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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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相东

文章来源：《理论学刊》2005年第10期

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cs)是一个经常用到的概念。作为19世纪末期欧洲语境的产物,瑞典人鲁道夫·挈伦(Rudolf Kjéllen)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挈伦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归结起来,这是一种世纪末情结的产物。那么地缘政治学诞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思潮是什么,应如何看待这一新的理论范畴呢?

一

在19世纪末期的欧洲,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所发展的维也纳体系面临着一系列危机, 难以为继, 由“欧州协商”(Concert)所创造的均势政治体系处于崩溃之中。而这些曾在过去80多年里保证了欧洲的和平。欧洲均势政治体系的终结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均势政治的终结首先来源于世界地理发现的完成和封闭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地球表面被分割完毕和封闭世界政治体系的事实,导致了第一次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危机。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认为,是“地理大发现的完成奠定了19世纪后期欧洲帝国主义盛行的心理环境的地缘政治基础。这加剧了国际竞争的强度,促进了国家间的敌对和大国的帝国主义取向。当所有的领土都被瓜分完毕之后,将要发生什么就是不难预测的”[ 1 ] (P13 - 14) 。第二,来源于民族国家的成长和民族主义的诞生。民族国家的确立和日益强大对帝国体系产生了粉碎性的打击。在国内层面,大众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大了对精英阶层的压力,精英层逐渐丧失了在国家政治和对外政策中的灵活性,而这正是均势体系的基础之一。

第三,来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新战争技术的应用和对权力评价标准的变化导致了军备竞赛,这样,各国对潜在的非均衡的感知增强了。恰恰是这一感知和军备竞赛的压力对均势政治的治理体系构成了重大威胁。

第四,高层决策者对战争态度的变化也对均势政治的终结起了重要作用。在19世纪上半期,关于战争的概念和态度反映的是克劳塞维茨式(Clausewitzian)的战争观,即为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使用精心校准的武力,战争在一个由道德理念、特定目标和假想的限制构成的框架中进行。而到了19世纪下半期,受黑格尔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一种新的战争观认为,战争有许多积极可取之处,包括社会凝聚力、团队精神、爱国主义、牺牲精神和民族复兴。战争成为一种道义行为,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国际关系不再被视为国家和冲突管理之间的调节行为,而是文明之间的斗争。于是军国主义态度出现了。

世纪之交,均势政治的终结和地缘政治的诞生就处在了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之中。一方面,均势政治和协调体系的终结给人们带来了竞争和冲突的压力,造成了广泛的不安,这是由全球空间的被分割完毕所诱发的一种对封闭体系的恐怖症。[ 1 ] (P16)另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必须找出适应新形势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框架。在新的认识论方法的鼓舞下,有些人并不完全悲观。这一力量来自于当时所流行的对科学观念的信仰。所以,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是一种由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构成的忧虑和不稳定的混合体。这就是“地缘政治学”诞生时代的文化心理背景。帕克指出,这种文化心理背景在当时表现为两个明显的倾向。“其一是日益增长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社会的重大变化不可避免甚至令人向往。其二是为了对这些变化提供解释、论据和指导,愈来愈多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普遍深信科学理论特别是生物学理论的重要意义。这又促使更多的人们深信,必要的变化可能由于大国卷入一场战争造成的现存社会的崩溃而催化。人类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老信念让位于生存竞争的与生俱来的进攻性。”[ 2 ] (P10)

二

到19世纪末,运用地理学方法理解并阐释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还鲜为人知。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开创了这一领域。拉采尔认为国家是一个固定在土地上的有机体,一个由于人类不完善的结合而产生的精神和道德的有机体,一个由于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以及抵御外敌的需要而产生的对土地的精神寄托。[ 1 ] (P22 - 23) 拉采尔认为,国家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对其行为的解释最好是将之视为有机整体的行为,它本身要大于各个组成部分之和,这些组成部分既包括了自然的成分,也包括了人类的成分。使之不同于其他生物体的特征在于它是统一体,一种空间统一体,也可视为一种人类统一体,这一特殊的生物有机体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中,而且也是其组成部分。拉采尔认为,国家作为有机体遵循其领土增长和发展的法则。国家为了发展,就必须确保充足和合适的生存空间,这是国家权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这种权力越多,就越有可能攫取统治地位。[ 1 ] (P16 - 17)


挈伦马上认识到了拉采尔理论的新颖之处,他受到了拉采尔方法和角度的启发,这使他采取了一个全新的关于国家及其行为的思想和方法,这就是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k) 。挈伦同样处于前面所说的由悲观和乐观所掺杂的时代思潮的包裹之中。一方面,挈伦持有悲观的情绪,他对自己的祖国瑞典的命运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挈伦对国家抱有很高的期待,把希望寄托在了国家身上。他认识到,国家是克服灾难和混乱的有效的组织形式,所以他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地缘政治学”最早成型于1899年。起初,挈伦给它的定义是“国家作为空间范围的科学”。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他在政治学方面的早期研究使他认为,这一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特殊观点,似乎将对更加充分地认识国家的行为做出重要的贡献。对挈伦来说,地缘政治学实际只是他所设计的一个更宽泛的分析体系的一个分支,其他的主要分支还有人口政治学、经济政治学、社会政治学和权力政治学。虽然每一个分支所涉及的是国家及其职能的一个独特方面,但是挈伦认为,由于地缘政治学构成了其他分支的基础,因而它是最重要的。[ 3 ] (P94 - 95) 1916年,他正式把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并将之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 2 ] (P57) 。挈伦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采用了拉采尔的理论前提,即,国家是一个空间有机体;国家最根本的特征和行为都源于此。在拉采尔的关于国家的位置(Lage)和空间(Raum)的两大特征之外,他还自己补充了第三个特征。挈伦提出的三大特征是地形政治学( Topopolitik) ,空间政治学( Physciopolitik) 和形态政治学(Morphopolitik) 。前二者与拉采尔的位置和空间理论相联系,而形态政治学则主要涉及国家的形状和形态特征,这些显示了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 1 ] (P17)

通过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挈伦表达了他对国家这种领土组织形式的期待和重视。在他看来,国家是最重要的,它的存在是秩序和避免混乱的惟一真正的源泉。他相信国家是领土组织的基本单位,国家的安全是第一要务。他认为国家是高于个人的有机体,而且正是国家冲突的思想将会导致战争。他批判传统政治学不足以理解和应对当代世界面临的危险,也不足以认识这些危险的实质。所以,他转而提倡对空间视角的信仰。他认为,恰恰是空间视角才是国家的出路和解脱。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正好补充了传统政治学的不足和遗漏。他认为,地缘政治的视角是追求国家利益的较现实的方式。这种地缘政治的方式对提升欧洲,尤其是瑞典的乐观主义是积极的东西,能够使瑞典脱离悲观的命运。[ 1 ] (P13)

三

地缘政治学概念从诞生时起,就奠定了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中的两大传统。一个传统是从人—境关系的相互关联出发,研究人文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另一传统是把国际关系本身看作是空间事物,即对民族国家的关注和把民族国家本身看作是一个空间现象的传统。这一传统是由拉采尔开创的,挈伦继承了拉采尔的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了“地缘政治学”的名称,而豪斯浩弗则把它发展到极端,并一度窃取了其专用权。地缘政治学把国家本身视为一个空间现象,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是作为地理事物的国家。对国家的重视是挈伦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的主要出发点。对挈伦来说,国家作为地理和空间事物所获得的合法性要远远大于其依赖于法律和伦理的合法性。在这里,作为地理事物的国家不仅是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终诉求,而且也是方法论上的最终寄托。所以,挈伦认为地缘政治学对于过去只能靠推测和臆断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清晰性的科学,在这一点上,他遵循了拉采尔所倡导的完全客观性的研究要求。这正是挈伦所谓的科学的方法,这一方法“是独立于任何对国家性质的先入之见的,至于人们是把国家视为生命形式、伦理实体还是法律实体,都不重要。任何主观的看法都站不住脚。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不分敌友,衡量的标准是一样的”[ 1 ] (P18) 。可以看出,挈伦所谓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通过把国家黑箱化来达到一种民族国家中心论的国际体系观和秩序观。这样,通过把作为地理事物的国家投放到该地理空间同整个国际体系,也就是同整个地球地理空间的关系之中来加以考察,由此进一步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最根深蒂固的传统。

参考文献:

[ 1 ] Geoffrey Parker,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London andWashington: Pinter, 1998.

[ 2 ] [英]杰弗里·帕克. 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

[ 3 ] S. Holdar. Kjellén Rudolf, in J. O’Loughlin, ( ed. ) , Dictionary of Geopolitic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