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派——从《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说起

特仑苏

釜底抽薪：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派——从《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说起


作者：汪舒明

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秋季号

【内容提要】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国内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影响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该报告引发了美国学界一场激烈论战，现实主义者和亲以势力之间矛盾激化。该报告的出台是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尤其中东政策辩论的延续和深化。它意在从政治上“泄露”新保守派背后的以美国犹太右翼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打破反犹主义的禁忌，在美国国内塑造一种有利于对美国中东政策开展更认真自由讨论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推动美国向更灵活实的中东政策转变。可以说，这是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派发起的釜底抽薪的一击。该报告代表了一些美国主流社会的精英对以色列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的反思、忧虑和质疑，将促使美国犹太人在为以色列游说的过程中更加小心谨慎。但是，新保守派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实力仍将强大。

【关键词】以色列游说集团 现实主义者 新保守派

中东局势的严重恶化和美国的“大中东计划”面临的困境使美国国内关于中东政策的反思和辩论变得空前激烈。2006年3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网站上发表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研究报告《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就代表了美国国内的这种浪潮[1]。

一、报告的主要观点：以色列游说集团扭曲美国国家利益

该报告将批判的利刃指向了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作者认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中东政策的中心点是美以特殊关系，而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时期，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资产，但也是美国的负担。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等麻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现在，美以特殊关系已经成了美国反恐和对付流氓国家的战略负担，而且也削弱了美国在对付来自中东以外地区的挑战中的地位。而美国慷慨支持以色列的道义上的四个理由（被围困的弱国、民主国家、犹太民族历史苦难和以色列的行为更道德）事实上都不具有说服力。作者还指控以色列的行为有时并不像一个忠诚的盟友；而且以色列和它在美国的支持者希望美国人去牺牲流血，让美国为它对付所有安全威胁（火中取栗）。

作者指出，美国中东政策的动力几乎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尤其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以色列游说集团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操控着美国的政治体系。它塑造了美以亲密关系，使美国的中东政策严重偏离美国国家利益而向以色列倾斜，同时却宣称美以两国利益根本上一致。游说集团的核心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致力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以维护以色列利益的美国犹太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积极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美国犹太人中，支持利库德集团的扩张主义路线的强硬派是关键的游说组织的支持者；还有很多持温和立场，主张以土地换和平。AIPAC（即美以公共关系委员会）是以色列游说集团中最强大的组织，它形成了影响国会的核心；实际上，它是外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机构。对于美国犹太人及其支持者来说，为了使美国的政策偏向以色列，没有什么是不合适的。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支持者也包括许多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他们根据《圣经》预言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路线，并且认为对以色列施压是违背上帝意愿的。此外，还有不少持新保守主义[2]观点的非犹太人。这些游说集团通过两种战略以确保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一、向国会和政府职能部门施加压力；二、努力塑造关于以色列的正面形象、阻止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以控制关于以色列的辩论。它们主要通过影响立法和行政当局、操控媒体、掌控思想库、监控学术界等途径来发挥影响。它们用来封杀批评和讨论的一种有效武器是贴反犹主义标签。批评以色列的不当行为和指出亲以团体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很大影响都很有可能被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它们在国会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公开辩论美国对以政策的事情都难以在国会发生；只要涉及以色列，任何潜在的批评者也会沉默寡言。这对从不回避任何有争议的问题的国会来说是很不正常的。

作者还指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它们一直在努力塑造美国的中东政策。维持美国对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支持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目标，但其野心并不止于此。毫无疑问，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一直在努力地塑造布什政府对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政策以及重组中东的大战略。其压力虽然不是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唯一原因，但却是关键因素。而与以色列游说集团有紧密联系的新保守派则是美国国内的主要战争推动力。伊拉克战争并没有被认为是一场代价不菲的战争，而是被认为是重塑中东大战略的第一步。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明显违背了此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即双重遏制，笔者按），而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以色列则是这种转变的主要驱动力。在伊拉克战争后，他们将矛头指向了伊朗。当初主张进攻伊拉克的AIPAC和部分新保守派成员现在是主张对伊朗动武的首要推动力量。伊朗由于其核计划被以色列视为最大的威胁。但伊朗的核野心并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不会导致美国的战略灾难。如果美国可以和有核的苏联、有核的中国甚至有核的朝鲜共处，那么它也能够和有核的伊朗共处。

作者对以色列游说集团力量的增长深感担忧。他总结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带来的主要危害：第一，它增加了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险。第二，它的活动有可能促成美国对伊朗、叙利亚等国的“政权更迭”。然而，美国不需要另一个伊拉克。第三，使美国实际上成为以色列扩展被占领土的帮凶，其所宣扬的推进民主和尊重人权变得形同虚设。纵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实际上也使得核不扩散的努力大打折扣，并刺激了伊朗等国寻求核武器的努力。第四，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原则。第五，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对以色列并无益处。它导致以色列失去了同叙利亚和解并减少巴勒斯坦极端分子和自杀性爆炸的机会。拒绝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并没有使以色列变得安全起来，杀害或者边缘化巴勒斯坦领导人的做法反而使像哈马斯这样的极端势力
上台。作者还主张美国领导人与以色列游说集团拉开距离，采用一种与更广泛的美国利益相一致的政策。美国需要坦白地讨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以及更公开辩论美国在这个关键地区的利益。

二、报告引发的论争：新保守派对阵自由派和现实主义派

该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纽约书评》认为它是自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以来最有冲击力的文章[3]。在这场论争中，各方的反应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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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支持者、尤其新保守派成员对这样一份报告异常愤怒，他们的反驳有时远远超越了理性的辩论，往往包含了歇斯底里的人身攻击。他们的攻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攻击该报告存在歪曲事实、观点贫乏、引证缺乏权威性、逻辑混乱等问题。如曾师从沃尔特的卡罗琳·格里克（Caroline B. Glick）就认为该报告充斥着明显错误的论断和荒谬的、白痴般的观点[4]。《前进》（Forward）也发表主编文章，认为该报告学术品位低下，“简直不值一批”，是“两位学术高人联合谱写的学术噪音”、“一个本科生交这样的作业也会成为课堂上的笑料”[5]。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则认为这是无知的宣传，他还在哈佛大学网站上发表反驳长文，指控作者的动机可疑，要求与两位作者进行公开的辩论。[6] 第二、收罗论据极力为以色列辩护，或者指出两位作者夸大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希伯莱大学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主任多尔·古尔德（Dore Gold）撰文论证了美以共同利益和战略合作中的长期性，驳斥了报告中的相关观点[7]。在5月《外交政策》杂志社举办的圆桌讨论会中，参加辩论的三位犹太裔学者（Aaron Friedberg, Dennis Ross, Shlomo Ben-Ami）从不同的侧面批驳了文中的观点[8]。第三、指控两位作者为美国犹太人双重忠诚，认为他们更忠于以色列。还有人提出，犹太人在这场辩论中成了替罪羊。反犹分子。反诽谤联盟（ADL）就抨击该报告为“典型的反犹分子的犹太阴谋论的分析”，将引起关于犹太人权力和控制的谣传[9]。该组织还专门致信《伦敦书评》编辑部指控两位作者。而新保守派的重要成员、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埃里奥特·科亨（Eliot A. Cohen）则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直接将该文定性为反犹，并以自己的儿子正在伊拉克前线为例表明自己忠于美国[10]。罗斯·维斯（Ruth R. Wisse）认为该报告与1878年在德国流传的反犹传单《犹太人对德国的胜利》无异，并且是对美国公众的攻击[11]。阿伦·德尔肖维茨则认为作者动机可疑地影射肯尼迪学院的重要捐助者Robert Belfer还要求禁止沃尔特使用他所捐助的讲席的头衔。由于外部的巨大压力，哈佛大学在坚持学术自由和学者表达观点的自由外，决定除去报告中校标，并表示该报告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12]

另一方面，哈佛大学的报告得到了美国国内的自由派和现实主义者的肯定和支持。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该报告拉开了距离，但继续以学术自由的名义支持两位作者。以犹太自由派为主要阅读者的《国民》（Nation）杂志虽然也认为该报告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认为作者是反犹分子，而且为作者受到歇斯底里的攻击颇感不平[13]。同样以自由派立场著称的《纽约书评》也发表米歇尔·马辛（Michael Massing）的文章，认为该文的中心观点——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及其对美国外交的负面影响——是完全正确的。马辛还补充了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的许多关于AIPAC的运作方式、构成及其影响力的情况。他还认为该文足以承担起公布一个过长时间来一直属于禁忌的问题的任务。[14] 马辛还刊登了一封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贝蒂·麦考伦给AIPAC执行主任的信。在信中，贝蒂记述了自己因为投票反对“2006年巴勒斯坦反恐法案”而受到一名该组织在明尼苏达的代表的指控，称“贝蒂众议员支持恐怖分子的行为将不会被容忍”。贝蒂要求该组织进行正式的书面道歉，否则就拒绝接待该组织的代表。[15]《纽约时报》也站在两位作者一边，认为他们可能成为不幸的殉难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托尼·朱迪（Tony Judt）的文章，他认为报告中的绝大多数观点是无可争议的，他也赞同以色列负担说，并要求美国更理性的反思中东政策。他还对美国主流媒体在论辩中的沉默和以色列支持者的歇斯底里表示遗憾。[16] 他还在《金融时报》撰文提出，以色列不能总是依赖美国的援手[17]。现实主义者也大多站在作者一边。如迪米特里·希梅斯（Dimitri K. Simes）就认为该文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被冠以反犹主义的，两位作者是以一种认真的方式提出认真的问题的认真的人。一些人暴怒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该文缺乏精致入微，而是因为两位作者指出新保守派的国际政治理论经受不住伊拉克战争的考验。[18] 此外，参加《外交政策》圆桌讨论的布热津斯基认为两位作者的观点不是反犹主义。他赞成作者的观点，并指出，进行这种认真的辩论是有价值的，而且提出美以关系问题不应该成为一个美国政策辩论中的“危险的例外”。[19]

跟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些美国犹太社团的沉默和美国许多主流媒体的沉默。面对这样一份出自名家之手的研究报告，许多犹太社团的领导人感到非常为难，他们很少对这份报告公开表达意见，以免激起美国主流社会的反感。他们更期望非犹太人的团体或个人对这一报告进行反击。而许多美国主流媒体也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卷入冲突，或努力保持一种中立客观的形象。事实上，两位作者是在他们的文章在美国遭到了包括《大西洋》在内的一些杂志的拒绝后，才选择在英国发表的。

三、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派批判的升级

实际上，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和提出的观点并不新颖。以色列的政策以及美国国内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在欧洲早已成为诟病的对象（更不用说伊斯兰世界了）；即使在美国，也有大量重新评估以色列战略价值和地位的观点。2005年初，当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在《外交政策》上撰文哀叹以色列的政策和道义形象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时，就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以色列的辩论。约菲的观点受到众多相对比较中立或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派学者的抨击。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及其影响，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林德（Michael Lind）也曾在英国的《展望》杂志上有过论述，其观点与哈佛大学的报告大同小异[20]。哈佛大学的报告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一方面是因为作者以及他们所属的学术机构在学术界的地位，两位作者是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流派领军人物；另一方面，也是现实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围绕美国外交政策、尤其中东政策的论战升级的表现。

作为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个任期，新保守派主导了美国的外交。借助“九一一事件”，他们的主要议程就是对中东的穆斯林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而伊拉克就是美国“大中东计划”的第一块试金石。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面对新保守派和亲以利益集团的战争鼓噪，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反对开战。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也在《外交事务》上联合发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一文反对伊拉克战争。新保守派对伊开战的直接理由有二：一、萨达姆残酷无情、不计后果、不太理性因而难以威慑；二、他很有可能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交给恐怖分子，因此，美国不能允许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两位作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根据历史记录，萨达姆尽管残暴并精于算计，但即使他拥有了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也完全可以威慑；他也不可能将核武器给本·拉丹，因为核恐怖主义对伊拉克也像美国一样危险。新保守派对伊开战的理由是建立在贫乏的基础上的。[21] 在他们看来，入侵伊拉克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是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进行的错误的战争”[22]。

经历了伊拉克战争速胜的狂喜后，美国很快就陷入了伊拉克泥潭。代价高昂和不得人心的占领、战后重建和民主化中的困难都促使美国人反思，一场“谁失去了伊拉克”的大辩论兴起。一方面，当初积极推动对伊开战的新保守派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来自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流派的批评。甚至新保守派内部也出现了分化，福山和克劳塞默之间的论战就很有代表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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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辩论中，米尔斯海默撰文指出，作为对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两种不同国际政治理论的检验，伊拉克的局势证明了现实主义者是正确的，而新保守派是错误的。他概括了双方理论上的分野。新保守主义奉行“武装的威尔逊主义”：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经历新军事革命改造的美国拥有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强大军事力量，并极为迷信和推崇武力的作用。根据他们的搭便车逻辑和多米诺理论，他们认为一旦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朗、朝鲜等其他的敌对国家将在美国的大棒面前举手投降。另一方面，他们也极为推崇民主，欲在中东扩展民主。在他们看来，民主已经成了最强大、最有吸引力的政治意识形态，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已经终结。他们认为，民主是国与国之间和平的有力保障，而在中东实行政权更替和民主化改造也是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良药。而现实主义者反驳道，世界并不是一个搭便车的世界，而是一个均势的世界。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会导致敌对国家加强军事力量。美国在伊拉克显示力量不仅不会使伊朗等国屈服，相反，只会刺激它们加快研制核武器。新保守派也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力量，那才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者认为，在一个民族主义时代，以为美国可以入侵、占领伊拉克和中东其他国家并改造它们的政治体系的同时使它们对美国友好是愚不可及的。面对出于民族自决要求的叛乱，美国仍将需要在伊拉克驻扎大量军队。这将牵制美国的力量，从而使搭便车逻辑难以出现，而且也将削弱美国大棒的威力。现实主义的要求是在权力运用时要高度审慎，重视运用权力的道义后果。另外，现实主义者并不认为民主膏药一贴就灵，民主国家不乏野蛮残暴的时候；即使民主，未必和平。无论是否民主，国家都会希望拥有核武器或支持恐怖主义以实现国家利益。何况，美国也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理论在中东移植民主。[24] 沃尔特则提出，这场战争的建筑师们必须为失败负责，他将这种责任主要归于新保守派和布什[25]。

双方还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一、对美国的力量持一种高度审慎态度的米尔斯海默并不接受新保守派提出的单极世界的提法。他认为尽管美国的实力超群，但世界仍然是多极的。美国无力独霸全球。单极世界不曾有过，可能也不会有。[26] 二、尽管双方都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是美国巨大的威胁，但米尔斯海默反对新保守派将伊拉克、伊朗视为当前美国严重的战略威胁和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他将崛起中的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威胁。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根本不可能是和平的。他的宿命论的论断就是，“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27]。新保守派虽然也将中国看作美国巨大的威胁，但在他们那里，其紧迫性似乎比不上中东的事态发展。在查尔斯·克劳塞默看来，“它（即中国成为战略威胁）将会在以后出现，即在本世纪中叶，那将是下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而当前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是‘九一一’和阿拉伯—伊斯兰虚无主义问题。”[28]

尽管现实主义者宣布当初推动伊拉克战争的人输掉了关于美国外交的理论和政策辩论，但是新保守派并不想认输，也没有变得谨慎起来。面对伊朗核危机的不断升级，当初推动对伊拉克动武的同一种势力又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噪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甚至不惜一战。现实主义者不安地看到，局势似乎又回到了伊拉克战争前，又一个伊拉克泥潭的出现似乎也已不远。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出台了。它意在从政治上“泄露”新保守派背后的以美国犹太右翼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打破反犹主义的禁忌，在美国国内塑造一种有利于对美国中东政策开展更认真自由讨论的社会政治环境，从而推动美国向更灵活务实的中东政策转变。可以说，这是现实主义者对新保守派发起的釜底抽薪的一击。

四、余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及其限制

无论福山对新保守派的批判，还是哈佛大学的报告，都涉及美国社会政治中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对象，即以色列游说集团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美国犹太人。从某种意义而言，哈佛的报告代表了一些美国主流社会的精英对以色列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影响的反思、忧虑和质疑。显然，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犹太人主导着美国的中东政策，而且拥有强大的奖惩能力。这正是林德、米尔斯海默等人选择在英国发表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文章的缘由。而对几乎所有的美国犹太人来说，关切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是其犹太认同和“公民宗教”的核心要素之一。主流社会的反思和质疑对他们而言显然是一个不详的兆头，他们或许将不再能够无视主流社会的看法轻易主导美国的中东政策。
反犹主义既是赋予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犹太人力量的一种有效的武器，但也是他们力量的限制。

一方面，由于对历史上基督教反犹主义、尤其纳粹屠犹深重的道义上的负罪感，二战以来，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遭到唾弃，成为在政治上“不正确”的行为。美国主流社会在总体上也已经接受了犹太人，甚至对这个“模范”少数民族存在一定程度的亲犹主义。正因为如此，美国犹太社团才有了流散史上史无前例的繁荣昌盛；同时也为美国犹太人提供了一柄保护自己的利器。但由此也出现了右翼犹太人乱贴反犹主义标签的问题，几乎任何对以色列政策或以色列游说集团影响的批评都很有可能被指控为反犹主义。在哈佛报告问题上，美国主流媒体的沉默，在朱迪看来原因就在于担心被指认为公然讨论犹太阴谋论，担心被指认为反对以色列，担心纵容了反犹主义言论。而这种担心的危害有三重：对犹太人不利，在反犹主义的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对以色列及其美国支持者的批评不应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对以色列不利，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纵容了以色列不计后果的行为从而损害了以色列的真正的利益；对美国自身不利，使她在中东问题上孤立于世界的其他部分之外。[29]

另一方面，美国犹太人仍然担心反犹主义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复活，这使他们不能不有所忌惮。这种对反犹主义的担心决不是空穴来风。2004年8月，Zogby International一项的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应将AIPAC登记为外国(即以色列)政府在美代理机构[30]。2005年3月ADL的一项全国民调显示，有3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于以色列[31]。而且美国学者早有预言，“在美国，跟以色列有关的问题被犹太人视为反犹主义复活的最大的潜在源泉。如果美以关系恶化或者支持以色列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美国公众看作违背了美国的利益，而美国犹太人继续为以色列大力游说，这种（反犹的）诱因就会出现”[32]。2004年，电影《耶稣受难记》在美国的热播就让美国犹太人深为不安。值得注意的是，正当美国国内围绕两位作者的文章辩论升级的时候，新保守派和以色列政府以及美国犹太组织之间关于伊朗问题出现了严重分歧。5月底美国在对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一次出人意料的灵活务实的调整。新保守派猛烈抨击了美国政府的转变。而以色列奥尔默特政府则表示支持美国的政策，并要求美国犹太组织在伊朗问题上保持低调。一些犹太组织还要求白宫不要宣称美国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努力主要是出于保护以色列的考虑。这一次，华盛顿选择外交途径几乎没有受到犹太组织的批评（除了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反而受到相当大的理解。[33]

经历这场辩论，美国犹太人中的强硬派、尤其新保守派不能不有所顾虑。但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实力依然强大。美国犹太人不可能放弃对以色列的关切，他们为以色列游说也符合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美国的民意仍然向着以色列一边倒，还未出现重大转变的迹象。而且，基督教福音派正在加强为以色列游说的努力。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最近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建立了一个名为“基督徒以色列之友联合会”（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新的以色列游说组织。以美国国内强大的福音派为依托，其组织者要将该组织打造成AIPAC的基督教版本。[34] 新保守派仍将是以色列政坛一股强大的势力，因为规模更大、更自信、更保守的新一代新保守派群体已经形成。

正当美国人在为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争论不休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袭击了以色列，制造了人质事件，而以色列也借机大打出手。时钟似乎又拨回了四十年，美国在一场地区战争中陷入泥潭，士气低落；而以色列为美国打一场成功的代理人战争，遏制对手的战略扩展态势。以色列打击真主党乃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因为真主党被美国视为伊朗的代理人。“美国希望、需要真主党决定性的失败”[35]。看来，这又是一个以色列向美国人证明自己并不总是依赖美国的帮助，而且仍然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的好机会。

特仑苏

注释：

1. 几乎同时，该报告更浓缩的版本以“以色列游说集团”（The Israel Lobby）为题在英国很有影响的杂志《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

2. 绝大多数新保守派成员为持强硬立场的美国犹太知识精英。

3. Michael Massing, “The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3, Number 10 ,June 8, 2006.

4. Caroline B. Glick, “The Jewish threat” , in The Jewish World Review, March 24, 2006.

5. “In Dark Times, Blame the Jews”, in Forward, March 24, 2006.

6. Alan Dershowitz, “Debunking the Newest— and Oldest— Jewish Conspiracy: a Reply to the Mearshaimer-Walt ‘Working Paper’”, April 2006. http://www.ksg.harvard.edu/research/working_ papers/dershowitzreply.pdf.

7. Dore Gold, “The Basis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 An Israeli Response to the Mearsheimer -Walt Assault”, In JERUSALEM ISSUE BRIEF, Vol. 5, No. 20 , March 24 ,2006.

8. “The War over Israel’s Influence”, in Foreign Policy, July/Augest 2006.

9. “Mearsheimer and Walt’s Anti-Israel Screed: A Relentless Assault in Scholarly Guise”, www.adl.org, March 24, 2006.

10. Eliot A. Cohen, “Yes, It’s Anti-Semitic”, in Washington Post, April 5, 2006.

11. Ruth R. Wisse, “Israel Lobby”,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2, 2006.

12. Shmuel Rosner, “Harvard distances itself from criticism of Israel lobby”, in Haaretz, March 24, 2006.

13. Eric Alterman , “AIPAC’s Complaint”, in The Nation, May 1, 2006 .

14. Michael Massing, “The Storm over the Israel Lobby”,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3, Number 10, June 8, 2006.

15. Betty McCollum, “A Letter to AIPAC”,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53, Number 10, June 8, 2006.

16. Tony Judt, “A Lobby, Not a Conspiracy”, in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2006.

17. Tony Judt, “Why Israel couldn’t always Rely on America’s Helping Hand”, in Financial Times, May 23, 2006.

18. Dimitri K. Simes , “Unrealists”,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6.

19. “The War over Israel’s Influence”, in Foreign Policy, July/Augest 2006.

20. Michael Lind, “Distorting U.S. Foreign Policy: The Israel Lobby and American Power”, in Prospect, April 2002.

21.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An unnecessary war," in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03.

22. Stephen Walt, “Realists Are Not Alone in Opposing War With Iraq”, i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49 Issue 12, 11/15/2002.

23. 关于这场论战，参见李金祥、蔡佳禾：“新保守派内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

24. John Mearsheimer, “Hans Morgenthau and the Iraq war: realism versus neo-conservatism”, www.openDemocracy.net, April 21, 2005. See also: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2), 2006.

25. Stephen M. Walt, “The Blame Game”, in Foreign Policy, Nov./Dec. 2005.

26. “Interview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1),2006.

27. [美]约翰·米尔斯海 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4页。See Also: 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in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28. Charles Krauthammer, 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The AEI Press, 2004), p. 17.

29. Tony Judt, “A Lobby, Not a Conspiracy”.

30. http://www.cnionline.org/learn/polls/aipac.

31.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Jews in America,” http://www.adl.org/anti_semitism/Anti_ semitic_Attitudes_files/frame.htm.

32. Semour Martin Lipset & Earl Raab , Jews and the New American Sce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94.

33. Ori Nir, “Bush Overture To Iran Splits Israel, Neocons”, in Forward, June 9, 2006.

34. Shlomo Shamir, “U.S. Christian Pro-Israel Lobby to Launch in July”, in Haaretz, April 3, 2006.

35. Charles Krauthammer, “Israel’s Lost Moment”, in Washington Post, August 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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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