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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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潇枫（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梳理安全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相关性揭
示，提出了“广义安全观”，并以全球伦理的维度，对广义安全的研究模型、伦理向度及其
安全理论范式做了新的探索，试图为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生存优态；广义安全；非传统安全

国际关系学科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不到百年，因而当它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社会时，
显得多有缺失，尤其是人类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使得国家中心范式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成为
非国际化理论而日益受到批评，与其相应的安全理论也日益陷入某种安全困境。不可否认，
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趋结束，表明国际关系理论有待于重构；“9·11”恐怖事件的“意外”
发生及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表明传统的安全理论有待于转变其价值立场与范式。

一安全再定义
安全问题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人对安全的获得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下述行为
的努力：避免受到攻击、侵犯、伤害乃至灾难等显在或潜在的危险；消除种种由不确定感、
不稳定感、无保障感等导致的恐惧心理；控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犯罪蔓延、瘟疫传播、毒品
泛滥、移民过度、经济崩溃、环境恶化等现象；努力防止使用武力、扩散武器、种族冲突、
爆发战争，等等。安全问题的广泛性使得人们一方面对它十分重视，如心理学家马斯洛在需
要层次论中把安全视为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的第一需要， 国际政治学家们则把安全看做是
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1甚至把安全比喻为氧气——你可以不注意它，但不能没有它；2
另一方面又对它感到困惑，由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体验，因而人们对安全会做出
不同的理解与描述，安全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对安全本身的不同界说。

根据坦利·特里夫（Terry Terriff）的阐述，安全研究学者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者
认为安全不可定义，安全概念在根本上属于争议性的概念而难以统一，或者说安全是一种给
出性的条件，恰如健康和身份一样不能简单给予其确切涵义，甚至还可以说安全是没有任何
精确意义的“模糊的符号”。3第二类学者认为安全问题太复杂、层次太多而且不同层次的安
全实质完全不同，因而不可统一而论，只能根据不同层次或范围给安全做出不同的定义。第
三类学者则认为安全可以明确地定义，强调安全的内涵看起来尽管模糊，但还是可以在最基
本的层面上做一简约化的理解与描述，如安·贝朗尼（Ian Bellany）明确认为，安全就是“摆
脱战争的相对自由”，4沃尔佛斯(Wolfers)则把安全清晰地概括为“获得价值时威胁的不存
在”，等等。1

在现实生活中，威胁是一个警戒性很强的词语，它总是被人们关联到生存危险的生命体
验与生死存亡的国家历史中。国际关系理论中威胁涵义也是消极的甚至是恐惧的，因为它总
是被用来揭示国际社会的某种险恶与国家间的某种凶兆。特别是人们一旦对威胁有了消极的
理解后，往往导致应对策略的消极防范乃至对抗而强化危险状态。在安全理论研究中，威胁
除了可用数量关系表达其客观实态外，还可与境遇中行为主体的主观状态关联，这使得安全
问题复杂化。一旦人们把因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而导致的受威胁感和内在恐惧
感均纳入安全范畴时，安全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对威胁的过度防范与抗衡恰恰在
现实中会强化威胁的程度，会使人们陷入某种危态对抗的无休止恶性循环的困境中。

另外，如果我们承认安全只是“威胁的不存在”，就会在现实中寻找威胁并努力消除之，
于是设想的敌人或对手就会成为去不掉的影子，进而使对抗与复仇成为未来资源投入的首要
领域。这时，人们所寻求的“威胁的不存在”变成了无可达成的虚位状态，甚至使危态对抗
代代相传。可见，用“摆脱战争”来定义安全虽十分明确，但过于狭窄；而用“威胁的不存
在”作为安全的最基本概括，虽然揭示出了安全的某些实质在于消解威胁，但过于消极。

为改变对安全问题的狭义理解，应当分析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相关性，揭示安全的本
质意义以建构起广义安全观。

在全球体系中，任一层次行为体的现实境况均可展示为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序列。如
果以生存优化状态为行为体努力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的话，那么生存状态可以标示为四个层
次：优化状态、弱化状态、劣化状态、危险状态。这样，以生存状态来观照安全和体现安全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使安全的理解更加广义了，并且生存状态的四个层次本身构成了一个有
序的安全梯度。

通过国际安全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现实可知，人类面临的困境
已不仅仅是关乎生命持存或领土主权持存的军事与政治的安全保障问题，而且是关乎生命质
量持存或主权内人权质量持存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全球体
系中，除了传统的领土安全、主权安全外，新的安全问题诸如环境安全、人权安全、信息安
全、健康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都被摆上了人类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在新的生存境
况中，安全战略不仅要在安全梯度的底端（危态）进行考虑，更要在安全梯度的顶端（优态）
进行设计与共建。

从能否很好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来看，着眼于安全梯度顶端的观点即从生存优态的观点
来观照安全，更能反映安全的现实全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这样，对安全本质的理解就
从保障生命存在拓展到了保障生命存在的优化状态的含义，因而是广义的和积极的。而着眼
于安全梯度底端的观点，至少缺乏对人的生存状态总体与长远的观照，不足以充分认识人类
社会面临的诸多传统安全所不能回应的挑战，因而是狭义的和消极的。根据建构主义理论，
对人的生存条件保障的积极理解与努力来说，建构才是生存的意义所在。所以，与其着眼于
对可能有的危态进行设防与对抗，不如着眼于对可能有的优态进行设计与共建更有利于和平
与发展。

据此，广义安全观的安全定义可描述为：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

优态是安全指向的对象，表征的是独立身份的行为体的生存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
况，它是相对于所有行为体层次来说的。把优态作为对象的安全置于发展国际关系的最基本
前提下，就使安全研究的主题从“战争-和平-安全”拓展到“发展-和平-安全”，不仅表明了
国际关系理论从源起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1转向了“和平与发展”的思考，而且标示出
了安全所要达到的更广泛深远的价值目标。

共存是安全获得的条件，表征的是行为体追求安全的整合性与过程性。在全球体系中，
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
共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所以，生死与共是广
义安全的实质，优态共存才是广义安全的价值目标。
题的凸显而被重新考察和定位。

二广义安全模型

根据广义安全定义，可建构具有四维相交特征的安全模型：第一维是表征安全状态的维
度，变量有：生存优态、生存弱态、生存劣态、生存危态；第二维是表征安全层次的维度，
主要变量有：个体、团体、国家、国际、跨国国体、全球；第三维是表征安全内容的维度，
主要变量有：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第四维是表征安全时间的维度，主要
变量有：过去、现在、未来。它们间构成上百种基本关系，若把关涉行为体的变量分为主观
变量与客观变量，另加时间变量，或再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综合变量
进行分解，则广义安全的时空就更为复杂。

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来说，广义安全模型具有以下理论特点：

第一，安全研究涉及的行为体多元化。

巴雷·布赞按沃尔兹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把安全定格在个人、国家、国际三个层次上，
并认为国家掌握着影响其他两个层次的安全条件，因而国家安全特别地占有中心的地位。2三
层次分析模型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安全研究的视角局限。广义安全观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有五个
层次，即个体、团体、国家、国际、全球。个体层次如人的安全，突破了传统主权的限定，
因为“人的安全与人的权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3，在国内与国外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以
生态安全包括环境安全为例，除了环境恶化引发政治不稳定与冲突或引起对主权的侵犯归属
传统安全外，环境恶化（特别是污染和疾病）直接影响人的健康与福利，并因占用不可再生
资源而导致生存关系紧张等，则更多地涉及国家安全以外的其他层次。4再以信息安全为例，
网络恐怖主义诸如个体性或团体性的黑客袭击、病毒散播、机密窃取、网络犯罪等行为成为
信息安全的主要内容，它们的破坏程度与广度往往难以估量。因而在广义安全观或非传统安
全研究应有的视阈里，个体安全、团体安全与全球安全因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的凸显
而被重新提出和重视；同时，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将因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等问
题的凸显而被重新考察和定位。


第二，安全研究涉及的谱系内容多样化。

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要指国家的武力进攻与防御
的能力以及对他国的军事意图的认知状态；政治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组织、政府系统和给出国
家与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性。”5广义安全研究的内容则拓展到非传统安全领
域，几乎涉及人类生存的一切方面，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安全，其中经济安全包括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市场等安全内容；社会安全包括人权安全、跨国犯罪、移民难民、
洗钱贩毒、走私偷渡等安全内容；文化安全包括信仰安全等内容；生态安全包括太空生态、
全球生态、环境安全等。从环境安全来说，其内容涉及影响人类健康的诸多方面，全球性的
问题有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疾病传播等；
地方性的污染如汽车废气、工业废水、有毒原料泄漏、水源污染等。

第三，安全研究涉及的状态指向多层化。

与生存状态类型相应可标示出安全梯度的排序：安全态——生存优态，即和平与发展有
充分保障，或可描述为：无危险、无威胁、无伤害、无贫困的可持续发展；不完全安全态—
—生存弱态，即和平与发展有基本保障；不安全态——生存劣态，即和平与发展基本保障被
破坏；非常不安全态——生存危态，即和平与发展无保障。安全态的“充分保障”中的限定
词“充分”包括目的、手段、结果三者，其合理性体现着安全与伦理取向的相关性。如果安
全梯度的排序体现结果的合理性，那么目的与手段的合理性则须通过全球共同体的价值秩序
来评价。以经济安全为例，当国际资本成为了国际利益的一部分，国家经济运作的结果可分
为优态、弱态、劣态、危态等不同层次，而对经济运作的目的与手段的评价则有赖于它
与国际经济共同体价值秩序的契合程度。

第四，安全研究涉及的价值基点多重化。

广义安全模型的特点有：（1）广义上统一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特别是揭示了非传
统安全的对象及意义在于保障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优态。（2）统合了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使
安全呈现为一个体现拓扑性质的价值秩序，每个行为体的生存优态互相归属，特别是全球生
存优态的价值获得直接与个体及其他层次的行为体具有价值连通性。1（3）统筹了安全与伦
理的价值设定，以全球共同体的价值秩序为安全的评价基点，进而体现出与危态对抗消极思
维相反的体现优态共建的积极安全思维。可见，传统安全的价值基点主要是国家中心，广义
安全的价值基点拓展为全球中心。当然，在当下特定的历史转型期，不同国家会有一个面向
全球中心的不同方式的“双中心”立场，加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内在相关性，不同国
家也会有一个从传统安全战略面向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二元价值趋向，从而使安全战略的价值
基点多重化。

三广义安全观的伦理向度

安全与伦理有重要的相关性。面临威胁、遭遇危险、卷入战争时，如何认知和应对无疑
反映着人们的某种伦理取向；陷入环境冲突、种族冲突、文明冲突及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何
处理和解决同样反映着人们的价值立场与伦理向度。也就是说，对安全的理解与对安全措施
的设定本身包含着行为者的道德立场与伦理限定，国际行为体的任何一种对安全问题的决策
都意味着对全球伦理的一种理解与实施。因此，当我们把安全定义为人或行为体的生存优态
时，安全便成了一种反映人的价值水准的伦理关系。

广义安全观把安全视做人们确保自身生存状态优化的历史性条件，表明安全总是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而改变自身的形式以及与伦理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如果说个体伦理法则所
关联的安全是寻求个体自我保存与社会保存之间的道德张力的话，那么国家伦理法则所关联
的安全则是主权保存与国际社会保存之间的道德张力。但人的存在说到底是一种类的存在，
类性总是使人呈现出对“此在”存在的某种超越性，去建构更大范围的生存共同体，以实现
表征类性、类价值与价值生命。因而类伦理2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整体价值尺度，是对个体伦
理与国家伦理的超越与整合。广义安全观是类伦理的一种价值体现，其具体的标志是安全研
究的全球视野的确立。这种全球视野根植于体现类性发展的“内在复杂与异质的全球化”1现
实和理论之中。

从现实方面看，全球视野来自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与全球问题的日益严重。经济的全球
化促成各国在相互影响、依赖、渗透、合作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
但却导致世界面临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
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政治的全球化促成全球社会结构、价值观
念、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形成新的跨国利益共同体与国际干预的强化，但导致国家的独立
自主、安全、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有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可能；文化的全球化促
成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使人们在文化同一性中更重视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兼容并处，但
导致某些发达国家的主导文化与话语霸权对他国的侵入，使消费时代的生活世界充斥着大量
西方的文化产品、文化习俗和文化样式。

再从生态环境看，全球化还意味着到2100 年，全球的表面温度将以上一个冰川期结束
以来最快的速度增加1.4 摄氏度至5.8 摄氏度；海平面将升高9 厘米至88 厘米，由此会覆盖
许多低海岸地区；人类将面临健康、食物安全、经济行为、水资源、疾病和地球物理构造等
方面的种种危险而遭受苦难。2而且“按照现在世界人口、工业、污染、食物与资源耗费的
增长趋势不变的话，我们这个星球的生长极限将在下一个百年达到”。3因此，全球化的现实
说明，需要用全球视野“对全球化过程的本身进行设计和定位”4，“对传统的局限于种族、
宗教、社会和政治的身份进行超越（选择性身份重于出生性身份、世界性身份重于地区性身
份）和重新达成”。5

从理论方面看，学者们对人类自性的认识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滞后”与“非国际化”
批评促进了全球视野的建立。这主要体现在全球主义（ globalism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女性主义（feminism）、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人道主义（humanism）以及自由主义（liberalism）

的理论阐述中。6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所有全球主义者都不同程度
地受到了马克思著作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全球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说马克思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为全球思维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视角。”7

新近以来，学者们提出了种种有建设性的理论范畴，如用体现“全人类性”的类哲学揭
示人的现代化的全球特征；8用世界政治及全球政治的视角分析国际问题，以图超越传统的
国际政治的局限；9用耐人寻味的“关系国际”范畴，10对国际关系进行颠覆，以解构传统范
畴的价值立场与视角；用全球关系11替代传统的国家关系；用体现国际秩序的主体政治学12取
代传统的主权政治学；用全球共同安全（global collective security）1替代传统的各类安全设
计；用生态政治2超越主权政治，或用生态的绿色思维3取代国家的边界思维，或强调参与全
球治理的世界公民4及世界公民社会5或全球社区6的重大意义，等等。创立复合相互依赖理论
的罗伯特·基欧汉指出，研究领域的名称应从“国际关系”转换到“世界政治”，因为国际
关系的语言太容易使我们倒退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假设上。7

总之，20 世纪人们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使“和平价值至上”的理念日益成为世
界主流；21 世纪人们追求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使“人的安全至上”的理念正在成
为国际主导。面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国家中心论为基础的传统安全观显得过于狭窄，以全
球中心论为基础的安全理论被时代所呼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家主权只有真正保障了主权
内的人权时，安全才有其价值着落点；同样，国家安全只有真正落实到人的安全时，才能实
现其本质的意义。全球化的进程提升了人们对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及伦理取向的相关性认
识，因而保障全球生存优态的广义安全观应运而生实属历史的必然。

四广义安全的“优态共存”范式

以全球为价值基点探讨安全与伦理的相关性，不难发现“安全-伦理”状态可分为四种：
你安全就是我不安全；你不安全我才安全；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你安全我才安全。前两种
呈现的是传统国家中心主义下的危态对抗范式，或称为共危范式、共劣范式；第三种呈现的
是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可称为共弱范式；第四种呈现的则是广义安全观所强调的优态共
存范式，可称为共优范式。限于篇幅，这里将着重讨论优态共存的共优范式的类伦理性质与
对非传统安全战略定位的意义。

类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共同体为整体价值尺度的道德理性，是依照人的类本性、类生活、
类价值的要求所确立的人类活动的终极准则。类伦理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类关
系上蕴涵着人的全部交互关系的整体性统一；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发展过程上
体现为历史的否定性超越；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类活动上达成跨国界、超种族
的丰富性和谐。共优范式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类伦理精神。支撑共优范式的国际伦理的理性法
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

第一，国际社会是一处共有的社会，它既是一个地缘上的资源共有社会，也是一个人作
为类存在上的价值共有社会。前者表征人类社会的共时态特征，后者表征人类社会的正义不
可分性的特征。因而，社会共识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基本价值前提。

第二，权利共享表达了人类理性精神处理人类自身事务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是正义性基
础上平等性的确立。联合国的实践证明，权利共享既是国际伦理精神的弘扬，也是一种正义
加平等的现实国际机制的创设与实现。

第三，和平共处是人类安全的历史祈求，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平共
处意味着个人与国家权利的切实保障有其必然的条件，意味着非传统安全的战略以和平为起
点。

第四，价值共创是国际社会伦理正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共优范式战略意义的根本体现。
价值共创的最基本行动是行为体对自身责任的承担，是行为体对全球优态与人的安全的价值
优先的承诺。

四条理性法则构成了国际关系伦理的有序整体：社会共有是价值共创的理念前提，权利
共享是价值共创的物质前提，和平共处是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而价值共创在整合前三者的
基础上，把人类发展的目标提升到应有的境界。

非传统安全战略的定位只有确立在共优范式上才有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因为，在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中，共优范式具有其特定的价值优先性。它体现的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黄金法则”（golden rule）的诉求，也是整合目的、手段与结果的
国际行为的伦理判据。1我们不能否认，全球生存优态是全球体系中各行为体生存优态的前
提，而人的生存优态又是全球生存优态的最终价值的旨归。与此相应，国家的生存优态只有
在全球共优中才能真正实现，并且对非传统安全来说，要在和平基础上求发展，只有互惠互
利、共存共创的共优才能确保国家利益真正的获得与可持续。所以，在类伦理视阈中的优态
共存为我们真正认识非传统安全的现实境况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与坐标，也为我们指导国
际行为体共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与自觉意识。

共优范式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战略基点，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在全球体系中建立多边与超
边2的安全机制。体现共优范式的多边安全机制在现实中已有局部的创造与运用，如东南亚
区域论坛、4 国（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对话、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亚太安全合作
会议、东北亚合作论坛等。3,

体现共优范式的超边安全机制的主要范例是联合国、制度化优先（ prior
institutionalization）4的欧盟以及人们正在探索的各种全球治理机构等。超边的含义是指超越
主权限制、让国界相对消失或者在主权让渡基础上进行共同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制度化的互动
关系。换言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超边治理意味着要建构一种主权让渡式的协调体系，进行
超国家的治理，以体现全球化时代全球联动的本质与趋势。

当然，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对
获益与相对权力地位的考虑，也不能否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传统安全的威
胁。但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设计，定位在广义安全观的优态共存范式上，有其无可比拟的
理论与现实的意义。中国对1997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合作式回应（cooperative
response），5就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非传统安全的经济安全体现优态共存战略的历史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