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一种研究纲领内部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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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青岭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

【内容提要】　作为竞争性理论，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均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二者的分歧不在于认识论和本体论，而在于诸如身份如何被建构、规范如何被社会化、国际政治最终朝向何种方向演化以及谁是国际关系的关键施动者等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如何运行”的规范性问题。围绕这些分歧，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分庭抗礼，其实质是坚持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两种不同政治哲学之对立，因而其学术分野应居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纲领内部。就此而言，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应是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是国际关系的进化冲突论；与之相对应，自由建构主义的理论内核则是合作政治的社会建构，是国际关系的进化合作论。

【关键词】　现实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作为一项研究课题，“现实建构主义( realistconstructivism) ”一词最早得名于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1998年年会的一个小组讨论， [1]但却因J1塞缪尔·巴尔金(J. Samuel Barkin) 2003年发表在《国际研究评论》(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ISR)上的《现实建构主义》[2]一文而广为学界所知。其实，早在巴尔金之前，有关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的各种搭桥( bridge - building)构想就已广泛见诸于大量国际关系经验研究。[3]当时，学界的普遍思路是考虑如何将现实主义的权力研究与建构主义的观念研究融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以求更为全面、有效地解释各种具体经验问题。为此，针对特定经验事件，他们或者进行两种理论的竞争性测试；或者考量两种理论各自的适用范围，选择适合的理论解释适用的部分，共同组成完整解释；或者试图用一种理论涵括另外一种理论。[4] 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阐明了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互补而不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在两派融合的基础上能否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立内核的国际关系理论新范式，却很少受到学界的认真关注和慎重思考。

直到巴尔金发表其《现实建构主义》一文，有关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的讨论才进入到一个激发思考建立全新理论范式的新阶段。作为回应， 2004年《国际研究评论》组织了一期专栏文章，试探性地讨论了“现实建构主义”成立之可能及其内涵。[5] 同年，帕特里克·T1杰克逊( Patrick T. Jackson)和丹尼尔·内克松(DanielNexon)以共同署名的方式向国际研究协会( ISA)年会和泛欧国际关系会议( the Pan -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提交了与巴尔金针锋相对的“现实建构主义”构想。[6] 2005年，在乔治敦大学杰克逊和内克松的倡议下召开了由美国知名建构主义学者和现实主义学者参加的题为“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从争论到对话”的学术恳谈会，试图进一步理清并推进“现实建构主义”的研究议程。[7]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秦亚青对这一理论动向也做出迅速回应，并同美国学者温特深入交换了对巴尔金“现实建构主义”的看法。[8] 2007年，布伦特·J1斯蒂尔(Brent J. Steele)发表在《国际研究评论》上的文章再度将理论关注和批判的焦点对准了巴尔金的“现实建构主义”， [9]而芬兰学者凯瑞·莫托拉(KariMÊttÊl¾)同年则在欧洲秩序战略研究中拥护并充分借鉴了巴尔金的“现实建构主义”概念。[10] 当前，“现实建构主义”作为一项研究课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1]其发展趋向也越来越朝向构建一种与自由建构主义( liberalconstructivism)相区别的国际关系理论新范式。

一什么是现实建构主义?———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还是社会事实的权力建构

　　近来，现实建构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新的理论创建议程，主要源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学界普遍认识到，“建构主义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 [12]而是“一种适用于研究任何类型社会关系的方法，它具有自成一体的命题体系或理论架构，可以被应用于所有领域的社会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13]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其核心主张是：“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存在，人自身及其所生活的世界都是由社会关系所建构的。”[14]因此，建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指导我们从主体间( inter - subjective )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定。逻辑上，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立场，它可以和形而下的不同政治世界观相结合。

第二，不少学者认为，当前学界盛行的主流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其实质是自由建构主义，即建构主义认识论与自由/理想主义世界观的复合。[15] 作为自由/理想主义的新变种( new variant) 、[16]新形式( updated form) ， [17]建构主义集中关注和强调规范、说服以及跨国行为者对国际政治变革的正面积极作用，确信通过持久互动的社会化过程，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和解和非暴力的可能性，而对诸如安全困境、权力均衡和军事竞争等社会现实却鲜有涉及，以至于常常被它的批评者们斥之为“威尔逊式自由乌托邦主义”[18]或“新康德理想主义”。[19]

第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非像学界所争论的那样水火不容，古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有着共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20] 二者不仅均坚持一种弱物质主义的实践本体论，重视观念结构之于物质结构的优先性，强调国际政治因人的社会性实践活动而存在，而且二者均坚持以科学实在论作为认识论指导，“承认现实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但却并不因此否定诸如道德之类不可观察因素之作用”， [21]赞成有限的基础主义原则，致力于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认识，拥护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对话与融合的学者认为，现实建构主义作为一项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新视角存在成立之可能，但在具体理论形态和建构路径上，学界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定论。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现实建构主义的理论性质及其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位居何处，即现实建构主义究竟是“现实主义者的建构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者的现实主义”，换言之，现实建构主义究竟是“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还是“社会事实的权力建构”。

一派学者认为，现实建构主义的实质是社会事实的权力建构。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自由主义强调观念，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既然自由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是“观念无所不在( ideas all the way down) ”，观念建构一切；那么与之相对应，现实建构主义要成为独立的理论视角，其核心命题就必然是“权力无所不在”，权力内嵌于社会建构的一切过程之中。因此，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议程是，“聚焦不同的权力形式(权威、武力、情感等)如何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象征、物质等)生产不同的社会事实”， [22]就像自由建构主义集中关注不同的规范与观念形式如何通过不同的社会化路径建构不同的社会现实一样。

在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这一点上，巴尔金一再批评贾尼丝·B1马特恩(Janice B. Mattern)泛化了“权力”概念使之近乎无所不包，同时又误读了“社会建构”之原初内涵，但二人对现实建构主义的勾勒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巴尔金本人也一再坚称：现实建构主义区别于现实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权力的生产性”，即“权力不仅潜在地决定究竟哪一种社会结构将战胜其他的社会结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权力将首先生产它本身在其中得以运行的社会结构”。[23]

另一派学者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现实建构主义的实质是建构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24] 既然现实建构主义是现实主义导向的建构主义( realist - oriented constructivism) ， [25]那么其核心概念就应该是规范、观念与认同而不是权力，其基本理论关注点也应集中于解释规范、观念等非物质因素对权力运行之影响，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解释权力为什么具有不可超越性。[26]

在论争对象上，它既反对主流建构主义过分沉迷于自由/理想主义的“新乌托邦精神”，忽视了说服、规范和话语的负面建构作用；同时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新现实主义者所固守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指责他们或者因忽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而无法预见体系的重大变革，或者因过分执著于物质算计而看不到人对社会意义的需求和理解。

对现实建构主义而言，权力就是“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 [27]是“社会的被建构之物而不是建构社会之物”。[28] 因此，现实建构主义的应有之义是“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而不是“社会事实的权力建构”。[29]如果确如巴尔金和马特恩所言，现实建构主义的内核是社会事实的权力建构，那么其核心概念“权力”无论是被理解为“工具性的( instrumental) ”还是“生产性的(p roductive) ”， [30]都不足以使现实建构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相区别。因为古典现实主义同样主张，“权力不仅要用做实现国家道德目的之手段”， [31]同时“权力也是决定谁来制定道德、谁的道德将被遵守的终极判断之物”； [32]况且，古典现实主义从未宣称权力只有物质权力一种形式。因此，无论是巴尔金所提倡的建构主义视阈下“权力与理想”或“权力与道德”辩证之复兴，还是马特恩运用建构主义视角对“权力”概念的后现代性解读，都很难使现实建构主义成为一项具有自身概念体系和独特理论内涵的单一范式。

而根据托马斯·库恩的阐述，科学研究中的竞争性范式之存立必须基于对同一命题做出不可通约之解释。[33]在此意义上，现实建构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共同命题是权力政治的不可超越性，但仅仅通过将权力区分为生产性权力和工具性权力，显然并不能够将二者区分为竞争性理论。

那么如果将现实建构主义看做是建构主义，就像内克松和杰克逊所说的那样，其内核是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的话，现实建构主义是否存在成为独立范式之可能? 本文认为，在逻辑上这是可能的。因为在这里，现实建构主义是相对于自由建构主义而言的，虽然二者都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这一共同命题，但二者对社会建构的方向性和人类政治的未来前景却有着根本不同的回答和解释。自由建构主义相信，在频繁的社会互动中，通过行为体之间的相互教化和学习，****国家用以建立国内秩序的规范和原则可以扩散到国际社会并为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内化，从而能够有效地驯化( tame)国家权力之运行，甚至存在最终消除权力政治考虑之可能； [34]而现实建构主义则反对这一建构主义包装下的“新威尔逊乌托邦精神”，它认为规范、说服、认同和观念等建构主义元素既具有教化合作、劝善和谐的正面积极功用，同时又具有教唆冲突、物化敌意的负面消极影响，也就是说，人们既可以在自由和谐理念的指引下建构政治合作，同样也可以在现实生存理念下建构政治冲突。因而，政治上，“建构主义并不必然是自由/理想主义的，也并不必然是现实主义的”。[35] 在建构主义研究纲领内部，将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区分为竞争性理论是可能的。

二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如何相互区分为竞争性范式?

　　既然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都是建构主义，二者之区分就不必过多地纠缠于“有关如何研究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和本体假定，而必然要围绕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与核心命题等规范性问题而展开。那么什么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与核心命题呢? 本文认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同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进化理论[36]而不是静态理论。因而，它集中关注行为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实践进程，进而关注对这些社会互动实践活动起着规约和构成性影响的社会规范、观念和认同。[37] 在建构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和国际社会都不应当被设定为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力，因为无论是无政府状态还是国际社会都首先是由特定的社会规范、观念和认同通过特定的社会互动实践进程所建构的。[38] 套用巴尔金的术语，在建构主义研究议程中，规范、观念和认同是具有“生产性的”，不同的规范、观念和认同将通过不同的社会化方式塑造不同的社会事实，这就是建构主义的核心命题。

简言之，建构主义在规范性上主要关涉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规范的社会化，因而，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的分化也必然是基于这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

(一)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一切政治都是身份政治，而一切身份又都是政治性的。”[39]稍早之前，德国法西斯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甚至将这一信条极端地表述为：“一切政治的真谛皆在于区分敌友。”[40]正是在此意义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作为其理论分析的起点设定，认为一切政治冲突与合作皆源于自我与他者之间不同社会身份之建构，而绝少是因为客观物质条件的直接外部性压力。用温特的话来讲，建构主义的核心精神是：“身份建构利益，利益决定行为。”[41]也就是说，“敌人”身份会界定分歧的利益，进而塑造冲突的政治学(politics of conflict) ；而“朋友”身份则会界定一致的利益，进而建构合作的政治学(politics of cooperation) 。

事实上，在建构主义内部一直存在两种不同且相对的社会身份理论：一种可称之为“温特式”自由聚合性认同(Wendtian liberal - oriented convergentidentity) ，而另外一种则可冠名为“施米特式”现实分离性认同( Schmittian realist - oriented discrete identity) 。聚合性认同和分离性认同一致认为，一个自我身份( self identity)之确立必须依赖于一个外部他者( external other)的存在； 但聚合性认同并不认为这个外部他者就必然是自我的“敌人”和“对手”，而分离性认同却通常以敌对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外部他者，将之视为攸关“自我”生死存亡和利益得失的权力/资源竞争者。另外，聚合性认同和分离性认同难以弥合的分歧还在于，前者认为自我身份之确立是一个自我与他者的双向互动过程，即自我身份的获得须以社会他者的承认( recognition)为前提， [42]而后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他者的存在对自我身份之确立不可或缺，但他者的承认与否并非极端重要，因为自我身份之获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主权者(owner of sovereignty)依例外情势( excep tional emergency)所做出的单向政治决断，有时自我和他者的身份甚至是个别主权者依据手中的权势所强加之后果。[43]

以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社会身份理论为内核，以自我身份的形成是否需要预设他者为敌人或对手为共同命题，本文认为，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是可以在建构主义研究纲领内部形成相互区别的理论范式的。自由建构主义可以秉持“温特式”聚合性认同理论，集中精力关注一个逐步涵括并同化他者的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国际关系是如何借助于更大范围集体认同的建构而逃脱霍布斯状态的；而现实建构主义则以“施米特式”分离性认同为起点，聚焦一个逐步排除并预设他者为敌人的群体认同( group identity) [44]之形成过程，进而解释国际政治是如何因身份认同冲突而陷入无休止的权力斗争状态的。

(二)规范的扩散与社会化

作为身份政治的必然逻辑，规范的扩散与社会化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核心内涵。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世界并非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社会世界。在这个社会世界里，每一个行为体都不可避免地要身处一定的社会规范结构和社会网络之中，因而，其行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规范的规约和构成性影响。换言之，规范具有规劝和说服行为者做社会所期望之适当行为以及重塑行为者利益观念之功能。[45] 然而，并非所有的建构主义学者都认为规范能够增进认同、促进合作，也并非所有的规范都是合作性和非暴力性的。[46] 即便是被共同体成员一致认为是好的、有助于合作的非暴力性规范，也不见得一定能被共同体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所接受。[47] 因此，在规范如何扩散、何种规范将被内化遵循以及规范弱化权力政治的实际效应上，建构主义学者之间众说纷纭，并不存在统一共识。就目前的学术争论而言，建构主义存在大体上分化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化理论之可能：一种是哈贝马斯式沟通导向型社会化(Habermasian communication - oriented socialization) ；另外一种则是福柯式权力导向型社会化( Foucauldian power - oriented socialization) 。[48]

哈贝马斯式沟通导向型社会化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包容性社会身份建构过程。它以聚合性认同为起点和依归，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平等沟通为前提，认为在频繁的社会互动中通过合作性规范的扩散和内化，不同的行为主体可以被社会化而融入一个统一的集体认同，进而在这个社会或政治共同体里，每个成员对集体所要求的适当行为标准都有一致的认知和理解，并且每一个单个的自我或他者都被视为整个集体性自我( collective self)合法且平等的一分子，以至于自我往往会自动地放弃对他者由来已久的敌意和仇恨，并最终心甘情愿地接受相互友爱的“我们感(we - ness) ”。

而福柯式权力导向型社会化则主要是一种排他性社会身份建构过程。它以分离性认同为起点和归宿，强调主体间实际的权力或地位( status)不平等对于互动的行为体接受和内化何种规范起着关键性影响。首先，它认为国与国之间之所以会相互敌视或仇恨，并非直接源自于物质实力对比和工具性算计，而是根源于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本能的认同群体内成员而排斥群体外他者。[49] 但是，一旦敌对身份被建构，物质实力的差距和社会地位的高下就会习惯性地遭遇负面解读，其敌对意义也会因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而放大和加强。进而，出于生存或安全忧虑，即使合作性规范有助于从长远上消除国家间之积怨，互动的行为体往往也不会优先选择非暴力性规范加以学习和内化，除非这些规范能够立即增强国家的自我安全感，更何况他者意图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在此前提下，唯有将他者视为潜在敌人或利益伤害者加以警惕和排斥，并迅速习得高效率的社会竞争之规范(通常是暴力性规范) ，群体自我( group self)的政治身份方能得以保存。[50]在规范社会化问题上，围绕“规范、说服与认同是否具有消解权力政治之影响”，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同样可以基于共同命题而分化为相互独立的理论范式。自由建构主义可以笃信哈贝马斯式的沟通导向型社会化，致力于解释在更大地理或政治范围建立集体认同、推动非暴力性合作规范的社会化，从而达到同化他者、根除敌意之目的； [51]而现实建构主义则可秉持福柯式的权力导向型社会化，专注于理解国家间的持久敌意与暴力性规范的蔓延，深入解读人类群体从相互疑惧走向血腥战争的危险心路历程。

综上所述，在坚持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这一基点上，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可以因不同的社会身份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对国际政治变革进程做出不同的解释。自由建构主义可立足于自由/理想主义世界观，以聚合性认同的形成为起点和归宿，重点阐述一个由规范约束起主导作用的国际社会之建构以及非暴力性合作规范在主体间的扩散与内化，其政治设计的理想目标是建构一个没有暴力且崇尚合作的平等友爱之社会。与之相对应，现实建构主义则可立足于现实主义世界观，以分离性认同的形成为切入点，首先阐述一个缺乏最高权威且暴力横行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建构，进而关注在这个无法排除恐惧的环境里，互动的行为体对暴力性社会规范的习得与内化，其政治目标在于警惕自由/理想普世计划的“乌托邦性”，提醒人们须正视现实的残酷性和永恒悲剧性。

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建构主义身份政治的两种不同逻辑

　　为什么人类群体间会陷入持久冲突状态? 观念和规范是否具有从根本上把现存体系转变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的世界的可能? 人类社会又将如何逃离相互疑惧、敌视的恐怖怪圈?

古典现实主义的回答是，人类之间的相互为战或源自人性本恶、或源自人类本能的权力欲望。[52]“本性胜于进程(Nature trump s p rocess) ”， [53]无论人们之间通过互动建立起多大程度的相互理解，都无法消除这种人性固有的缺陷。而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体系压力要远胜于观念考虑。主权之上无最高权威使得体系必然成为自助体系，而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与进攻性军事能力的偶合则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生存的危险性。结果，没有一个国家愿冒生存之虞而利他，每个国家都相信只有追逐权力才能确保政治之生存，无论何种类型的规范与观念，也无论它们具有多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都无法根除国家生存之恐惧。概言之，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延续性而非变革性，以至于时常被批评为结构静态理论。[54]与现实主义相对，自由/理想主义则从人性本善出发，认为人类天生就有逃避冲突、崇尚合作之愿望，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约束和持续不断的规范说教，人性中所深藏的合作理性( reason of cooperation)迟早会得到启蒙，无政府状态必然会被新的人类组织形式所取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由/理想主义同样是一种相信本性或结构优先于过程的静态理论。

建构主义则恰恰相反，其基本主张是进程塑造本性或结构，冲突源自身份之差异。无论是人性本质还是无政府状态都不具有固定含义，通过变革观念来变革体系是可能的。就人性而言，它本质上是个关系性( relational)而非原生性(p rimordial)概念，其意义总是内蕴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通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方能显现出来。[55] 用卢梭的话来讲，“我们所归之于人性的一切特征皆是社会政治现象之结果而非其原因”。[56] 既然人性是由社会所建构的，那么它既不本善也不本恶，以人性作为第一推动力来解释国际政治的持久冲突或持久合作是有欠妥当的。

而如果以无政府状态[57]或国际社会[58]等结构假定作为第一推动力，则同样不具有深层说服力。因为在建构主义看来，无论是无政府状态还是国际社会都不是预先给定之物，而是由特定的社会身份关系所建构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是由我们所造就的， [59]而国际社会则是由我们所发明[60]或想象的。[61] 所以，无论是无政府状态还是国际社会，其产生和存续都首先应当受到质疑，二者均不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因果意义上的自变量，充其量是由社会身份所建构的中间干预变量。

确切地讲，建构主义并不否认无政府状态或国际社会对置身于其中的行为体产生着结构性影响，也不拒绝主流理论分别以这两种结构描述为起点假定所进行的逻辑推演，而是强调“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身处一个自助(或他助)的世界，这主要不是因为结构而是因为进程所致”。[62] 换言之，建构主义认为，结构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因行为体之间的社会互动而产生，并因行为体之间的不同社会身份关系而获得不同内涵。[63] “一个由友好国家所构成的两极结构其意义完全不同于一个由敌对国家所构成的两极结构。”[64]故而，建构主义主张以动态的身份认同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假定，以纠正主流理论对社会进程之忽视。然而，有关究竟何种身份认同更有助于确保个人生命与财产之安全，建构主义内部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政治哲学观之对立，即普世主义哲学与特殊主义哲学的对立。

自由建构主义者相信，基于普遍而共同的人性，一个集体性自我的形成可以参照一个外部他者的存在，但逻辑上完全没有必要将这个外部他者先验地预设为“敌人”或“对手”。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希望彼此为敌和相互伤害，一切“敌人”或“对手”的形象都是自我和他者在互动中不理智地建构起来的，并通过社会化效应得以强化和再造。概言之，国际关系中的“朋友”或“敌人”身份往往呈现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self - fulfilling p rophecy) ”。因此，如果互动的行为体能够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那么自我和他者就有可能通过持续的合作进程形成一种朋友身份，进而形成一个自我和他者都自愿归属的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 。在这个集体认同下，由于每个行为体越来越倾向以“我们感”来看待彼此，以至于这个集体认同不断向更高一级的集体认同演化，直到某一天这个集体认同将整个人类都囊括进一个单一的朋友身份，也就是温特所说的“世界国家的形成”， [65]人类最终得以摆脱相互疑惧的恐怖状态。

就自由建构主义而言，其思想渊源承自康德普世主义哲学，但它并不认为合作乃人类社会之必然。相反，自由建构主义认为，合作乃社会进程所建构，在目的论哲学( teleology philosophy)上，它应该是可以不断进化的。

现实建构主义则强烈反对这种“乌托邦”式的人类共同体( human community)或人类团结( globalsolidarity)想象，其依据是哲学上所盛行的特殊主义立场。[66]这一立场指出，“所谓的‘普遍人性’绝不可能使我们所有人成为一个单一共同体的成员，人性的本质特征是特殊主义”。[67] 尽管两个敌对国家的公民个体之间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但人类政治的本质不是自由主义所想象的个体间政治而是群体间政治，生存竞争总是持久地存在于作为总体而不是个体的人之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无政府状态总是内生于生存意义上的敌友划分。[68] 因此，任何一个群体认同的形成都必然是排他性和单向性的。群体认同的形成无须来自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相互承认，重要的是自我将他者集体性地理解为邪恶和恐怖的象征，从而通过贬抑、排斥他者并将他者标定为“敌人”或“对手”而使自我身份获得确立。在此意义上，自我与他者并不共享平等生存之权利，他者总是被想象为对自我生存方式和信仰体系的潜在威胁；反之，对他者而言，自我亦是如此。现实建构主义认为，一旦这种敌对的身份被相互确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对抗便会极易产生并被不断物化( reification) 。对亨廷顿而言，一旦陷入，这种因排他性身份建构而产生的群体间冲突，不仅难以摆脱而且兼具进化性质：先是文明断裂带( cultural faultlines)之间的冲突，然后蔓延至由核心国家所主导的文明之间的冲突， 最后发展成为“亲缘文明集团( kin - cultural group) ”之间的战争。[69]而对于施米特和墨菲(ChantalMouffe)而言，由自由建构主义者所想象的包含所有人在内的单一朋友身份和世界国家则永远不可能实现。[70] 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实体之存在，都必须依赖于它具有决断谁是其朋友、谁是其敌人之能力和意愿，一旦这个政治实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做此决断，那么其生存便会陷入危险之中”。[71] 因此，任何一个关注政治生存之实体都必然预设他者为“敌人”。只要人类还以群分， [72]敌对的他者就总会存在；即使消灭了外部他者，内部他者( internal other)也会不断浮现。人类也许可以凭借武力形成一个囊括所有人在内的世界国家或人类共同体，但届时很有可能不是自由/理想主义所描述的世界和平而是世界内战(world civilwar)状态。[73]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围绕诸如身份如何被建构、规范如何被社会化、国际政治最终朝着何种方向演化以及谁是国际关系的关键施动者等一系列“有关国际政治如何运行”的规范性问题，建构主义研究纲领可以分化为相互竞争的两种理论范式：自由建构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自由建构主义与现实建构主义均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推崇以动态的身份认同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假定，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由建构主义根源于自由/理想主义的普世哲学，主张国际政治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认同的形成无须预设一个外部他者为敌人，通过高密度的社会互动和合作性规范的社会化效应，人类社会存在朝向合作进步并最终实现“去政治化( de - politicalization) ”之可能；而现实建构主义则承自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特殊主义哲学，主张国际政治的本质乃群体间之竞争，因此群体身份之确立必然依赖于政治上的排他性，社会化效应既导致合作性规范的扩散和内化，也导致冲突性规范的扩散和内化，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警惕的。

注释：

* 感谢秦亚青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同时《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若干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许多独到而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文中错漏概由作者自负。

[1]Panel on“Realist Constructivism, Constructivist Realis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Boston, September 1998.

[2]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Vol. 5,No. 3, 2003, pp. 325 - 342.

[3]相关论述可参见MichaelWinnerstig,“Shared Values or Power Politics?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1981 - 1994, ”Research Report N o. 26,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Andreas Gofas,“Structure, Agency and Inter - subjectivity: Re - cap turing the EMU Policy Process in a Constructivist Realist Framework, ”Paper p repared for the 2ndWorkshop of the European Political - Economy Infrastructure Consortium, May 2002; Henry Nau, A t Hom 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Jennifer Sterling - Folk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im acy of Anarchy: Explaining U. S. InternationalM onetary Policy - M aking af terB retton Wood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4]详细论述可参见Joseph Jup ille, James Caporaso and Jeffery T. Checkel,“Integrating Institutions: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m parative Political S tudies, Vol. 36, No. 1 - 2, 2003, pp. 7 - 40。

[5]“Bridging the Gap: Toward a Realist - ConstructivistDialogue, ”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 6,No. 2, 2004, pp. 337 - 352.

[6]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Nexon, “Paradigmatic Faults: Why the Di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n’t All They’re Cracked up to Be, ”Paper p resented at 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ontreal: March 17, 2004, http: / /www. allacademic. com / meta /p73575_index. html.

[7]Alexander Wendt,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Nexon,“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From Debate to Dialogue, ”Conference on Re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t the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p ril 30, 2005, http: / / hdl. handle. net/ 1811 /30217.

[8]秦亚青、[美]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年第1期,第8～12页。

[9]Brent J. Steele,“Liberal - Idealism: A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Vol. 9,No. 1, 2007, pp. 23 - 52.

[10]KariMÊttÊl¾ ,“The EuropeanUnion as a Critic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Power of a Normative Power, ”Paper submitted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 ISA)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February 28, 2007, http: / /www. allacademic. com /meta /p180536_index. html.

[11]典型的例子就是以“现实建构主义”为分析框架或核心概念的 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日益增多。譬如,Michael Alan Brittingham, “Reactive Nationalism and Its Prospects for Conflict: The Taiwan Issue, Sino - US Relations, and the‘Role’of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Faculty ofArts and Sciences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05, http: / / etd. library. pitt. edu /ETD / available/ etd - 12082005 - 132259 /; Yang Cai,“High Tension withoutWar: Interpreting Taiwan Strait Relations from 1990 to 2005,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Master of Arts in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005, http: / / etd. gsu. edu / theses/ available/ etd - 11182005 - 221708 / unrestricted / cai_yang_200512_ma. pdf。

[12]Alexander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

[13][美]尼古拉斯·奥努弗:《建构主义的哲学渊源》,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 2006年第9期,第58～66页。

[14]Nicholas G. Onuf,“A ConstructivistManifesto, ”in Kurt Burch and Robert A. Denemark, eds. ,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7, pp. 7 - 17.

[15]详细总结可参见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 pp. 332 - 336。

[16]Colin Hay,“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Or, Why Interests into IdeasDon’t Go, ”Paper p resented at 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arriott, Philadelphia: August 31, 2006, http: / /www. asu. edu / clas/polisci/ cqrm /APSA2006 /Hay _ Constructivism. pdf.

[17]StephenM. 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No. 110, Sp ring 1998, pp. 29 - 32.

[18]Brent Steele,“Utop ian Dreams: Some Much - Needed Constructivist Distinctionswith Liberal - Utop ianism, ”Paper p resented at 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Hilton Hawaiian Village, Honolulu: March 5, 2005. http: / /www. allacademic. com /meta /p69695_index. html.

[19]Bruce Russett,“A Neo - Kantian Perspective on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Build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manuelAdler andMichael Barnett, eds. ,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68 - 394.

[20]详细论述参见Jennifer Sterling - Folker,“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Vol. 4,No. 1, 2002, pp. 73 - 97; 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pp. 329 - 332; Richard Ned Lebow, “Thucydides the Constructivist,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No. 3, 2001, pp. 547 - 560。

[21]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p. 332.

[22]Janice B. Mattern, “Power in Realist - Constructivis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Vol. 6,No. 2, pp. 343 - 346.

[23]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Vol. 6,No. 2, 2004, p. 351.

[24]例如,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 - Constructivism?”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 6,No. 2, 2004, pp. 337 - 341。

[25]DanielNexon and Patrick Jackson,“Paradigmatic Faults: Why the Divisions between ‘Schools’of IR Theory Aren ’t All They’re Cracked up to Be, ”2004.

[26]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 - Constructivism?”p. 338.

[27]相关论述参见Patrick T. Jackson,“Relational Constructivism: A War ofWords, ”in Jennifer Sterling - Folker, ed. , M aking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5, pp. 139 - 155; Michael C. Williams, The Realist Tradition and the L im i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8]Michael C. Williams,“Why IdeasMatt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nsMorgenthau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58, No. 4, 2004, pp. 633 - 665.

[29]拥护这一主张的学者认为,现实建构主义应当恪守建构主 义的基本信条,并往往引用如下经典文献,以佐证建构主义旨在强调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性。例如,Alexander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AlexanderWendt,“ Anarchy IsWhat States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M oscow, 1955 and 1999,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 Press, 2002。

[30]J. Samue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 Constructivisms, ”p. 351; Janice B. Mattern,“Power in Realist - Constructivism Research, ”p. 343.

[31]系统总结可见: Brent Steele,“The Reflexive Realists, ”Paper p resented at the Annual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 th Annual Convention, Chicago, February 28, 2007, http: / /www. bisa. ac. uk /2006 /pp s/ steele. pdf; Brent Steele,“Eavesdropp ing on Honored Ghosts’: From Classical to Reflexive Re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 ent, Vol. 10, No. 3, 2007, pp. 272 - 300; Rodney Bruce Hall,“MoralAuthority as a Power Resource, ”InternationalO rganization, Vol. 51,No. 4, 1997, pp. 591 - 622; William Bain,“Deconfusing Morgenthau: Moral Inquiry and Classical Realism Reconsider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 tudies, Vol. 26,No. 3, 2000, pp. 445 - 464。

[32]Jennifer Serling - Folker,“Realist - Constructivism andMorality, ”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Vol. 6,No. 2, 2004, pp. 341 - 343.

[33]库恩指出,不同的范式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 是不可通约的。[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 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95页。

[34]有关自由建构主义的相关论述可参见Thomas Risse - 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 The Culture of N ational Security: N orm s and Identity in W 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57 - 399; Jeffrey T. Checkel,“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 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1998, pp. 324 - 348。

[35]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p. 332.

[36]参见秦亚青:“译者前言”,载[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 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9页。

[37]Andrew T. F. Lang, “Reconstructing Embedded Liberalism: John Gerard Ruggie and ConstructivistApp 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 Law, Vol. 9,No. 1, 2006, pp. 81 - 116.

[38]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 1998;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What States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391 - 425.

[39]Richard Thomp son Ford,“Political Identity as Identity Politics, ”Unbound: Harvard Journal of the Legal Left, Vol. 1, No. 53, 2005, p. 53.

[40]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27.

[41]Alexander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2 - 138.

[42]Alexander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43]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1996.

[44]在这里,本文区别自由主义者所使用的“包容性集体认同 ( inclusion - based collective identity) ”和现实建构主义者所使用的 “排他性群体认同( exclusion - based group identity) ”。

[45]在此意义上,一些建构主义学者的作品被学界称为“规则建 构主义”或“规范建构主义”。诸如: Nicholas J. Onuf, W orld of Our M 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9; Friedrich Kratochwil, Rules, N orm s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 estic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46]Brent Steele,“Utop ian Dreams: Some Much - Needed Constructivist Distinctions with Liberal - Utop ianism, ”http: / /www. allacademic. com /meta /p69695_index. html.

[47]Zaki LaÇd i,“Are European Preferences Shared by Others? ” Speech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CER I, June 24, 2006, http: / /www. garnet - eu. org/ fileadmin /documents/ events/5. 1. 1% 20Conference%20Programme. pdf.

[48]克里斯琴·罗斯·斯密特认为, 建构主义内部的各种争论 主要是围绕规范性问题、分析层次和方法论三个轴心维度展开,其中 在规范性维度上可大致区分为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哈贝马斯式沟通 行动理论家和福柯式系谱学家等三个派别(Christian Reus - Smit, “ Imagin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B 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3, 2002, pp. 487 - 509) 。帕特里克·杰克逊和丹尼尔·内克松则更为明确地指 出,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之区分乃是持两种不同政治立场 的建构主义之区分。自由建构主义秉持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观点, 相信在“理想话语条件”下,权力政治最终能为行为体之间的沟通行 动所取代;而现实建构主义则坚持一种福柯立场,认为即使是在理想 话语条件下,某些权力仍然是不可超越的( Patrick T. Jackson and Daniel H. Nexon, “Constructivist Realism or Realist - Constructivism? ” pp. 340 - 341) 。受惠于上述理论观点,本文提出如果以不同导向的 社会化理论为基准,作为划分现实建构主义与自由建构主义之标准, 应该更能彰显二者之差别。

[49]相关经典论述可参见: Jonathan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49,No. 2, 1995, pp. 229 - 252; Jennifer Sterling - Folker,“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International S tudies Review , Vol. 4, No. 1, 2002, pp. 73 - 97; JohanM. G. van derDennen, “Ethnocentrism and In - group /Out - group Differentiation: A Review and Interp retation of the Literature, ”in V. Reynolds, ed. , The Sociobiology of Ethnocentrism ,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1987, pp. 1 - 47。

[50]总结于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1996; Chantal Mouffe,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Verso, 1993。

[51]例如温特的“世界国家”理论。Alexander Wendt,“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14, 2003, pp. 491 - 542。

[52]John J. Mearsheimer,“A Realist Rep 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No. 1, 1995, pp. 82 - 93.

[53]Jennifer Sterling - Folker,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p. 76.

[54]有关结构现实主义是静态理论和结构理论的批评和指责, 参见John Gerard 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 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1983, pp. 261 - 285; R. B. J. Walker,“Realism,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31, No. 1, 1987, pp. 65 - 86; Robert Jervis,“Realism in the Study of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971 - 991; Dale Copeland,“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187 - 212。

[55]总结于Jennifer Sterling - Folker,“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Reconstructing or Rereading, ”pp. 73 - 97; Rodney Hall,“Human Nature as Behavior and Action in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 ent,Vol. 9,No. 3, 2006, pp. 269 - 287。

[56]Asash Abizadeh,“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9,No. 1, 2005, p. 54.

[57]如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国际关系理 论,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9;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 ony: Cooperation and D iscord in theW orld Political Econom 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58]如英国学派和欧洲一体化理论者,参见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 tudy of O rder in W orld Politics, London:Macmillan, 1977;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 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 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AlexanderWendt,“Anarchy IsWhat States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p. 391 - 425.

[60]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1998.

[61]Christian Reus - Smit,“Imagining Society: Constructivism and the English School, ”B 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4,No. 3, 2002, pp. 487 - 509.

[62]AlexanderWendt,“Anarchy IsWhat States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p. 394.

[63]温特指出,无政府状态可以因“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 不同身份关系而相应获得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文化含义。参见 Alexander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46 - 312。

[64]Alexander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06.

[65]AlexanderWendt,“Why a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Anarchy, ”pp. 491 - 542.

[66]关于这一立场的经典讨论及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应用总 结,可参见Asash Abizadeh,“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pp. 45 - 60。

[67]MichaelWalzer,“The New Tribalism: Notes on a Difficult Problem, ”D issent, Vol. 39,No. 2, 1992, p. 171.

[68]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pp. 23 - 58.

[69]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Vol. 72,No. 3, 1993, pp. 22 - 49.

[70]Asash Abizadeh,“Does Collective Identity Presuppose an Other? On the Alleged Incoherence of Global Solidarity, ”pp. 50 - 58.

[71]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p. 49.

[72]乔纳森·墨瑟指出,国际关系体系之所以呈现为自助状态, 主要不是因为结构或人类的权力欲望所致,而是因为人类天生就有 划分群体并渴望得到承认和尊重的社会心理需求所致。参见Jonathan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 ”pp. 241 - 242。

[73]总结自Mika Ojakangas,“A Terrifying WorldWithout and Exterior: Carl Schmitt and theMetaphysics of International (Dis)Order, ”in Louiza Odysseos and Fabio Petito, eds. ,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 itt: Terror, L iberalW ar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O 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205 -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