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方法,不惟方法

nicholasxw

作者：任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性,此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不够丰富多样。要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必须讲求研究方法,增强方法论上的自觉。

在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Ｃ.Ｐ.斯诺语)之间,我不太赞成过分拔高“科学”作用的观点。科学或“科学方法”,似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接近于“真理”的涵义,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这里的科学就属于这种意思。另一种是特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数量分析、计算机模拟等。这里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科学方法”一语的。在研究中,包括“科学方法”在内的不同研究方法有其各自的作用,也有各自的局限性。“科学方法”也是如此,有些问题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另一些问题就难以用它来研究。例如,在综合国力研究中,“科学方法”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就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来得出。当然,我不是否定科学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别的方法和“科学方法”相比,是不是一定就更有局限性,这点可以讨论。在研究中,运用什么方法跟研究者所选择研究的问题有关。我不赞成“上华山只有一条路”式的看法,我们需要方法论上的多样与宽容。方法论的多样绝不会阻碍国际关系研究的开展,相反只会促进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繁荣。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是不可能做到的。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甚嚣尘上的行为主义运动的一个谬误就是寻求“价值中立”。经过这些年的检验,证明在社会科学中很难做到。研究者在研究中是难以完全祛除本人的价值偏好的,只有多一点和少一点的区别。我们在研究中、在运用“科学方法”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尽可能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因素非建设性地介入和影响研究结果。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不妨多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目前在国内,个案分析法应该说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重视,问题是如何运用好、运用得更为成功。现在个案研究成功的比率似乎还不高,这可能跟缺乏“问题意识”有关。还有一种是多个案研究,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多为有限多个案研究,一本专著充其量也就四五个或五六个案例。当然,也有数量很大的多个案研究,包括多达数十个甚至上百个个案,但属于这种情形的研究往往不太成功。这说明,像其他方法一样,个案分析也有其局限性。

就我本人而言,我更愿意提倡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历史和理论缺一不可。理论得以构建的思想材料不是来自于现实,就是来自于历史。忽视了历史和理论而进行的研究,能取得成功的实不多见。在美国,由于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的盛行,无限丰富的政治生活一律被简化为个人出于自利的动机而做出各自的选择。而且,这种理性选择分析被视为一种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析工具。影响所及,使得历来重视语言、历史、社会、文化的地区研究也被广泛波及,受到消极影响,这并非国际关系学之福。当然,“9·11”事件发生后,忽视地区研究的状况有所变化。其实,深邃的历史洞见常常得自比较历史分析,在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也常常源于比较历史分析。


关于理论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不应机械地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际政策挂钩。我也不太赞成“理论是指导实践的”这样一个提法。理论要揭示规律和解释现象,能不能指导现实活动,原本不是理论一定要做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具有一种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要努力从本土经验出发提出问题,形成观点,并逐步将其系统化,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