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制度——国际机制理论的现实主义分析

chrisxsy

作者：何　杰

文章来源：《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

内容提要: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国际政治经济机制的运作无一不是建立在大国竞争态势的某种权力均衡格局之下。国际无政府自助社会一直是权力竞争的产物,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来源于权力和制度的合力作用,国际机制就是为适应权力分配而人为设计的竞争合作的制度安排。本文采用历史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综合分析方法,通过价值判断和博弈分析两方面的研究提出,国际机制的现实价值与合理存在源于其操作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弹性,国际机制只有在权力均衡主导下才能发挥作用,从而实现21世纪的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

关键词:权力 制度 国际机制 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源于理想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的无政府自助国际体系的观点,采纳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凭籍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与国际组织作用日益加强的国际社会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机制(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的相互依赖为前提,对无政府国际秩序中的国家利益进行重新梳理,认为理性国家在自助体系中更关注绝对利益的获取;弱化国家间的相对利益;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信息费用和不确定性等研究方法,通过对霸权演变的批判,设定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合作大于纷争,提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国际惯例等国际制度能够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此后,国际关系理论界一度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主导,国际机制理论日益明显地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

但是,本文认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石的国际关系历史现实,却以更充分的材料显示:国际无政府自助社会一直是权力和秩序的产物,只有霸权国间的权力争霸处于某种均衡状态,国际制度才能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任何丧失权力均衡或缺乏制度协调的国际社会必然导致战争与冲突,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来源于权力与制度的合力作用。

一国际机制的理论渊源与评价

国际机制理论起源于国际合作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产生而兴起。1975年,约翰·鲁杰(ＪｏｈｎＧｅｒａｌｄＲｕｇｇｉｅ)首先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析中引入国际机制概念,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ｏｈａｎｅ)和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正式运用国际机制研究国际问题,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与权力这一基本范式提出了挑战,认为国际机制能够使复合相互依赖中的国家依靠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国际组织与利益才是国际关系分析的基本范式。随后,国际关系理论界掀起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其中重点围绕国际机制进行了争论。

在1982年的《国际组织》杂志召集的关于国际机制的研讨会上,斯蒂芬·克莱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ａｓｎｅｒ)综合了不同意见,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由行为体的期望汇集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指对事实(ｆａｃｔ)、保证(ｃａｕｔｉｏｎ)和正直(ｒｅｃｔｉｔｕｄｅ)的信仰;规范是指由权利(ｒｉｇｈｔｓ)和义务(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确定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和禁止(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决策程序是指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的通行操作(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①这一定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主要倾向于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机制的理解,即权力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最主要变量,在权力结构稳定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的制度化安排———国际机制,来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突出强调了机制的制度化规范作用。

随着国际机制理论研究的深入,克莱斯纳的定义逐渐受到许多批评。罗伯特·基欧汉将机制扩展为国际制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认为“国际制度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含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为活动,并影响期望的形成。”①他所谓的国际制度分为三种形式———正式的政府间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其中国际机制被界定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专门成套规则的制度。”②按基欧汉的理解,权力并不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最重要变量,国家也不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者,而国际组织应上升为与国家同等重要的行为者。冷战结束以来,由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构成的国际制度能够取代权力均衡而成为维持国际稳定、促进国际合作的独立性变量,进而在理论上假设美国霸权衰落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可以依靠国际制度的运行来确保国家绝对利益的获取,③突出强调了机制的动态操作性作用。

又如建构主义就认为国际机制是“对社会行为的期望与可接受形式的有原则的、共享的理解。”④即国际合作与稳定源于行为者对国际机制作用的共同理解和期望,强调国家对共享社会观念的认知,认为国际社会是人类观念实践的产物,观念决定着国际关系状态。这主要是从哲学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来思考国际机制。

在国际机制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对国际制度的研究更多的是进行了方法论(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上的分析,主要是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角度思考。因此,将国际机制理论用于具体国际问题时,就出现了路径各不相同的现实效果。一方面,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问题时,权力、霸权、均势、博弈和相对利益等因素显得至关重要,国际机制仅被看作是一种在权力支配下的制度性安排;在研究国际经济领域问题时,交易成本、信息费用、边际效应、不确定性和绝对利益等因素就显得非常突出,国际机制被提升到在权力制衡消失后维持国际合作的可操作的制度保障。

国内对国际机制的研究的学者,大多接受了斯蒂芬·克莱斯纳对国际机制的定义,同时采用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制度与权力。王逸舟1995年出版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对国际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将“机制”译为“规则”。①目前,学术界对国际机制的研究日趋深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国际机制可取代权力制衡结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和保障,国际无政府社会不能依靠权力制衡维持和平,只有国际机制才能成为束缚权力的自在变量,起到独立实现国际合作的作用。②为了论证制度对权力的束缚作用,国内学者吸纳了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减少交易成本、实现信息对称以及减少不确定性等理性分析工具,说明制度在国际合作中的独立作用。③甚至有学者直接判断制度将超越权力竞争的现实,非国家行为体将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国际机制能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行使,全球治理能消除霸权国家间的权力竞争。④

由于国际机制理论主要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国内对国际机制的研究也主要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模式,尽管有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国际机制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相对利益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基本事实;制度固然可以影响国家行为倾向,但影响国家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来自于国家实力、利益及权力均衡。⑤本文认为国际机制的研究应兼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甚至建构主义对制度的分析,若仅从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角度来研究制度与权力,则缺乏客观性。因为国际社会是由自助性国际体系构成的,国家利益要实现的既有相对利益、又有绝对利益,主权仍然是国家最基本的排他性利益。因此,国际机制不过是权力竞争结构与利益分配关系的客观反映,更是霸权国手中的工具,霸权国主导建立国际机制的目的是实现控制和管理其霸权范围的合法化,制度的合作协调作用必须由权力来保证才有现实意义。同时,国际机制在权力均衡的结构下,确实也使霸权国无法为所欲为,有时能够迫使霸权国带头遵循国际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具有促进国际合作、减少权力冲突的意义。

二国际机制的制度安排与权力均衡

从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者,权力均衡结构是维持世界稳定的决定性变量,国际制度只能体现权力结构,并随权力结构变化而不断修正。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运作,无不建立在大国竞争态势的某种权力均衡格局背景之下。

早在1640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开始时,当时欧洲的国际关系就开始以“国家利益至上”作为“存在理由”(ｒａｉｓｏｎｄ’ｅｔａｔ)。FaGuo的首相黎塞留率先依据权力制衡追求“国家利益至上”,战胜了中世纪在国际行为中起支配作用的宗教与道德的普世精神(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使欧洲大陆主要大国(FaGuo、英国、西班牙、奥地利、俄国)的政治家均开始以权力均衡来自觉地维持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从而使欧洲大陆保持了140多年大体上的均势和平,而FaGuo也由此成为欧洲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FaGuo的拿破仑皇帝一度打破了欧洲均势,建立了FaGuo主导的大陆体系,但在大国权力均衡思想的影响下,欧洲的反法联盟最终击败了FaGuo。1816年的欧洲继续以权力均衡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目的,依靠“正统”和“补偿”的思想进行“欧洲协调”,构建了维也纳体系,这时国际关系开始出现了大国协调的机制———“联盟外交”(ｌｅａｇｕ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又使欧洲大陆保持了近100年的均势和平。其间,欧洲中部的德国1871年统一之后,俾斯麦以“结盟外交”(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机制取代了以联盟外交为主的欧洲协调机制,欧洲协调的“正统”思想即被“现实政治”(ｒｅ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思想所取代。俾斯麦建立起的结盟体系进一步修正了维也纳体系,使得欧洲大陆的权力均衡日渐缺少协调的因素,结果在俾斯麦下台后,欧洲逐渐出现了两大军事同盟的对抗,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说明国际关系的权力均衡必须有某种协调机制起润滑作用。

一战后建立起的新均势体系———凡尔赛体系,开始重视大国协调机制的真正实现,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为标志,大国间的权力均衡作为战争的根源而遭到否定,取而代之以大国协调实现“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机制。但是,国际社会无政府自助状态的现实,使得集体安全这种人为设计的防止战争的协调机制,在丧失权力制衡原则的情况下,逐渐演变成绥靖政策,并使国家陷入集体安全困境,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说明国际关系的协调机制必须要有权力均衡来保证,只有在“均衡”与“协调”的合力作用下,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真正和平。二战后,以大国竞争与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体系,总体上包含了“均衡”与“协调”的因素,即美苏两极均势与实施大国协调的联合国机制相结合。

因此,二战后在美、苏两个霸权国保持权力均衡的前提下,联合国发挥了维护和平的协调机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以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为大框架,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和国际经济领域逐渐构建了一系列国际机制,进而形成在权力均衡的国际秩序下的制度安排。例如,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20世纪70、80年代,美、苏两国在一系列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上谋求制度性合作,订立了《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最后文件》、《反弹道导弹条约》、《美苏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等制度性规范,依靠联合国的维和与裁军机制实现国际政治和安全的制度安排。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据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解释并设计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生产等方面的动态操作性机制,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来实现国际经济的制度安排,促进了世界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以上这些制度安排基本上是由大国争霸而建立的,必然体现霸权国的利益。这里的霸权国是指统治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一个或多个大国,它们通过霸权和制度协调主导国际事务,即霸权国提供统治所需要的权力,并使用这种权力构建和维持对霸权体系的制度统治。①因此,国际机制就成为权力争霸均衡状态下的制度协调。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突出,开始有学者提出:如果国际机制适应的话,制度并不需要权力的保证,并特别列举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来说明美国霸权虽在衰落,但国际机制却没有随之发生质的变化。①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国际机制具有提供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等功能,能自主实现制度绩效。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并没有放弃霸权,相反其霸权却获得绝对的提升,当前美国力图构建一超独霸格局的趋势,使国际机制表现出新的变化:即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发挥作用;而由美、苏等大国在权力均衡下建立的联合国,则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出现重重困难,联合国的自身改革问题日益严重,并逐渐限制了其维和与裁军作用的发挥。特别是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武装入侵,更直接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对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国际机制的直接冲击和现实修正。

可见,所谓制度绩效是权力因素的外在反映,权力的分配结构主要表现为某种权力竞争的状态,它决定国际机制发挥作用的大小。制度和权力二者的关系,应表现为权力决定制度、制度反映权力分配,国际机制只是为适应权力分配而人为设计的竞争性合作的制度安排。权力分配结构可分为均势和绝对霸权,均势表现为霸权国间权力争霸的均衡状态,绝对霸权指一个超强霸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绝对权力支配,两者均需要制度安排来维持,而均势下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国际稳定,这正是国际关系多极化的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

三　国际机制的价值判断与博弈分析

国际机制不同于国内制度。国内制度具有中央政府和宪法制度的保障,使国内社会成为有秩序社会。国际社会则处于国家自助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权力的竞争关系和对利益的分配关系。因此,国际机制有其自身的缺陷和外在制约,自身缺陷在于国际机制是一种协调制度,协调就意味着妥协,从而使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外在制约表现在大国(特别是霸权国)主导着国际机制的制度规范和动态操作,国际机制必须优先反映大国利益,而理性国家要求的核心目标却是国家利益,尤其是相对收益。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在收益如何分配上,国家并不问我们都有所得吗?而是问谁所得更多。”①根源于西方三大主要传统思想———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格老秀斯式的理性主义和康德式的革命主义,国际社会产生了三种无政府文化观念,即霍布斯的国家间互为敌手观念、洛克的国家间互为竞争对手观念和康德的国家间互为朋友观念。②这样,国际机制分析方法就不能完全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而忽视权力政治的现实,国际机制的实质功能应放在三种无政府文化观念中来考察,既不能片面否定制度在权力斗争中的协调合作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制度对权力竞争的超越。只有将国际机制放在无政府国际社会、理性国家和权力核心这三种现实判断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分析方法,才能真正体现其现实价值与合理存在。

那么,国际机制的现实价值体现在哪里?其存在的合理性又怎样解说?本文认为应从价值判断和博弈分析两个方面来研究。

在价值判断方面,正如前面对概念的分析,学术界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三个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然而由于国际机制本身客观存在的社会兼容性,三个角度的价值判断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有其片面性。所以,对国际机制的价值判断只能寻求一种相对适当的操作性界定。③本文认为:国际机制是指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由理性国际行为体(主要指民族国家)根据共同认知(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和期望(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而组织形成关于国际关系特定领域(ｇｉｖｅｎａｒ ｅａｓ)的一系列明示(ｅｘｐｌｉｃｉｔ)或暗示(ｉｍｐｌｉｃｉｔ)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规范(ｎｏｒｍｓ)、规则(ｒｕｌｅｓ)和决策程序(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用以实现在权力均衡保障下的利益相对一致的制度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和现实运行弹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具体包含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等。国际机制的现实价值就体现为这种操作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弹性,既有规范国家行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制度绩效一面,又有随着国际权力格局变化而自身不断妥协调整以适应现实世界的弹性一面。

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就是将国际机制纳入道德化和法制化轨道,使之兼具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性表现为制定出统一的国际道德标准,包括国际性的道德规范及对违反规范的惩罚,从而改变各国按照自己的理解任意滥用道德概念的现状,使国家行为受到共同的国际道德和正义的制约。合法性表现为制定出相应的国际法律规范,促使主权国家共同参与规划并接受国际机制的法律制约,使其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不愿意孤立于世界,就必须接受国际机制。由于国际社会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执法者,故国际机制的制度绩效具有过渡性运行的弹性特征,应看到它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机制也应做相应的调整,对已有的机制不能僵硬的对待。国际机制的弹性实质就是动态化,受到不断变化的具体的国际权力竞争格局的支配。可见,国际机制的价值判断来源于制度的有效性和弹性两方面,既不能夸大制度对主权国家的规范作用,也不能忽略制度对国家间权力竞争关系的润滑作用。国际机制本质上就是国际关系权力制衡结构支配下的维持世界有序竞争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所以,权力竞争是国际机制产生作用的核心条件,国际合作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博弈性合作。

在博弈分析方面,国际关系中权力竞争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决定了国际机制实质上是一种集体合作性博弈,必然有其两难困境。表面上看,集体行动是指具有相同利益的国际行为体(主要指民族国家)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主动提供公共物品而使整个集团状况有所改善的是单个国家,故假设单个国家付出的成本与整个集团获得的收益是等价的,那么,付出成本的单个国家却只能获得集团收益的一个极小份额。因为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收益,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共同地分享公共性收益,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结果,集团中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ｆｒｅｅ ｒｉｄｉｎｇ)而坐享其成,集团越大,分享收益的国家越多,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所得份额就越小,从而使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理性国家不愿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这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必须理清权力竞争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


首先,在权力竞争关系上,国际机制作为国家间的博弈性合作,制度的有效性和弹性必须由霸权国家间的权力制衡来保证,因此集团公共物品也就只有霸权国家们才有能力主导提供,并获得优先利益。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将国家利益作为主导战略的理性国家只在以下两种集体行动困境条件下才认同并参加博弈性合作的国际机制。

一种是囚徒困境(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的博弈性合作(见图1),追求的是获得某种特定结果。Ａ国与Ｂ国在博弈过程中不仅有最佳主导型战略Ａ1与Ｂ1,同时还有次佳型战略Ａ2与Ｂ2,最佳主导型战略合作的获益最大(Ａ1、Ｂ1),是两国最希望实施的战略。但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为了防止被对方欺诈而陷入最不希望的结果(Ａ最不希望Ａ2、Ｂ1,Ｂ最不希望Ｂ2、Ａ1)。所以,两国只有通过相互制约方式实施次佳型战略而进行合作,以达到次佳获益(Ａ2、Ｂ2)。这种相互制约方式就是由主导大国提供公共物品,通过制度对欺诈行为做出明确限定,进而建立权力均衡态势下的国际机制。这主要表现在政治、安全和裁军等领域,国家对既有利益进行划分,目的是瓜分蛋糕,通过排斥别国加入而保持战略优势。如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长期不扩增。

另一种是懦夫困境(ｃｏｗａｒｄ’ｓｄｉｌｅｍｍａ)的博弈性合作(见图2),追求的是避免发生某种特定结果。Ａ国与Ｂ国在博弈过程中不存在最佳主导型战略合作(Ａ1、Ｂ1),双方只是力求避免两败俱伤的结果(Ａ2、Ｂ2),而接受事先安排好的某种惯例,主动进行让步式合作(Ａ1、Ｂ2,Ａ2、Ｂ1),就像道路上的车辆均接受向右(或向左)行驶和红绿灯限制的现象。这里的博弈性合作是双方通过妥协而各自获得一半的收益,否则将导致国际秩序混乱,任何一方都将是失败者。这种国际机制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和航空航海等领域,即国家主动出让部分利益,目的是把蛋糕做大,欢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国家加入,通过增加集团共同利益而实现成员国利益的增长。如地区性经济贸易组织形成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就不断扩大。

其次,在利益分配关系上,国际机制需要形成有选择性激励(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ｃｅｎ ｔｉｖｅｓ)制度,即通过对集团中每个成员的区别对待来体现“赏罚分明”:对于提供公共物品而使集团利益增加的国家,除了获得正常的集团收益份额之外,再给予额外的收益;同时建立一套迫使个体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的制度,一旦某个国家违背,则对之进行惩罚,如经济制裁、封锁等。①这种有选择性激励机制包括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前者的作用显而易见,后者的作用主要是提高公共物品供应国在集团内的地位和声望的国际承认,甚至使其拥有集团内的某种特权。如美国在二战后构建的政治安全领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经济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都体现了美国在集团内的主导地位。

所以,只有在囚徒困境、懦夫困境以及具备有选择性激励制度的条件下,国际机制才能通过对国家形成的一定制约而实现制度绩效,国际机制的现实价值与合理存在就在于此。

四　21世纪国际机制的走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机制与权力均衡存在着实质性联系,国际机制只有在权力主导下才能发挥作用,国际机制的建立往往需要霸权国利用其超强的国家实力来实现。两者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权力竞争结构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机制的变化及其作用的发挥,而国际机制也制约着权力并确保某种权力的均衡。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和民主化显示了权力与制度的合力作用。

21世纪的国际格局将明显不同于20世纪,权力竞争由冷战期间的两极均势已逐步演变为美国霸权下的一超多强权力分配态势,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强势地位,主导并影响着现行的国际机制,形成了“美国治下的和平”(Ｐａｘ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的霸权体系。②这一体系具有新的特点,不同于历史上“罗马治下的和平”(ＰａｘＲｏｍａｎａ,公元前27年—公元180年)和“英国治下的和平”(Ｐａｘ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19世纪)。“罗马治下的和平”是征服国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是以地缘政治和权力争夺为核心的和平,其霸权通过战争和军事手段而获得,其思想根源是霍布斯主义和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以制度与权力结合为核心的和平,其霸权通过构建国际机制而获取,思想根源是“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和罗斯福的大国合作。因此,实质上“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一种“制度霸权”。这种“制度霸权”建立之后,制度对霸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霸权国必须遵循自己创立的国际机制,有时甚至需要霸权国让度部分利益,但这种让度最终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做出让步,维持稳定”。①

美国的这种制度霸权是一种相对的霸权,它不采取传统霸权征服领土、控制政府、掠夺资源等纯武力方式,而是采取国家合作、经济控制、推行民主和军事遏制等制度手段来获取绝对收益,建立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占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与苏联推行的传统霸权的对抗过程中赢得了胜利,并且使得冷战结束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历次国际格局重大转换皆通过战争改变的模式,而是以和平演变促使苏东剧变,实现国际格局向一超多强的转换。美国在获得冷战的胜利后,为抢占21世纪国际格局的制高点,正凭借其独特的“制度霸权”力图对冷战时期的国际机制进行修正,其制度霸权战略的出发点是在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合作;利用盟国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实现增进安全、繁荣经济和推进民主的核心战略目标。具体表现在:(1)在军事与地区安全方面,保持军事压倒性优势,在实现“北方”战略的基础上,筹划“南方”战略,以达到地缘战略重心的转移。(2)在经济方面,继续维持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的优势,主导并控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机制,同时在区域经济集团化过程中将主要的区域经济组织纳入美国控制的经济运行体系。(3)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使市场民主制度在全球继续扮演强有力的角色,树立文化和话语霸权,将其政治文化的触角延伸到陷入危机的地区。

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格局呈现出了纷乱与动荡,缺乏像冷战时期两极均势格局下的清晰结构和两极意识形态的分明阵线,地区冲突、种族矛盾、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成为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威胁。美国在“9·11”事件后,认为其制度霸权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那些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无赖”国家、以及盲从于宗教动机和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主义。在冷战时常用的制度手段如遏制、威慑、灵活反应和谈判都失去效应的情况下,美国转而寻求新的手段来有针对性地各个击破这些“无赖”国家,并全面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然而,由于美国将其国家利益确定为多层次的全球霸权利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夺取多个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在夺取一种战略利益的同时,却会因为改变了现行的国际机制而丧失其行动的合法性,从而增大了实现其他利益的难度。目前,美国的制度霸权有逐渐向绝对霸权过渡的倾向,这对于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奉行单边主义,依靠武力而不是协调解决问题,甚至随意违反现行国际机制等,引起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其盟国FaGuo和德国)的反对。

两极权力均衡格局瓦解后,在新的权力竞争格局形成之前,美国的制度霸权已丧失了权力的制衡,其对国际机制的单方面修正又缺乏合理性与合法性,致使21世纪的国际关系正在远离权力与制度结合的国际多极化格局。目前,国际机制作为国家间权力竞争的缓冲器正在逐渐弱化,这是非常危险的。要想发挥国际机制的协调作用,必须解决权力均衡问题,任何独霸态势下的国际格局都不利于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且也难以被其他大国所接受。只有实现大国间的权力均衡,才能实现21世纪的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