国公开放弃了联盟政治和集体行动,以利于对敌与友进行单方面的、先发制人的定义,从而确保国家得以重新巩固、主权得以重新塑造。第二,学术界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科学家根本没有对此做出反应——与它在柏林墙倒塌时的最初反应相似。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但是一些“具有科学倾向的”学者却做出了臭名昭著的描述。在这些科学主义学者看来,柏林墙事件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数据点(a single data point),不能从中得出任何重要的论断,也就是说,不能从中提出任何可以证实的假设。一贯比较稳妥的做法是耐心等待更多的数据。第三,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次创伤的严重性。从媒体第一次循环播出袭击的画面到布什政府的随后处理,这次创伤已经使许多批评家和犹豫不定的人变得缄默不语,甚至有可能使首次关注政治的人产生刻骨铭心的“仇恨和恐惧心理的散播”。第四,在各级政治家、学术权威和思想库成员中间,恐吓政治已经出现并得以传播。尽管目前的恐吓政治不如麦卡锡主义那样野蛮,但是几乎同样能够有效地压制任何不同意见。

可以肯定地说,伊拉克经历准战争之后的准和平不符合这种描叙,出现了一些标志着重大转变的信号。不过,笔者认为,自己并没有夸大九一一事件对美国人民的灵魂和政治态度所产生的全面影响。下面笔者将详细介绍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笔者应邀出席国际安全研究三方小组(成员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和杜克大学)主办的“美国媒体与战时挑战”会议。非常巧合,这次会议是在“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开始两天后召开的。笔者提交了一篇批评军事与媒体相互渗透的论文。[2]

此时此刻,在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职业生涯中,笔者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佼佼者们(以及一些最糟糕的学者)的抨击。老实说,笔者宁愿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也不愿对唱诗班进行布道。但是,与会人员一心要让笔者遭受笔者以前从未见过的致命打击。他们的质问(多以大肆渲染的“评论”而出现)只是来自无价值的东西,并且直指笔者的个人要害。笔者能够感觉到,大约20位来自布拉格堡特别行动学校(Fort Bragg Special Operation School)的与会现役军官对笔者的发言主题愤怒无比。甚至有人警告过笔者,要笔者最好从其他门离开,因为他的一位朋友(他的反驳计划是,试图质问笔者是否曾经去过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想把笔者“大卸八块(apiece of me)”。

然而,笔者的这次遭遇最令人担心的一个方面或许是其他每位与会者几乎都表示了同意或默认。许多与会人员似乎都赞同这些军人的意见,其中一些人的态度更加明显。一位作为专门小组成员的传播学教授几乎放弃了她的发言,转而发动了一场涉及面很广(主要针对笔者)的抨击。在她看来,如果有人认为战争期间的新闻界——或者学术会议——应该关注敌人或平民的伤亡问题,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进行清算。另一个对笔者发起抨击的人是一位前任将军。笔者猜这位将军是少数几个没有受邀在有线新闻网(CN*)、福克斯广播公司(FOX)、美国广播公司(ABC)或其他网络上向公众解释对伊战争的人员之一。这位将军花了大部分时间来鼓吹不顾平民伤亡进行战略轰炸的必要性。

当然,有几位与会学者事后接近笔者,为他们的行为表示歉意(包括布拉格堡特别行动学校的一位研究人员)。还有几位与会学者表示,他们实际上赞同笔者的看法。但是笔者对他们的疑问是:当笔者遭受抨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笔者担心,他们的立场很不明确。令笔者高兴的是,那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自己产生了一种充满更多希望的感觉。当天晚上,笔者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Durham)的富兰克林大街上碰到了一支临时的治安巡逻队,这支队伍是由一群出色的高中生以及他们的母亲组成的。在随后的3个小时中,鼓声、舞蹈和过往汽车的喇叭声极大地缓解了笔者在这次会议现场所目睹的仇恨和担忧。

笔者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就美国对九一一事件的官方政策所做出的批评性反应已经并将继续遭受政治上、理论上有时甚至是人身的抨击。这种现象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问题。在这里,笔者想对这些问题做出阐述。第一,评估九一一的影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这是因为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从未对情感(如担忧、仇恨、移情)在世界政治实践中的影响进行有效研究,更不用说对这一影响进行有效衡量了。第二,学者们面临的一个永恒问题是,一般的学术方法怎样才能清晰地阐述国际关系学所遇到的实践。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认为,全球政治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及去领土化的性质,致使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显得有些落后。维利里奥(Virilio Paul)认为,“时间政治学(chronopolitics)”正在支配着传统的地缘政治学。[3]要是等到收集好数据、证实了一般假设并且得出结论以后,重要的时刻早就溜走了。其他人员尤其是那些像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一样接近权力中心的人,能够更好地论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4]同时,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及其他以历史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学专家认为,通过增强国际关系理论的实用主义相关性,可以缩小这种差距。[5]第三,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学者主要来自两个方向:批判理论阵营和现实主义阵营(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笔者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策略,国际关系学的批判理论和欧洲大陆学派能够使这种策略影响到恐怖战争,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策略。然而,笔者认为,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国际关系学的传统学派当中,为什么现实主义者变成了反战运动的领导者。跟随汉斯·摩根索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脚步(如果不是障碍的话),“守旧派现实主义者(paleo realist)”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主导派现实主义者(uber-realist)”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发表了一篇高姿态的(high-profile)文章,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发动战争的鲁莽行动。[6]然而,像约瑟夫·奈、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和安-玛丽·斯劳夫特(AnnMarie Slaughter)一样的自由制度主义者和人道干涉主义者本来有希望成为反战人士,但现在却只是斤斤计较于这场战争的道义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没有反对美国的侵略行径。[7]

这种教训在国际研究协会于2003年3月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Portland)召开的年会上显得很清晰。由于这次会议对迫在眉睫的战争保持异常沉默,结果是大约36位国际关系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在旅馆的主走廊上进行了无言的抗议。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者是国际关系学的批判理论家、女性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或者是“外国的”代表(二者经常相互重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研究协会的前任主席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和下一任主席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都参加了抗议活动,他们二人都不属于占据美国国际关系学主流地位的自由制度主义者。

笔者认为,认识到现实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诊断能力是可能的,甚至也许是必要的。最近,现实主义者的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他们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进行了一般评估;其二是他们极力倡导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战争需要注重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均衡。现实主义者素以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自豪,他们不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希望事物应该是什么。至于理想主义者的范畴,通过一种奇怪的聚合方式,我们应当将复兴的原教旨主义者、坚定的新保守主义和热情的施特劳斯主义者(Straussian)(美国哲学家施特劳斯一直反对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一思想常常被视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译者注)包括在内。有时,他们会合而为一,也会走向趋同。倡导机制变化和人权的理想主义者会发现,他们的盟友更多来源于自由制度主义者的行列,而不是来自以前那些赞成国家适度安全的同盟者。

但是,来自国际关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笔者被视为这个阵营的常客)的一些批评者,不愿意让现实主义者如此轻易地逃脱批判。正像瓦尔特·本亚明(Walter Benjamin)(德国文艺理论家,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译者注)在《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中所写的那样:“显示事物‘本来面目’的历史是20世纪一支最有效的麻醉剂。” [8]当代现实主义也有自我服务的建构物,像国际无政府性作为铁定原则的假定、人性的亘古不变性以及权力的客观化、武器的神化、国家的物化等都是现实主义建构出来的。尽管整个世界政治的变化已经使许多现实主义基本箴言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它仍然像幽灵一样在国际关系学中挥之不去。幸运的是,除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还有其他方法来理解九一一事件之后的世界。

笔者个人的信念是,九一一确实代表了一场革命,这是一场已经开始于战争技术和认同政治的革命。但是,九一一未能相应在理解和调解的艺术中引起一场革命。在九一一之后的世界,这种情况意味着,人们需要采用批判性的方法论进行更加仔细、更具批判性的审视,即不仅要审视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战争与反恐战争怎样结合在一起,也要审视技术工艺究竟怎样促进了这些战争。对技术工艺的批判性审视包括:(1)恐怖主义者怎样利用电子邮件、移动电话、飞机模拟装置和因特网来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协调那些造成3016人死亡和几十亿美元损失的机器?(2)美国军方怎样利用全球监控系统、网络化沟通方式、精准武器、无人驾驶的飞机、实时模拟和快速部署特种部队在阿富汗和伊朗发动一种有效战争(virtuous war),意即伤亡低、距离远、场面壮观的战争;(3)随着美国政府为了反恐战争而发展出有关监控和收集数据的新技术,因特网本身如何变成了一种战场,即通过因特网,组织者在几个城市召集了上百万的反战游*示*者,非官方团体收集和发布了大量关于九一一事件的报道。

二　虚拟理论(Virtual Theory)

恐怖活动与反恐战争依赖于技术激活和神化报道,国际关系学者必须及时对这种战争的方式及其疯狂性做出反应。破除这种战争神话远非仅仅需要现实主义的冷静或者自由主义的期望,而是需要仔细的、批判的而又实用的解读,即人们几乎不再容忍统治以及有效权力。基于自己对军事-工业-媒体-娱乐网络的调查,笔者提出了国际关系的虚拟理论。在《有效战争》[9]一书中,笔者指出,我们已经加速超越“后现代的环境”, [10]直冲进日趋数字化的“虚拟时代”,其中,迫在眉睫的(instant)阴谋、灾难性的事故、军事战略左右民意(wag-the-dog)的对外政策、计算机模拟、实时报道的战争以及对行将诞生或垂死的国家进行“迅速介入、缓慢撤出”(quick-in, slow-to-get-out,意指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提出的“鲍威尔准则”,即军事介入要以明确的政治目的为前提,以绝对军事优势为取胜的保证——译者注)的干涉,已经成为常规。

简言之,虚拟理论根植于欧洲大陆哲学的学术传统,旨在探索一种具有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干预手段。它是一种公认的多元主义路径,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以消除国际关系学中那些最严重的危险。它研究国际关系学中那些经常令人费解的悲剧,而无须现实主义的道德无涉性(amorality)和自由主义的有效谴责。通过权力与知识、现代与后现代、经验方法与批判方法、传统手段与数字手段的结合,虚拟理论在网络化的全球政治中能够起到如同硬件和软件一样的作用。虚拟理论使用了一种含义十分模棱两可的说法,以此表明其观察具有一定的创造潜力,其客体具有捉摸不定的性质。虚拟理论能够创造意义、展现存在,也能通过戏剧性区分(differentiation)和技术视野来创造现实。总之,虚拟理论是指:轻说明而重描述;为干预而不是为解释现实提供工具;更加关注事件、利益和装备,而不是行动者、结构和证据;对结果而非原因更感兴趣;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感兴趣,而对某一事件变得(或者未能变得)具有重要性和全球性的原因感兴趣。尤其是,虚拟理论对下列内容保持敏感:事故、同时性、联系性、复杂性、催化作用、促进剂、灾难、反馈、白噪音(white noise)、消极的协同作用、阶段转变、紧急威胁、自相矛盾、时空分离和梦想。

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需要记住虚拟性的定义。虚拟性的界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无限再生的潜力,二是产生远距离效应的能力,这两者是其创造性和毁灭性能力的主要源泉。这种定义突出了反省在虚拟理论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经常思考,虚拟理论如何通过各种观察活动来促使某一事件成为现实。它可能会力图影响一切使最可能实现的事件成为现实的技术。然而,与此同时,它必须负责建构一个未曾出现过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来源于凭空创造,而是来源于造物主式的技术(not exnihilio, but exmachina)。

在认识论的光谱上,这种解释显然使虚拟理论更靠近后现代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而不靠近理性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作为多数社会科学理论的构成基础,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遭到了虚拟理论的抛弃。通过建构一种超越领土内涵的存在(这种存在飘浮不定,而且始终不断变化),虚拟性代表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超现实,而且这种超现实不符合社会科学关于现实与理想的主流二分法。虚拟性也不符合国际关系学纯粹的哲学二元性:现实主义的相对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普世主义。虚拟理论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虚无主义。相反,虚拟理论假定,批判性想像与技术决定论之间的结合在未来可能产生一些后果。

白鹤

虚拟理论批判的对象是那些最有影响的话语,这是因为这些话语中的有效陈述所展示的是物质利益。今天,这些话语的一个极致可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1]作为虚拟理论的案例战略,笔者试图对美国在有关恐怖主义和反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的主要文档进行仔细解读,并对这一原始文本的结构进行逐章逐句的解释,力图揭示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不一致、矛盾和彻底神化。

(一)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02》(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的第一部分:美国国际战略总纲

在这部分中提到:“我们国家的事业向来都不仅仅限于巩固我们的国防。”从布什总统最初的路线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言辞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我们国家的事业向来都不仅仅限于巩固我们的国防。我们一如既往地为正义(促进自由)的和平而战。我们将保卫和平,使之免于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者的威胁。我们将在大国间建立良好关系,以此来保卫和平。我们也将在各大洲促进社会自由和开放,以此来扩展和平”。[12]

不管起草者的意图是好还是坏,《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读起来更像是19世纪吉卜林格调的(Kiplingesque)民间故事,而不是21世纪的战略思想。白宫的言辞有利于也显然打算激发人们怀念过去伟大帝国所具有的明晰道义、怀旧情感以及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反对目前世界失序状态中的模糊性、复杂性和混乱性。然而,美国声称的事业(“使世界不仅更安全,而且更美好”)与防御需要(“对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之间存在巨大差距。[13]这样一来,人们能够发现尼采(Nietzsche)所说的“真空瞬间”的确切含义,即世界的本来面目与人们对世界的期望(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策划)之间的根本不同。

在这个文件中,白宫就美国的全球目标向国会进行了解释,该解释提升了战略话语的等级:从对手段和目的的传统的临时性评估,变成了一种充满一神论信仰和单一真理的神学领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多是依赖于渴望和启示,而不是依赖于分析和理性。因而,它不是一种大(grand)战略,而是一种浮夸(grandiose)战略。国家安全不可能通过DIZHI恐怖主义而得以实现。为了追求这种不现实的国家安全,士兵需要牺牲生命,公民自由需要被剥夺,平民需要遭受间接损害,一些政权需要毁灭。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确立的帝国远景超过了自己的信仰领悟能力,那么它为什么对战场进行全面控制呢?

如果这种解释不代表白宫的官方观点,那么国家安全战略的种种矛盾就只具有诗一般的讽刺意味。第一部分第一段的开头写道:“美国拥有世界上前所未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和影响”,结尾写道:“美国的强大力量必须用于促进势力平衡来支持自由”。[14]人们的确不知道怎样才能理解这段话的含义。神秘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构成了布什政府的国防思想智囊团,其中包括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理查德·佩里(Richard Perle)、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以及其他支持“美国新世纪”的官员。或许,这些神秘人物已经对马基雅维利进行了琐细的、实际上是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解读,这种解读摆脱了那些非施特劳斯主义者的控制。然而,由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决心创造一个以美国为模板的世界,所以诸如均势、紧急威胁之类的概念变成了一些飘浮不定的记号。要知道,这些概念曾经植根于历史的、法律的以及互惠的(reciprocal)传统之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试图证明,美国有理由对“即将出现的(emerging)”紧急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军事行动,尽管这些威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对于欧洲人来说,无论他们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他们恐怕不会承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展示的均势原则。18世纪的法学家瓦特尔(Vattel)认为,均势是一种事态,即没有一个占优势的国家能够将自己制定的法律应用于其他国家。在如今的美国,“均势”的这种古典含义事实上发生了颠倒:这种颠倒在原则上的体现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在实践上的体现是美国一意孤行的治国方略。均势意味着全球性的宗主权,战争意味着和平。

(二)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02》的第二部分:

倡导对人类尊严的渴望这部分认为:“有些人担心,讨论是非问题有点儿不够策略或者不够礼貌。我不赞成这种看法。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但不能采取不同的道德观。” [15]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最简短的部分(不到两页)是关于人类尊严和权利所赋有的“无可辩驳的需求(non-negotiable demands)”,其中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司法公正、尊重女性、宗教和种族宽容以及尊重私有财产权”。对这一事实,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理解呢?这些权利果真是显而易见的和不可让渡的,以至于无须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释或者说明吗?表面看来好像如此,即“历史并没有宽恕那些无视或侵犯自己国民权利和愿望的国家”。[16]然而,这种对人类权利的普世主义声明,即使不需要断然否定历史,那也仍然需要有选择地否定历史。在早期反对伊朗的战争中,美国极力支持所谓的“第二个希特勒”(指的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曾经仿效希特勒当年对苏联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式的闪电行动,试图以最具优势的空中力量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将伊朗空军基本打垮——译者注),例如提供情报、军火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的前期设备(precursors)。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国抛弃了伊拉克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Shiites)和北方的库尔德人。面对上述两种历史现象,人们禁不住想知道,美国对自由、正义、宗教和种族宽容的支持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最有意义的一点是,既然这些权利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那么当它们受到侵犯时,发动战争即使不是第一选择,肯定也是比较可行的选择。在这方面,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而不是否定)了克林顿总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994～1995》中提出的“参与扩展战略”。相比较而言,克林顿比较重视“预防外交”和“多边干预”, [17]布什更加偏爱“先发制人”的战争和“单边主义”倾向。不过,在克林顿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有效的规则是显而易见的。克林顿指出:“美国所有战略利益——从促进国内繁荣到避免外部的全球威胁危及到我们的国土——的实现途径是,扩大民主国家共同体,帮助它们保卫民主,这是因为民主政治致力于自由市场和尊重人权。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 [18]

这样一来,如果许多自由主义者(无论他们来自政府还是大学)支持美国发动推翻伊拉克的战争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同样,如果人们质疑克林顿和其他道德干预主义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这次战争做出充分辩解,这也是有道理的。尼采历来能够在关于美德的空谈中闻到现实主义的气息。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通过观察现实主义者“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尼采从中发现了一种“天赋的美德”。尼采写道:“我的娱乐、我的爱好、我的治疗柏拉图主义的药方一直是修昔底德。可能还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让我最为真切地感受到绝对意志的魅力。这种绝对意志从不欺骗自己,并且在现实中发现理性——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发现它。” [19]

(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02》的第三部分:加强同盟,打败全球恐怖主义,保护美国及我们盟友免受攻击

这部分认为:“这些事件(九一一系列袭击事件——译者注)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并没有产生历史的距离感。然而,我们的历史责任已经明确:反击这些袭击,铲除世界的罪恶。针对我们的战争已经采取了隐蔽、欺骗和谋杀的手段。这个国家热爱和平,但是一旦被激怒,它也会变得英勇无畏。这场冲突已经按照别人选择的时机和方式而发起。这场冲突的结束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和时间(1个小时内)。” [20]

然而,发动一场根除世界罪恶的战争,一场在1个小时内结束、甚至是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精心选择的战争,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出的又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命令。这场战争将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展开,其目的在于:在可能的时候,“摧毁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并“谋求国际共同体的支持”;在必要的时候,“毫不迟疑地单独采取行动……通过先发制人的行动来行使我们的自卫权利……”这种防卫战略可能会始于我们国家,但却不会止于我们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将会被迫“承担其主权责任”;“人们对恐怖主义与奴隶制、海盗行为和种族灭绝要一视同仁”;公共外交将用于“促进信息和观念的自由流动……”而且,如果事实证明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最好的防御就是强大的进攻”的精神还不够,那么国内也必须展开战争(“我们也要加强本土的安全,以防止和威慑对我们的攻击” [21])。

接下来的几部分内容大多是说,当美国针对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发动第一波攻势之后,它要开始支持国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必须诞生于“一场争取自由、反对恐惧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不会很快或者顺利结束。在这些部分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力图“与其他国家共同化解地区冲突”;“开辟以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以开放社会和建立民主基础设施来扩大发展的范围”“制定与其他各大全球力量中心展开合作的议程”。[22]然而,该文件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尽管该文件的序言制定了路线并阐述了基本原理但是后来关于国际对话的呼吁却是空洞无物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可能旨在维护和平,但实际上它等同于一张用于永久战争的蓝图。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布什在对外政策演讲中显得很谦卑;当选为总统后,布什的这种谦卑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的傲慢自大。源于这种傲慢,布什根本不会意识到建立和维持帝国所付出的代价,而不管这种意识来自历史教训还是自我反思。美国的结局并不是由自身的正义所预先决定的,而是由圣战的神圣性所支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留给世界两种选择:要么按照美国的要求建立“和平”,要么在遭到灭亡后实现“永久和平”。福音主义信仰者逐渐引入了全球权力政治(realpolitik)这一枯燥无味的话语,并且用即将来临的美好生活这样的安慰来缓和其冷酷的声明。正如泰坦尼克号沉没时乐队演奏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会“更加接近心中的上帝”。

(四)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02》的第五部分:防止我们的敌人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美国、我们的同盟和我们的盟友

这部分提到:“对自由最严重的威胁在于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连同弹道导弹技术不断出现扩散的迹象,如果这种扩散果真发生,即使是弱国和小团体也能够拥有打击大国的灾难性力量。我们的敌人已公开表明了这种意图,我们也发现他们正在寻求获得这些可怕的武器。他们想拥有能力来讹诈我们、伤害我们或者伤害我们的盟友。我们会竭尽全力来反对他们。” [23]

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可以明显看出,冷战的结束预示着世界走向了一种新的失序状态,而不是一种新的秩序。“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致命挑战”。尽管它们不可能拥有苏联那样的力量,但是由于它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意愿,因此它们也能确立一种不对称的优势。既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断定传统的威慑手段不再有效,它就会顺理成章地提出,美国有权对这些新型敌人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种威胁越大,无所作为的风险就越大,我们就越有理由预先采取行动来保卫自己,哪怕敌人进行袭击的时间和地点还不太确定。” [24]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算不上一种大战略,它是一张空白支票,也就是说,针对与恐怖分子画像相吻合的任何人员,美国可以在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行动。

面对“文明社会的敌人公开而积极地寻求世界上最具有毁灭性技术的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支持以卓越的情报、道德准则和技术能力为基础的反击战略:“我们采取行动的理由将是明确的,我们使用的力量将是适度的,我们的事业将是正义的。”简言之,战争将是有效的。经历了在巴尔干的第一次检验以及在阿富汗的再次演习之后,有效战争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中已经成为主导。有效战争显示出了一种技术和道义上的优越性。在这种战争中,计算机模拟、媒体的粉饰、全球监控和网络化作战联合起来,对敌人进行威慑、惩戒,而且必要时对敌人进行彻底铲除。有效战争既有道义上的考虑,也注重实际效果:在可能时汲取正义战争的思想,在必要时借鉴圣战的学说。由此可见,有效战争远非一种巧妙的矛盾修辞法。自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提倡强制优于外交,并且发展了一套关于铲除无限邪恶、追求完全胜利的辩解学说,因此有效战争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最后手段,即美国意欲运用这种手段不仅来重新保卫自己的边界、维护自己的宗主权,也要保卫国际秩序这个神圣的三位一体:全球资本主义(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开创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西方的民主模式(通过开放社会和建立民主基础设施扩大发展的范围);霸权“均势”(制定与其他各大全球力量中心展开合作的议程);预防性干预(转变美国国家安全机制,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25]

(五)关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02》的第九部分:转变美国国家安全机制,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这部分提到:“恐怖分子对象征美国繁荣的目标发动了攻击。他们并没有触及美国繁荣的源泉。美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美国人民努力工作、富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2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力呼吁,转变“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机制”,使军事和情报机构发挥主导作用。在伊拉克战争中,关于“军事革命(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称RMA)”的各种原则表露无遗。这些原则不仅体现在伊拉克战争计划(即代号为“1003胜利者”的行动计划)的演变过程中,也体现在战争对灵活性、速度和信息的重视方面。在伊拉克战场,美国以斩首打击拉开战争序幕,发动了“震动和威吓”伊拉克的信息战,而且“循环打击”依赖于轻型地面部队和精准武器。上述这些变化反映出,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Rumsfeld)的努力已经使美国的作战和防御方式实现了根本性转变。

然而现实世界的变化完全超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解。伊拉克战争充分显示出,军队能够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但是正如我们在战后的“和平进程”中看到的那样,在作战计划的设计和设想过程中所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即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指的“情势帝国(empireof circumstance)”不仅起到了支配作用,也超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种控制论图谋。许多学者发现,冷战的结束是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促使人们更加怀念两极均势的稳定性,也促使人们开始争论新的单极秩序的优点。这些争论对权力运作方式的阐释仍然坚持国家中心主义和物质主义。按照这种衡量标准,美国无疑还是一个军事、经济强国,而且的确也是一个文明强国。甚至在保罗?沃尔福威茨最糟糕的噩梦中,也难以确定一个潜在的“可以比拟的竞争者”正在出现。

但是,随后发生了九一一这一意外事件,而且它所造成的震荡粉碎了霸权稳定论调的美梦。不对称的权力和原教旨主义的仇恨由于大众媒体而增强了力量,它们造成了一种永久的紧急状态。最初的反应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兴奋地出现了一种符号学的定位,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然而,从九一一事件的悲剧到伊拉克战争的闹剧,当预防性战争这种单方虚无主义彻底粉碎了各方对“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之后,秩序的规则(syntax)和模拟(simulacrum)的法则开始失效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异常多样化的世界,其中,行为体在认同和利益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国家与超强的个人相互对立),它们使用技术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民用飞机携带神风敢死队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特网不断动员规模最大的反战游*示*),而且突然间它们同样也能产生绝无仅有的全球效应。这可能会给人带来小小的安慰,但是与这种虚无主义时刻不相称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均势仍然存在。在均势状态下,如果从世俗角度来审视全球现状,那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囊括的帝国范围需要加以削减。

三　总结性评论

笔者相信,考虑到道义的、理论的和技术上的原因,全球性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学者们做出迅速而负责的反应。专业人员和普通民众责无旁贷的事情是,将九一一恐怖事件以及未来的全球性事件放在一种历史背景之下,放在一种超越了个人悲剧和官方损失的直观性的解释框架之下。有些时候,政治性的装模作样代替了分析,新闻专家假装注意到不健全的世界无序状态,而且学界的顺从压制了批判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学者必须迅速进行勤奋的研究,来揭示思想和言辞的危险内容,并且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消除这些危险,而不论这些手段是报纸、电视、杂志、书籍还是因特网。否则,九一一事件留给我们的记忆并不仅仅是这场袭击本身,而且随之到来的是无限循环的暴力事件。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秦治来译)

注释：

1. 笔者于2003年9月22日为德国政治科学协会做了一次讲座,同年还为Boundary 2杂志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本文就是在上述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具体网址参见http//:www.infopeace.org/911。

3. Virilio Paul, Speed and Politics: An Essay on D rom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CharlesA.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CharlesA. Kupchan, “New Research Agenda? Yes. New Paradigm? No,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B eziehungen, Vol. 11, No. 1, 2004, pp. 101 - 109.

5. Alexander L. George, B 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6.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An Unnecessary War, ” Foreign Policy, No. 134, 2003, pp. 50 - 59.

7. 比较http: / /www. ciaonet. org/ special_section / iraq / analysis. html, 29. 3. 2004; http: / /www. ksg. harvard. edu / cchrp /news. shtml 和http: / / www. fpa. org/ newsletter_ info2583 /newsletter_ info _ sub _ list. htm? section _ The%20Legality%20of%20War上的言论和文章。

8.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 1999, p. 463.

9. James Der Derian, Virtuous War: Mapping the M ilitary - Industrial - Media - Entertainment N etwork, Boulder, Cob. : Westview Press, 2001.

10. Fran?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 1984.

1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NSS 2002) , http: / /www. state. gov/documents/organization /15538. pdf.

12. NSS 2002, p. 1.

13. NSS 2002, pp. 1 - 5.

14. NSS 2002, p. 1.

15. NSS 2002, p. 3.

16. NSS 2002, p. 3.

17. William J. Clinton, N 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 tates 1994 - 1995: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 D. C. : Potomac Books Inc. , 1994, pp. 17 - 18.

18. William J. Clinton, N 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 tates 1994 - 1995: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p. 76.

19. FriedrichWilhelm Nietzsche , The Tw 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London: 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 1986, pp. 106 - 107.

20. NSS 2002, p. 5.

21. NSS 2002, p. 6.

22. NSS 2002, section IV - V III.

23. NSS 2002, p. 13.

24. NSS 2002, pp. 13 - 15.

25. NSS 2002, pp. 15 - 29.

26. NSS 2002, p. 29.

rubyurou

真能~不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