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元-结构到行动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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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7 期

对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发展脉络，郭树勇博士做了全面的分析， 这里只从
unit-structure 和agent-structure 的用词选择上来进一步理解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
区别。这里的建构主义是指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类型。之所以选择温特的建构主义作为与新
现实主义比较的类型，是因为温特确立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产生于美国，并打上了美国
政治科学研究的烙印，同时其理论的视角也集中在体系结构层面上。我们只要把华尔兹的《国
际政治理论》与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确地发现两者都是围绕
结构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展开，他们的篇章结构安排也基本相同，难怪马丁·肖（Martin
Shaw）说温特的建构主义是华尔兹式的建构主义。尽管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以结构-
行为体的关系展开自己的分析，但对这两者关系的内涵认识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他
们对国际政治的不同想像。

华尔兹认为自己的理论与以往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而不
是从人性或行为体的内部特征来认识国家行为。体系的结构特征约束和决定了国家的行为。
他所说的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体系的排列原则（无政府状态），单元的特征（功能相同），单
元的权力分配（力量大小）。但在华尔兹的分析中，无政府状态被视为一个常数，单元的功
能问题也被置于讨论之外，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造成了国际体系中的变化，因而导致了各
种不同的结果。“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属于整个体系的特征，其作
用不能还原到单元层次。”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华尔兹在建立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时，
使用的是unit-structure 一词。Unit 一词有个体和单元之意，是一种客观存在之物。这种

用法表达了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念：一是结构和单元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彼此界限分
明，从1959 年的《人、国家与战争》到20 年后的《国际政治理论》，华尔兹一直试图通过
这种层次分析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并把结构置于中心位置，把单元排除出去，他把这
种分析看成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二是结构决定单元，也就是尽管结构产生于单元的
互动，但结构一旦产生，它就凌驾于单元之上。单元是结构的木偶，它只是被动地接受外在
结构的刺激，并做出反应，单元层次的互动对结构没有影响。这种对结构-行为体的认识最
明确地体现了当时在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换言之，它是社会
学中结构功能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延伸。

温特在处理国际政治中的结构和行为体的关系时，使用的是agent-structure 一词。
Agent 一词在经济学中具有代理的意思，与委托相对应。代理在一定的意义上有某种自主权
的内涵。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这个词一般表示作为个体的行动发出者和潜在的社会关系之
间建立了某种关联，它常常和agency 一起使用。也就是说，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
而是对环境具有反思能力，因而，行动者和结构之间不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彼
此相互构成。温特在1987 年《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2 年《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和1999 年的《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三部作品中，都清楚地展示了一幅与华尔兹不同的结构-行动者关系的画面。结
构不是与行动者相脱离，而恰恰是在行动者的互动和实践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行动者的反思
和实践造就了结构，反过来，结构约束并使动了行动者。在温特的结构概念中，不仅仅只有
物质资源， 而且还有规则， 规则恰恰是agent 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
（intersubjective）现象，unit 不可能创造规则。这种对结构-行动者的认识来源于当时
社会学中出现的反结构功能主义思想， 具体而言，来源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结构化理论对结构和行为体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述：行动者和
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
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
它的结构。社会不是人的能动作用的无条件产物，也不独立于人的能动作用而独立存在。

从上面关于行动者和结构关系的解释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
其他分歧所在：无政府状态并不是独立于行为体的一个常数，而是行动者在互动中建构而成
的，不同的规则塑造了不同的无政府状态；结构不只是物质结构，更是意义结构，是一种主
体间性的关系，因而，结构的变化不仅仅是力量或极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规则或文化的
变化；行为体的行为逻辑不只是自助，还有他助。

这种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来源于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本体观：新现实主义把国际关系
领域看成是一种独立于我们的物质事实，其中的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建构主义则把国际关
系领域看成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我们建构起来的，其中的意义需要我们去探寻。如果说新
现实主义所揭示的国际政治是一种物的关系，那么建构主义则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温特为什么在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前面加上“社会”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