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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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树勇,唐小松

文章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80年代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国关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思潮推动着国关理论的新陈代谢。师承哈贝马斯学说的批判社会理论,与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脉相承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先后对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至80年代中期,这些理论的批判锋芒日益钝化,更为激进的后现代国关理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一、后现代国关理论的兴起及其哲学渊源

后现代主义国关理论在西方特别北美的兴起,有几个基本原因,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在推动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人们日益关注关乎生存环境的全球性公共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霸权主义;二是FaGuo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取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风靡欧洲,传入北美,特别是福柯、德里达、兰卡、鲍德里亚德、克里斯蒂娃等FaGuo后现代哲学家的作品,致力于消解近现代各种世界观念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性的预设叙述,鼓吹使人类从“理性压抑”回到“自然”和“日常生活”,迎合了西方社会的某种需要,对70、80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冲击波,国际关系学也在受影响之列;三是北美激进的国关理论批评家,开始对以往理论批评的不彻底性表示不满,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从权力、霸权和意识形态等概念上兜圈子,而希望从根本上动摇新现实主义的“理性主义”、“现代性”的根基,于是,他们从批判社会理论转向后现代主义,从社会学批判转向语言学、哲学批判,从对新现实主义基本结论的批判转向对其核心概念,如结构、主权、国家、秩序等的批判,从保存现代性框架下的批评转向“重估一切价值”,由社会批判主义转向解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国关理论在80年代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80年代前期受哈贝马斯学说影响很深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阿希利教授,于1984年出版了《新现实主义的贫困》,文中开始大量借鉴福柯等人的后现代思想,至1987年又发表了《地缘政治空间的地缘政治学》,在学术思想上彻底地与法兰克福学派分道扬镳。阿希利的理论转向表明,对新现实主义最有力的批判武器不是来自高举解放旨趣大旗的法兰克福学派,而似乎来自欧洲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是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话语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尼采的谱系学。福柯是当代FaGuo杰出的哲学家,以对知识、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分析见长,从70年代起,他从非总体化、非表象性和反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知识是中性和客观的”的命题,“知识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观点,以及“权力与知识二元分立”的陈见,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知识”与权力控制密不可分,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例如,在法文中,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就兼有“学科”和“规训”的双重意义,这暗示“学科”往往本身也具备社会规范的性质。精神病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等学科都是从社会监视、规训犯人的实践中演化出来的。①福柯还认为,传统意义上对许多现象和范畴之间的两元对立分析是有疑问的,如观念世界和物质世界、理性与暴力、主体与客体等关系,就像知识与权力关系一样,根本就是互为依存和互为建构的,观念、知识、表象和意识形态在建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方面意义不可低估。

　德里达则认为,包括世界在内的所有现象都是一个文本,人们除通过解释之外无法真正达到对这个文本的真正指代。对世界之构成和表象的不同解释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构成的关系,而厘清文本间互动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就是“解构”和“双重解读”。所谓“解构”,简单地说,就是拆解一个文本,揭示出其内在矛盾以及矛盾对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显露对立概念之间的关系模式的不稳定性。所谓“双重解读”,就是既要传统地、“忠实”地、“前后连贯”地阅读文本,以获得故事的整体效果和“中心思想”,又要批判地阅读文本,揭示出文本、话语、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的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世界是文本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认识世界就要去发现世界上包括强权政治、无政府状态、国家主权等在内的各种文本间作用,尤其是发现文本互动中处于劣势一方的潜在实力,考察主导一方解体或向对方转化的可能性。

尼采的谱系学是为了了解今天而对过去进行探索的历史追问方法,所关切的是那些历来被与权力融为一体的“正史”所遮蔽的,埋没、排除在历史文件之外的“局部的、不连续的、不合格的知识”。该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以往的历史所有知识如主体、对象、实体、意识、认识、真理都是“虚构和谬误的结果”,有必要通过包括谱系学等手段“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谱系学既反对实证主义,也反对释义学,而相信,个人或集团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内及环境中从与事物的独特关系中认识世界。

二、后现代国关理论的基本观点

后现代国关理论于80年代中后期在欧美发展迅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学者,代表人物包括阿希利、德里安、沙彼罗、沃尔克、戴维·康培尔、辛提阿·韦伯、吉姆·乔治和布兰迪·卡莱恩等,初期(80年代)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3本书和1本专辑里,以及一些零散的论文里。3本书是德里安于1987年出版的《论外交》,沃尔克在1988年出版的《一个世界,多个世界:争取正义的世界和平的斗争》,以及德里安与沙彼罗于1989年合编的《国际/文本间关系:对世界政治的后现代解读》;1本专辑是指1990年《国际研究季刊》发行的对后现代国关理论的讨论专号,主题是《用流放语言说话:国际研究中的另类》;重要的论文主要指阿希利的“老三篇”:1987年发表在《另类》杂志上的《地缘政治空间的地缘政治学:迈向国际政治学的批判社会理论》,1988年在《另类》杂志上发表的《地缘政治学,补充批评:对洛伊教授和沃尔克教授的答复》,以及1988年发表在《千僖年》杂志上的《解构主权国家:对无政府状态问题的双重解读》。我们仅阐述其几个代表性观点。

(一)双重解读“国际无政府状态问题”

阿希利直接从德里达那里借鉴来解构理论和双重解读策略,把国关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无政府状态问题———作为自己解构计划的切入点。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到新自由制度主义,几乎所有的主流国关理论从根本上都接受了“无政府状态问题”的假定: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国内社会的政府一样的强有力的中央管理机构,主权国家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无限制地追求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国家之间在安全上只能采取自保的方法,国际关系处于强权政治无政府状态。

阿希利将无政府状态这个文本进行解构和重读。他认为,包括新现实主义在内的主流国关理论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前提是假定无政府状态与主权两个总体化文本存在着绝对二元对立:主权是等级秩序的理想状态,而无政府状态则是主权的缺位或否定,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存在着国内社会的主权(有政府状态)与之对立。在主权国家之内,在权威统治合法性、国家机器强力保证下,出现了国家认同、同质性、秩序和进步性,也就是“有政府状态”;而在主权国家之外,因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权威治理,于是异质性、循环论和认同冲突主导世界,这就是“无政府状态”。阿希利认为,这个假定要想成为真命题群,逻辑上要求将主权国家内部的差异统统一扫而净,并使之以国家之间关系的面目出现,以维持主权与无政府状态的严格二元对立,但这显然忽视了各主权国家内部政治斗争与社会失序的活生生现实。一方面,在任何国内社会中,都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政府权威合法性匮乏或危机的问题,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反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压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分权问题,可以说无政府状态和政治失控不同程度地出现在许多国家某些时期的大部分地区,某些国家许多时期的部分地区和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个别地区。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主权”身份并不完全属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也不是唯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某些学者看来,“在当代进程中,国家当然并不拥有过去的特权了,国家现在只被视作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主权行为体大集合中的其中一个而已。”即是说,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体角色,不但有主权的国家,还有主权的个人,主权的非政府间组织,以及主权的国际制度。总之阿希利对“无政府状态问题”的双重解读,试图从主权、无政府状态、强权政治等几个根本性概念出发,消除国关理论中不合理的假定和话语霸权的成分,为多元解释国际关系扫除障碍。既然主权与无政府状态的二元对立本身疑窦丛生,那么,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无政府状态———强权政治———安全困境———自助体系”的现实主义逻辑就大打折扣了。

(二)对“外交史”的谱系学研究

德里安系统地接受了谱系学方法,不是像传统理论家那样沿着权力政治逻辑的内生理性,去展开对历史发展线索的“真理探寻”,而是关注现实主义者在研究权力政治和外交史中所常常忽视的边缘化问题,如:外交文化是如何建构的?大人物的小趣事何以影响大国关系?外交规则制订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如何?外交实践的界限在哪里?

德里安认为,研究外交史就是要研究疏异史。外交是与疏异相联系的文本。所谓疏异,主要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疏离状态,“研究疏异所以重要,在于没有对疏异丰富历史的解释,就不能了解外交起源与转换中的大量被忽视的领域”;疏异产生出调解的需要,而满足这种需要调解各种群体疏异的过程,就是外交实践。外交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体现在具体的话语实践里,其中外交文化意义尤为重大,它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和社会规则,为疏异状态中的行为体提供某种调解机制,使之享有某种普遍性的资源。不同的疏异及其调解,有着不同的外交意义。《论外交》就是解释西方外交史上不同类型的疏异及其调解的谱系学努力。德里安在书中先后对历史上6种疏异及其对应的调解模式进行了说明,这些调解模式都可以从当代外交现实中找到各自的影子,它包括神祗外交、原型外交、现代外交、反外交、新外交以及技术外交。第一种外交模式是神祗外交,德里安通过对前现代西方社会中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部落生活的透视和外交话语的描述,发现这种外交旨在用神圣的符号调解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疏异关系,牧师由于管辖着知识权力和宗教礼仪的宣传权和解释权,就成为神祗外交的关键人物,这种类型的外交是单方面的、神圣的。第二种外交模式出现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之初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中,当时在宗教上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浑然一体,形式上控制着各城市与国家,但在政治上各城市之间处于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城市与国家之间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呈现出现代外交的萌芽。城市与国家之间的疏异、城市、国家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疏异,都要求一种调解,但这种调解又在神圣的宗教大一统之中进行,这就是原型外交的出现。原型外交与之前的神祗外交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调解世俗化,国家理性代替了神圣,固定的外交寓所取代了教士的各地巡回。第三种外交模式为现代外交,其疏异主体不是部落、城市,而是民族国家,至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疏异也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双向的,疏异兼具政治性和神圣性。各国在理解相互疏异的话语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外交规范,包括互惠外交、世俗外交和使馆外交,这种外交实践反过来需要一个均势结构来适应外交调解,由是就促成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并使之更加成熟和制度化。第四种外交模式是反外交,它调解的不是现代外交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疏异,而是深入到国家之内和国家之上,去调解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疏异和国际社会上国家与超国家的普世主义信念之间的张力,它显然是对现代外交模式的某种“超越”。第五种所谓的新外交,实际上就是反外交在国际政治中的物化和具体化,它以普遍概念为指导,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目标,不认同国际社会现存的外交制度,致力于以调解阶级之间的疏异代替调解国家之间的疏异,推翻基于主权国家和世界性民族体系的现代外交范式。最后一种外交模式是“技术外交”。现代的技术创新、高尖技术以及先进的通讯手段的大发展,极大地加深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诸方面的疏异,要求新型的“技术外交”出现。

(三)解构国家主权

国家主权是现代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概念之一,也是新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的逻辑起点。后现代主义抨击国家与国家主权,主要是通过消解主权概念的排他性和至高无上性来实现的。所谓排他性,主要是指领土主权由疆界划定,外国人不得擅自入内,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主权的至高无上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国内讲,中央权威是政治共同体或政治认同的唯一代表,从国际上讲,主权国家比其他类型的政治决策或代表机制更胜一筹。后现代主义国关理论认为,尽管当今世界上国家主权原则仍可作为主导性的国关模式,但其伦理基础是有疑问的,因为它追求的所谓世界文本的单一和总体化并不存在,它赖以立足的内与外、我与他、统一与多元、认同与差别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本身毋宁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消解的社会历史政治实践进程,换言之,这种二元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正统的政治学理论认为,“现代主权国家中有两个政治空间,一个在国家内部(内部),一个在国家之间(外部)。这两个空间产生出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在国家之内是由管理全国的主权权威带来的正义、法律、自由和社会进步,时间因而成为一种进步与历史,表现为不断积累的积极成就;而在国家之外的国际空间,时间就大不一样:进步的观念被永恒的、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或进步延宕所代替,国家理性自私和世界缺乏压倒一切的权威,导致了国际冲突、权力政治和战争状态。”人类社会的历史果真如此吗?沃尔克通过对中世纪欧洲政治组织方式的考察表明,中世纪的政体形式并无国内与国际的严格区分,在那里,等级原则代替了主权原则成为解决普遍性———特殊性对立的另一种模式;而在现代,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交融,人类生活越来越难用“绝对排他性原则”来加以分割,政府权威无力全时段地、绝对地控制到国界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和任何一个领域,也不可能不向国际条约和国际合作机构“让渡国家主权”,因此,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有可能在未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

三、后现代国关思潮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②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国关理论的发展,不能忽视80年代后现代国关理论的重大影响。后现代国关理论有着承上而启下的作用。

所谓“承上”是指,80年代后现代国关思潮实质上属于对70年代以来的新现实主义宏大理论体系的一种反拨,这种反拨借助一种后现代哲学的术语极端地表现出来,企图把80年代初期的批判社会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进行到底。新现实主义是颇具解释力的重要国关理论,但其对美苏联合主导世界、两极稳定理论和权力政治的袒庇,确为其“阿基里斯之踵”。后现代主义继承了批判社会理论的批判意识,借用福柯、德里达和尼采的思想,进一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攻击新现实主义:揭露新现实主义为西方资产阶级统治全球秩序服务的本质,要求国关理论要关注人民、日常生活和全球危机,主张全面地研究历史,不能忽视历史中的偶然性和个别事件,反对理论建设中以一种话语来压迫、替代其他话语,特别是重视社会历史实践在形塑国际社会诸关系中的根本作用,反对理论建构中的绝对化、静止化和封闭化,这不但有力地抨击了西方国关理论为发达国家控制、主导和利用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压迫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合理现象和本质,也给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的日趋复杂的国际关系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③告诉我们不能以简单划一的理论或方法来处理、考察如此急剧变化、多维发展的新时代新问题,也启发我们对主流国关理论以外的一些理论方法如后结构主义、谱系学和人文主义方法,给予一定的重视。

所谓“启下”,就是说,该思潮给国关理论的以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在一定程度上***了国关理论在70年代末以来形成的理论大一统局面和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本体论上的物质主义、认识论上的实在论,以及关于国际关系学是建立在主权、民族国家、权力、结构、外交等核心概念基础上的自成体系的学科等诸如此类的观点。然而,80年代以来在批判社会理论特别是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下,许多概念被迫修复,关于国际关系是否是一门科学的疑问又重新被提起;第二个影响是上述国关理论界的共识被破坏,客观上又为理论的多元发展和自我完善奠定了基础,从此,生态政治学、女权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理论或方法不断对国关理论产生影响,使国关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第三个影响是迫使新现实主义在90年代不断反省,开始认真总结尼布尔、卡尔和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人文主义传统,将过去忽视的动态历史因素纳入理论建设之中,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阿拉斯代尔·穆雷的《重建现实主义:在权力政治和世界伦理之间》、史蒂芬·布鲁克斯的《双重性现实主义》以及巴利·布扎安等著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从新现实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等;最后,后现代国关思潮对国关理论发展的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建构主义在90年代的兴起准备了某种思想基础:一方面后现代国关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方法特别是社会实践构建社会现实的本体论立场,被建构主义所继承并发扬,关于多元主义的立场也散见在建构主义的论述里,如温特反对将西方“****”模式视为实现康德式国际体系的惟一方式,主张国际政治集体认同转化中的所谓“多重实现性”,另一方面,建构主义正是在发现后现代国关理论“此路不通”的情况下才开始由“解构”转向“建构”的。

后现代思潮有着巨大的理论局限,它不但抛弃了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国家分析法,还企图解构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概念如主权、国家等,这显然无益于国关理论的建设性发展。毕竟整个国际政治的现实还是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的自主性构成了国关理论的相对稳定性,我们仍需要在现代性和社会科学的框架内讨论国关学科的建设。这一点不但西方国关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主流理论坚信不疑,连奥那夫、奥德勒和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


马克思曾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句话也适合对后现代主义国关理论的评价。后现代主义国关理论对于国关理论的多元发展和反对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功不可没,但它要发展成建设性的国关理论,就必须辩证地对待以往国关理论的成败功过,必须面对国际社会的现代性和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同时在方法论上必须放弃单纯的哲学思辨,向实证科学靠拢。奥那夫等人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开始淡化自身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在继承批判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之“基本内核”的同时,汲取新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如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从而推动着(主流)建构主义的兴起。

注释:

①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56页。

②ＭａｌｃｏｌｍＷａｌｔｅｒ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1995,ｐ 1

③刘永涛:《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载《欧洲》1998年第5期,第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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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Ｂｕｒｃｈｉｌｌ,Ｓｃｏｔｔ＆Ａｎｄｒｅｗ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ａｃＭｉｌｌｉａｎＰｒｅｓｓＬｔｄ.,1996.179.

[5]Ｗｅｎｄ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9.152-156.343.

[6]Ｎｅｕｍａｎ,ＩｖｅｒＢ.＆ＯｌｅＷａｅｖｅ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Ｍ].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1997.342.