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争论与学科进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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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宗山
　　　　　　　　　　　　　　　　　　　　
文章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但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科争论逐渐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些基本共识，这些共识不仅推动了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进程，也是今后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学派争论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曾发生过五次大的学派争论[1]。学派争论主要是在现实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学派（广义上的）之间进行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在1970年代以后也陆续加入。争论既有针尖对麦芒的学术对话方式，也有单向的、不对称的批判式；既有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进而实现有限度的学科进步。争论趋向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甚至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分歧与对立充分展示，显示了学科的幼稚和不完善；另一方面，主流学派间的争论也使一些基本的学科要素得到澄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共识，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争论，揭示其学科意义和建设意义，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也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

　　1、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实质上是现实主义的独自表演，即对理想主义的批评。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早期发生，最重要的表现是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对理想主义的集中批判，后来摩根索及其他现实主义学者也进行过一些批判。虽然二战使理想主义遭到重创，但直至20世纪60年代，仍有一些学者著书立说，坚持倡导国际法、国际秩序等理想主义观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人的本性、国家利益、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战争的根源、维持和平的方法等问题上存在分歧[2]。

　　2、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争论。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第二次大争论，它主要是方法论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英美的传统派学者，他们主要通过历史、哲学、法律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捍卫者有布尔、霍夫曼等人。另一方则大量借鉴行为主义革命的成果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逻辑或数学证据上，强调通过严格的经验证实程序来寻求"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国际关系中的科学行为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有卡普兰、多伊奇、辛格等人。争论通过1966年的《世界政治》杂志进行，两派争论的实质集中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是寻求软理论还是硬理论，是解释还是理解，是规范还是实证，是模糊还是精确，是要进行定量分析还是定性分析等。科学行为主义批评现实主义过分强调权力作用，忽视了伦理、道德、法律等重要因素，界定概念时缺乏精确性。传统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完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把人类行为量化为冷冰冰的技术计算，而强调人类独特的感知和对历史的领悟，讥讽行为主义者故意用复杂艰深的数学公式和图表去解释凭直觉就可说明的问题[3]。

　　3、多元主义、全球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学界开始了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范式间三角辩论"，即第三次争论。多元主义以相互依赖理论为主，全球主义以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它们分别提倡要重视世界政治中的多元行为体和全球行为体的作用，因而这次争论的实质是前二者所提倡的跨国视角与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视角间的一种对立。在涉及到如何定位国际关系中的冲突时，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可分别用"撞球"、"蛛网"和"章鱼"模式来加以描述[4]。除基本分析单位外，争论的焦点还包括：相互依存及其后果、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及权力政治解释模式的局限性等问题。这场争论是以跨国主义在70年代初对传统模式的批判而兴起的，到70年代后期，批判高潮已经过去。但现实主义至迟到70年代末才发起反击，如沃尔兹和吉尔平等人在其主要作品中都对现实主义的一些传统观点进行了辩护[5]。

　　4、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只是更大一次规模争论的前奏，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的进化、跨国主义向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转变，学派争论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并以更直接的形式开始了，史称"新-新"争论。新自由主义的旗手是基欧汉、拉格，另一方则是格里科、吉尔平、沃尔兹等。同时，批判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者也加入批判现实主义的队伍之中，如考克斯、阿什利等人。所以第四次大争论实际上具有两个主题，一是现实主义的挑战者们对它的集中性批判，二是新－新争鸣。1986年，基欧汉主编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集中刊登了基欧汉、阿什利、考克斯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这些批判既继承和发展了第三次争论中的一些议题，也开拓了新的领域。1993年，戴维o鲍德温主编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系统地记述了两个流派在一些主要议题上的争鸣。1995年，查尔斯o凯格利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论争：现实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挑战》，进一步收录了两大流派争论的一些文章。通过这三个主要文献，人们可以对新新争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6]。第四次争论发展到后期，逐渐趋向于新－新合成，两大主流学派都越来越节制和中庸，并放弃了各自领域内的一些传统议题，而力图构建高度科学和简约的解释模式，双方在理论框架、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逐渐趋同，最终都统一在理性主义的研究纲领之下[7]。

　　5、反思学派与理性主义的争论。就在新-新争论尚未结束之时，80年代中期以后，以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为主体的反思学派对传统理论的实证主义哲学观和认识论展开了批判。反思学派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都是理性主义认知，它强调主体在认识客观知识和规律过程中的理性，理性是客观而不是主观的想当然和感觉、感受，其实质是实证主义，而反思主义则将自己定位为后实证主义，因而这次争论又可称为后实证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争论[8]。争论的焦点实质是构成性理论与解释性理论、认识论的基础和反基础主义的分歧。

　　二、学派争论的比较与分析

　　韦弗尔曾经以政治、哲学、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这五个议题分别被关注的程度对四次争论进行了比较，只不过他的第四次争论是指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而不是新－新争鸣。　

　　他认为，在第一次争论中，政治观点即均势与法律、国际组织的管理之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哲学和本体论（关于国际关系的本质）则次之。第二次争论本质上是方法论之争，认识论和本体论次之；第三次主要是本体论的争论，突出表现为缓和与权力政治、多元合作与国家政策之争；第四次争论的主要形式是哲学，即关于道德、相对主义和理论行动主义、主客体的二元争论和作者主体性的死亡等。认识论在第二次和第四次争论中扮演着一定的作用[9]。韦弗尔没有对我们所说的第四次争论即新－新争鸣进行这样的界定，但按照他的框架，我们也可得出一个结论，即新新争鸣到后期，双方只是在基本的政治观点立场和本体论上有所分歧，但程度很小。实际上，双方最后共同认可了三个基本前提，它们构成了新新合成的可通约性基础，即理性主义的研究纲领。

　　五次争论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三次争论为第一阶段，后两次争论分别为第二、第三阶段。每一阶段具有鲜明的特征和主题，同时又具有内在的转换联系。在总体上，争论似乎遵循着"不可通约性－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趋向可通约性的努力"这一发展路径。

　　第一阶段的争论具有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虽然严格套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常规科学、成熟科学等术语来说明尚处于幼稚期的国际关系学科并不十分确切，但无论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全面争论，还是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争鸣，抑或第三次的范式间三角博弈，争论双方在基本观点上的巨大分歧似乎预示着两种范式具有尖锐对立的不可通约性，每一方在辩论中似乎都认为自身是真理的代表，要争出胜负，表现出非赢即输的"零和"局面。但客观现实是，除了第一次争论外，第二次、第三次争论没有胜利者，现实世界的诸多事实给人们的启示是每一种范式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局限，每种理论都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企图用本范式的逻辑来替代对方是无法实现学术对话的，也必定会出现不可通约性。而要实现可通约性，就意味着双方都要有所妥协和让步，有所退缩，进而确定一些共同同意的核心前提，并翻译成各自的学术语言，以构成通约的基础，这样才能建构所谓的科学范式。于是通过第三次争论带给人们的启发就是应该着重在范式构建的科学性上下功夫。

　　从第二阶段即第四次争论开始，范式间的可通约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通过互相批判都已经发现了各自的局限，于是现实主义放弃研究历史、国家政策和人性，自由主义放弃研究伦理和道德，目的就是要用有限的、真正的变量来代替"人性"、"道德"等常量，以构成较为稳定的前提和假设，并把它作为研究的科学基础。从第二阶段以后，学派的争论进入可通约性阶段，它的特点是承认每一种范式都有其自身的真理性，都是有价值的，争论就是学科本身。这样的辩论已经转移了竞赛的舞台和目标，它不再将结束辩论，不再将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作为争论的目的，而是为了在争论中指出对方理论的局限性和解释力的程度[10]。　

　　前四次争论具有一个逻辑循环过程，它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国际关系争论逐渐由务实向务虚转变，由具体观点向逻辑和哲学层面演进，辩论双方特别是主流范式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分析单位、认识论、本体论等逻辑层面。前四次争论最终产生了一定的结果，学科实现了有限的共识，即理性主义的研究纲领。双方无论是在大的政治理论观点，还是在分析单位、认识论、本体论等哲学逻辑层面都找到了一致性或相似性，只是保留了分析视角、问题重点、价值关怀等有限的分歧。前四次争论导致了新－新合成的结果，实现了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可通约性"，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前提和共识也得到了提炼。

　　但是这样的逻辑循环引发了构成性理论者的不满，他们对这种理论范式的终结感到不安，认为理性主义的因果解释理论放弃了哲学批判精神，于是企图通过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来重新确定规范价值和主体反思在学科研究中的作用，学派争论再次进入不可通约性阶段。不可通约体现在哲学、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体现在双方对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元认知思考，对认知的基础主义是否存在等问题上，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通约后来已经超越了学理，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是有害甚至"邪恶的"，绝不把对方看作是从事与自己相似事业的同道者，学派间拒绝了相互宽容[11]。反思学派和理性主义间的不可通约性阻碍了学科内部尤其是主流理论和非主流理论的交流，事实上也限制了两种理论象前几次辩论那样吸收对方的优点，于是开始出现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企图在哲学和本体论上保持与反思主义一致的前提下，实现在政治和研究纲领上与主流理论的可通约性，以便构建一种新的普遍的解释理论，即基于文化的、观念的体系性理论[12]。　

　　范式、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都是库恩科学哲学中的术语，那么能否用范式理论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学派论争呢？学者们充满争议。布尔认为，库恩的范式和学科进步理论主要应用于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用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在自然科学中有着被人们普遍承认的较为明确和一致的学科基本前提和共识，如果有新的前提或理论出现并代替它时，人们会愿意接受。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当理论进步出现时，几乎很少有共识存在，学科的中心问题总是有待于新的解释和更进一步的提炼，几乎从来没有最终解决，运用库恩的模型来解释国际关系，可能只会在事实上阻碍理论的进步[13]。但也有的学者，如瓦斯奎兹认为，如果宽泛地理解范式的概念（实际上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自己对范式的定义就多达21种），采用约定定义的方法就可以利用库恩的大部分观点并能为科学运行程序提供充分的解释。他本人就是用此来分析现实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作为主导范式的成功和不足的。此外，国际关系学科是否如自然科学那样已经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呢？有的学者，如阿什利认为，它仍然处于前范式阶段；但瓦斯奎兹认为，一旦某种范式在某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学科便进入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阶段[14]。据此衡量，至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就已经具有常规科学的特质，尽管它不能与经济学等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相比，更不能和自然科学学科相提并论。因此，如果用一种开放的、宽容的态度来认识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包括学派争论本身所昭示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国际关系理论要素的理解，这可能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自然科学的严格框架，用愤世嫉俗和苛刻的眼光来看待尚处发展中的学科。实际上，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至第四次辩论结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可通约性，已经寻找到了一定的学科共识，并且，这一共识是建立在主导范式－现实主义的核心前提基础上的。正是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学科有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

　　三、学派争论与学科发展

　　五次学派争论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发了这么高频次和激烈程度的学术争论，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史就是一部学派争论史。争论一方面充分展示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分歧与意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争论使国际学科日益由统一的、现实主义范式主导的学科成为"***的学科"，说明这一学科仍未达到成熟之巅；另一方面，争论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都为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推动了学科的整体进步。第一次争论后，现实主义开始确立起主导地位，第二次争论后，构建科学的理论范式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而1970年代以后的争论则冲破了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扩充了国际关系的理论谱系，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解释视角和更为有力的解释力度，使学科发展更能切合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世界。争论不仅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次学科领域，也直接推动了各种学派的自身的建设。

　　在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中，现实主义学者间的一致性得到了奠定，自身也逐渐成熟和定型[15]。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勃兴更是直接受益于学术争论。更为重要的是，争论在方法论上使人们对学科的思考更加理性和富有建设性，这种理性和建设性既建立在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对一致的基础上，也提供了更为宽泛的平台，使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例如，第一次争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方法论上的分歧，即对学科建设的哲学态度；第四次争论之后，人们对方法的争论统一到理性主义范式基础上，新新合成之后，仿佛已经趋向于理论的终结，但反思主义的加入却带来了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从而再次催发了九十年代以后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　

　　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在国际关系学科内澄清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学术研究与道德伦理研究的范畴，为国际关系学科趋向"科学化"和成为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16]。主客观的分离是任何一门成熟学科前进道路上的必然步骤，它意味着学术研究不应以研究者的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的社会现实，学者应该努力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应去阐发属于道德规范领域的"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一次争论使人们在研究主客体的哲学关系上获得了清醒的认知，无论学者们的观点和立场有多大的分歧，但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将政治的研究和道德的要求混为一谈，没有人会将良好的愿望来代替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没有人会坚持不用学术手段而用政策诠释来对待国际关系。

　　第二次争论是一种双赢，它使国际关系学科在方法论上寻找到自己的行为边界，即坚持科学实在论。没有哪一个国际关系学者不认为自己是在追求科学地解释国际关系，尽管每个人对科学的理解不同，研究的视角也不同，但都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国际关系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类别，既要努力使自己"硬"科学化，借鉴和使用自然科学中的统计、定量等客观指标体系，同时也应保持哲学人文学科特有的对社会现实的直觉、洞察力和历史人文关怀。这次争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出现，它们既实现了理论的简约和相对科学化，同时又保持了在逻辑上的丰富思辩性，并没有使该学科堕入到充斥着统计数据和数学模型、图表拼织的形态中。

　　第三次争论虽然直至今天仍有争议，但它至少反映了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核心假设的质疑，开辟了国际政治领域的新空间。通过争论，国际关系学由过去只强调国家发展到既强调国家，也重视跨国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由只关注权力政治发展到重视制度、甚至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由一味强调军事、安全等"高级政治"发展到关心经济、文化联系等"低级政治"；由过分关注国家间冲突与对抗的一面发展到关心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一面。争论解放了思想，使学科的新领域和新理论不断涌现。而且，跨国主义者对相互依存、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耕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学术基础。没有对国家中心论的怀疑、没有对权力政治的不满，没有对相互依存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在八十年代逐渐成为主流学派之一。而它所倡导的全球政治、世界政治、全球公共问题甚至后来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同样，第三次争论也促进了现实主义自身的完善，如新现实主义对权力概念的修正和精确化、对国家中心观点适用范围的界定和它的使用（例如，吉尔平认为它并不是否定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

　　第四次争论的结果是使国际关系学科在学科的基本研究起点和核心前提假设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争论，虽然两派对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有不同看法，但实际上都是把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作为自己的研究起点，使国际关系学科在基本假设上找到了共性。在分析单位上，新自由主义也从早期的立场有所后退，结果，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当作基本行为者"[17]。因为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可能构建普遍性理论而不是特定问题领域的理论。在解释范式上两派也都持理性主义范式，正如鲍德温指出的那样，双方都把国家行为是利已的价值最大化作为思考的前提[18]。对以上三点，格里科也有很好的总结，"与自由制度主义各种早期理论相比，最近的自由主义接受了现实主义有关国家的观点：即国家是统一的理性的个体，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行为者。它也接受了现实主义强调的用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国家的动机与行动的观点"[19]。基欧汉也说，制度主义也认为国家是理性的自私者，当然，他认为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制度主义认为争端并不必然地从理性的自私主义中产生[20]。

　　5、第五次争论看起来是对第二次争论的回归，但却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反拨，即对新-新合成基础上形成的理性主义日趋工具化的不满与反动。这种争鸣至今没有结果，但第五次争论通常被期望能够推进国际关系领域的关于本质和进步知识的开拓性理念。此外还有一个普遍共识就是国际关系理论"正处于重构的进程之中"，所谓重构是指将在当前社会和政治理论中发生的一系列相似的争论直接地联结起来而进行更深刻的认识[21]。实际上，通过争论，反思学派虽然在哲学观上仍然坚持自己立场，但在实体理论和认识论也吸取了传统理论的营养，它的一个直接学术后果是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兴起[22]。虽然对温特的中间道路是否会收到效果存在质疑，例如有人认为，温特的中间道路无法实现，他本质上仍然是理性主义[23]；有人认为，建构理论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不强，比如，建构理论曾被沃尔兹斥为不是理论[24]，米尔斯海默也认为"缺乏证实内容是建构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25]，但温特这种试图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搭起沟通桥梁的努力至少反映了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人们寻找一种更加宽容和开放性的研究纲领的尝试。

　　四、学派争论与学科共识

　　五次学派争论推动学科进步更为重要的一点体现在它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学科不断向可通约性进化，并最终使国际关系学科的主线逐渐明晰起来，一些基本的学科要素和学科共识得到了澄清，形成了相对明确的学科研究起点、思路、对象与基本方法，或许，它们可以被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这些基质不仅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进程，也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学派争论中不断显现的国际关系学科主线是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学科的重要抓手。它给予我们的启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观念上的，即如何从整体上来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或把握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前提。经过几十年争论，特别是新新争论，作为学科构建的主流线索已经展现出来，主要有三点，即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原初假设、国家中心的分析单位和理性主义范式的方法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假设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起点，国家中心论界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单位，而理性主义则反映了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它们是这一学科中最重要的要素，是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独立的本质特征，是学科的核心和精华（当然，对这些要素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与分歧，作者将会另文论述）。虽然各流派，特别是主流学派对于这三个基本要素的具体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它们都成为各派交流和争论的前提和平台，成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迈向"可通约性"的基础，成为构建科学简约理论的必备要素。

　　这些具有理论元认知性质的前提也是国际关系学科与相邻学科学术边界的重要标志和学术交流的基础。众所周知，国内外学术界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边界从来没有相对一致的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要素，如研究起点、分析框架、分析单位等问题上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经济学之所以被人们认为相对完善的清晰的社会科学学科，在于它较早地确定起自己的学科基本要素，并在学术共同体内形成了基本共识。例如，它的研究起点是资源的稀缺性，方法论起点是"经济人"假设，基本分析单位是理性化的厂商和具有内在自主运行规律的市场。而国际关系学的这些基本要素人们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国际关系学不过是大杂烩非常正常。但实际上，通过五次争论，学科的核心要素逐渐显示出来，并使自己与相邻学科的边界得到了明晰。无政府状态的界定使国际政治与存在最高权威的国内政治区分开来，即后者倾向于权力和价值的集中，前者则表现为权力和价值的分离[26]，实现了国际关系学与（国内）政治学的区别；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位，说明这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行为体的活动，从而与以"过程和历史事件"为核心范畴的世界历史分割开来，而理性国家、理性行为则将它与国际法学的法律、制度等"共同规范"这一基本前提区分开来。同时，这种分野又可使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在一些基本概念，如权力、制度、文化、理性行为等方面保持沟通，并运用它们的有益的分析框架和方法论手段。

　　第二个启示是哲学和方法论上意义上的。对于如何发展国际关系学科，各学派尽管看法不一，但寻求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而非简单地否定主体对客观现象认知的可能性一直是学科探究的主线。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全面、充分和详细地解释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的全部现象"[27]。要寻求对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的解释，不能只运用单一的方法论视角，应寻求范式之间的融合[28]，即趋向科学化的努力与人文历史关怀的使命感要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丰富多样、具有亲和力的解释范式，形成更开放的、融合式的国际关系研究环境与氛围。

　　确定学科主线并不意味着掩盖或排斥其他学派的声音，它的统一性和包容性是同时并存的。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存在着"解释"和"理解"的争论，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争论实质是一种互相指责，都是只见对方之短，而忽视对方之长。其实，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没有哪一种理论或研究层次是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的，任何理论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陷。通过确定不同的研究层次可以有助于解决那些不必要的彼此责难，促进学派间的交流。如同经济学的学科分层一样，国际关系学科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或领域：国际关系哲学（或规范国际关系学）、外交政策学（或应用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科学（或实证国际关系学）。在总体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中，不同的学科层次可以构建各自的研究对象、范畴和学术价值观，采取不同的方法论定位。国际关系哲学的特点可能是缺乏明确的前提假设，规范严格的论证逻辑和标准的研究范式，但却更多地洋溢着智慧的光芒、浸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铭刻着深刻的历史感和深遂的洞察力。外交政策学的观点或政策建议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具可操作性，但并不一定具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路径（如量化、系统化的数据、可重复的程序、可公开的方法），而更多偏重于史料的分析、个人的观察和感觉。国际关系科学的理论观点并不一定是"惊人之语"，论证过程可能枯燥而无味，但可能更多地遵循规范严格的科学标准和程序，构建了明确的假设、结构化的模型和前后一致的研究范式，结论的可信程度更高一些。不同信仰的学者可以寻找并按照本层次的学术定位来进行研究，探索属于本领域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方法，这样既可以避免一些不在同一哲学和学术逻辑体系内的关公战秦琼式的无谓争吵，还可以使各方在明确彼此学术分歧和方法论背景的前提下，互相增强理解和沟通，在此基础上的学术交流，可以使大家互取所长，各避其短，会更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学科作为整体的建设，对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也不无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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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五次学派争论的看法并不统一。有的认为是三次争论，即将现实主义与跨国主义、新新争论以及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合并到一次大的争论中。有的则认为只有四次学派争论，新新之间是合成，而且很快就被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争论所掩盖。　

　　关于"争论"的用词较多，既有debate，也有 controversy、contend等。但我们认为用"争论"较为完全，因为辩论有面对面的含义，但有的学术论争并不是通过直接的学术对话形式完成的。关于五次学术争论的总体评述有关内容可参见：奥勒o韦弗尔：《国际思想形象：介绍人物而非范式》，载《未来国际思想大师》，第1－52页；及其另一篇论文：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edited by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New York); Steve Smith:　"The Self-Images of a Discip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edited by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Polity Press 1995,Cambridge UK) ;.Michael Banks :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Handbook of Current Theory
(Frances Printer(Publisher)Ltd.1985.)及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理想主义认为人性是不确定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造。战争并非源于人性，而是由不完善的国内国际体制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调和，通过教育、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执行国际法、诉诸世界舆论可以消除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道德和正义应该成为国家的重要目标；均势是导致近代战争的重要原因，必须用集体安全来代替。现实主义则认为人性本恶。战争源于不完善的人性在国家行为中的扩大，源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国家追求国家利益、寻求权力是天经地义的，利益冲突是永恒的，战争总的来说难以避免，但国家可以尊重彼此的权力范围，通过权力平衡来维持暂时和平；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则是权力政治，国家不应以道德作为自己的目标。此外，现实主义还批判理想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认为它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现状怎样，而是看国际关系应当怎样，把理想当成了现实。

　　有关第一次争论的有关内容可参见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3-39页以及彼得o威尔逊：《关于"第一次大争论"的神话》，载[英]提莫ooo邓恩、密切尔ooo考克斯、肯ooo布斯主编，周丕启译：《八十年危机：1919-1989年的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卡尔和摩根索的有关批判见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y E.H.Carr ,Palgrave 2001,New York）p6,pp12-21,pp25-83,pp135-17；及《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摩根索著，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第18－21页，第51－63页等处。

　　[3]：例如，布尔认为，传统方法有助于研究者选择问题、认识事物的本质，同样能实现理论的严密和精确。科学方法否定主体的重要作用，只研究边缘或不重要的问题。其需要计算的变量巨大，控制实验又很困难，事实与理论间、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都难以确定。科学方法热衷于模式的构建技巧，忽视问题本质，是对学科的危害。对测量的追求会使人们忽略现象之间的相对区别。由于不关注历史和哲学，科学论者已经丧失了自我批判的精神。辛格对布尔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科学方法完全可以与直觉、判断等友好相处；所谓科学方法只研究边缘和不重要的问题，这是由问题的固有属性决定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处理大规模数据成为可能，研究者可以通过归并来减少变量数目。模式、范式和概念组合是纯粹的智力工具，不在于是否真实，而在于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表达意思。模式构建的努力方向是寻找更具操作性、更为精确和有用的概念。任何对现象的归并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过分关注相对区别问题，就无法进行数量上和经验上的归纳，只能陷入大量的猜测之中。指责科学派与历史无关根本没有根据，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在对最近的和更细小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是因为对科学方法来说，这样做资料更易于获取或者案例更有利于修正。辛格承认科学论者确实对规范关怀不感兴趣，但这是因为社会事件异常复杂，具有各种可能性而使人难以绝对确定自己的政治觉察力和政治预见力。有关第二次争论，特别是布尔、辛格等人的观点可见：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John. A. Vasquez,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96, pp76.-90.　

　　[4] [11][15]：分别见[挪威]：伊弗o诺伊曼、[丹麦]奥勒o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第33页、第 15页。

　　[5]：跨国主义者认为，二战后国际社会进入复合相互依存阶段，通过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进行的国际互动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特征，国际关系已由"国家间"政治进入超国家阶段；国家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行为主体；单一的权力政治模式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复合相互依存时代的世界政治，国家对权力特别是军事手段的使用方式正在趋于多元化。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基本性质和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作用在战后并没有改变。国际组织仍是次要行为体，联合国的行为不可能超越大国的利益框架。现实主义者根本拒绝相互依存的提法，认为相互依存具有误导性质，难以影响国家间冲突的本质。现实主义者仍将权力视为中心变量，认为权力是国家外交的主要目标。但新现实主义者后来也对权力进行了新的阐释，使之更为科学和精确。

　　关于第三次争论的内容可见《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2，基欧汉和奈）、《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基欧汉和奈）、《国际制度》（1982，克拉斯纳）以及沃尔兹、吉尔平等人在后来对现实主义观点的辩护（见《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6]：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有：（1）现实主义过于强调权力政治，解释变量单一。（2）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冲突，对国家间的合作持悲观态度，并低估国际制度在促进国家合作中的作用。（3）现实主义不重视变迁和变革，反历史主义。（4）国家中心论。此外，现实主义还被认为具有6个缺陷：（1）预测力不足；（2）说明描述能力不强；（3）拒绝新的解释模式，无视其优点；（4）不能合适地描绘或解释世界；（5）不完善、具误导性、不精确、概念混乱；（6）难以为政策建议开具处方。

　　现实主义者也作了一些回答和辩护。沃尔兹认为自己并没有作出非历史主义的假定，假设国家具有单一特征是为了建设一个体系层次的理论，国家实际上并不是单一和有意图的行为体。理论假定和追求准确描述的命题是有区别的。吉尔平也辩解道，有关国家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者的观点并非否认个人和集体行为者的存在。国家之所以是主要行为者，是由于国家的本质以及国家间关系的类型，在任何特定场合都是国际关系特征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根据《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个学派的争论集中在6个主要方面：（1）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并不排斥国家建立国际制度，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孕育了国家间的冲突与竞争。（2）国际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合作更难实现和维持，并更依赖于国家权势。（3）相对获益与绝对获益。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更关心相对获益。自由主义则认为，在安全事务中相对获益的考虑比在经济事务中更重要，国家同样关注绝对获益。（4）国家的优先目标。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安全的第一性；新自由主义则强调即使在充满军事力量的世界中，国家也试图将经济福利最大化。（5）意图和能力。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能力是安全和独立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则认为能力仅仅是作为影响国家意图和偏好而言的。（6）体制和制度。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制度是由大国主导的，它无法缓和无政府状态对国家合作的限制，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即使在无政府体系中，国家也可通过制度降低不确定性，实现合作。　

　　限于篇幅，有关第四次争论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7][12][22][23]：有关温特理论的评价和学派争论的有关内容可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前言"及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

　　[8]：在本体论方面，反思学派认为传统理论是物质本体论。后实证主义则强调行为体观念的重要性，是观念本体论。在认识论方面，反思学派反对实证主义认知，认为独立的、客观的知识标准并不存在，标准本来就是人为的，包含着主体的认知，他们提倡后实证主义认知，强调通过研究主体的内省、反思和诠释去理解国际关系；强调行为主体的观念、文化等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在方法论上，反思学派认为实证主义是一元论，试图固化科学的标准，反对它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提倡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多元化和相对主义。

　　关于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研究纲领的区分可参见基欧汉：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y Robert O Keohnae, ,Westview Press ,
Inc, Boulder 1989.　pp.158-179。关于第五次争论的内容可见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John. A. Vasquez,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96, pp91-101。

　　[9][10]：see Ole Waver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 (edited by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New York .pp.156-157.

　　[13]：se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cond edition) ,by Scott Burchill ,
Richard Devetak, Andrew Linklater etc., Palgrave ,New York 2001 ,pp.11-12.

　　[14]：see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by John A.Vasque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p.13-25.

　　[16]：参见[美]威廉o奥尔森等编，王沿等译：《国际关系的理论与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38-539页。

　　[17][18] [19][20]：《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第9页、第271页、第121页、第273页。

　　[21]：see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from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John. A. Vasquez,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96, pp.91-101。

　　[24]：[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华尔兹的中文版序言。

　　[25]：转引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26]：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27]：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28]：提倡范式融合和一体化的国外文献包括Beyond boundaries: Disciplines,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edited by Rudra Sil and Eileen M. Doher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ew York 2000.和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edited by Charles W. Kegley Jr.,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